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林家铺子》拍摄往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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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林家铺子》拍摄往事
电影《林家铺子》拍摄往事
1958年初,夏衍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改编茅盾的《林家铺子》,并当场询问各厂负责人:
“你们谁准备拍这个剧本?
”
此时尚未看过原作的北影厂长汪洋,听了这话赶忙找来一读,不禁为夏衍独到的眼力叫绝。
这篇小说不但题材好,思想深刻,而且容量适中,正好够拍一部故事片。
在与导演水华商量之后,他马上找到夏衍,表示北影决心拍这部片子。
夏衍笑着拍了拍汪洋已腆起的啤酒肚:
“早就知道你的胆子大,没问题,一个月之内将剧本交给你。
”时值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身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夏衍,主管着艺术和电影两个部门,还兼任了文化部大炼钢铁指挥部主任,但他还是准时交出了剧本。
其实,将茅盾名作《林家铺子》搬上银幕,乃是深藏于夏衍心底的一个情结。
他曾自述从学习写作开始,就是茅盾作品的读者,特别喜欢其短篇小说。
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把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接着还打算改编《林家铺子》,但因听说已经有一家电影公司把它列入摄制计划就搁置了。
相距20年后能有机会实现自已的夙愿,令夏衍欣喜不已,专门请了创作假,集中精力投入这一心仪已久的再创作。
小说《林家铺子》毕竟写于1932年,描述的是当时江南杭嘉湖地区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林老板,在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下,虽再三苦苦挣扎,但在黑暗势力的盘剥下终于破产的故事。
如何使电影缩小、甚至消除原作由于时代变迁而在今天观众的思想感情、心理上所形成的差距,是改编的一件颇费心机的事情。
其中特别表现在对主题思想的新的合乎情理的阐发,以及对主要人物林老板的阶级分析上。
当时曾有人担心,在我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派运动之后,改编《林家铺子》这样以描写解放前中小资本家受压破产为题材的作品,让资本家来当“主角”,可能要冒风险。
夏衍却认为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改编成电影这样极富大众性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
而且他也从整风鸣放过程中,了解到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的思想动态,因而觉得“把《林家铺子》作为一面镜子,让今天正在改造中的工商业者回忆一下过去的那种'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也许是有益处的。
”
征得茅盾同意,夏衍在改编中突出了林老板的双重性,既写了他作为“小鱼”被“大鱼吃”的一面,又写了“小鱼吃虾米”的另一面。
此外,还增强了林老板女儿明秀的亮色,把她处理成一个与父亲思想上有距离的爱国进步青年,让她参加学校同学为宣传抗日而上街喊口号、贴标语的活动,割爱了原作中有长期胃病的林太太经常有“打呃”习惯动作的细节描写,避免因此引起喜剧效果,而抵销某些规定情景的悲剧气氛。
为突出江浙人家过年特定气氛,剧本中精心安排了旧历年茶几上供着裹红纸圈的水仙花、摆着小福桔的小茶碟。
拍摄《林家铺子》是夏衍与水华作为编导的首次合作,影片的成功证明两人在政治、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素养是颇为接近的,尤其是所追求与体现的凝炼、含蓄、深沉、隽永的风格极其相似,为打造这部高晶位的经典之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导如此和谐默契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赖于水华的主动“磨合”。
水华对于选题非常严格,常常挑来捡去不易决断,而《林家铺子》却一眼看中,用厂长汪洋的话“一拍即合”,是水华凭直觉就感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跟自己的创作个性十分契合。
后来他在谈及《林家铺子》创作时曾坦言,当时领受这一拍摄任务时还没有看过小说,待到读了作品不禁“凉了半截”,自己是学生出身,对小城镇的生活虽然有所了解,但不熟悉商人,不了解怎么做买卖,于是他特意读了很多有关的书,拜访很多有关的人,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随着相关的学习、采访等拍摄准备工作的深入,水华对《林家铺子》原著和改编本愈加敬佩I特别是刚开始接触作品时,水华心里也曾泛起过是否“平淡了一些”的念头,但在反复仔细琢磨后,才省悟到其内蕴不仅是丰富多姿而且含蓄深刻,逐渐体会和把握到它是一部丰富而深刻地反映我国30年代初期灾难深重的社会缩影的作品,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一面“镜子”。
怎样才能做到从平常中见世界、平淡中有深遂、平凡中显神韵,使未来的影片外朴内蕴、形神合一呢?
