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看中国》秦晋崤函与河西河东要道争夺札记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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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看中国》秦晋崤函与河西河东要道争夺札记9
《从地缘看中国》(秦晋崤函与河西河东要道争夺)札记(9)
第三十七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秦、晋之间的地缘关系与东周之初“平王东迁”有关,在王室被迫由“镐京”东迁至“洛邑”时(也就是由“渭河平原”迁至“洛阳盆地”),一共有四个诸侯国出了大力,也就是秦、晋、郑、卫四国(勤王四国)。
这四个国家也因此取得了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中原,四大地理单元的地缘优势。
如果要横向比较这四个诸侯国当时的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晋国,最弱的则是秦国。
晋国的优势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则是地缘上的。
当年周公在重新分封诸侯国时,之所以将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在与渭河平原隔黄河相望的汾河谷地,目的就是为了拱卫王室的安全。
因此晋国不仅获得了一块位置绝佳的封地(详见“曲沃代翼”),还得以在春秋之时,在山西高原诸盆地中开疆扩土,并吞其他诸侯国。
而在秦国护驾获得歧山以西的土地,赶走戎人收复渭河平原上的土地。
37.1晋人的势力扩展——河西之地的占据晋人在春秋初年通过“曲沃代翼”完成内部整合后,一方面加大了对山西高原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诸侯国的并吞力度。
另一方面又通过“假途伐虢”之计,将势力范围向南越过黄河,控制了“渭河平原”至“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崤函通道”。
控制这个战略要点的目的,是为晋国稍后进入中原争霸作准备,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考虑的。
而与之相比,晋人对于渭河平原的兴趣显然要更大些,因为这块丰腴之地才真正能够为晋人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秦人经过数代努力,好不容易收复丰镐之地,并迫近黄河时,却发现晋人已经在黄河西岸等着他们了。
从表面上看来,王室虽然授权秦人对戎作战,但却并没有将渭河平原所有的土地都分封给秦国。
所以晋国越过双方的地理分割线——黄河(这段由北向南的黄河,古称“西河”)并没有什么不妥。
此外,渭河平原中,渭水之北,除却泾水外,东面还有一条水量最大的支流——洛水(北),注入了渭水。
只是洛水与渭水相交之后,很快就流入了黄河。
整个渭河平原,或称关中地区的水系,主要是由两纵一横的泾、洛、渭三河组成。
而秦晋两国最初达成的地缘平衡线就是洛水。
从此之后,洛水与黄河之间的这片土地,就成为了秦人的心病。
整部秦晋关系史,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块土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
由于这块土地位于陕北高原以南,黄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之为“河西之地”。
对于晋国来说,外有黄河、吕梁山|、太行山拱卫,为之提供的安全保障;内有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那些如珍珠链般的盆地群,为晋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大片平整、松软,易于耕种的黄土。
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得晋国在统一山西高原内部各地理单元时,能够较少的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统一之后,又容易保的住胜利果实。
当然,内部条件好,并不一定能够成就霸业,如果远离地缘中心,偏安一隅往往更容易成为选项(比如以后将要分析到的成都平原)。
不过山西高原这个地理单元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无论周王室的政治中心是在渭河平原,还是洛阳盆地,与之都只有一河之隔。
而如果晋人愿意,向东走出山西高原,就是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带。
坐拥如此优越的地理单元,晋人的地缘优势是很明显的。
与山西高原内部的平原,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几个盆地不同的是,渭河平原本身并没有天然的山脉将这切割为数块,渭河平原更有条件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而现在的问题是,晋人由于先发优势,不仅取得了秦人进出中原直接通道——崤函通道的控制权,还直接进入渭河平原,将秦人的势力阻挡于洛水——华山以西地区。
