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与南唐的战争和平.docx
- 文档编号:26463724
- 上传时间:2023-06-19
- 格式:DOCX
- 页数:17
- 大小:36.32KB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与南唐的战争和平.docx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与南唐的战争和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与南唐的战争和平.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与南唐的战争和平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与南唐的战争和平
小大扫描到手机2015-01-1410:
12:
23中华网论坛参与评论(0)人
五代十国是一个战争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军事和政治斗争是当时的主流。
各国围绕两大强权--五代和淮南,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
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中,各国都面临生存威胁,特别对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威胁犹为严酷。
能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仅在于他们的内政是否稳定,还取决于采取何种政策,处理与他国的政治、军事关系。
就这种关系的表现而言,他们或战或和、时敌时友;联姻同时兵戎相向、仇敌之间通商依旧;寸土必争却又克己睦邻、唇齿之国而又落井下石…,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所有这些作为,只为一个简单的目的,即维系生存;各种关系的实质,都为各自的国家利益。
本文着重分析当时南北对立的关键因素--五代与吴(南唐)的争霸及其对时局的影响。
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892年,杨行密取得淮南节度使职位,918年,杨谓称大吴国王,927年,杨溥称大吴皇帝。
937年,徐知诰废吴,自称唐室后裔,改名李昇,建国号唐,史称南唐,历经元宗,至其孙后主李煜,975年为宋所灭,历39年。
吴由杨行密所建。
唐末,天下大乱,淮南也动荡不安,杨行密在动乱中崛起,以庐州为基地扩张势力,与南下争夺淮南的孙儒发生多次战斗。
唐景顺元年(892),擒斩孙儒,然后,以扬州为中心,对外扩张,至乾宁三年(896),占据淮河南岸所有重要城市,号称“全有淮南之地”,唐廷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尽管这时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还有十年之久,十国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
对杨行密来说,仅据有淮南是不够的,湖北杜洪、江西钟传、湖南马殷、两浙钱鏐都成了他的扩张目标。
杨行密的扩张使他在南方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杨吴全盛时期,占据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江苏、江西及福建、湖北之一部,这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自唐朝中期以来,政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而这八道除了两浙、湖南以外,大部分都在南唐(吴)境内。
故明末学者王夫之说:
“唐立国于西北而直根于东南,”“而唐终不倾也,东南为根本也。
”杨行密占据这一富庶地区,使其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与中原抗衡,并且威胁到后者的生存。
而中原王朝,由于有强大的杨吴政权的存在,很难涉足南方,“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逗志。
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于外。
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能成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所以淮南是中原王朝必争之地。
五代中原政权,都视吴(南唐)为主要敌人。
后唐庄宗在与后梁对抗时,曾联合过吴,而一旦庄宗入主中原,就把吴当作了征服对象,这说明,中原王朝与吴(南唐)的矛盾,具有根本性,不受王朝更替的影响。
而杨吴占据淮南,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已决定了与中原王朝的必然矛盾。
早在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杨行密攻取广陵后,曾遣使至大梁,陈归附之意,结好朱温,欲借其力牵制孙儒。
朱温时兼淮南节度使,乃派人出使淮南,与行密结盟。
但他并不想淮南被杨行密占据,于是遣行军司马李播为淮南留后,并派兵护送。
这引起杨行密的不满,准备拒命。
朱温“酌其兵势未可图也,乃追李播还,即表行密为淮南留后。
”经过这件事,双方固有矛盾显现,但仍未公开。
乾宁元年(894)冬,杨行密派唐令回持茶叶万斤入大梁贸易,朱温“执令回,尽夺其茶,我始与汴有隙。
”淮南与朱温矛盾显露。
次年,杨行密上书唐廷,表东平王朱温罪恶,并“请会易、定、郓、兖、河东兵讨之。
”这年三月,杨行密渡过淮河,攻取濠州、寿州、涟水,这三州都受制于朱温,双方矛盾激化。
