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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治理层级跃迁与产业升级基于深圳钟表业产业变迁的
第23卷第4期
2011年8月广东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ofGuangdongInstituteofPublicAdministrationVol.23No.4Aug.2011收稿日期:
2011—05—10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供应链变迁视角下产业转移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
GD10XYJ015、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2010年资助项目《外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向吉英(1965—,男,湖南龙山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后;
危旭芳(1977—,女,江西南昌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行政学院经济管理学副教授。
全球价值链治理、层级跃迁与产业升级
———基于深圳钟表业产业变迁的考察
向吉英1,危旭芳
2(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广东深圳518055;
2.广东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050
摘要: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下,本土产业利用产业和技术成长的层级性以及产业技术能力演化过
程中出现的技术创新机会,不仅可以掌握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实现层级跃迁,从而完成产业升级。
深圳钟表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发展具有核心技术和品牌营销两头并进,但仍缺乏自主核心技术等特征。
应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实现层级跃迁,并提供产业政策扶持。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治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26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533(201104—0066—06
我国在改革开放下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其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布局。
沿海地区因为地理优势率先加入到这个大背景的融合中,表现出加工贸易的快速启动并迅速占据地方经济的主导地位。
[1]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地方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路径,而进入的手持“门票”则是跨国公司可利用的当地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低廉资源难以为继时,地方产业寻求发展的出路就只有两条:
一是摆脱全球价值链的束缚,转而面向国内扩大内需;二是继续在全球价值链中留存,但向价值链的其他不过度依赖廉价资源的环节爬升。
本文讨论第二条出路,分析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下,留存在价值链中的本土产业利用其产业技术能力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创新机会,掌握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知识和技能,利用产业技术创新的层级性,本土产业技术创新可以实现跃迁,从而完成产业升级。
一、全球价值链治理下本土产业技术能力演进
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基于20世纪80年代波特提出价值链概念,[2]26-301经过Kogut[3]和Gereffi[4]等学者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基于网络视角研究跨国界生产组织特征的理论方法,能够揭示整个产业从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等环节的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实质。
这个理论也为后发国家争取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指明了方向。
那就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本地产业以一种比较优势嵌入链条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的发挥集聚经济活力,再寻求机会实现产业升66
级。
而这个过程要伴随着产业技术的提升才可能实现。
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不同的突破口。
Gereffi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定义为价值链中权利拥有者或某些机制协调和组织各环节的价值
创造活动,即价值链条得以维持和稳定依赖于结构性的协调或组织的机制。
[4]Humphrey和Schmitz
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识别了四种治理模式:
市场型、网络型、准科层制和科层制。
[5]271这种分类显
示了全球价值链组织结构的特点。
Gereffi等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识别交易的能力和供应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细分为五种:
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科层制。
在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科层制分别处于价值链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最高端,这也是最常见的两种经济组织方式。
而位于市场制和科层制中间的三种模式又被统一归为网络模式,其区
别在于厂商依托自身加工技术和限制投资专用性的非特殊设备的程度以及对主导者的依赖性。
[4]尽管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但总体来看市场型、关系型和科层型是最基本的模式,其他类别可以看做是从三种基本模式中衍生而来。
产业技术能力涉及面较广,Desai将技术能力定义为企业购买技术、操作运行、复制和扩展
的能力以及创新的能力。
[6]25Rosenberg和Firschtak则直接将技术能力定义为技术知识积累或组织
学习的过程。
[7]67Katz认为,技术能力就是企业采用国外技术并使之适应本地环境逐渐建立起来的技术诀窍的存量。
产业技术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标准化或者产业规范作为产业的元知识
也是本土产业追求的目标。
[8]93总之,产业技术能力是本土产业对于新知识获得、储备、组织学习
以及利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知识进行获取和创新的能力。
表现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本土产业技术能力演进是不同的。
(一市场型价值链治理结构下的产业技术能力演进。
市场型价值链治理结构下,作为链条的主导者或治理者与供应商呈现平等的市场化主体关系,市场规范,产品参数简单,链条上下游间不存在支配关系,生产产品的资产专用型不高,产业技术相对透明。
在这种模式下,本土产业技术能力取决于自身的知识积累,其演进路径与市场化一般技术演进类同,呈现出S型曲线。
其演进机制为自组织的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
市场型下,在通过市场的方式积累相关技术知识的基础上,产业技术能力依托自主创新获得并演化。
(二关系型价值链治理结构下产业技术能力演进。
关系型价值链治理是价值链条的主导者与供应商之间呈现出的一种介入市场与科层制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主导者对供应商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通过紧密契约或者一定股权加强协调。
在这个模式下,交易发生比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
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双方常常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中间需要较多的协调。
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图1.