这实际上让秦国不得不与晋国分享渭河平原,并且在面对晋国时,需要长期保持一种低姿态。
更何况晋人在占据了河西之地后,等于直接侵入了秦人的核心利益区。
因此秦人始终是在处心积虑的向黄河渗透,“夺回”河西之地。
37.2晋国夷吾借秦之力返国,割让河西与违约。
当秦国处在他们最强大的君主(春秋)——秦穆公当政的时期时,晋国内部又一次出现了君位之争。
这使得秦国第一次有机会“收复”河西之地。
这个机会出现在公元前651年,距王室东迁(前770年),秦人受命征战渭河平原已经过去快120年了;而距晋国内乱67年之久的,大小宗之争结束之年(曲沃代翼,前678年)仅仅27年。
由于晋国“骊姬之乱”(宫廷内乱争太子之位)让那些将受其害的公子必须逃离晋国,因此作为与晋国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大国——“秦国”,最先帮助“夷吾”的公子。
而留在国内的君位继承人在动乱中都已经被谋杀了。
因此需要从这些外逃的公子中选择一个人回来继承君位。
这颇类似齐国争位,不过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生死时速般的归国竞赛有所不同,这一次外逃的几位公子却没人敢回去。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被扶上君位的两位公子(都是骊姬的儿子),都马上被大臣谋杀。
如果加上之前已经被害的太子,等于先后已经有三位公子死在这场君位之争了。
因此外逃的几位公子都不敢贸然回国。
——而“夷吾”遂决定借秦之力返国冒险。
(其实他之前避难的国家并不是秦国,而是在渭河平原东北角的梁国,河西之地的北端。
对于梁国这类小诸侯国的存在,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虽然河西之地现在是晋国的势力范围,但在春秋时期,特别是早期,基于人力资源的匮乏,和兼并行为尚未白热化的原因,诸侯们对一个地区的控制方式是很多样化的,除却自己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邑之外,让一些居于其间的小诸侯国甚至边缘民族依附于自己,更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模式。
就梁国来说,收留晋国的公子算是一种政治投资,但从实力上来说,这个小国并没有能力帮助“夷吾”摆平国内的动乱,因此夷吾转而向已具大国气象的秦国求助。
)夷吾向秦穆公所提出的条件是割让河西八城(也有说五城的)给秦国。
这些城邑并非是晋国在河西土地的主要部分。
不过让秦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城邑并非只在河西之地中,亦包含有崤函通道中的战略要点(史载东尽虢略)。
崤函通道由于位于黄河以南,秦岭以北,又被称之为“河南”地,是秦人直接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
能够同时向河西、河南两地渗透,无疑能够极大的扭转秦国在地缘格局上的被动局面。
最终在秦人的帮助下,公子“夷吾”回到了晋国,并坐稳了君位,史称晋惠公。
只不过当他坐稳君位之后,却并没有履行诺言,将河西(河南)八城割让给秦国。
37.3秦晋之战(秦穆,晋惠)——秦国渡河地缘(从蒲津渡渡过黄河到韩原决战)现在对于秦穆公来说,一是如何处理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晋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取得最应该夺取的土地——河西之地。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即如何能够让晋国退出河西之地。
对于晋国违约,只能报以战争手段。
最终在公元前645年爆发了,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秦国也遭灾了,而晋国却拒绝救援(在备战之前,秦国曾救援晋国饥荒)。
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自然让秦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更具正义性(以晋惠公在继位之前答应割让河西之地为借口,虽然也说的过去。
但当时多少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秦国的进攻路线了,对于秦国与晋国决战的地点——“韩原”一地,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韩原其实是在河东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左传》,在那里面明确记载了,秦穆公所带领的秦军最终是渡过黄河,然后与晋惠公带领的晋军主力决战的。
而在此之前,秦军军已经取得了三次接触战的胜利。
如果从地缘和逻辑上来看,秦军渡河而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不是秦军已经进入晋国的核心区,晋惠公新率大军迎击的必要性不大。
