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docx
- 文档编号:26557605
- 上传时间:2023-06-20
- 格式:DOCX
- 页数:27
- 大小:45KB
第09章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docx
《第09章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09章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09章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丙编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第九章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第一节唯物史观激起的反响
唯物史观诞生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潮中激起的反响,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过程,而且,随着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推进,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唯物史观诞生后的最初半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经历着种种的危机,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推进,工业化水平稳步提升,民主共和制度渐入常轨,殖民扩张所向披靡。
与之相应,在史学领域,也正值西方“自由派史学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鼎盛时期。
那时活跃于西方史坛上的一些著名学派,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等等,大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把那种“文明”视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榜样,由此形成了“自由派史学”或十九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特有的一套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
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当唯物史观刚诞生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的一个时期里,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潮,或者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绅士姿态对它加以蔑视和讥讽,或者加以粗暴的攻击,指责它以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否定了“自由意志”和“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鼓吹“经济上的牟利欲望”,煽动“原始的野蛮性”等等。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有一些严肃治学的学者开始觉察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了。
1879年,俄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发表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又于1890年发表了《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及其进化的图景》一书。
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实证主义的,但他曾亲自结识过马克思,而且自己承认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
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J·E·Th·Rogers)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沿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件只有从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
1891年起,德国著名史学家兰普莱希特(KarlLamprecht)开始发表多卷本《德国史》巨著,把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中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1896年,德国学者格罗塞(Grosse)和希尔德布兰(Hildbrand)发表了《家庭型式与经济型式》和《不同经济阶段的法律与习俗》两书。
他们都被认为是受到了“经济史观”(当时流行的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称)的影响。
189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利奥拉(AntonioLabriola)发表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其中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虽有欠当之处,但比起同时代那些把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史观”的学者前进了一大步。
还有意大利学者齐科蒂(EttoreCiccotti)于1899年发表了《古典奴隶制的衰落》,荷兰学者尼布尔(H·J·Nieboer)于1900年发表了《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比利时历史学家马雷兹(DesMaraz)于同年发表了《中世纪弗兰德尔的社会斗争》。
这些学者和著作都被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所谓“经济史观”的影响。
19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利格曼(EdwinR·A·Seligman)发表了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发展和影响。
这位教授也像其他一些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但又远不能理解它的内容的西方学者一样,把唯物史观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史观”,而且把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分离开来,肯定前者,否定后者。
他说:
“我们可以同意经济因素对于进步的首要影响;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奇念创造了历史;我们或许甚至可以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
但是,这些承认没有一项会必然导致任何与社会主义相似的东西”。
而且,就在他承认“经济史观”的正确性的同时,也总是说它有些“草率”和“夸张”。
不过,他毕竟承认,“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首次卓越而鲜明地强调了一定的法律、政治和宪法事实同经济变迁的关系,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
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把它作为对一般人类进步的一种充分解释来加以接受,我们全都必须承认它在激励学者们的思想和拓展历史学与经济学的观念方面已经起到的有益影响。
……它将在精神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纪录上占有一个尊荣的地位”。
塞利格曼在回顾“经济史观”到他写作该书之时已经发挥的重要影响时还指出:
“在这一‘大胆的’推动已经引起而尚未了结的激烈争论中,这一新潮流的逐渐取胜,看来绝不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在本世纪初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断,确有出众之处。
那时距马克思逝世才19年。
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流逝了近一个世纪,情况又如何呢?
