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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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水平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呈现出较大差异。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保持东部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逐渐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重庆、四川、内蒙古等西部省市经济快速增长，而北京、广东、浙江、上海等东部省市经济增长趋于平稳。

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GDP增速的前10位，西部地区占据7席，东部地区仅占1席，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逐步由“东快西稳”向“西快东稳”转换。

这种发展趋势是短期现象，还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

本文将就此问题，利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得出合理结论。

一、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东快西稳”向“西快东稳”的转换

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1]与西部地区不仅在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上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对于市场经济门槛的跨越能力差异较大。

本文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主要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具有持续效果的指标进行研究。

（一）东西部经济总量相对差距呈缩小态势

2011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92万亿元，是1978年的177.8倍；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为9.96万亿元，是1978年的137.2倍，东部地区生产总值是西部的2.70倍。

从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七五”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4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先富起来”的地区，大量生产要素涌入东部地区，东西部经济总量相对差距呈快速扩大趋势，2000年东部地区经济总量是西部地区的3.05倍；虽然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在“十五”期间由于投资和政策的滞后效应，东西部经济总量的比值仍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在2005年达到峰值3.24倍。

“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逐步缩小，2010年东部地区经济总量为西部的2.85倍，比值较2005年下降0.39倍；到2011年，比值已降到2.7倍，充分展示了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逐步释放的全过程。

图1：

1978-2011年东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比值

本文数据来源：

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和《中国统计摘要2012》。

（二）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步下降

人均GDP能够充分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通过采用相对发展率（Nich）分析各区域在某一时间段内人均GDP变化与该时期内整个区域人均GDP的变化关系，能客观地展示各区域的相对发展情况。

其计算公式为：

Nich=（Y2i-Y1i）/（Y2-Y1）

其中，Y2i和Y1i分别表示第i个区域在时间2和时间1的人均GDP，Y2和Y1分别代表整个区域在时间2和时间1的人均GDP。

通过测算，可以得到东西部各省市1978-2011年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见表1）。

表1：

1978-2011年东西部地区各省市经济相对发展水平

西部地区

相对发展率

（Nich）

东部地区

相对发展率

（Nich）

内蒙

1.6

天津

2.4

重庆

1.0

上海

2.3

陕西

0.9

北京

2.3

宁夏

0.9

江苏

1.8

青海

0.8

浙江

1.7

新疆

0.8

广东

1.4

四川

0.7

山东

1.4

广西

0.7

福建

1.3

西藏

0.6

河北

1.0

甘肃

0.6

海南

0.8

贵州

0.5

云南

0.5

从表1可以看出，1978-2011年东西部地区各省市经济的相对发展率差距较大。

西部地区除了内蒙古、重庆以外，其余省市Nich值均小于1，表明这些省份的人均GDP增量小于全国GDP增量，其中贵州、云南2个省相对发展率仅为0.5。

同期东部地区除海南省以外，其余9个省市Nich值均高于或等于1，其中天津、上海、北京相对发展率高于2.0，居于全国前列，大幅超过全国其他省市。

虽然西部地区相对发展率远远落后于东部，但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因此可采用相对差距分析东西部人均GDP发展趋势。

相对差距是任一年份、东西地区绝对差距与该两个地区之中人均GDP最大值的百分比。

从图2可以看出，东西部人均GDP相对差距走势与GDP总量差距走势基本相同，“八五”呈现快速扩大，1995年相对差距为56.9%，较1990年提高10.3个百分点；“九五”、“十五”时期相对差距扩大幅度收窄，2005年东西部人均GDP相对差距较1995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东西部相对差距出现快速回落，2010年为51.5%，较2005年下降8.4个百分点。

到2011年，相对差距回落至47.9%，虽然东西部人均GDP绝对差距较大，但相对差距已接近八十年代中期水平，与1978年仅相差4.4个百分点。

图2：

1978-2011年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

                                单位：

%

通过东西部相对差距和全国人均GDP增速的对比可以看出，随着相对差距的逐步扩大，全国人均GDP增速并未因东部经济快速发展而呈现出上升趋势，特别是在1984-1989年和1992-1999年期间，更呈现出与相对差距相反的走势，即东西部发展相对差距扩大的同时，全国人均GDP增速呈现下行态势。

这说明东部尽管在总量上对全国经济总量的扩张有着较大贡献，但当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东部地区对全国人均GDP的拉动力会逐步缩小，而西部地区抑制提高的力量会逐步增大；进一步说明了只有区域协调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三）西部经济增长赶超东部

1978-2005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一直呈现“东快西稳”的态势，除1979年、1982年和1990年以外，其余24年东部地区GDP增速均快于西部地区。

“九五”以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侧重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发展阶段，东西差距在“八五”达到最高点，“八五”时期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6.8%，高于同期西部增速5.5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区域发展战略开始转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以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这一时期，虽然西部地区因体制改革的因素获得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由于资金总量投入不足，加上自身投资效益不高，东西发展差距仍旧较大，“九五”时期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0.9%，高出西部地区1.6个百分点。

“十五”期间西部大开发启动，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出现变化，西部地区开始发力,直到“十一五”的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超越幅度呈现扩大趋势。