乾宁三年(896),杨行密大肆对外扩张,“纵兵侵掠邻部,两浙钱鏐、江西钟传、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与梁。
”朱温不愿意看见这些藩镇被杨行密吞并,在南方出现一个强大到能与其抗衡的政权。
双方的矛盾已到了非用武力不能解决的时候了。
朱温为南进淮南,早做了些准备。
乾宁二年(895),朱温派遣儿子朱友恭率步骑万人渡江,等待时机,以便讨伐。
次年五月,朱友恭攻取武昌、黄州。
七月,钱鏐攻陷无锡、常熟等地;八月,朱温遣大将葛从周领万人渡淮,遣庞师古率大军营于清口;九月,朱温,钱鏐大举进攻,扬州、苏州告急。
十月,双方在清口发生大战,淮南趁庞师古不备之机,突袭成功,庞军阵脚大乱,淮南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庞师古战死。
“清口之役是决定南北割据形势的关键一役,杨行密通过次役显示他不仅有雄心,而且有实力抵挡朱温的南下。
”很多史学家把此役对杨吴的意义,比做赤壁之战对孙吴的意义。
胜利之后的杨行密志得意满,派人传信给朱温道:
“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
杨行密从此保据江、淮之间,朱温再也未能涉足江南。
此后,双方还有几次争斗,但规模小,基本无碍大局。
天复二年(902),李茂贞及宦官控制下的唐廷封日益强大的杨行密为吴王,诏令他讨伐朱温。
杨行密创立的政权从此被称作吴,吴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南北割据的现状。
南北割据的实质是双方争霸天下未果后出现的暂时实力平衡。
二、淮南克己睦邻政策的实质
杨行密死后,杨氏诸子无力控制局面,权力逐渐转移到权臣徐温手中。
徐温并没废杨氏自立,而是拥戴杨渥继位,其后礼尊吴王杨隆演,“是要保住杨氏这面旗帜,以利吴的稳定”。
徐温推行睦邻政策。
吴和吴越时有争斗,十几年中仅苏州一城就几次易手,双方互有胜负。
后梁贞明五年(919)七月,两军战于无锡,吴军大胜,众将主张乘胜灭了吴越,徐温没有采纳,而是乘胜结束了战争,“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
至南唐代吴,李昇在位期间,仍注意克己睦邻,南方少有战事。
这一时期,淮南和中原王朝相处也较“和睦”,自后梁乾化元年(913),梁将王景仁攻吴失败后,梁忙于应付晋军进攻,无力南下,两者间不再有大的战争,直至后周时期,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
淮南似乎也把“休兵息民”政策应用于对中原关系上,然而仔细分析下就知道,这与其对吴越及南方诸国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双方尽管在军事上“和平相处”,但政治上却明争暗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互不承认,各帝一方;结交、拉拢契丹;争取盟友,互相利用
(一)互不承认,各帝一方。
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接受唐帝“禅”位,建立梁,年号开平,是为开平元年。
天下诸州多称臣奉贡,禀梁正朔,而淮南仍用唐“天祐”年号。
沿用唐朝年号表明淮南不承认梁政权的合法性。
然后,“蜀王与弘农王(淮南杨渥)移檄诸道,云欲与歧王、晋王会兴复唐室”。
淮南在政治上摆出了与梁对着干的姿态。
后梁贞明元年(919),在权臣徐温的主导下,杨隆演称吴国王,“改天祐十六年为武义元年,大赦境内,建宗庙社稷,设百官,宫殿之物皆用天子礼”。
与梁各帝一方。
杨吴历经后唐,后晋,保持与中原王朝政治、军事上的对立。
至后晋天福二年(937),徐知诰废吴,自称唐室后裔,改名李昇,建国号唐,庙号烈祖。
南唐是对吴的继承,仍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
在与中原王朝的国书往来中,称“唐皇帝奉书…”云,中原王朝以正统自居,对此不予承认。
纵观五代,双方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高度对立。
(二)结交、拉拢契丹。
契丹是当时北方的一大政治、军事势力,在后梁与晋争霸的过程中,契丹在首领阿保机的带领下,逐渐强大起来。
幽州地处河东、后梁、契丹三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上,唐中期以来,幽州已成为遏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
“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入寇”,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时,常常击退契丹的入寇,使其不敢轻入。
后唐庄宗灭刘氏,得幽州,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他“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
由于中原多故,契丹加大了侵扰边陲的力度,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
但后唐尚强,可以抵御契丹的入侵,契丹不能深入。
后唐末期,野心家石敬瑭欲入主中原,自度实力不足,听从幕僚桑维翰计,遣使向辽“赍表乞师,愿为臣子。
”并表示“愿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
契丹利用这一机会,助石敬瑭当上皇帝,并如约得到“幽云十六州”及后晋岁币,实力更强,对中原的威胁益深。
石敬瑭的这一行为影响深远,史家已有评议。
宋人田况说:
“自石晋求援为耶律德光所立,约为父子之国,岁输绢三十万,举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德光寿,自是失其控制之要,縻之无全策矣。
”清朝张英说:
“以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幽燕视五关为襟喉,无五关则幽燕不可守。
”
契丹的实力如此强大,其动向影响到中原局势的发展和变化。