1976年,在当代国际史坛享有盛望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起草一部对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加以综合概述的著作。
他在一批国际著名史家协助下,历经2年完成初稿,经集体讨论后定稿,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编的《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TrendsofResearchinSocialandHumanSciences)丛书之一,于1978年出版。
该书的中文版就是杨豫先生翻译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
这是了解当代世界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概况和趋势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其中有不少段落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影响。
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
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
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
……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是1928——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
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
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
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正像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
”
我之所以在此大段地沿引巴勒克拉夫的论述,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者,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想在这里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而且他在这里阐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
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接受,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
这就是巴勒克拉夫说“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这句话包含的真理所在。
这也正是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揭示的人们的认识规律。
巴勒克拉夫还指出: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历史。
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
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过程的注意。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
”如果单就西方史学而言,人们可能怀疑巴勒克拉夫夸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但是,当代的历史学,包括西方史学,大都在上述五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唯物史观的影响,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巴勒克拉夫之所以能够相当锐敏地看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力,是与他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的价值的认识分不开的。
他认为:
“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强大的思想力量,在整个亚洲也是十分强大的思想力量。
马克思主义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同样强大。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伊赛亚·伯林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
他接着指出:
“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他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
从某些方面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
”
在当代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像巴勒克拉夫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的人,是不多见的。
但确有相当一批造诣深厚、享誉国际史坛的著名学者,也像巴勒克拉夫那样,力求以冷静的理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如美国著名史学大家、《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一书主编者之一、纽约布法罗州立大学教授伊格尔斯(GeorgG·Iggers),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巨大影响。
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
但是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内涵,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形成可以对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的概念模式。
”。
另一位美国著名史家,和伊格尔斯共同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杜克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哈罗德T·帕克(HaroldT·Parker)也指出:
“马克思采取了正确的态度:
他分析了跨越时代的社会总和体。
然后,他把杂乱无章的历史纳入自己的分析范围,并把它析解得井井有条。
这是很有意义的。
人们已经认识到,衡量一种思想理论或精妙创作的伟大程度的一个尺度,就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和容纳了杂乱无章的问题。
像修昔底德和马克思那样的伟大历史学家把杂乱无章的史实析解得井井有条。
像吉本那样的史家,是二流历史学家,还有一些专业史家,借用社会学理论,把预先拟定的‘秩序’强加于杂乱无章的事实,也属于二流史家。
马克思在研究中还是一个挖掘者;他有一种力求史实确凿的实证意识。
他的理论瞄准了历史真实的本质要素。
……历史学家忽略了经济因素、被压迫者和基础结构。
马克思的理论在指引历史学家关注被压迫者、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制度性结构方面,影响巨大,而且具有国际价值”。
伊格尔斯和帕克也像许多力求以避免偏颇的客观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一样,总是凭着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某些方面加以肯定的同时,也要指出它的这样那样的“缺陷”。
例如,伊格尔斯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写作必须从人类生活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人类活动的变化出发。
但马克思在其历史著作中是否成功地将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同历史事件的过程或检验历史假设的过程经验地加以结合,还值得探讨。
尽管他要求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在能动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观察,马克思却写了两种极为不同的历史:
一是《资本论》第1卷式的经济社会史,他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另一是政治史,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书中,马克思认为,所有政治冲突都表现为阶级冲突,但却很少把阶级分析置于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之上”。
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批评颇有些欠当之处。
《资本论》虽然主要是从经济层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但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的剖析,怎能说“排除了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呢?