“十一五”时期，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3.9%，高出东部地区1.3个百分点，到2011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3.5个百分点（见图3）。

图3：

“六五”以来东西部地区GDP增速

单位：

%

   注：

1、东西部GDP增速为各省市加权平均速度；2、各时期为年均增速。

从2007年起，西部地区GDP增速已连续五年高于东部地区，形成了“西快东稳”的趋势，有利于加快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东部地区已度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进入高质量平稳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重心转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而西部地区正在步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

（四）西部旺盛的投资需求将助推东西部发展差距的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布局重点逐步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又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趋势。

“六五”至“九五”时期，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九五”时期东部地区累计投资占全国的55.4%；之后开始逐步回落，“十一五”期间回落至44.7%，比“九五”时期回落了10.7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累计投资额为20.41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2.1%；2011年西部投资比重达到23.5%，虽仍较东部地区低19.1个百分点，但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占比，西部地区投资占比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

图4：

“六五”以来东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

                           单位：

%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经济周期的变动主要是由投资的变动引起的。

从图5可以看出，东西部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曲线走势基本一致，国家在各时期的投资重点布局是东西部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投资增速看，“九五”以后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快于东部地区，特别是“十一五”时期，西部地区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9.0%，高出同期东部地区投资增速9.5个百分点；到2011年，西部仍高出东部9.0个百分点。

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的纵深推进，以及国家战略性区域开发政策实施，将支撑西部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延续经济增长“西快东稳”的局面。

图5：

“六五”以来东西部投资及GDP增速

单位：

%

注：

除2011年以外，均为各时期年均增速

综上所述，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引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东部地区，创造了缩小发展差距的基础，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也说明阶段性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有所减弱，而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正在显现，区域增长格局正从东部地区“一马当先”，向西部地区全面加速、东西部协同并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投资持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将支撑西部地区今后几年各省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处于全国的前列，西部地区旺盛的投资需求将助推东西部发展差距的缩小。

二、西部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增长上实现了对东部的赶超，相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应看到，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西部地区要将经济增长的赶超转化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消耗。

在国内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下，由于水泥、钢材、煤炭等原材料的生产和开采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从2010年数据看，西部地区近半省份万元GDP能耗高于1.8吨标准煤，而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万元GDP能耗低于0.83吨标准煤，西部地区能耗水平远高于东部地区。

二是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分依赖。

2010年西部地区投资率高达60％以上，投资增速近年来保持在30％左右高位运行，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来自投资拉动，消费的拉动力有待提高。

三是科技创新水平较低。

2010年，西部地区R&D经费投入强度为1.07％，明显低于东部地区1.99％的水平；从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和授权数看，西部为11.27万件和7.29万件，东部为78.02和54.54万件，西部仅为东部的14.5%和13.4%；从技术市场成交额看，西部357.37亿元，东部2858.72亿元，西部仅为东部的12.5%。

四是生态环境约束强化。

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承载容量已经十分有限，再加上脆弱的生态基础，如果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破坏，治理成本和难度非常高，社会效益的损失加上生态破坏的损失将远远大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三、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缩小东西部差距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应抓住和用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突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走上由“输血式”转向“内生型”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促进内外循环，形成比较优势

西部拥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并不等同于区域比较优势。

区域比较优势来源于先天要素和后天要素的有机结合,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先天要素,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本、技术、制度等后天要素,那么这种比较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区域的真正比较优势就显现不出来。

一方面应发展和加强区域内各省区之间的互补合作，进行资源禀赋互补和社会经济资源的互补，通过互补聚集资源优势，创造比较优势，促进西部“资源+技术”型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应发展和加强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互补。

西部的轻工业、加工业，尤其是高技术加工业欠缺，可借助于东部地区在技术上的优势，通过输出资金和中间产品的方式，把一些在东部地区失去比较利益、丧失垄断和创新地位的产品生产转移到西部。

改变过去东西部之间单一的原材料向东输送、加工产品向西输送的非等价互补关系，建立比较利益基础上新的协调性互补关系。

（二）合理分配资源开发和资源产地的利益

资源丰富的西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在产业上容易形成单一化的经济结构，资源产品的商品价格波动会增大地区经济波动，且一旦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消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时还会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

因此，不能仅仅发展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初级产品产业,还要从提高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加大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等的投资,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竞争力差距缩小,这样才能真正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而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走“高新科技产业+生态产业”之路

依靠现代高新科技,发挥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西部落后地区逐步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之间差距,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为后发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西部地区有资源禀赋优势,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这对于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非常有利。

由于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与东部地区相比较,目前西部的生态环境的社会经济价值较高,适合发展生态旅游业、现代绿色农业等。

因此,在西部地区应积极推进以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大力开发西部人力资源

人才匮乏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加强人力资源的培养，通过加强对劳动力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等投资，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区域生产力比较优势。

此外，应建立地区间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长效机制，一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西部人才外流，另一方面鼓励、引导东部人才到西部就业、创业，这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最终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

（核算处金灿）

[1]《中国统计年鉴》对我国区域经济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板块。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市、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