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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俄人口政策发展及对生育的影响
刍议俄人口政策发展及对生育的影响
于小琴
苏联时期,战争、灾荒和瘟疫等灾难性因素造成了极大的人口损失,一定程度上不当的社会政策使人口的发展形成了不利局面。
20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缺少指导人口发展的纲领性规划和体系性文件。
20世纪早期,俄罗斯人口发展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局的需要而定,20世纪下半叶,人口问题逐渐显现。
苏联时期实行的人口增殖政策以及开发东部地区的移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整个俄罗斯,特别是一些地区的人口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口在结构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危机,而移民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缓人口危机的作用。
新千年之初,普京政府针对面临的人口危机形势,推出了“人口新政”——《母亲法》、《健康规划》以及《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等法律法规,继而又出台了《2025年前人口政策构想》等纲领性文件。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当前的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又颁布了《吸引国外同胞归国纲要》,鼓励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讲俄语人口归国。
为了扭转人口生育方面的颓势,普京政府重新赋予“英雄母亲”称号,对多子女家庭加大经济补贴力度。
人口发展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同时又受社会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单方面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措施具有自身局限性,但俄罗斯的“人口新政”如果能长期、高效地执行下去,毋庸置疑,对提高生育率、抑制死亡率和提高人口质量都会有积极作用。
一 苏联时期人口政策以及家庭人口行为的转变
(一)苏联时期社会人口政策的发展
人口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采取的影响人口变动的各项措施的总称,包括生育政策、婚姻政策、健康政策和就业政策。
苏联时期的社会人口政策主要目标是促进人口增殖和建成福利性社会,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退休、医疗和保健等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
苏联时期社会人口政策总的思想是人口增殖,促进出生率。
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苏联向极权化发展的同时,把人口增长视为经济和国防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1936年实施了禁止流产政令,并加强了对多子女家庭的货币补贴,扩大医院妇产病房及幼儿园体系,对不养育子女的行为加大了刑事惩罚的力度,并规定了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额度,加强了对家庭观念的宣传,为巩固家庭关系严格化了离婚程序,在身份证上对离婚者做标记。
然而,这些行政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抑制出生率的下降。
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这些行政措施的效果是短暂的:
1935年出生率为31.6‰,1938年增长到38.7‰,到1940年重新跌到31.2‰的水平[1]。
后来以上行政措施被解除,代之以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
具体来说,是从经济上支持有子女家庭,实践中主要是多子女家庭可获得直接的货币资助,在劳动、税收和退休等方面享受优惠等。
苏联时期社会人口发展史体现的是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农业人口被迫加入集体化,没收富农土地和生产资料后将其强制移民,掀起政治清洗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做法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而20世纪30年代的灾荒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从社会政策来看,苏联时期实行粗放式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人口既是社会政策的客体,也是劳动力来源——经济的主体。
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对人口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苏联时期对人口需求很旺盛。
从人口分布来看,其欧洲部分人口过剩,而东部地区则人口不足,难以保障边疆地区地缘政治安全,因而在政府的行政征召下,发展东部地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移民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
从城乡人口流动的方向来看,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是工业劳动力主要供给来源,农业人口服务于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流入城市,逐渐摒弃了旧式的婚育观。
二战期间和战后,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苏联政府积极鼓励女性加入到社会劳动领域,倡导双薪家庭收入模式。
女性走出家庭,作为劳动力来源的补充力量,使家庭生育行为发生转变,旧式多子女家庭范式逐渐转变为城市独生子女或两个子女家庭模式,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
