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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浪潮有多远
我们离开“浪潮”有多远
一、“白衫党”的一周
女生卡罗尔身穿一件红色衬衫,和往常的早晨一样走入教室。
她惊讶地发现,班级里其他的同学统一穿着白色衬衫和牛仔裤。
她在教室门口迟疑了一会儿,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
这是德国电影《浪潮》(DieWelle,2008,丹尼斯?
甘塞尔导演)中的一个细节。
这是一所当代德国高中里的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就在两天前(星期一),这个班级还是自由散漫,毫无规矩。
课堂里,学生随时可以相互嬉笑怒骂。
高中的体育老师赖纳?
文格尔(RainerWenger)被校长指派来上政治课,讲授关于独裁的内容,而他最初想讲的是无政府主义。
然而,同学们对这样的严肃话题毫无兴趣。
一个学生问:
我们又没犯错,为什么要一直背诵纳粹历史?
赖纳问道:
独裁统治不会在德国重演吗?
学生纷纷摇头,表示不可能。
为了让学生理解独裁统治,赖纳突发奇想,建议自己开始扮演领袖,学生必须用尊称来称呼他―文格尔先生(HerrWenger)。
讲话时学生必须起立,未经他允许任何人不得讲话。
“要么照做,要么离开。
”学生们感到新鲜而有趣,自愿举手投票开始参与这场“游戏”。
出人意料的是,星期二班级里的学生就开始了步调一致的训练。
他们调换了原来的座位,打破班级中的小团体。
上课一开始,他们就集体跺脚,向楼下讲授“无政府主义”的班级示威。
有人建议第二天所有人穿上统一的服装―白衬衫、牛仔裤。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同学们认为这个活动应该有统一的名称―浪潮。
很快他们还做出了统一的“浪潮”标志,并开始在城市各处喷绘“浪潮”标志,甚至和当地的小混混发生了冲突。
到了星期四,他们还想出了统一的“浪潮”手势,并规定低年级学生只有做了手势才能入校。
卡罗尔觉得这样不对,试图通过校刊来阻止“浪潮”。
到了周五,在水球比赛前,有学生守在赛场门外发放白衬衫,规定不穿白衬衫的人不能入内观看。
赖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在周六将所有学生集中到大礼堂中。
如何处理不愿参与或者反对“浪潮”的同学?
难道要杀死他吗?
独裁统治还有可能出现吗?
―他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学生们面面相觑,似乎还没有从“浪潮”的梦中完全醒来。
此时,赖纳宣布“浪潮”结束。
然而一个叫提姆的学生无法接受,试图劫持所有同学,最后突然饮弹自杀。
影片结尾处,赖纳一脸迷茫地坐在警车中。
这一切发生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
二、失控的课堂游戏
《浪潮》这部电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表面的问题:
这样一个课堂游戏是怎么失控的?
影片以学生提姆的自杀而告终。
按照法律,赖纳先生大致没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因此终结。
如果再稍稍回忆一下影片开始交代的故事场景,就会发现更为耐人寻味的地方。
在这所中学里,学生们之间是存在一点经济条件差异的,但并不是非常明显,基本都属于中产家庭。
在这个星期的一开始,他们的课堂是很典型的当代西方的校园状况―无组织、无纪律,学生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老师也没有礼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赖纳本人基本上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者。
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老师和一帮自由散漫的学生,在一周之内进行了这样一次课堂游戏,从一个极端迅速转移到了另一个极端。
为什么会有这么迅速的变化?
电影的场景设定在当代德国。
让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似乎更契合电影的内在精神。
因为二十世纪的德国出现过纳粹独裁。
但是要说明的是,小说原本是由ToddStrasser写的,一九八一年首次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是AlexanderGrasshoff。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基于一次真实课堂的实验―“第三浪潮”(thethirdwave)。
这次实验时间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四月。
然而地点并不是在德国,而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湾区的小城帕罗奥托(PaloAlto)。
当时,在一所叫作坎布雷的中学(CubberleyHighSchool)里,老师罗恩?