本土产业技术能力演进层级路径与市场型的单S型演进途径不同,关系
型治理结构下,本土产业技术能力演进呈现
出多阶段性或层级性,而且每个阶段或层级
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图1所示。
图1的AA1区间是本土产业嵌入全球价
值链的初始阶段,表现为通过技术换市场的
方式引进价值链主导者的相关技术进入价值
链低端环节。
在此过程中,产业技术有了一
定积累,开始尝试着对主导者技术进行模仿,
于是进入第二个阶段BB1区间—
——技术模仿。
76
当技术模仿成功后,本地产业技术能力进一步提高,开始致力于对产品和工艺进行改进和创新设计,即进入模仿创新阶段CC1区间。
这个阶段的本地产业技术能力部分内容基本接近价值链主导者的水平,但整体上仍然处于跟从和模仿的阶段,价值链上仍没有根本性突破,而且这个阶段也是当地产业技术能力最容易滞涨的阶段。
当本地产业在组织、体制、文化及技术基础得到综合性突破后,产业就进入了自主创新阶段DD1区间,这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能够跃升到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最高阶段。
关系型治理模式下,本地产业技术能力呈现出层级性的增长特点,并能以后发优势迅速接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因此,关系型是本土产业技术能力能够得到快速提升并有可能进入自主创新的一种相对有利的模式。
(三科层型价值链治理结构下产业技术能力演进。
科层型治理结构下,当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
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科层制下,本土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是作为链上主导者的附属物存在的,一般采取纵向一体化方式,通过股权投资和特许经营成为主导者的一部分。
这种治理结构下,本土产业技术依托于主导者的一体化战略,如果仅仅被定位为生产环节,则其技术演进基本上处于跟从和锁定,难以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机会,导致FDI下本土相关产业技术始终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
当然,在这种模式下,本地产业技术能力也许能够得到快速积累,迅速达到技术模仿的阶段,但其后的演进则取决于价值链主导者的治理目的与态度。
从这三种基本模式看,市场型最能够导致自主创新,关系型次之,但能以后发优势迅速得到价值链主导者的相关知识,并在演化的层级上可以实现部分跃迁。
科层型嵌入价值链体系最快,但因为其过度依附性使本地产业的技术能力演化可能会出现迟滞。
二、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成长层级与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下,本土产业技术的演进呈现出层级性,这是与产业成长阶段相适应的。
在产业成长的生命周期中,其本质原因在于产品和产业技术的周期特点。
(一产品、技术与产业生命周期的关系。
产品生命周期概念最初是由乔尔·迪安提出的。
认为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引进、迅速扩展、成熟,整个周期的长短由技术变化率的大小、市场接受速度的快慢、以及竞争者进入的难易程度决定。
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在研究国际贸易中发展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用其解释国际贸易中技术传播、比较优势和投资在国际间的变动过程。
维农把一国产品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
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是技术生命周期,新产品的出现及其演化背后是技术在支撑着。
处于新产品研发阶段的技术往往难度较大,属于尖端技术。
这个阶段的产品也带有试制性质,即产品处于导入期。
当试制期完成后,技术逐渐完善和成熟,产品逐步也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
在此以后,该技术渐渐衰老,并开始被其他技术取代。
产品也开始衰落。
如同产品一样,技术的生命周期也各有不同,有的长,可以存续上百年,有的非常短暂,可能只有一、两年甚至更短。
总的趋势是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相应地,产品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
关注技术和技术创新的学者对技术生命周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索。
Tushman和Anderson认为一个新技术产生于技术非连续状态,经过技术之间的激烈竞争后产生主导设计范式,并随后进入渐进变革阶段,直至一个新的技术非连续状态出现为止。
[9]
一般来说,一个产业的演化是由多个产品及其技术演化和替代过程组成的。
单个产品及其技术的演化只是完成产业演化的一个环节。
然而正是单个产品及其技术不断更替使产业表现出它的86
生命周期性。
产品、技术和产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融合、互相包容的关系。
产业的生命周期总是由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所表征的,在一定程度上,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也就决定了产业的生命周期。
如果产品及其技术在产业的生命周期中没有发生替代,那么,产品、技术和产业的生命周期将会重合,其周期特征可以互相刻画。
(二产业技术的非连续、产业成长层级与产业升级。