苏联人口史大致分为人口政策发展的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17年至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流产自由化,母亲与就业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至50年代,实施面向提高出生率的人口增殖政策,包括禁止流产,对多子女家庭进行物质鼓励,并倡导多子女生育观。
苏联宪法规定:
“对多子女家庭发给补助并给予优待,还发给其他家庭补助和救济以表示对家庭的关怀。
”苏联政府规定,有4个和4个以上子女的家庭所得税减收30%;对未婚男子和无子女夫妇应缴纳相当于6%的无子女税;凡生育5个及5个以上子女者,有权到50岁时领取退休金。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对多子女家庭提供较低额度的补助,发展母亲和儿童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加强对有子女家庭的资助,形成人口增长的福利条件。
第五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向市场经济的社保体系转型,加大了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额度,从住房、教育和就业等多方面为多子女家庭提供保障。
(二)苏联时期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影响下的家庭人口行为转变
20世纪初,俄罗斯居民80%以上是农村人口。
旧式农村家庭人口行为的主要特点是早婚、社会普遍婚姻和教堂婚姻神圣不可废除,不存在家庭控制生育方式,强烈谴责避孕及流产。
这一时期,婴儿死亡率高和土地少限制了成年子女与大家庭的分离,农村经济中多子女、多代构成的复杂式大家庭占绝大多数。
苏联时期,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局部军事冲突、政治迫害、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以及将一些少数民族驱逐出境对人口的发展及分布造成了不利后果。
这些人口悲剧引起了极大的人口损失和大规模的移民流,除了生活条件被破坏之外,这些因素还导致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失衡,改变了人口分布,使婚姻市场的自然平衡遭到破坏,继而又引起人口生育行为的重大变化。
社会动荡及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家庭的发展,改变了人口的生活方式和对家庭的价值观。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城市化及1933年的大规模饥荒使家庭内控制生育方式开始在苏联普及。
据E.安德烈耶夫(Е.Андреев)引用的数字,1927~1940年,苏联人口总和生育率从6.7降到4.5,在1933年人口灾难后的1934年,总和生育率降到3.6。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加快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生育率转变。
战后生育率回升,但并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人口总和生育率达到3.2,后来又开始下降。
这一发展动态表明,家庭内控制生育的手段开始更为广泛地普及。
据E.A.别洛娃(Е.А.Белова)1967年进行的人口调查证实,大多数家庭对生育子女数量有较明确的预期值,并且基本上遵循社会理想生育数量。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及1994年进行的微观人口调查表明,城市与农村人口婚内出生率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家庭倾向于独生子女或两个子女家庭模式,打算生育三胎及三胎以上胎次的家庭比重下降。
这一时期家庭对理想子女数量的改变表明人口再生产行为进步程度加深,30年间家庭理想子女数量下降了2/3,从54%下降到18%,三胎及三胎以上理想生育数量比重下降最为突出,两个子女家庭观明显上升,从44%上升到65%,选择独生子女或无子女家庭数量增加了7倍,从1.8%上升到15.8%。
当然,从传统生育模式向现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教育程度高的社会群体与文化水平低的人口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都存在具体差异性。
苏联时期,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及城市化使女性就业扩大,劳动地点与家庭的分离限制了女性生育,使女性不得不工作,因为男性工资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
男女平等,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双薪制的优越性等宣传使女性价值观取向发生改变,而女性就业的扩大则减弱了对男性的依附,扩大了社会交往,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部分人口的自我认知。
另外,社会改造时期的困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对子女的态度,使父母用限制生育的代价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
无疑,苏联时期严厉的极权型的人口增殖政策,如限制离婚自由、禁止流产等短期内达到了人口生育率提高的目的,然而,一旦这些限制措施解除后,生育率则开始了新一轮下降。
国际经验也证实,硬性禁令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生育颓势。
因此,后来苏联的人口增殖政策由原来的强令禁止过渡到鼓励性措施,但人口生育行为也偏离了先前的传统模式,婚前性行为、婚外生育率和堕胎率上升,单身母亲数量增加。
这一时期,相对自由的离婚和高死亡率使不完整家庭的比重提高,男性高死亡率造成男女两性比例明显失衡,离婚和寡居的女性再婚比例很低,尤其是经历二战的一代人口。
20世纪俄罗斯和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也存在生育率的民族差异性。
20世纪下半叶,尽管住房条件和家庭关系父权化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家庭核心化的发展,但俄罗斯家庭向核心化发展的趋势却愈加显著,家庭结构中占主导的是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式家庭,俄罗斯民族中大家庭比重急剧下降。