琼斯(RonJones)主导进行了一次课堂实验。
这本身和电影一样让人匪夷所思。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是非常自由的,甚至有些混乱的成分。
之前的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基本上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左翼思潮完全都压制了。
而且美国的西海岸,尤其是加州,比中部和东海岸更加崇尚开放、自由,充满了放浪不羁的牛仔和淘金精神。
好像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
这个实验和电影中描写的差不多。
这所中学的学生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会出现纳粹统治和随后的大屠杀。
于是琼斯老师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
所有学生必须称他为“琼斯先生”;设计了统一的手势;到了第三天,琼斯暗中委派三个学生作为“督察”,向他报告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竟有二十多个学生向他告发自己的朋友。
此时,琼斯感到事态严重失控。
最后,幸好他及时终止了这场实验。
但是,有的同学还感觉意犹未尽。
当时没有人很认真严肃地记录这场实验,但是“第三浪潮”的口号却流传了下来: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行动铸造力量,荣耀铸造力量。
在电影《浪潮》中引用了前三句(MachtdurchDisziplin!
MachtdurchGemeinschaft!
MachtdurchHandeln)。
这些平时自由散漫惯了的美国高中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纳粹。
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几乎没有人会用权威的方式来进行教导,甚至没有人会强迫谁去做什么事情。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样一群学生,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就心甘情愿地将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团结在统一的组织和唯一的领袖之下,在学校这个局部环境中集体创造出了一个“纳粹政权”。
三、路西法效应
在进入政治哲学的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来补充一些心理学的背景。
其实最近几年关于这个主题的电影非常多,例如德国电影《死亡实验》(DasExperiment,2001,OliverHirschbiegel导演)。
这个电影的男主角是出租车司机塔瑞克?
法德。
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则广告,说某大学要进行一个心理学的实验。
如果有人愿意来参与两周,就可以拿到四千马克。
实验很简单,将二十几个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人扮演囚徒,另一组人扮演狱卒。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实验开始后没有多长时间,“狱卒”对“囚犯”就越来越暴力,开始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侮辱。
其中有一个情节,因为男主角有一点不配合,“狱卒”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舔牢房的马桶。
精神上的打压逐渐发展为肢体冲突。
似乎,那些扮演狱卒的人忘记了自己是来参与实验的,他们最初的动机仅仅是为了那几千马克。
狱卒把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砸了,不让外面的科学家进入这个实验现场。
其中一个囚犯也因为受虐致死。
最后,男主角带领囚徒叛乱,从实验环境里逃出去了。
在进入政治哲学的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来补充一些心理学的背景。
其实最近几年关于这个主题的电影非常多,例如德国电影《死亡实验》(DasExperiment,2001,OliverHirschbiegel导演)。
这个电影的男主角是出租车司机塔瑞克?
法德。
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则广告,说某大学要进行一个心理学的实验。
如果有人愿意来参与两周,就可以拿到四千马克。
实验很简单,将二十几个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人扮演囚徒,另一组人扮演狱卒。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实验开始后没有多长时间,“狱卒”对“囚犯”就越来越暴力,开始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侮辱。
其中有一个情节,因为男主角有一点不配合,“狱卒”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舔牢房的马桶。
精神上的打压逐渐发展为肢体冲突。
似乎,那些扮演狱卒的人忘记了自己是来参与实验的,他们最初的动机仅仅是为了那几千马克。
狱卒把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砸了,不让外面的科学家进入这个实验现场。
其中一个囚犯也因为受虐致死。
最后,男主角带领囚徒叛乱,从实验环境里逃出去了。
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同样是将美国的真实事件“嫁接”到了德国。
一九七一年,心理学家菲利普?
津巴多(PhilipZimbardo)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PrisonExperiment)。
他招募了一批人来参与集体性的心理实验。
实验的设定和电影中几乎完全一样:
志愿者被随机地分成狱卒和囚犯两组。
该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就出现了暴乱。
最终,心理学家及时进行干预,终止了实验。
后来津巴多根据实验观察,撰写了《路西法效应》(TheLuciferEffect,中译本参见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
路西法是神话中的天使,本来是个正面角色,但堕落为魔鬼,而且作恶能力非常之大。
“路西法效应”借用这一比喻,来指平时的好人、平庸的人,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变成一个大坏人,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恶行。
二○一○年,导演保罗?