水华借助于自己演员出身而形成的独特的导演构思方式——“化身神游”,即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让自己“化身”为片中角色,“神游”于特定情境,揣度人物的内心活动,冥想具体场面的细节,直到在头脑中有声有色地清晰可见了,才进入分镜头阶段,一切感到满意了方进行实拍。
于是他化身为林老板、余会长乃至朱三太等人物,在小镇的每个角落神游,其结果是对原著主旨的理解和把握更加透彻,遥相对应地营造出一个特定的时代瞬间、一座老旧衰破的江南小镇、一条勾心斗角的商街、一家起伏跌宕的店铺、一个焦头烂额的林老板、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阶级剥削定理……在影片的实际拍摄中,水华不追求表面戏剧性的情节,不设置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以散文化的叙事风格贯串始终,即使矛盾尖锐的场面也处理得平缓含蓄,注重细节的真实描述,力求电影语言顺畅而生活化。
如片中一小群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点出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时代特色,林明秀衣袋里滚出的印有日文的小粉盒,道破了日本经济侵略无孔不入老通宝一家连一顶帽子都买不起的拮据窘状,说明了农村经济萧条,上海难民的涌入,更具体体现了民族危亡骤然加剧。
镜头虽没有离开过小镇,但却让人们看到了小镇以外的世界,时代重大事变冲击与周围政治经济势力合围,给林家铺子造成纵横交错的巨大生存压力,正是在这样一如生活自然可信的活动背景之下,血肉丰满地完成了对林老板这一具两重性格的典型人物的塑造。
《林家铺子》的成功,与谢添出色扮演了林老板分不开。
水华对于演员的选择,非常重视气质与人物要相近,还尽可能要有相似的经历。
谢添气质浑厚,又有表演才能,而且青年时期有过商店学徒的生活体验,跟社会上“五行八作”的人有过接触,由其担纲出演林老板的重任受之无愧。
他确以不愠不火、分寸得当的表演,创造一个既叫人可憎又令人可怜的林老板,为新中国银幕画廊增添了一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形象。
尽管后来在银幕上的表演堪称得心应手,但在最初接触角色时,谢添还是感到所要扮演的林老板,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人物。
赋予这个被社会扭曲的旧式商人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两重性,无疑是电影改编的一个创造,林老板的形象因此变得更丰富、更多面子,也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水华的指导下,谢添几经琢磨,拟出了对于林老板这类人物表演处理的原则:
一方面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他们头上压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大商人、军阀、地方士绅等等大大小小的石头,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是压迫者、剥削者,也还可以压迫、剥削比他更弱小的人,如更小的商贩、农民、店员、孤儿寡妇,如朱三太、张寡妇等,并为之专门致信夏衍请教。
夏衍对此很为重视,及时回信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林老板受到的压力的分量比较大一些,他可以压迫人的分量要小一些”,特别强调在表演上“掌握分寸”,“既不能把林老板表演为十足的反派,也不能让观众完全同情他”,并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他对豺狼是绵羊,但对兔子则是野狗”。
夏衍还具体提出了对这个人物的设计:
“他可能是一个旧社会中的所谓'规矩人’(不嫖不赌,做事巴结),但他对弱者,则是不客气、不规矩的”,建议谢添的表演“流露出一点他的狡猾性、残忍性(损人利已),但也不要太露了”,“要加强内心活动,通过内心来表达一下,使观众感觉到就行,而不需要外表上的过火的表演”。
虽然夏衍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只供参考而已”,却为如何创造性地表现林老板在错综复杂的环境和关系中的各个性格侧面,尤其是深刻揭示其微妙多变的内心活动,提示了方向与依据。
谢添依据长期生活积累和前往浙江菱湖一带体验生活的感受,经过与水华的切磋、分析,以“外静内动”作为人物性格基调:
当他是羔羊的时候,“静”是一种外表的温顺;当他是一只恶狗的时候,“静”又是一种欺骗性极强的掩饰。
有了这样的外表,他在不同对象面前的不同表现就有了根据,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在妻子女儿面前,他安详仁慈不失家长风度,既是好丈夫,又是好父亲,对顾客,他体贴亲热,完全恪守着和气生财的规矩,对“海客人”,他虽讨好阿谀却又不动声包对王老板,他强行逼债却又一脸平和,对恶霸地头蛇,他卑躬屈膝又强撑风度……虽只是一个“静”字,却在表面上衬托出林老板这个人物的立体感。