契丹与中原发生直接联系时,南方的吴(南唐)也因其与中原五代政权的复杂关系,开始与“遥远”的契丹辽朝建立起直接联系,期望利用契丹的影响牵制中原政权。
吴与契丹的交往早见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契丹入侵幽州,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
“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
”契丹主得之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被述律后阻止。
吴送契丹猛火油,显然希望契丹能用来攻后唐。
吴(南唐)与契丹交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齐丘尝与先主议选宫嫔,杂以珠贝、罗绮,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复中原。
而辽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币遣还,迨至淮北,乃使人杀之。
复遣沿海赍琛以为报聘,辽主不知,谓北朝杀己之使,因渐构隙。
前後如是者数四,於是德光大怒,数寇边境”。
后晋天福五年(940),“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
后周显德二年(955),“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汉,约共图中国;值中国多事,未暇之校”。
中原王朝对吴(南唐)这一意图心知肚明,后晋天福六年(941),南唐“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馆事欧阳遇借鸿胪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晋,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复”。
后晋以拒绝南唐借道过境作为回应。
为了离间南唐与契丹的关系,中原王朝制造了“清风驿之变”。
后周显德六年(959)九月,“辽帝遣其舅使于南唐,中国疑惮,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
南唐夜宴辽使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则失其首矣。
自是辽与唐绝”。
此后,虽然南唐卑词厚礼进贡契丹,但契丹冷漠以对。
南唐为了拉拢契丹费了不少心思,但收效甚微。
天福十二年(947),契丹灭晋,“唐主遣使贺契丹灭晋,且请诣长安修复(唐室)诸陵。
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
南唐试探性地干预中原朝政的意图被契丹一口回绝,说明契丹并不愿意南唐染指中原。
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伐南唐,12月,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
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故司马光说:
“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
然契丹利其货,徒以虚语往来,实不为唐用也”。
但南唐的作为仍然触动了中原王朝敏感的神经,使其不得不设法应对,对中原王朝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三)分化对方,争取盟友。
杨行密时期,曾数次示好湖南马殷,当杨行密知道马殷之弟马賨在吴境内时,就亲自送他回湖南,临别前,对马賨说:
“勉为吾合二国之欢,通商贾,易有无以相资”。
南唐于后梁贞明五年(919),与吴越息兵,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
表面上看,这是淮南保境息民政策的结果。
但考虑到湖南马殷、两浙钱鏐与中原王朝结盟,视淮南为敌,淮南欲吞并两者无果。
这一政策就有分化两者与中原王朝关系意味。
在吴与吴越休战息兵后,“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钱鏐书,劝鏐自王其国,鏐不从”。
劝钱鏐独立建国的目的是打破吴越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从而打破两者的联盟。
淮南这一政策稳定了与吴越和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原王朝利用两者与淮南对抗的企图。
后梁时期,河东李氏父子与梁战争不断,有力的牵制了梁的力量。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共同的敌人使河东与淮南联合起来,共谋抗梁。
贞明二年(916),“晋王遣使入吴,会兵以击梁”。
吴慷慨答应,出兵渡淮,与晋相应,移檄州县,进围颖州。
但吴的举动是象征性的,后梁派兵救援颖州,吴随即撤退。
吴助晋攻后梁是希望中原出现一个能与梁抗衡的力量。
在晋与梁征战的过程中,“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这才是吴的真实意图,即在中原形成两个朝廷,两者相互牵制,互相攻伐,无力南顾。
到了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朱梁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之时,吴对后唐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后唐取得郓州后,形势更加有利,庄宗“遣使遗吴王书,告以已克郓州,请同举兵击梁。
五月,使者至吴,徐温欲持两端,将舟师循海而北,助其胜者。
严可求曰:
'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何以拒之?