舒尔灵(PaulScheuring)将这一实验搬上了银幕,拍摄了《死亡实验》(TheExperiment)。
二○一五年,美国导演凯尔?
奥瓦内兹(KyleAlvarez)拍摄了影片《斯坦福监狱实验》(TheStanfordPrisonExperiment),更加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实验的过程。
但这两部电影的影响力均不及德国版大。
四、米尔格拉姆实验
另一场与此有关的心理学实验是米尔格拉姆实验,其背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色列对前纳粹军官艾希曼的审判。
著名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将艾希曼称为“平庸之恶”。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受到启发,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考察为何平常人会做出坏事,而该实验最初的名字叫“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
他让参与实验的人一个扮演老师,一个扮演学生,他们分别待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
如果学生回答错了问题,老师有权力对他进行电击―电压从五十伏到五百伏。
如果只用五十伏,人感觉会感觉到麻了一下,但是如果达到了五百伏呢,就会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
这个实验的巧妙之处在于,扮演学生的人并不会受到真的电击,而是根据“老师”选择的电流等级作出相应的回应,或者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叫喊声。
实验主要需要观察,“老师”究竟会选择使用怎样的手段来惩罚“学生”。
实验的结果非常耐人寻味:
百分之六十五扮演老师的人,最后会用四百五十伏的电击。
仅有很少的人对实验手段本身提出质疑。
他们似乎已经忽略了给“学生”带来的痛苦,在实验环境中暂时放弃了自己独立的道德判断。
米尔格拉姆根据实验的结果写了《顺从权威》(ObediencetoAuthority:
AnExperimentalView)这样一本书,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实验心理学的经典。
二○一五年,导演米歇尔?
阿米瑞亚德(MichaelAlmereyda)很好地通过电影《实验者》(Experimenter,2015)来重现了这次实验。
无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米尔格拉姆实验,都试图来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平时的普通人,在人为设定的实验场景当中,会加害素不相识的人呢?
五、体育老师教政治
如果我们回到电影《浪潮》当中,会发现其中的情节与上述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有必要指出影片中使用术语错误的问题―毕竟他们的政治课是体育老师教的。
赖纳在课堂上提出的关键词是独裁(Autokratie)。
这个概念事实上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通常和另外两个概念构成一组政治类型:
第一种叫独裁(Autocracy),即由一个人来进行统治。
希腊文当中的Auto就是独自、个人的意思,也可以说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第二种是寡头统治(Oligarchy),就是由少数人来进行统治;第三种就是民主(Democracy),就是由处于多数地位的人民来统治。
当然,当时的人民指的是城邦中具有公民权的人,不包括妇女和奴隶。
在开始“浪潮”实验之后,虽然赖纳在名义上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但是他本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
或者说,他对于这个班级的学生没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并不是一个独裁领袖。
无论是统一服饰,还是创造手势和标志,以及后来的过火行为,都是学生的“自发”行为。
赖纳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情。
所以显然“浪潮”并不符合独裁的定义。
因此有必要在此引入另外两个概念,它们的出现都比较晚:
第一个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和意大利。
最早用这个词的是德国法学家卡尔?
施密特(CarlSchmidt)。
他还曾经使用了一个德语词Totalstaat。
Total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产物,代表着彻底和无差别。
Totalstaat也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渗透。
这里有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背景。
第二个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威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思:
广义的意味着绝对服从,即要求个人放弃思想和行动的自由;狭义的是指政府权力集中于一个小团体,该小团体可以随意作决定,同时又不依靠法律。
当然在这样的威权主义统治中往往是没有反对派的。
如果我们想深入谈一个哲学问题,尤其是在政治哲学领域而不是在伦理学的领域时,我们建议大家要暂时悬置个人的道德判断。
我们不仅仅要明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且要搞清楚背后的机制―为什么它是坏,它是如何发生的?
六、逃避自由
为了讨论威权主义的起源,我今天想引入一个理论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艾里希?