不管是谁渡河与对方展开决战,如何渡过黄河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将崤函通道也考虑进去,会发现,秦晋之间所争夺的这几个地理单元,是由一段L形的黄河作为切割线的。
而这段河面上最为著名的渡口有三:
一是中条山西北侧的蒲津渡;二位于中条山西南侧,黄河拐角处的风陵渡;三是陕地(现属河南三门峡市)对岸的茅津渡。
当然,黄河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渡口,如太阳渡、大禹渡、夏阳渡、龙门渡,在历史上也都曾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
应该说蒲津渡、风陵渡、茅津渡三个渡口,在历史上对于陕、晋、豫三省的地缘关系最为重要。
当关中(渭河平原)的政治力量想进入运城——临汾盆地时,他们会首选从蒲津渡渡过黄河,直接进入运城盆地,进而向北,进入临汾盆地;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经由风陵渡渡河,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即可以北上进入运城盆地。
也可以顺着中条山南麓东行,到达茅津渡,然后南渡黄河,入陕地,至洛阳盆地。
对于秦人来说,如果能够渡过风陵渡,占据中条山与黄河之间的这条狭长通道,就可以切断晋人与崤函通道的联系。
这样做不仅能够保障自己与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的交通线,也可以切断晋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路径(晋人跨越太行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的难度要大的多),进而在秦晋争霸中占据地缘优势。
无论是秦晋之好,还是秦晋争霸时,秦人都曾经多次经由风陵渡,渡过黄河。
在秦穆公时期,他这还到茅津渡东侧的山地上去与戎人作战。
这种作法虽然看似是为了整个周王朝的利益,并得到了王室的授权,但实际的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室其实只是让秦人把渭河平原上的戎人扫清就行了)。
37.4秦晋之战(秦穆,晋惠)——河东河西地缘
由于黄河刚从晋陕大峡谷出来之时,水流还很湍急(象龙门渡只有在3月冰融之后,6月雨季之前才能渡河),因此在古典时期,水流已渐平缓的蒲津渡一直是进出晋陕的主要渡口。
由于这一段黄河在二千年来一直在小范围变迁(总体向西移动),蒲津古渡遗址已经离黄河有几千米了。
(划分河东、河西的黄河(西河)不断的变迁,还造就了一句俗语,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意思即由于河道经常会变化,河东的村庄,几十年后也许就跑到河西去了。
其实这句话用来形成秦晋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恰当的。
因为所谓秦晋之争,本质上也就是河东、河西之争。
当晋人能够占据河西之地时,他们则占据了主动;而当秦人能够在河东立足时,晋人(包括后来的三晋),晋人的衰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河西之地主要指的是陕北高原以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这片三角地,也就是渭河平原的最东端(亦包括渭水以南至华山一线的土地,因为不堵上这个口子,晋国就无法占据整个崤函通道)。
河东之地的范围。
从地缘结构来看,运城盆地是河东之地的主体。
当秦人渡过蒲津渡或风陵渡之后,他们首先要占据运城盆地之后,再向晋国国都——翼地所在的临汾盆地渗透。
因此秦晋之间发生在河东的主要战争,大部分都集中在运城盆地一带。
韩原之战算是秦国正式攻入晋国本土的第一战,最终那个无信的晋惠公接战的地点,据考证最大的可能性是在汾河南侧,临汾盆地的入口处(山西河津东南)。
对于晋国来说,这场战役的失败,意味着秦国已经打开了晋国核心区的门户,形势是极为不利的。
不过秦人也十分清楚,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秦国的整体实力就超越了晋国。
虽然这次战役是发生在河东;虽然晋惠公本人也在战役中被俘。
就秦人来说,他们的战略目的还是拿到河西的土地。
最终,晋惠公还是交出了河西之地,秦国算是正式成为整个渭河平原的主人,双方所签订盟约的地点是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点就是洛、渭、河三者相汇处,与蒲津渡隔河遥望,时称“王城”(现陕西大荔东)。
当然,那个时候,渭河平原上还是有一些小的诸侯国和部落,晋国在边缘地区也依然还留有一些据点。
在秦国成为河西之地的主导者之后,他们首先就将北面的梁国给灭了。
而晋国也未放弃重新渗透入河西地区。
终整个春秋时期,秦晋之间仍旧在河西进行过数场战争(如辅氏之战、彭衙之战),晋国与其盟国甚至曾经越过洛河深入秦国腹地攻至泾河。
不过秦国通过韩原之战,还是从战略上扭转了自己形势,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主动权,晋人始终未能恢复他们在河西之地原有的地缘优势。
这种地缘平衡直到晋国分裂后,被新兴的魏国打破。
那一次,魏国强悍的步兵(魏武卒)从秦军手中夺取了河西之地,拉开了战国争雄的序幕。
37.5令狐之战
