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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阳光权力论文
呼唤阳光权力
——高校腐败问题的反思
摘要:
了解腐败的含义,以历史典型腐败事件作为铺垫,着重叙述高校学术腐败和钱权腐败,剖析高校腐败的危害,反思其成因及提出对策,思考大学生自己应该怎么做。
关键词:
高校腐败反思
一、腐败的含义
1、释义
本质:
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2、定义
专指那些,行使国家管理公共职能的人类群体,忽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为了个人以及小集团的私利,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思想和道德水准极度的腐化堕落,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的风气。
什么是腐败?
怎么样的行为才能称之为腐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腐败就是政治行为的主体——执政者(政党社会就是执政党的成员,在我国即指各级党政官员及工作人员)由于受腐化思想所支配,凭借执政的权力,从事的以权谋私、损人利己等与执政者的宗旨背道而驰的行为。
它不仅仅是一般的违纪和违法犯罪,而且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各个社会层面的黑暗、腐朽的社会问题,具有牵联面较广、危害较大、社会影响极坏的特征。
从政治角度看,腐败是执政者利用行政权力弁取私利的“寻租行为”,它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寻租活动”。
在这种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执政者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有时还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
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看,腐败是指作为人民公仆的执政者,在政治生活中,不仅没有尽到公仆的责任及其政治操作义务,相反,其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起到了非道德型的妨碍作用。
它严重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三个代表”的政治道德要求。
二、历史典型腐败事件
各媒体正在聚焦一个个罪不容诛、令人发指的落马高官、通天巨盗,惊爆一桩桩触目惊心的贪腐大案、奇案,引起全国上下关注热议。
综观我党和政府反腐惩贪的历程,令人半喜半忧。
喜的是,从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亲自批准处死谢云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璧,到建国初毛泽东亲自批准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10年间先后判刑16年和18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处死,10名以上正部省级、60名以上副部省级高干受处理,其中10多人死刑,军队多名中将、少将受惩处,到2009一年中共查处处县以上干部3743名,其中部省级17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重锤出击,重典惩腐,雷厉风行,举世瞩目。
忧的是,屡禁不止,屡杀屡犯,变本加厉,危害极为严重。
犯案人越来越向领导高层、核心发展;贪贿金额越来越大,由几百几千元发展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元;规模越来越形成黑社会集团作案,上下勾结,国内外勾结;手段越来越隐蔽狡猾,用权钱色交易牵线,阴险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作案领域越来越遍及各个部门,从房产、建筑、商务,到铁路、交通、航空、海关、银行、文化、公安、法院,一直到军队,他们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核心机密;这些由党和国家长期重点培养的拔尖人才,一个个成了“两面人”、“变性人”,表面上是公仆、精英、人上人,实际上是盗匪、蛀虫、人渣:
这些人无法无天,终极目的是亡党亡国,在神州大地建立起他们的金銮殿、醉生梦死的冒险家的乐园。
怎麽办?
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提出了“把权力置于阳光下”的最正确的办法。
全国人民呼唤阳光权力。
那麽,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
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措施,是不是落实了,没有疏漏呢?
恐怕不是。
你看,号称“霸王”的国企第一贪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由“死”变“缓”,为什麽?
他退赔了2亿赃款全部。
我不禁大为惊叹:
他到哪里去拿这麽多钱?
难道他贪贿的2亿,全部存在那里等着退赔吗?
他究竟贪污受贿多少个亿?
而且这人每月花销120万元,每天就是4万元。
当然这花销不算犯罪。
代课老师每月5、8元,或20元,或200元······那麽,他每月的花销,不知道是多少万代课老师的月薪?
不知道最穷的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有不有“霸王”每年花销的1440万多呀?
如果对陈同海,从观察、培养、监督、考评、巡视、问责、选拔,到屡屡提拔重用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党支部、党小组的例行组织生活会,问卷民意测验,都按党章、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办事,如果中石化系统的所有党员、员工,都按党纪国法、规章制度办事,就没有人知道他每月花4万吗?
他的累累罪行就没人发现吗?
就没人提出吗?
就没有人向上反映吗?
紧跟党中央的上级就不追究他吗?
为什麽拖到这时候才败绩落马呢?
还有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涉案金额18亿。
核电,是这样重要、神秘,国家的核心机密、核心产业。
世界上凡接触核电的人,都是最忠诚、最可靠的人。
怎麽就让这个坏家伙去当独立王国的国王呢?
康日新之坏,以前都没有露出蛛丝马迹吗?