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
在哲学史上,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他对这个话题的分析却是非常到位的。
弗洛姆是个犹太人,出生成长在德国。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犹运动开始之后,他辗转逃亡到了美国。
从广义的传统上,弗洛姆可以被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他的理论路径比较特殊,尝试结合心理分析学派和马克思主义。
弗洛姆分析威权统治的著作《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是一九四一年出版的。
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因为一九四一年差不多是纳粹德国的鼎盛期。
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纳粹后来会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弗洛姆在某种程度上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已经比当时的人早走了两步,他不仅要对威权统治进行政治批评,而且还要对它进行病理学分析。
他在《逃避自由》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自由。
第一种自由是“免于……自由”(freedomfrom);第二种被称为“要去主动做……自由”(freedomto)。
我们听到这两种自由时,会觉得很熟悉。
可能大家更为熟悉以赛亚?
柏林(IsaiahBerlin)对两种自由的论述。
但柏林是在一九五八年写了那篇著名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ConceptsofLiberty),要比弗洛姆晚了整整十七年。
为什么两种自由的区分,在对威权统治的分析当中很重要?
因为弗洛姆对人的基本需求有一个分析:
生物化的需求并非是人性中唯一强制性的需求。
此外,还有一种同样刻不容缓的需求,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
如果感到了完全孤独与孤立的话,人就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一样。
这种与他人发生的联系并不等同于身体的接触。
一个人即使在物质意义上与世隔绝多年,其在观念、价值或至少在社会模式上可以与外界相联,而这些东西可以给他共同感或者是归属感。
(《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社,第12页)
这在根本上是不同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
弗洛姆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人当作一种纯粹生物性的存在。
当然人一方面有所谓的“食色性也”的部分;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是生活在纯自然和生物环境当中的。
人的语言、行为和道德能力都是在社会环境中被培育出来的,这也就是社会学当中所讲的“社会化”过程。
缺乏这一过程的典型就是“狼孩”。
所以,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东西,不是全部靠天然、自然生物的禀赋,而是依靠社会环境对人的教化。
因此,弗洛姆很清楚地看到,人需要共同感和归属感。
在电影《浪潮》当中,绝大多数学生为什么心甘情愿投身于运动当中?
他们是不是在寻求某种共同感和归属感呢?
或者换一个问题,“浪潮”给他们带来什么?
影片一开始,有两个同学在酒吧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一个人说:
“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希望变革,但是我们不知道变革的方向。
”另一个说:
“你去网上搜索一下,现在搜索率最高的是谁?
”回答是帕丽斯?
希尔顿(ParisHilton)。
现代社会的琐碎和无聊更加凸显了共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
但当他们投身“浪潮”之中,穿上了统一的白衬衫、牛仔裤,瞬间就获得了强烈的归属感。
有意思的是在“浪潮”中,在这个班级当中,最终是提姆最不愿意终止“浪潮”。
从家境来说,他是整个班当中家境最好的。
影片也交代了,提姆的父母很有钱,但是经常不在家,所以也不管他。
他零花钱很多,有各种名牌衣服。
但在加入“浪潮”的第一天,他回家就把名牌运动鞋给烧掉了。
提姆个子比较小,以前经常被社会上的小混混欺负。
但是,加入“浪潮”之后,不仅他自己认为属于这个大组织,并且那些从来不理他的同学也开始帮助他了。
弗洛姆认为,人在现代化的情况下,想要成为个人,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在自发之爱与生产劳动当中与世界相连。
这个是很马克思式的回答。
第二种可能是“破坏其自由和个人完整的纽带,与社会相连,以确保安全”(同上,第14-15页)。
这里的“安全”不是指生物体上的安全,而更多指的是深层心理上的安全。
当卡罗尔穿了一件红衣服来到教室,看到所有其他人穿白衣服的时候,她会陷入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中―因为与众不同,脱离群众。
七、自由的重负
赖纳在周六选择了一个学生对“浪潮”的总结。
这个学生是这样写的:
这几天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有三个:
平等、意义和理想。
在电影当中,虽然班级里的大多数同学家境相似,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异。
有的是德国人,有的来自东德,还有的来自移民家庭;有的需要自己去打工挣钱,有的穿名牌衣服、开跑车。
而“浪潮”给了他们无差别的平等感。
对当代人而言,除了享乐主义之外,生活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
在一个消费文化、个人主义盛行的大社会环境当中,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浪潮”在一夜之间,给了那些学生所稀缺的意义感和理想。
艾里希?