对于林老板的“动”,谢添则给他定位在心里。
为了准确把握静与动的关系,他调动了少年时代的记忆,想起上小学时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个杂货铺的老板,经常去其铺子里温课、作业、玩耍,还帮助照看过铺子卖东西。
对方是个十分和蔼可亲的人,有些表情却很商业化,眼神也透着狡黠,还有一些只能意会的气质方面的东西。
这些都被谢添借助到影片的表演中,如用眼神、面部肌肉、手势以及其它形体动作,来表现林老板内心的波动。
比如他以八折抛售来对付“裕昌祥”的八五折时,被提醒还没向警察局L局长打招呼呢,他一下子得意的情绪变为发呆的样子,当上海客人索债上门时,他表面上应酬周旋,两只眼晴却叵测地察颜观色,暗暗捕捉着暂时解脱的机会I当商会会长把那最刺痛他的消息——卜局长要讨他女儿为妾的消息道出之后,他面部的肌肉微微一抖,使人在他硬撑的平静中发现了就要爆发的慌乱情绪……“动”与“静”的有机结合,让谢添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表演分寸,从形似臻至神似演活了林老板这个人物。
除了林老板形象塑造成功,其他配角的刻画也很出色,即使在片中只有一场戏或几个短短的穿插镜头,同样栩栩如生颇有特点,这也是《林家铺子》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
像韩涛扮演的商会余会长始终以一团和气的面目出现,就是敲诈勒索也语气温和,邵华扮演的钱庄经理钱猢狲则是一副冷面孔,像一架无情的金融机器一般,始终是一副“不容分说”的神气,陈述扮演的上海客不过是一家商行的跑外伙计,但在林老板面前又是债主身份,软硬兼施中尽显一个地位低微、重任在身的小人物在艰难时世中的独特表现。
还有张亮扮演的精明可靠的大伙计寿生、林彬扮演的迷信的老板娘、马薇扮演的娇生惯养的林明秀等,都很称职与可信。
最为突出的是于蓝对剧中张寡妇的塑造。
这一角色原来是由舒绣文扮演的,但因她心脏病复发,只好临时更换。
当水华将求援的电话打给当时还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的于蓝,还特别说明这个角色不是主角,而是一个小角色。
于蓝当即未加思索地回答:
“当然可以,你忘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句名言了吗?
”虽然在延安时代他们曾多次合作,几乎水华所排的话剧都有于蓝参加,但进城以后各自忙于工作,连相互联系都很少,没有想到仅是一个电话于蓝就应邀“救场”,这使水华分外感动,由此他们结成了一对稳定的影坛合作伙伴。
此时《林家铺子》剧组已经从外景地浙江菱湖回到北京,并在新街口豁口外搭起子一条小街,街头还搭建了临河的小桥,大小店铺、茶楼、饭馆栉比鳞次,很有江南小城镇的味道。
于蓝因匆忙赶来参加拍摄,没来得及认真阅读原著与剧本,也未赶上深入生活,只知道自己所扮演的张寡妇靠着十个指头为人缝洗,积攒了百十来块钱,押在林家铺子做本钱得点利息,不料林家铺子倒闭了,为了孩子、为了活命,她必须讨回孤儿寡母的活命钱。
张寡妇惟一的重场戏就是讨钱:
在警察的恫吓与群众的骚乱中,非但本钱要不回来,连孩子也失去了……
水华和摄影师钱扛已决定只用一个镜头拍摄这场戏:
被挤倒的张寡妇由地下爬起,发现孩子丢失了,遍寻四周还是没有,恐慌之极地在混乱的人群中呼喊
“阿毛、阿毛”
,由升降机拉、移、升一气呵成。
于蓝按照导演的要求,沿着角色的规定情景,努力去完成动作。
在排练到发现儿子被踩伤的身体时,于蓝的记忆中忽然唤起1946年时,在大连港湾曾亲眼目睹一个幼儿被电车碾轧而死的惨景,当时她的心就像被碾轧丁一样的疼痛,此时此刻看到孩子的帽子时,她的心立刻抽搐起来,不顾一切地喊出
“阿毛!
阿毛!
”这场激情戏要求实拍两遍,于蓝充满真情实感一气演下来,水华很为满意,后来还转告于蓝,说赵丹对这组镜头也十分喜爱,很佩服能在一个镜头里把戏掀起高潮。
原定的戏拍完了,于蓝总觉得意犹未尽,认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寡妇,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儿子身上,钱丢了、儿子没有了,怎能就此罢休?
她认为一个镜头不能把张寡妇的心态充分表现出来。
水华认为很有道理,决定再加拍一场戏:
张寡妇找儿子。
于蓝调动起自己的情绪记忆,全身心投入拍摄,随着从全景到中景长长移动镜头,十分真切地表现出张寡妇的痛切情绪,连拍摄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感动得落了泪。
谁知待到正式出片,于蓝发现加拍的戏还是全部被剪掉,心里很不舒服,可又提
不出什么意见,因为影片看上去很好,疑惑之下特地找来剧本对照琢磨,不禁对水华心服口服:
虽然加拍的那场戏饱满而真实,但显然离开了“林家铺子”倒闭这一主体:
张寡妇情绪上去了,而整个戏却拖沓下来了,况且水华已用声画结合的办法延伸了张寡妇凄厉的喊声“阿毛!