产业的成长轨迹一般呈S型上升,如果对S局部进行放大、深入到更细微的形态上,可以看到产业成长也是一种非连续状态,是由许多层级迭加而成的,产业成长是通过对产业成长轨迹中的成长层级进行跃迁实现的。
成长层级的提出是类比于原子结构的能级概念。
产业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层级,在每一个层级上产业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而每一个层级上产业存续时间的长短与该产业的微观基础的变动有关。
产业成长层级的微观基础就是产业的基本技术状态。
产业技术的变动并不是线形的和连续
的,它常常更表现为离散型特征。
[9]439Ehmberg通过分析产业技术发展周期来研究非连续技术的特
征,产业技术体系在从一个技术生命周期转移到另外一个技术生命周期,也可以从一个子循环转
移到另一个子循环。
[10]因为技术创新,特别是基本技术创新是一个突变过程,与之相伴的产品创
新也就会产生突变,从而使产业好像不经过中间过程而直接从低层级状态跃迁到高层级状态(见图2。
图2.
产业成长层级与基本技术创新的关系图2中的产业层级是产业在某种产业技术下,
产业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整
个产业都基本使用公认工艺而没有更先进的状况。
基本技术创新是指能整体突破现有生产工艺的技术
创新,也叫突破性或破坏性创新。
它不仅能带动生
产工艺改变,而且能产生新产品。
因此,技术创新
对产业发生层级跃迁起着关键作用。
所谓产业升级
就是指产业发生层级跃迁的过程,也就是说产业通过技术创新而向更高层次成长。
产业成长层级之间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是产业成长层级的表征。
具体地说,这种质的规定性的不同包含了产业技术的差异、产品质量和结构的差异以及产业组织结构如集中度、进入壁垒、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等。
三、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深圳钟表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经过近30年发展,深圳钟表行业经历“进件组装—制造—产品创新—创品牌”的过程。
以深圳为主的珠三角钟表行业,汇聚了我国钟表业的80%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形成了“深圳制造”这一区域品牌,是世界上最大的钟表及配件制造基地。
2009年底,全市钟表企业有1100多家,有140多家企业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在国家公布的九个“中国名牌”钟表品牌中,深圳拥有飞亚达、依波、天王、霸王四个品牌。
企业员工总数达到20万人;深圳钟表行业产值150多亿,出口量和出口值占全国的51%和53%,出口量占领了国际市场的40%。
(一深圳钟表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嵌入及发展。
深圳钟表业是深圳市成立后外资率先进入的产业之一,1983年成立的沙河华侨电子厂(后改称天霸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是深圳最早生产手表的合资企业。
首先进入深圳的钟表企业是香港公司,他们依托全球价值链体系,把链条向深圳延伸。
当时的香港钟表业正处于价值链提升时期,因为石英电子表的兴起,对传统的机械表价值链造成了冲击,作为钟表产业转移承接者的香港在这时找到了产业升级的契机,从而摆脱原先的全球价值链低端依附,以产品创新即发展石英表替代机械表的方式走出了自己的产业升级道路。
改革开放后,内地的低成本优势吸引了香港的各类制造业。
1983年开始,香港部分钟表企
业在深圳投资成立独资(合资企业或把生产工厂迁到了深圳
“三来一补”企业蓬勃发展。
港资的进入,使深圳的钟表业能迅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
当时,香港处于石英表的
96
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导地位,在向深圳的产业转移中,基本是按照科层型的治理模式使价值链得以延展。
显然,这时的深圳钟表业仅是香港钟表业附属部分,基本是通过股权的形式控制着。
随着港资和台资不断的进入,香港钟表业的制造环节基本转移到了深圳,作为世界钟表业集散地的香港只保留着价值链的高端部分。
至1994年底,深圳已有500多家钟表企业,能够生产除了部分指针式石英手表机芯外的几乎所有配件;拥有年产2.5亿只手表和5000多万只时钟的生产能力;行业总产值达到47亿元人民币。
因为地理和人文因素,在价值链延伸过程中,知识溢出的速度和程度都较高,从而使深圳钟表业能够快速成长和强大,这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香港钟表的深圳化,除了营销等环节,香港钟表业整个链条向深圳的移植;二是本地企业能够快速地掌握相关技术和管理诀窍,本地生长起来。
港资企业和本地企业构成了深圳钟表业的相对均衡的局面。
1995年开始,日本、瑞士等钟表大国的企业集团进行大规模的低成本扩张,以低端产品取胜的香港的钟表业面临着生存危机,传到内地后,致使国内相当一部分生产企业出现了产品售价和生产成本倒挂的状况,部分企业倒闭或转产,迫使深圳的钟表企业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
这次危机也为深圳钟表业带来了一次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遇。
90年代末,深圳钟表行业已经从来料加工阶段进化到专业化制造、社会化分工协作、品牌战略的快速发展阶段。
(二深圳钟表业的层级跃迁。
当深圳钟表业开始摆脱对香港为主导的价值链低端地位的依附后,如何以创新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中地位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2003年开始,整个行业开始策划“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改造钟表行业”,提出建立“钟表集聚基地”和“行业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企业从制造向创造发展,促进国内品牌向国际品牌发展。