而俄罗斯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则仍保留着大家庭的文化传统。
导致不同民族和社会团体向现代生育模式转变不一致性的基础是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巴什基尔人、大多数鞑靼人以及几乎北高加索所有民族的生育率都比俄罗斯族更高一些。
20世纪90年代,中亚各民族的生育率指标是俄罗斯族生育率最低指标的4~5倍。
据1989年人口普查数字,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图瓦人——3.77,最低的是犹太人——1.49,二者差距近乎两倍。
人口转折理论认为,当俄罗斯人口转变完成,社会人口的均质性将增强,民族人口生育率的差异性将会明显减小,但从俄罗斯各地域所具有不同的自然、经济和文化条件来看,差异性完全消除是不太可能的。
20世纪末更为人性化、民主化的婚姻家庭关系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取消了婚姻的不可废除性,使婚姻更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其稳定性减弱,而家庭关系本身和家庭意义则没有丝毫动摇。
二 现阶段俄罗斯人口发展战略、影响和制约因素
(一)现阶段俄罗斯人口发展战略
2006年颁布的《俄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纲要》基本宗旨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保障国家安全,促进2008~2010年经济发展。
该纲要提出了3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是增强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
俄罗斯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动力质量的影响,而人口趋势又直接决定着熟练劳动力的来源。
该纲要提出,要通过积极的人口政策战胜不利的人口趋势,主要方向是2015~2020年将人口数量稳定在1.4亿,形成未来人口增长的有利条件,将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以上[2]。
俄人口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加强移民管理和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
1.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因死亡率,以及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提高生育健康及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中期规划包括预防和及时诊断等具体措施,降低血液循环系统疾病和癌症的死亡率,提供有效、高质量的医疗救助并加强医疗设施投入。
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预防或及时就医以防治职业性疾病。
联邦与公司或企业经营者合作,共同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
倡导健康生活观念,在学校建立医务室,严禁学生酗酒、吸毒等不良行为。
长期规划是,鼓励健康生活观念,逐渐取缔那些工作条件差、对生育健康有危害的工作岗位。
2.提高出生率,加强家庭观念的宣传,增加家庭预期生育子女数
中期规划是国家对多子女家庭提供支持,对有子女的母亲就业优先照顾,提高孕期和生育期医疗服务质量,对收养孤儿的家庭进行资助。
长期规划要求,提高二胎或三胎的生育率,改善有子女家庭的生活条件,对多子女家庭女性就业实施鼓励性政策,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提供补贴及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在青年中加强家庭观宣传,形成帮助年轻家庭独立的社会机制,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责任,减少社会流浪儿的产生。
3.加强移民管理,降低劳动力短缺
中期规划的目标是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地理位置重要地区,如远东、西伯利亚和国家中部的人口稳定。
长期规划是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回到俄联邦长期定居。
4.为老、弱和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长期规划是提高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社会保障,为他们的身体康复提供社会保障,解决住房问题以及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设施。
(二)现阶段人口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和效果
俄罗斯人口政策对人口的影响随时间逐渐显现。
据俄学者的初步预测,俄罗斯人口政策总体效果并不显著,但一些具体措施对某些年龄段的人口趋势变动有较大影响。
据估计,由于人口政策的实施,6%的家庭有资格得到“母亲资本”帮助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在住房规划所规定的有关家庭中,超过1/3的家庭可通过信用贷款获得住房。
专家认为,积极的社会人口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人口的负面趋势。
据世界银行的学者估计,政策的执行可降低非传染性疾病及交通事故死亡率,提高交通安全系数,改善救助体系,充分提高俄罗斯的人口寿命,降低血液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20%,提高男性寿命5岁。
人口政策的长期执行还可提高出生率的社会标准。
据计算,在低出生率的发达国家,提高家庭、母亲及子女的补贴25个百分点,就可提高总体出生率4%,在俄罗斯效果将会更显著一些。
子女学前教育费用支出与出生率是正相关关系,国际经验表明,对学前教育进行补贴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出生率。
例如,在挪威,其较高的出生率与丰厚的家庭补贴和国家学前教育资助分不开。