阿毛……我的孩子”,一直到剧终林老板在船舱内愁闷沉思、小船在细雨蒙蒙中向远处驶去,既延续了尚未演完的未尽情感,又寓示着悲剧还在继续,确实不需要再去增添任何东西了。
水华在电影圈中有“水磨2E"之称,意谓其拍片数量少、周期长。
他从事导演工作达45年之久,拍摄完成的影片总共只有7部,其中有两部还属联合导演。
对一个资历颇深的电影导演来说,这个数量实在不大相称。
在其所拍影片中,《土地》最长整整延续了4年,《林家铺子》也花了一年多时间。
水华主张“戏”一定要细,而“戏”要做细,功夫就要到家。
他不仅在分镜头时,要对着美工师提交的场景平面图仔细琢磨,考虑戏从什么背景开始,镜头的角度怎么摆……这一切都要经过“内心银幕”审视通过才行,而且从不惧怕修改。
在《林家铺子》拍摄中,有时头天拍完的镜头,他夜里思考一遍觉得有不妥之处,第二天必定再拍一次。
有时一个镜头要反复拍四五次,直到满意为止,甚至景都拆了但他执意要重拍,还要搭景重开机。
在设计该片的片头时,水华最初曾想以高空俯瞰镜头交代时代和背景,但找不到现成的制高点,而专为一个画面筑几十米的高台经济上又不可能,于是他在外景地反复观察仔细揣摩,终于找到了切合江南水乡小镇的视听构成元素:
古老的小镇,一艘小船在狭窄的河道穿行,傍河的旧茶楼传出喧嚣,临河的石板路上瞎子在算命,一桶污水倒入河中,污水上叠印出“1931年”字幕,巧妙地以空间隐喻时间,同时显示浓郁的地域特征。
在影片的结尾,水华同样煞费苦心,画外是张寡妇悲惨的呼喊,画内是乌篷船上黯然的林家父女,迷茫的小船在凄风苦雨中驶向远方。
影片由一叶小船把观众带人林老板的世界伊始,又以一叶小船引领观众离开这个小镇结束,不仅首尾遥相呼应,而且富于深广寓意。
这一精致而且多义的镜头组接,后来被广为评点传诵,有“中国电影语言经典’之誉。
一向严格律己的水华却念念不忘,蔡楚生当年曾就片头小船拍着他的肩膀说:
“水华,你这船行驶起来应该有快有慢,体现出摇橹的节奏。
现在这船走起来的速度始终一致。
”对此疏忽他遗憾不止,直到晚年他还设想如果能重拍,将怎样处理更精当一些。
为了达到
“戏要细”的要求,水华在道具选择这样的细微末节上也一丝不苟,几乎近于苛刻。
《林家铺子》制片主任史平回忆说在摄影棚外搭的一条街景,影像上达到乱真的程度。
林源记橱柜中的百货,都是千方百计找来的实物,仅钮扣就收了几箩筐,雪花膏的瓶子里真正装满雪花膏,这些道具足可以开一家30年代的百货店……无怪乎茅盾看了样片后,赞赏地说:
“真像我的老家菱湖。
”该片副导演赵园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
为了挑选林明秀喜爱的小猫,水华要求猫要小巧精致,毛色光泽,还要圆脸的,不要长脸的。
为了寻找这只猫,遍访北京爱猫名家,最后从梅兰芳先生家里才选中一只。
仅猫向林明秀身上跳的镜头,就拍了六次,最后猫都跳不动了,水华才点头拍板。
只是拍摄《林家铺子》正值“大跃进”时期,当时北影的各个摄制组纷纷打擂台创高产,争拍镜头数量成风,惟有《林家铺子》摄制组不赶时髦放“卫星”。
这种“反潮流”的做法,在当时招致很大的压力。
水华在艺术处理上的仔细斟酌和反复修改,被贬斥为与
“多、快、好、省”背道而驰的“少、慢、差、费”,为此水华痛苦得夜不能寐,以致濒临崩溃的边缘。
幸亏一向关心电影创作与生产的周恩来获悉后,亲自当众为他解围减压。
在1961年6月,周总理在新侨会议上谈到数量与质量的问题时说:
“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
人说水华创作进度慢,慢工出细活嘛!
”还朗声说:
“水磨功,我赞成!
”
正是“慢工出细活”,造就了《林家铺子》这样的力作。
茅盾看了完成影片后赞不绝口,说影片的戏和他想象得一模一样,感到特别亲切,认为从艺术、技术、摄影、美工、表演等各个角度上看,都比小说还丰富还完整。
改革开放后,影片在国内外获得多种奖项,成为各种形式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必不可少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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