当然,秦国人也并不总是任由晋国的军队攻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军也曾经数次进入河东地,与晋军交战。
比如令狐之战、河曲之战。
这其中可以特别说一下的是令狐之战。
秦晋之间发生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是因为晋国又爆发了君位之争,而秦国所支撑的公子,在秦军护送回晋国之后才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于是不甘心的秦军与晋军展开了激战,最终的结果是秦军落败。
这场战役的起因和结果并不是所关心的,因为这只是秦晋百年恩怨中的一例,算不上是改变二者地缘关系的关键战役。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那个叫“令狐”的地点。
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蒲津渡的东北,运城盆的的西北。
也就是说,晋军截击秦军的地点,在秦军将要北出运城盆地,将要进入临汾盆地之时。
晋人选择在这个地点接战,说明他们比当年韩原之战时的反应要快,结果也不出乎意料。
晋国在秦国征战渭河平原时,不仅抢先占据了渭河平原的东端——河西之地,还取得了崤函通道的控制权。
如果说河西之地对于秦人的意义,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以自保的话,那么崤函通道则是秦人进入中原,参与争霸的必经之路了。
崤函通道的西头,就在黄河的那个拐角与华山之间,后来著名的“潼关”在就是筑在此。
这里本来是分封给郑国的。
不过在郑国先知先觉的东迁之后,晋人填补了他的空缺。
这样洛水——华山一线,就成为了秦晋之间的地缘分割线。
而在崤函通道的东头,晋人同样希望取得主动权。
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个东迁到陕地,并且跨河立国的“虢”国,也为了晋人的眼中钉。
由于这个虢国的国土分列在黄河的南北两岸,因此这个新“虢”也被分别称之为“北虢”和“南虢”。
其实他们是一个国家,主体是在黄河南崖。
虢国人在此所筑的都城叫作“上阳”,而他们在黄河北岸所建立的战略要点叫作“下阳”。
就陕地和南、北虢国的地缘价值,在春秋之初已经做过一些分析了。
应该说南虢所在的陕地,不仅能够限制住秦、晋两国的势力,延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向中原渗透;也能封堵住晋人南渡黄河,直接进入崤函通道东端的路线。
因此,对于整体实力越来越强的晋国来说,拔除掉这颗眼中钉是他们争霸中原的前提。
陕地(现属河南省三门峡市)所在的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黄河之北的中条山,与黄河之南的秦岭在这个点上,都有向黄河挤压的泰势。
与就是说,黄河南出晋陕大峡谷后变宽的河道,在陕地开始收窄。
这种地理结构,让陕地成为了枢纽地区的可能性。
由于过了陕地之后,直到进入洛阳盆地前,黄河都是在峡谷中穿行,因此陕地一带(包括它对岸)成为了进出山西高原的重要渡口所在地。
无论是从中原——洛阳盆地西进山西高原,还是山西高原上的居民想进入洛阳盆地,大多数时都会选择在此渡河。
而这里也诞生了著名的黄河古渡“茅津渡”。
茅津渡的地理结构其实和龙门渡有点象。
都是在黄河进出峡谷的节点上(前者为三门峡,后者为晋陕大峡谷)。
只不过龙门渡的水流刚出峡谷,去势正强,渡河的难度很大。
而茅津渡则不一样了,这里由于河道变窄,水流反而变得缓慢了,加之河道不宽,所以成为了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37.6晋国“假途代虢”(南下的两条渡口)——先于秦掌握崤函要道不过说到晋国“假途代虢”之役,却并没有利用到“茅津渡”,晋军是从茅津渡西面的“太阳渡”渡河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茅津渡一带的地形已开始进入山地,而控制它的,正是被周人所鄙视的“戎狄”。
附:
晋"假灭虢"地缘关系示意晋人在实施“假途代虢”战术之前,已经基本整合好了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后,但他们希望继续南进,希望掌握黄河两岸的控制权时,却遇到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中条山”。
由于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北岸,晋人的南进路线并没有更多的选择。
最为平缓的路线是先绕至中条山的东头,沿蒲津渡、风陵渡南行至黄河北岸,再东进,攻击虢国。
虽然说这条路线较为平缓,但最大的问题是路线较远。
不过距离倒不是最致命的,晋人可以沿中条山南麓,逐次攻击前进,在将中条山以南、北虢以西的土地都收入囊中后,再对虢国发动最后的攻击。
事实上晋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公元前661年,晋军攻灭了中条山南麓的“魏国”(现山西芮城县北),并将之分封给了一个叫“毕万”的大夫,而这位毕万的后代也成为了“晋国六卿”之一,并成就了战国七雄中的“魏国”(也成为了魏姓的始祖)。