'温乃止”。
吴此时已不助唐攻梁了,甚至梁请求助其抗唐,都难以拒绝。
这说明随着形势的变化,吴的对手已不再是后梁,昔日的朋友晋王,正转换为敌人的角色。
以上事实表明,淮南与中原王朝实为死敌,双方的利益根本对立,没有和好的可能。
淮南推行克己睦邻的政策,只是在南方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积蓄力量,根本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原,以待时机成熟时,趁机北进。
三、中原巨变与南唐遗恨
南唐代吴后,烈祖李昇实行与邻为善的政策。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加之江淮连年丰收,南唐国力强盛。
一次,烈祖群臣庭议,宋齐丘等倡议拓疆,兼并闽、楚、吴越,烈祖说:
“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
轻兴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
烈祖晚年告诫元宗李璟说,善和邻好,“北方有事,不可忽也”。
至元宗李璟当政,“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为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
在一片鼓噪声中,元宗忘记了烈祖的告诫,欲用兵邻国。
适逢闽内乱不已,南唐保大二年(944),元宗利用这一时机,派兵伐闽。
战争初期进展顺利,但南唐攻下建州后,纵兵大掠,闽人失望,群起反抗。
保大四年(946),吴越派兵干预,于次年三月在福州大败吴军,吴损失惨重。
至保大七年(949),吴伐闽之战,只取得建、汀二州,却府库中耗,民不堪命,得不偿失。
需要指出的是,元宗用兵邻国,并非对烈祖的政策的改变。
南唐经过烈祖时期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更强,“上至烈祖、元宗,下至南唐群臣中的不少人,均有统一中国,进取中原之志”。
烈祖实行息兵休民的政策,是为积蓄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北取中原。
他之所以不攻打邻国,是因为他认为入主中原后,“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不需要动兵。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争霸天下。
元宗对邻国用兵,看似是对烈祖政策的改变,实际并非如此。
元宗用兵邻国,目的在于利用眼前有利时机,扩张势力,逐渐统一南方,在此基础上再进取中原,一统全国,元宗诏书中所说的“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也”,说明元宗之志,亦在争夺中原,这与烈祖的政策在实质上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作法有所不同而已。
正当南唐深陷伐闽的泥沼中时,中原发生重大变故。
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攻陷后晋京师,晋亡。
中原陷入混乱之中,烽烟四起,国家无主。
晋密州刺使皇甫晖、棣州刺使王建为避契丹,率众入南唐,淮北起义农民多请命于南唐。
这对南唐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北进时机。
韩熙载上书说:
“陛下有经营天下之志,当在今日。
若戎主遁归,中原有主,安辑稍定,则未可图也”。
然而南唐“时连兵福州,未暇北顾;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二月十五日,刘知远称帝,是为后汉,中原局势稍定。
客观来说,中原巨变是南唐入主的最佳机会,南唐若倾力北进,对中原定会产生巨大震动,甚至能占据中原,杜文玉说:
“晋汉之际的形势对南唐非常有利。
断言南唐北伐一定失败,不免失之武断”。
然而在如此好的机会面前,南唐却几乎没有作为,不能不为遗恨。
至后周立国,“统一全国的重任已经由南转向北了”,南唐只有坐视被吞并的命运。
四、后周与南唐“和好”的实质
后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中原处四战之地,被契丹、北汉、南唐三大敌对势力三面包围,经济残破,藩镇各怀异心。
由于后周是代后汉而立,故刘知远之弟、割据河东的刘崇视之为死敌,刘崇建国后,联合契丹,对后周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周的北边。
在这种情况下,后周为避免两线作战,力争稳住南唐,保持南方边境的稳定。
因此,周太祖对南唐施行宽厚忍让,主动示好的策略。
广顺元年(951)三月,太祖下诏曰:
“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无得纵兵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
同年四月,沿淮州镇报告说:
“淮南饥民过淮粜谷,未敢禁止”。
诏曰:
“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
两道诏书,向南唐表达了善意。
此时的南唐,沉浸在伐楚胜利后的喜悦中,“及一举取楚,谓诸国知麾可定。
魏岑侍宴言:
'臣少游元城(河北大名县),乐其风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
'唐主许之,岑趋下拜谢”。
广顺二年(952),后周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北招北汉及契丹,南诱唐人,发动叛乱。
南唐以为这是个北进中原的好机会,遂“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以援彦超”。
与后周在徐州一带发生战斗,军败,大将燕敬权被俘。
初战告捷,后周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把这当作双方和好的机会。
二月十八日,周太祖释放燕敬权,并对唐主说:
“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非无计乎!