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伊格尔斯评论道:
“《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历史,他透彻的解释和漂亮的风格胜过了奥·梯叶里、弗朗索瓦·基佐、路易·勃朗和洛伦茨·冯·斯泰因昔日按照阶级冲突对法国政治的分析。
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却几乎并不打算把1848年到1851年的事件置于这一时期的周期性经济运动中加以研究。
阶级分析仍旧是印象主义的、缺乏经验调查——尽管认识到经验主义的局限性,这种调查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在理论上所需要的。
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更紧密地联系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撰写批判性政治社会史的任务还有待于后代历史学家去完成。
”这样的评论含有许多合理成分,特别是要求后代历史学家写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更高水准的政治社会史,表达了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诚期待,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期待的。
但《雾月十八日》所作的阶级分析是否都是“印象主义的、缺乏经验调查”的,却值得商榷。
另一位研究史学思想史的西方学者哈多克(B·A·Haddock),在评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到了《雾月十八日》。
他说:
“马克思的理论强调了以前那些错误哲学假定曾向史家所隐瞒起来的东西,这些史家主要关心的又只是细节而不是总的社会理论。
当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用来说明特定时期的政治事件时,他的理论实际上得到了精巧的修正。
体现这种意向的最富于启发性的文章,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关心的是根据造成革命前程不成熟的阶级组合的情况,说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
使用渗透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同样的唯物主义假定,也能解释阶级分裂这一法国革命的主要障碍。
1848年以前,法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分裂反映了经济上的根本分裂。
大地主、财政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共同利益,这在政治领域很明显,可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冲突中看出来。
只有在面对来自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威胁时,这些根本不同的利益才找到了共同基础,即需要秩序以保卫他们的财产。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竞争中保皇主义者所渴望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最合适的政治形式,但支撑着这种共和国的,除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恐惧外,没有任何更具实质性的东西”。
这些评论较之伊格尔斯对《雾月十八日》的评论,显然更为符合实际一些。
哈多克也对马克思和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批评。
他说道:
“马克思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揭开了发展的规律,它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如同自然规律在物理学中的作用一样。
但解释这些规律已变得更为困难,因为马克思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未能系统地按照某种方式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
”诸如此类的批评,在西方学者中是很常见的。
如伊格尔斯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成功地将严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历史事件的分析连系在一起,除非他们凭藉着不能加以经验证实的广泛的概括”。
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善意的批评,或者说,属于伊格尔斯所说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不属于巴勒克拉夫指出的那种出自“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和疑惧”而产生的偏见。
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理当以开放的态度,欢迎这样的批评,回应这样的对话。
欢迎和回应的实际行动,就是吸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切有科学价值的积极成果,从事更深入、扎实的研究,写出具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水准的、无愧于新时代的著作。
哈多克注意到,“马克思的许多早期著作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才较易找到……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全文发表。
在无人了解某些基本著作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后来出现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一定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可靠向导”。
这一看法无疑是对的。
可是他又说:
“新文献的发现,又使马克思身上的人本主义者(而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成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原先的学说(富于奇趣地表示了19世纪的思潮)已经被各种辩护弄得不清楚了”。
哈多克的这些说法,表明他也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把“早期马克思”视为“人本主义者”,而且认为“早期马克思”与中晚年马克思有区别。
这表明他在一些根本点上还没有理解马克思。
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编、特别是第四章表明,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他晚年写作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是“一以贯之”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发展,各个时期论著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绝不是前后自相矛盾的;那条“一以贯之”的中轴线,就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同时也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恩格斯晚年写作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学说体系,归结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正是体现了贯穿在唯物史观中的这样一条中轴线。
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在评论或批评唯物史观时,大都没有看到这条中轴线,只是孤立地或互相割裂地去评论或批评它的一些组成部分。
例如,孤立地去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就认为它是“技术决定论”或“所有制决定论”;孤立地去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就认为它是“经济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孤立地去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认为它是主张暴力决定和专制独裁的理论;孤立地去看它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理论,就认定马克思是“结构主义者”,甚至是“宿命论者”;孤立地去看它关于人的异化和自由个性的理论,就认定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者……等等。