弗洛姆进一步分析认为,威权统治是一个现代的现象。
这并非巧合。
一方面,欧洲的启蒙运动对人提出了自主性(Autonomy)的要求。
但是,按照弗洛姆对自由的定义,启蒙运动的自由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更多是一种“免于……的自由”:
一是免于君主制对人身自由的干预;二是免于教会权威对人思想的禁锢。
但是,弗洛姆同时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方面。
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看,现代的生产方式恰恰是压制自主性的。
例如,现代的社会分工要大家在时间、工序上进行协同,否则,社会大生产是没有办法运转起来的。
这也由此催生了要求精准、守时的现代时间观念。
以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中有无数的deadline。
所以,现代人有很强的两面性,或者说有一种很强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它要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个人陷入了孤立、孤独。
如何寻找积极自由,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干些什么?
如何做到与众不同,但又要免于这种孤立和孤独的心理?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中间的鸿沟非常大。
于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还分析了逃避机制―人为什么要逃避自由?
最基本的心理动机来自个人的孤立与不安全感,而这是现代生活的方式所造成的。
第一条出路是沿着积极自由前进的,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建立关系;第二种可能,就是在个人面对不安全感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感觉“我好累,我放弃”,于是通过放弃一部分自由,来消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鸿沟。
这样就让个体投入到一个集体当中去。
这集体会告诉你,我应该做什么,我不要为自己作选择,它已经全部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有学生说:
“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要有纪律。
”
在艾里希?
弗洛姆看来,逃避自由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于是威权主义就应运而生―去掉个人,失去自我,除掉自由的负担。
当自由成为一种负担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放弃它。
按照弗洛姆的分析,威权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破坏欲。
这在影片中可以对应“浪潮”标志的涂鸦行动。
弗洛姆在写作《逃避自由》的时候,心里一定想着当时德国的状况。
二战之后的不少学者都试图对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政治进行病理式的分析。
从一九一九年战败到一九三三年,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
虽然经济极其不稳定,但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文化名人。
而且从整个魏玛共和国的国民素质来说,在欧洲属于中上层。
但是,这样一套民主体制为什么会在一九三三年通过投票的方式,让纳粹上台呢?
电影中,“浪潮”也是通过同学的投票开始的。
从弗洛姆的视角来看,他持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观点:
不是伟大领袖造就了群众,而是缺乏归属、意义感的群众急切渴望、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现代人内心有一种很深的需求。
尤其当我们回过头来看魏玛共和国,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现代的生活方式,加上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加上德意志民族的时代困扰,个体充满了无所适从的感觉,社会当中的危机感、无力挣脱感被放大了。
这样,一部分人就急切地渴望有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奥威尔的《1984》中塑造了经典的老大哥形象。
但是在小说中,老大哥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不免要问,老大哥到底存在不存在?
究竟是一个有肉身的个人在行使他的统治,还是大洋国的国民需要一个虚构的老大哥?
这些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八、“我”还是“浪”?
当我们戴着艾里希?
弗洛姆式的理论眼镜、用分析的框架再来分析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再来看电影《浪潮》时,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所讲的那些心理学的实验时,我们会发现,它们提出了最好的病理学分析。
这种病理学分析不都是宏观的,它不仅仅告诉你这个社会整体上出了问题,而且在微观上对每个个体也有警示作用。
然而,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再好的病理学也不能阻止人们生病。
《浪潮》隐含了这样一种宿命―我一入浪,浪即非我。
这个“非我”意味着,我不再是那个本真意义上的我了。
能够作出自主选择的那个我一去不归,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经放弃自我的自由了。
我甘愿投入到比我更宏大的潮流当中。
然而,这样的“浪潮”难免失控。
这种失控是“非我”所造成的。
所有人都会遭到裹胁。
我们过去作出的选择,有多少是属于放弃自由的选择呢?
我们在未来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提姆在开枪自杀前说:
“‘浪潮’没有结束,还将继续。
”“浪潮”将如何继续,我们离开它又有多远呢?
本文为作者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在季风书园“人文讲堂”第一期“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上的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感谢季风书园“人文讲堂”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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