”元宗感到很惭愧,释放了原先俘获的中原人,作为对后周的回应。
唐显示出与后周息兵之意。
唐中书舍人韩熙载对元宗说:
“郭氏有国虽浅,为治以固,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
这时,南唐占领的湖南发生叛乱,原先占领的土地大部分丧失。
唐在湖南劳民伤财,却一无所获,国力被进一步削弱。
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交好”。
后周这一策略并非与唐交好,中原与南唐的矛盾根深蒂固,不可调和,周太祖这样做实质上是以退为进,即维持现状,积蓄力量,择机而动。
而且,也在收买人心。
广顺三年(953)年七月,唐大旱,淮水可涉,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周太祖下令说:
“彼我之民也,听粜米渡淮。
”对此,胡三省评论说:
“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五、树欲静而风不止
事实上,后周和好南唐,除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汉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朝政,振饬纲纪。
对于连年战乱,一片凋敝的中原王朝来说,这是当务之急。
在政局初步稳定后,后周太祖着手进行改革。
奖励耕植,招抚流亡,平均赋役,以安民生;减免苛敛,限制寺院,减少浮食,以苏民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路,以缓民苦;扩建大梁,发展工商,整顿钱币,以广国用。
同时,改革朝政,振饬纲纪,惩治贪残,澄清吏治;优免老朽,提掖人才;整顿司法,制订《刑统》。
周太祖的改革为后周世宗所继承,取得了显著效果,后周实力大增,为统一创造了良好条件。
对周太祖的作为,薛居正大加赞美,他说:
“期月而弊政除,逾月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也…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
后周在太祖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南唐一些有识之士就预料到这对南唐绝非福音,布衣邵棠上书说:
“近游淮上,闻周主恭简,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为之备”。
失湖南后,上书者也多谓周人有南侵之谋,但对于这些言论,“元宗闻而恶之”。
元宗“恶之”,很容易理解为厌恶这种言论,有不愿听逆耳之言的意思。
然而,结合实际,元宗可能厌恶这种言论,但更可能的是讨厌“恐其(后周)有南征之志”。
南唐先伐闽,后征楚,劳民伤财,国力严重消耗,却“比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
或曰:
'愿陛数年不用兵,可小康矣'。
唐主曰:
'将终身不用,何数年之有!