通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钟表业在生产环节已经做到了具有绝对优势,从而使瑞士和日本这类世界钟表业大国在比较优势下,对深圳的高档精密配件加工能力也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
从这个角度看,深圳钟表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不再是科层制型下的角色,而是具有了一定谈判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型和市场型主体。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深圳钟表业开始了自己的层级创新过程。
首先,在产品和品牌创新方面,从引进直接上升到模仿创新阶段,而且迅速具有了产品外观设计的自主创新能力。
出现了飞亚达、依波、天王、霸王等国内著名品牌。
其次,在技术创新方面,深圳钟表业紧跟全球行业发展趋势,跳过钟表技术一些低级阶段,直接在技术最前沿进行突破。
例如,飞亚达公司运用信息、先进制造、综合质量管理和标准化等技术,通过整合全行业供应链精密技术、行业设计与制造能力,解决了舱外航天服手表耐高低温(真空条件下、抗冲击振动、防磁、密封等关键技术难点,实现了完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机械计时手表技术突破。
另一家公司,深圳精瑞机芯有限公司通过自主开发,实现手表石英机芯批量生产,一定程度填补了深圳钟表业在产业价值链核心部件高端的空白。
(三深圳钟表业需要继续实施价值链双头升级。
深圳钟表业目前已涵盖了包括机芯的所有技术及生产能力,包括零配件生产、组装加工,社会化分工协助明显,技术及质量达到较高水准,产品的外观设计,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尽管在核心技术和品牌营销等价值链两头进行升级有所收获,但深圳的钟表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仍然是偏低的。
主要表现在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全球性品牌,而且在核心技术及其设备仍然不能自主研发。
总体上看,深圳钟表业要主导全球价值链,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双头提升的道路还很艰巨和漫长。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体现在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价值链治理模式是不相同的,而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本土产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具有不同的机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创新和能力获得能够实现层级跃迁,从而使产业成长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产业升级。
深圳钟表业正是基于全球价值链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07
大、从依附到自立发展起来,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变动过程中的机会实现了品牌和技术的跃迁。
但要实现从代工向完全自主创新发展的目标,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通过对深圳钟表业成长的分析,本文有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1.在全球价值链治理变动过程中寻求技术创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往往可以通过层级跃迁的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供应链中本土产业抓住机遇。
例如,深圳钟表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钟表业危机中寻找到自主发展的道路。
2.层级跃迁不仅仅是越过技术能力演化的阶段,而是在技术创新的层级上进行跃迁,促使产业成长发生质的飞跃。
在这个过程中要紧盯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在某个专门领域实现突破。
3.本土产业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可以通过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技术创新,向价值链的左边移动,一是加强品牌建设和营销创新,向价值链的右边移动。
这不仅需要行业与政府一道共同建立自主创新体系,还需要行业内企业在走出国门创建国际性品牌方面积极主动。
4.在市场自主的前提下,产业升级仍然需要政府提供发展的公共平台和产业政策。
例如,对于深圳的钟表业,深圳市政府配合行业协会为产业集聚和发展提供了众多公共平台,制定了技术创新激励的相关产业政策等。
参考文献:
[1]危旭芳.广东产业结构的演进、问题与对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5).[2][.孙小悦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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