还有轻骑集团董事长张家岭一系列犯罪中,用假信用证诈骗294笔银行贷款,金额40亿,国家损失7.9亿,也使人惊叹莫名:
那些银行高管,学历、资历、智商、地位、本事、工资,都是最高的,为什麽被骗?
你们是干什麽的?
那些重用这些高管的高官,又是干什麽的呢?
难怪央视总在公布全国银行不良贷款还有几千几百万!
上述三例,连普通百姓都知道:
现在全党全国,还有许多地方,阴云笼罩,魔兽横行,阳光还没有照到!
究竟怎样才能让党和政府的权力、国企和民企的权力,都置于灿烂的阳光之下?
三、高校腐败事件
20世纪9O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弊有利,在利大于弊的客观评价下,也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弊。
很多人为了学术上有所造诣,开始了学术造假;很多人为了利用权而谋取钱,开始了金钱的腐败。
1、学术腐败
当前,学术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然抄袭、剿窃、冒名盗用他人学术成果;二是在科研中捏造、篡改实验数据、结果等;三是在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和课程、学位点的申报中弄虚作假、虚报成果;四是在评职称中,托人情拉关系,甚至雇人写文章、买论文;五是沽名钓誉,一些并非搞学术研究的领导通过卑劣手段捞取学术职称、学术荣誉,并以此获得更大的社会资本;六是在学术评奖、科研基金项目评审中存在权力关系、垄断学术资源等等。
尽管高校学者弄虚作假者并非主流,但学术腐败现象的确在侵蚀高校,高校正在成为学术腐败的重灾区。
是学术评奖还是学术腐败?
——湖北社科评奖引发学界争议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1998)早在今年1月22日就已张榜公示,因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人上书该省有关部门,指责这次评奖中的哲学社会学组评奖是一场“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是“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各组奖项迄今尚未颁出。
公开叫板“学术权威”
这次上书,邓晓芒等人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湖北省社联主席、武汉大学前校长、哲学系教授陶德麟。
陶德麟在这次评奖活动中担任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和哲学社会学组的主持人。
邓晓芒等人认为,“这位在中国哲学界神通广大、却不曾写过任何一本个人学术专著的‘著名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湖北省哲学界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的大权”,“本届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奖名单就是在他(陶德麟)的一手操纵下制定的,他安排他的弟子、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汪信砚担任初评组的组长,他自己担任复评组的组长,把住要津,上下呼应,将神圣的学术评奖活动玩弄于鼓掌之中。
”陶德麟的论文《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获得哲学社会学组一等奖,邓晓芒载文评点该文“粗制滥造、硬伤累累”。
陶是湖北省内公认的学术权威,三人为什么要撕破脸皮,与陶公开叫板?
按道理,社联接到3人的反映意见之后,应先与3人沟通情况。
但社联却于3月15日和16日分别先找初评组和复评组开了两次座谈会(陶德麟和汪信砚回避)。
这两次会得出的结论认为,说陶操纵评奖没有根据,初评和复评都是按照规定进行,是规范的。
在赵林主动致电社联之后,社联才与赵林和彭富春有过一次对话(期间邓在香港讲学)。
社联也与武汉大学校方取得了联系,但学校领导认为此事与武大无关,不发表评论,并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代表武大对此发表评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昆满总结说:
“这次评奖结果,不敢说百分之百都是科学的、准确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九十八是客观公正的”,“这是专家们评出来的,打分的情况就是这样。
评奖的程序正确,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
评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在这次评奖中,哲学社会学组由5人组成的复评组,都有成果参评,结果陶德麟和另外一位复评委获得一等奖,另有二等奖2人、三等奖1人,全部获奖;而由7人组成的初评组,共有4人参评,其中2人报本组,汪信砚获二等奖,另外一位评委获三等奖,另外2人在综合组获三等奖。
参评评委获奖率为100%。
哲学社会学组共设3个一等奖和6个二等奖,评委就占去5个,占56%。
对此,汪信砚表示,评委的水平都比较高,水平高就都有作品,如果让没作品参评的人当评委,评委就只能是些水平不高的。
但邓晓芒等人认为,实际上这次有许多水平高、为人公正的专家都没有参加评奖。
陶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是国家重点学科点,共有教师9人,申报了7人,有6人获奖,4人获一、二等奖。
对此,陶这样解释:
“武大的马哲是211重点学科点,在全国也是比较强的。
我们多一点,别的学校也没有意见。
”
但耐人寻味的是,同样也是国家重点学科点,与马哲旗鼓相当的武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9名教师中只有3人申报,都与高级别奖项无缘。
一位没有参评的老教授说,他不参评就是为了避免“自取其辱”。
初评一锤定音,复评形同虚设
2000年12月21日至25日,初评组根据社联印发的《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1998年)评奖实施方案》,对参评成果集中进行初评,先确定入围名单(多于奖项的50%),再对入围者打分,按分排名次。
对初评组的工作,汪信砚这样评价:
“我们是执行上面的安排、指示,按程序、规章进行评奖”,“评奖是公正的,大致反映实力和水平”。
初评结束之后,12月26日,社联学术委员会搞了一次初评的“复审”。
复审组的工作时间很短,会上宣读了一下初评入围的名单,不看材料,甚至连材料的包都没有拆开。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郭齐勇教授和刘纲纪教授当场对这种走过场的做法表示反对,“都不能动了,还说什么?