据调查,住房条件和收入对女性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
21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俄罗斯2015年人口发展纲要》,2007年俄罗斯政府颁布《母亲法》,提高了家庭住房、子女生育和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为多子女家庭提供了更多保障。
《母亲法》规定,对生育或收养第二个孩子的家庭设立25万卢布的“母亲资本”,用来改善多子女家庭住房条件及教育资助。
根据国际最低标准,家庭补助金应占男性不熟练工人收入的1/3。
欧洲社会公约规定,对家庭补贴额的限定在最低收入、平均工资和退休金基础之上[3]。
与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家庭补贴很低。
2007年3月按月子女补贴标准占最低工资的6.4%,低于平均月工资的0.6%。
发达国家如英国每个孩子的补贴达到平均月工资的3%~4%。
俄罗斯人口发展战略,包括中长期规划中各项人口政策和措施对促进生育、降低死亡风险及促进人口转变有更积极的意义,但具体来说,资助母亲政策的贯彻还有待深入。
据俄罗斯联邦劳动监督局统计,仅2006年上半年,就有约100万宗违背劳动法、有损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发生。
另外,女性生育期间的补贴不高及担心失去工作等原因使一些女性放弃休假权利,也影响到《母亲法》的实施。
同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不高,甚至一些女性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男性的一半,使这一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4]。
稳定俄罗斯人口是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俄罗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项艰巨任务。
提高年轻家庭的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以及帮助多子女家庭承担子女学前教育的部分费用等措施都存在局限性,限制了生育率的整体提高。
评价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在考虑该政策对人口形势产生最好效果的同时,也要考虑将负面效果降到最低。
据调查,住房条件是影响女性生育的决定性因素,而住房规划的实施则受经济发展状况、资金、房地产市场和居民购买力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近1/4的家庭住房条件不达标,约4500万户家庭等待购房。
2006年国家安居房工程开始实施,2002~2010年将在联邦住房规划框架内为俄罗斯公民购房提供信贷抵押,有资格得到住房的仅占25%~30%;另一个住房规划是为年轻家庭提供房补,补贴额占房款的35%~40%,对生育或收养第二个孩子的家庭,补贴额提高5%。
然而这一规划只针对30岁以下的母亲,而30岁以上的母亲在俄罗斯很普遍,如果将住房规划的申请资格扩大到35岁,将会加大对生育率的影响力,但同时又会加剧延迟生育[5]。
此外,俄罗斯的住房规划普及率还很低,住房建设的低效和房价的高昂也使许多家庭难以改善住房条件,从而影响出生率的提高。
另据调查,婚姻地位或同居伴侣关系也是影响女性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现行家庭支持政策尚须加强对未登记婚姻的支持以及父母对子女养育责任的宣传。
从历时性来看,斯大林时期婚姻、生育和健康方面的立法措施很不完善,尽管某些具体措施如禁止堕胎等取得了短期效果,但人口政策缺少全面性、系统性和连贯性,模式僵化。
戈尔巴乔夫时期提倡的禁酒运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生率,降低了死亡率,对人口模式的转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禁酒运动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转型期社会经济危机的加重,人口危机形势更加深重。
为了保障俄罗斯的人口安全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规划,尽管这些政策和规划在实施过程中有不完备和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在调节人口的婚姻生育关系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对抑制俄罗斯人口生育颓势也有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李丹琳)
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
*本文为2008年度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YJSCX2008-012HLJ)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ВалерийЕлизаров,Динамикарождаемостии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политикавРоссиивⅹⅹвеке.http:
//demoscope.ru/center/popul/popul16.html
[2]ValeryYelizarov,DemographicpolicyinRussia:
fromreflectiontoaction.Moscow,2008.p.56-57.
[3]Л.Н.Овчарова,Новаяполитикаподдержкисемейсдетьми:
кардинальныйпрорывилипервыйшаг?
//МирРоссии,2008г.№2.C.41.
[4]ValeryYelizarov,DemographicpolicyinRussia:
fromreflectiontoaction.Moscow.2008.p.55.
[5]ТатьянаСмольякова,140миллионов,инедушоюменьше//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2006г.№4077.http:
//www.rg.ru/2006/05/26/demografia.html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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