这样独立地、割裂地去看待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然看不到它的整体,只会导致对它的“误读”和误解。
因为那些组成部分都只是“劳动发展史”和作为社会的人的“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这条中轴线的一些中介环节或辅助环节,只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总体系中的一些“构件”,只有把它们与中轴线和总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看清楚唯物史观的整个体系的全貌,也才能看清楚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真实本质。
这样,许多的误解就可能迎刃而解了。
不过,如前所述,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接受,最终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
因为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不但包含着对过去历史进程的解释,还包含着对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程的总趋势的预断,因此,人们不仅需要从历史的研究中去检验它是不是真理,更需要从现实的历史进程的体验和感受中去体验它是不是真理。
回顾一个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在西方学术思潮中激起的反响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过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历史进程本身的推进,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的人会越来越多。
如前引巴勒克拉夫所言,“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再进一步看,就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变,导致了唯物史观科学理性影响力的空前扩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传统史学的危机和新史学的兴起,就是与唯物史观影响力的扩展分不开的。
第二节西方传统史学的危机和新史学的兴起
巴勒克拉夫、伊格尔斯和其他许多西方史家都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本世纪50、60年代,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危机和转变,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称为一次“革命”。
它的实际内涵就是西方传统史学的危机和新史学的兴起。
所谓西方传统史学,广义上泛指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史学,其主要特点是以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历史为中心,以叙事体裁为主要表达形式。
“这种史学方向的影响长达许多个世纪。
它描写的方式是记事,历史著述作为一种文学的体裁受到修辞标准的限制,同时,它的重点是在批判地研究史实的基础上忠实地再现过去。
若干假设形成了这种史学的基础。
其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的解释取决于对人的意识动机的认识。
进入20世纪后,与本质上是历史人文主义的观念相联系,渗透在历史著作中的实际上是贵族的观点。
历史记载的是名人,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的行为和抱负。
给社会以统一并提供了历史记载线索的关键体制是国家。
一个国家的行为可以根据政治家谨慎的行动来了解。
在以国家间冲突为特点的世界上,这种国家要受到权力需要的制约。
因此,从修昔底德到兰克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记载政治和军事事件上。
”
在近代,这种传统史学的突出代表,就是前面提到的兰克学派。
在史学本体论上,兰克和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有目的的人的自由活动的舞台”,历史过程不过是精英人物的目的、意志和动机的展现过程。
正是这些精英人物的目的、意志和动机,代表和体现着各个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
“就这样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而集中在决策者身上,集中在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杰出人物身上。
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
大众的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唯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关注”。
从这样的史学本体论出发,在史学方法论上,他们强调“历史所涉及的人的目的和意念不能被归纳成抽象的公式”,只能通过对历史行为者留下的第一手史料的考订,运用“悟释学”方法,心领神会地领悟那些史料中透露出来的历史行为者的动机和意念,运用叙事体裁和个别描述的方式,把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支配那些行为的真实动机、意念如实地描述出来,这样就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任何理论性的解释或分析在历史著述中都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历史行为者的动机和意念就是他们的行为的解释。
这就是所谓的“让史实说话”或“让史料说话”。
他们特别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考订史料,而且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也只是在史料考据方法的严谨性、客观性上,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与这种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相联系,他们倡导一种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强调历史学家在考订和辨识史料、史实时,必须不偏不倚,排除自我的既有之见和任何理论的制导,达到纯客观的境界。
他们根本无视这种客观主义与他们倡导的“心领神会式的”“悟释学”方法是直接对立的。
他们这一套史学观念,总和起来,就构成了他们所说的“历史主义”。
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强调每个时代独有的“时代精神”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人物、事件的特殊性、一次性和不重复性,并由此强调历史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特殊性。
这种近代型的西方传统史学在19世纪曾经盛极一时。
兰克学派不仅在德国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其他西方国家也有很大影响。
英、法等国也有一些著名的史家和学派,但居于主流地位的史家和学派在史学观念和研究模式上与兰克学派大同小异。
当时,西方各国的历史研究刚刚在大学里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这种传统史学在促进历史学科的规范化和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它之所以能够盛极一时,主要还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和精神需求。
如前所述,那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史学家,大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文明”的优越性深信不疑,怀抱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文明”必将光照全球。
这种信念自然要渗透到他们的历史著作之中。
对那种“理性文明”的颂扬成了那些史书的共同基调。
不但英国的“自由派史学”如此,兰克学派也不例外。
兰克和他的学派虽然高擎“客观主义”大旗,他们的史著却充满强烈的政治偏见。
正如伊格尔斯指出:
兰克和他的同事们“承认他们忠于君主制普鲁士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开明的官僚阶层统治,这一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第09章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09 唯物史观 西方 史学 危机 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