”郭齐勇教授并提请大家不要蹈长江读书奖覆辙。
27日进行的复评,可以说是一个“掐尾巴”的工作。
陶一上来就说时间紧迫,况且初评评得很辛苦,原则上就按初评的顺序不动,并规定如果要改变初评的等级秩序,必须经过初评组的同意。
由于初评已经按分数排定了名次,复评只需数一下评奖名额,把后面多余的尾巴掐掉就可以了。
按照《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复评必须重新投票。
哲学社会学组的复评没有投票,显然是违规操作。
按照通例,初评不能排顺序,不能让初评影响复评。
而哲学社会学组的复评,“在充分尊重初评意见的基础上个别微调”(陶语),实际上是初评在“一锤定音”。
28日结束的终审只用了半天时间,省评委会全体成员即不同学科的47位评委在半天内对这次社科评奖的全部405个奖项(392项等级奖加13项荣誉奖)进行审议,实际的审议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初评、复审、复评、终审,名义上程序齐备,但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成了过场。
“鸦雀无声反而说明事情的严重”
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昆满说,到现在为止,收到的对这次评奖的意见大部分是肯定的,只有八九件投诉,比例很小。
对此,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工真表示:
“我们没有做声,是因为做声也没有结果。
有时鸦雀无声反而说明事情的严重。
”
李工真一本写了8年的学术著作在这次评奖中获得三等奖,而历史系的两个评委,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教师舆论坏透了,”李工真对目前的评奖机制深感不满,“每次评奖,结果都是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学校甚至告诉你,今年谁是评委,住在哪,让你去争取。
”
记者还拜访了历史系老教授刘绪贻,陶德麟夫妇以及赵林都是刘的学生。
有着近50年党龄的刘教授看过邓晓芒等人写的《反映意见》,基本同意文中说法。
他也认为这次评奖非常不公平:
“评委都是自己评一等,或与自己有关系的评一等,有人说,没评之前,谁得奖就知道了。
”“经费不够就不要搞,要评就要认真做。
”
武大哲学系教授雍涛对自己的著作《邓小平哲学研究》没有获奖感到委屈。
该书入选湖北省内具权威性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在该书基础上发表的文章《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入选了中宣部组织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教育部系统只有7篇文章入选,湖北全省只有4篇文章入选),在湖北省内获得高度评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陶的一位弟子撰写的通俗读物《邓小平谋略》却获得了三等奖。
迄今为止,这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尚未下发。
据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部有关人员透露,发奖仪式原订在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举行,但该部迄今未接到任何开会通知。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是圣洁的学术殿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区。
学术腐败是社会腐败反映在高校的一种表现,其巨大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第十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当前特别要“防止和纠正少数教师剿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维护高等学校的形象和声誉。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2、权钱腐败——武大弊案高校腐败冰山一角
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各个高校可调配的资源明显增多,学校各级领导的权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由于招生规模扩大带来的教学生活设施投资急剧增加,后勤服务规模日渐扩大,物资采购大量上升,以及自主招生的机会增加,研究经费的大规模投入等,在客观上不断增大诱发高校不正之风和腐败的可能性。
许多人认为,中国大学昔日纯白的象牙塔已经被染黑了。
现在看来,他们认定的很可能是一个事实。
罗彩霞冒名顶替案和数所大学的论文抄袭案还余波未平,武汉大学的受贿案已经被相关部门逮个正着。
如此一来,中国大学呈现给我们的,已然是从招生到论文再到官衔,从学生到老师再到校长的一幅全面堕落的景象。
这一切,我们不得不将其形容为“腐败”。
虽然加了引号,但这广义上的人心腐败怕是比狭义上的权钱腐败更令民众黯然神伤。
长江南岸,珞珈山下,是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所在地。
今日的“珞珈”正与昔日的“落驾”谐音,寓意百年前。
在落驾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
百年之后,爆炸性新闻使武大再次处于艰难之中。
该校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原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受贿双双落马。
人们不禁要问,武大怎么了?