'”可见,元宗已厌倦了征战,闻后周恐有南征之志,重启战端,自然感到厌恶。
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病逝,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
世宗袭位不久,就击退北汉侵扰,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阻止了北汉的进攻锋芒,稳定了北方的局势。
世宗“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
高平之战后,世宗认识到骄兵捍卒实不可用,乃大简诸军,裁减老弱,提升精锐,整顿军纪,“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显德二年(955)四月,世宗命群臣上开边之策,比部郎中王朴上《平边策》。
在这篇文章中,王朴以为当先取南唐,攻取江北,“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
周世宗采纳了这一策略,准备伐唐。
同年五月,后周出兵伐蜀,取得秦、凤、阶、成四州,夺取汉中。
这一做法看似与伐唐无关,实际却意义重大。
顾祖禹云:
“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也。
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这就等于遏制了蜀的咽喉,不仅不能援唐,而且自保都难。
蜀、唐不能合力,后周伐唐压力自然减轻。
后蜀向南唐告急,南唐答应出兵制周。
就在这时,世宗下诏征伐南唐,其诏书称:
“蠢尔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迟,接黄寇之纷乱,垂六十年盗据一方,称伪号。
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戎心,诱为边患。
晋汉之代,寰内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据安陆,李守贞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攻侵高密,杀掠吏民,追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为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
这份诏书指责了南唐与中原为敌、不服教化、勾结契丹、祸乱中国,令人神共愤,等于向南唐的宣战书。
周世宗在后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力图打破与南唐南北分治的局面。
南唐是维持南北割据的关键国家,世宗十分重视这次南征,在讨论“开边策”的时候,已有战略部署。
还特意派人到南唐探察虚实。
在渡淮时,“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桥而守”。
先是,南唐每当淮水浅涸时,都派人增兵布防,谓之“把浅”。
而寿州监军以为“疆场无事,做费资粮”而罢之。
就在南唐疏于防备时,后周南下了。
后周显德二年(955),世宗以李谷为帅,进兵淮南,顺利渡河后,直至寿州城下,两次大败唐兵。
寿州是淮南军事重镇,元宗急忙派大将刘彦贞救援。
刘贸然出击,全军覆没,自身战死。
后周遂围寿州,但寿州城坚,久攻不下。
显德三年(956),周将赵匡胤绕道从背后突袭唐兵,攻取重镇滁州(安徽滁县)。
滁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淮南无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之隔耳。
既失滁州,则不惟中断刘李相接之势,而淮南尽为平地,无复阻险”。
“滁州既破,则寿为孤城”。
这引起了南唐的恐慌。
李璟急忙派人到世宗所在的徐州,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供奉一定物资,并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世宗不答,继续进兵。
李璟再次派人携大量物品请求停战,“叙愿依大国称臣纳供之意”。
世宗虽赏赐唐使,但攻势未停,取下扬州。
后周显德三年(956)三月,南唐再次派人出使后周,请削去帝号,奉表称臣,并愿割地进贡,只求后周罢兵。
但“帝志在尽取江北诸郡,不允其请”。
双方争议未决。
后周显德四年(957)二月,世宗率领新训练的水军,再次亲征。
水军“纵横出没,殆胜唐兵”,“唐人见之大惊”。
世宗亲临寿州城下,督促攻战。
此时,寿州久被围困,粮食已尽,大将刘仁瞻病重,军心动摇。
唐将朱元率众万余降周,其后寿州监军使举城投降。
寿州城破,淮南岌岌可危。
这年十月,世宗第三次亲征,周军势如破竹,屡败唐兵。
显德五年(958)三月,柴荣亲临扬州,耀兵于长江之上。
李璟怕后周渡江,派大臣陈觉入周求和。
陈觉见后周势盛,心中恐惧,对世宗说:
“臣愿去景表,尽献江北诸州如约”。
于是,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汉阳,双方“划江以为界”。
“五月,璟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
李璟为避周讳,改名景。
显德六年(959)七月,“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
“设置进奏院有表示臣服的意思”。
这样,双方战事结束。
周世宗转告李景说:
“向时为仇敌,今日则为一家,吾与汝国大义已定,保无他虞。
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
六、南北分治的原因
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看,中原王朝都有绝对优势,但五代各王朝都有自身的困难。
第一:
从外部环境来说,五代王朝都面对不利的环境。
后梁王朝三面环敌,北有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及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两大割据势力;南有淮南杨行密;西有岐王李茂贞。
李茂贞还曾以“兴复唐室”相号召,致书李克用、剑南王建、淮南杨渥联合讨伐朱粱,并推李克用为盟主。
后粱始终处在战争状态,特别是与河东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使百姓疲于征役,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严重影响了政治安定。
后唐灭梁后,庄宗趁势攻取四川,强盛一时,但内部发生变乱,庄宗被杀,四川被孟知祥所据。
明宗对蜀用兵,劳而无功,国力进一步被消耗。
明宗无力讨伐,只有实行姑息政策。
这一时期,后唐夺取幽州,解除了刘氏父子的威胁,却不得不面对强敌契丹。
契丹对后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五代十国 时期 中原 政权 南唐 战争 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