龙小乐坐在主席台上,眉目低垂。
这在一些师生的事后回忆中被解读为“神情忧郁”。
同时,在9月10目的武汉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中,集体亮相的校领导中缺席了一人——常务副校长陈昭方。
彼时的陈昭方已离开校园多日。
7天前,上午9点刚过,在武大博导楼前,陈昭方被两名陌生男人带走,当时他想回身走进楼里,他的家在501室。
陈想结束这突如其来的“纠缠”,但未果。
9月13日,陈昭方被湖北省检察院正式批捕。
一周后,开学典礼上那位“神情忧郁”的秃顶老人,61岁的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也被检方带走。
一切从基建开始
在已有的官方通报中,武大并未明确点出陈、龙两人事发的原因,但至少,主要的传言有两种。
一种说法里,关键人物是江建勤。
他是原武大后勤保障部部长,前任武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庄果的女婿。
此前,江历任武大出版社社长、武大驻京办主任等要职。
今年6月,江被湖北省纪委调查,两个月后,被正式批捕,罪名是涉嫌受贿。
另有媒体称,江的事发,事关一个叫陈发明的副处级干部。
陈发明曾任武大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与分管领导江建勤关系密切。
江任武大出版社社长时,有一次陈发明手头资金紧张,曾找江借过钱,江批示挪用公款几千万元借给陈,并因此得到数百万元的好处费。
今年上半年,陈发明的情妇因事反目将其举报,并交出陈的“账本”,陈不得不向检察部门交代,由此牵出江建勤,江又供出了陈昭方。
另一种说法则被更多的媒体广为传播,其中的关键人物叫巴能军。
巴是弘博集团的董事长,旗下实业颇多,多位当地教育口的记者都表示,在武汉教育界,巴是个牛人。
武大经管学院世界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导师严鹏飞说,巴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本科生,1999年考取他的博士生,当时陈昭方正是该学院党委书记。
2000年,扩招,并校,武汉大学迅速“膨胀”,学生宿舍不够用了。
武大也想找一家具备实力的校外企业来投资建设宿舍。
巴拿到了这个项目。
日后他说得最多的就是,作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资源是很重要的,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
但当时的巴没钱,于是他向上市公司武汉道博融资。
而当时身为武大分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的陈昭方,也及时地出手相助,据称,“(陈)以武大名义为其在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提前预付了3年学生租金”。
陈的这一举动,日后有媒体解释,导致了巴向陈投桃报李,逾百万元。
弘博公寓,这座能容纳近4000人的学生宿舍建成之后,短短几年,巴能军已有八九亿资产。
武大现任校长顾海良也曾向媒体亲口证实,陈是因涉嫌收受弘博公寓承建方巨额贿赂而被检方拘捕,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武大方面证实。
另有资料显示,巴能军实际上担任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监事会主席,并且是武汉大学董事之一。
“巴能军的财富,很大程度上依靠武汉大学这块金字招牌,而陈昭方和龙小乐开了绿灯。
”该校一位教师坦言,学校规模扩大带来的基建工程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这可能是陈昭方和龙小乐落马的根本原因。
校园波动早之已有
不管哪种传言,在很多武大教职工看来,都是盲目并校的恶果。
2000年8月,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
四校合并后,武大规模迅速膨胀。
问题也跟随而来,“实际上早在2001年时,武大高层领导内部就已经有了极大的分歧,几位校长在一起吵得连校务会都开不下去了。
”当时的校长侯杰昌曾说。
早在2007年,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两位负责人即因受贿被抓。
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人员贿赂20多万元,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兼任“武大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同样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60多万元。
而最近的一个极端案例出现在今年6月,一个名为周凯的后勤职工持枪劫持人质,试图闯进行政楼。
官方并未给出更多细节,但坊间则更愿意相信的是,周凯帮着联系学校后勤基建项目,后资金出了问题,建设方迟迟拿不到钱,来逼周,而周多次找校方,未果,于是走了极端。
在这个波动的校园里,很多故事都显得模棱两可,包括这次的两位主角,陈昭方和龙小乐。
武汉大学一位中层干部告诉记者,她曾因学科建设问题先后向龙小乐反映过问题。
龙小乐在行政大楼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她,语气温和,没有丝毫学者派领导的自命清高。
至于陈昭方,于1950年出生在湖北京山县的他早在当上武大常务副校长之时,便被定为“京山名人”,载入该县县志中。
媒体也称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努力奋斗的样板”。
1993年至2000年,陈主管武大财政期间,武大收入来源从9项变为23项,“各类拨款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呈现出波动和下降的趋势,而事业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
以2000年为例,当年国家给武汉大学拨款16296万元,仅占同年该校总收入的35.92%。
有媒体推算,“仅那一年,从陈昭方这个管财务的校长手上,通过的费用即达四五亿之多。
”并校后的武大基建项目明显增多,不得不实行“大部制”,成立了基建委员会来统筹全校基建工程,而陈是“一把手”。
侯杰昌的说法是,并校后各方面的理顺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那时搞项目也是有招投标的。
立项,上报给教育部,然后招投标,程序应该不会少。
但是武大招投标中心的一位办公室人员说,该中心于2004年成立后,人员编制才算到位。
“2004年之前,就不清楚了。
”
校腐败案缘何频仍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近日发生“大地震”。
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
该案震惊内地教育界,牵涉多人,至今余波未了。
有当地网民称陈昭方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
高校本是象牙塔,是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的地方,为人师表者本应学高为师、行高为范,是涵养学生精神、引领社会道德高标的群体,正如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所称,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高等教育工作地位崇高,使命光荣,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但现实是,高校早已不是净土,大学精神日益沦落,高校已成为职务犯罪新的高发区,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
高校为何成为腐败高发区?
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有机会腐败。
近年来,大量高校开始大跃进式地大兴土木,扩大校舍规模,这就留下了极大的寻租可能和空间。
高校扩招也年甚一年,在教育资源仍然短缺的情况下,招生资源就是一块硕大的肥肉。
此外,高校在采购和后勤上也非比以往,有巨大的采购项目,也容易让人心旌招摇、蠢蠢欲动。
在巨大利益面前,那些握有权柄的人难免想染指一番。
纵观高校腐败,正是集中在四大领域:
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
从这个角度看,陈昭方、龙小乐的腐败一点都没有“创意”,他们恰恰是倒在基建上。
延展开来,其他落马的高校官员也多是倒在这四大领域上——据悉,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
显然,随着高校可调配资源、可支配资源的机会增多,随着高校参与市场的机会和活动越来越多,如果不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高校领导必然还有落马的。
另一方面是能够腐败,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或没有足够的约束。
大学官员集官、学、商于一身,面对的利益机会极多,受到的监管极少。
表面看,高校的权力是分散的、各司其职,但分管的领导,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往往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比如分管基建的领导,在基建方面,一言九鼎,相关的监督部门并不能直接干预或监督分管领导,这就导致分管领导有恃无恐。
而是权力运行不置于阳光下。
按说,无论参与工程基建还是设备采购,都需要公开、公平、公正,但是,现实情况确实,现有的制度在权力面前,很苍白很无力。
比如,为牟取300万贿款,武汉科大原校长刘光临硬是让一家连入围名单都没进入的公司,介入一项基建工程,竟然一路绿灯。
要遏制频繁的高校腐败现象,就需要祛除这两大制度暗斑。
正如中纪委所要求的,要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提高校务公开制度化合规范化水平。
因此,除了进行制度建设外,最关键的还是要约束权力、监督权力,将高校领导置于动态监督之下,置于阳光之下。
四、反思
1、堪忧的现状
今天,教育产业不断催生出一批又一批模式化的教育产品,而我们作为教育产品丢失了追求学术理想的热情和底线,由于现行的教育模式默许我们可以缺乏甚至没有学术理想。
因此,如同《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所描述的学术文化氛围在短短十年间就在华师大校园由盛转衰,这样的抱怨也不尽于耳。
其次,学术评论氛围和习惯的摈弃亦是导致学术信仰缺失,继而引发学术不道德的重要原因。
真正的学术追求是建立在批判式的学术评论体系上的。
而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题目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
严厉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熟悉、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
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厉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
实在,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厉、积极的学术评论。
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
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
因此,学术腐败究其所以并不是单纯出现的,学术理想、信仰、评论等各方面的深层次变化导致了当前学术界的囚徒困境。
反观现实,搏功名、谋利益,整个校园弥漫着的浮躁至极的学术氛围不得不让人担忧,假如学术界的主体都沦为贸易操盘手,假如学术精神、学术创新和学术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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