只是当晋国通过灭魏,进逼至北虢西境时,却并不代表顺势拿下北虢。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是因为所谓“北虢”,其实只是黄河南岸的“南”虢在北岸所控的一块飞地(下阳),在晋人发动攻击的话,虢军可以从黄河南岸的上阳城渡河支援下阳;另一个原因则是,在虢国的北部,中条山中还有一个诸侯国——虞国。
说起虞国的位置,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的核心区其实是建在中条山中的一小块平原之上的。
由于这个位置中条山中的小盆地是虞国故地,因此古称“虞原”。
虞原地理位置的特别之处在于,虞国人可以比较容易的在中条山南北两侧穿行。
并且只要控制住盆地南北两头的山口谷道,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搞击打能力。
如果说虢国控制的是黄河渡口,那么虞国控制的就是穿越中条山的快速通道。
而这两个点又恰巧呈南北方向排列,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形态。
在两国达成同盟时,如果晋人从北进攻虞国,虢国可以从南面给予其支援;而如果晋人从已经吞并的“魏”地东南进攻虢国的话,那么虞国则同样可以对虢国以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晋国能够采取突袭的方式,迅速攻灭一国。
只是不仅虞国的核心区处于中条山的保护之中,就是北虢的下阳城,也不是一马平川的地形,中条山南麓所延伸的那些南北向的支脉,让由西至东的攻击,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晋国有足够的军力和耐心,分别从中条山南北两侧发动进攻,通过持久战同时解决掉虞、虢两国。
而比这种硬碰硬的打法更值得使用的是,打破“虞虢联盟”,然后个个击破。
晋国最终选择的拉拢对象是虞国。
其实即使虞国保持中立,仅仅是借道,晋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不过贪图财物的虞人不仅同意借道,还直接参与了对下阳城的攻击。
在曾经的盟友转变为敌人的情况下,虢国丧失他们在黄河北岸的据点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658年,离晋国攻灭魏国仅仅过去了三年。
晋国之所以这么急于取得黄河渡口的控制权,是因为在前一年(公元前659年),秦穆公上位了。
他刚一上位,就对占据茅津渡的戎人发起了攻击(史称“茅戎”),并取得了胜利。
相比于虢国所控制的太阳渡,茅津渡的河面要更窄,也更方便渡河。
这也使得茅津渡在以后的历史中,成为了从山西高原南渡黄河的主要渡口。
秦国的这种跳越式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的是很明显的。
更为重要的是,秦国的这次军事行动,肯定也是向茅津西面的虢国借道了。
虽说秦人打的是为王室驱戎的旗号(因为茅戎经常凭借茅津之利,南渡黄河侵扰洛阳盆地),但在王室控制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
秦人亦有很大的可能回手就将虢国给灭了。
如果秦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假虞灭虢”的典故就将被改写为“假虢灭茅”了。
由于黄河这条天然的地理分割线存在,晋人就算可以容忍秦人通过崤函通道进出中原,也断然不愿意看到秦人越过黄河,渗透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
因此,晋国假虞伐虢,显然是抢占了先机。
需要说明的是,“假途伐虢”的战术,晋人其实实施了两次。
公元前658年那次先攻占了黄河北岸的下阳;三年以后又故技重施,渡河攻占了上阳城,完全灭掉了所谓的南北二虢;第二年又借回师休整之名,出其不意吞并了虞国。
至此晋人算是先于秦完全控制了河东地区,并将势力范围延伸至黄河南岸的崤函通道。
第三十八章谁才是真正的霸主——泓水之战与城濮之战38.1秦晋修好重耳和夷吾(晋惠公)都是晋献公的儿子,也因骊姬之乱的原因在外避祸。
相比于夷吾躲在左近的“梁国”,重耳在他十九年的逃亡生涯中,齐、楚、宋、郑这些大国都曾经留下他的足迹。
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继承君位,仍然与秦穆公有关。
对于地缘上相对牌劣势的秦国来说,通过介入晋国的君位之争,以获取政治筹码,一直是秦人所惯用的方法。
因此在韩原之战后,秦国在取得河西之地的控制权后,还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将晋国的太子,也就是晋惠公的继承人入秦国为质。
其目的在于修秦晋之好,然而此人在晋惠公死后私自回国,因此秦只能重新扶植代理——选中重耳。
重耳终于在秦穆公的支持下成为了“晋文公”,秦晋两家由于姻亲的存在,也开始了一段蜜月期。
对于秦穆公来说,之所以费尽心机介入晋国的内部事务,除却想拿回河西之地以外,更想东出崤函通道,38.2诸国相比秦晋之时的形式现在让来看看中原及东方诸大国的情况。
最先称霸的齐桓公(公子小白)在晋文公登上君位之前就死了,齐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君位之争,并因此而陷入了周期性的衰弱,已经不具备争霸的条件了。
而昔日的河北大国——卫国,在戎狄的压迫下,在齐桓公时代就已迁入河济平原,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
至于先知先觉的郑国,已经耗心了它的先发优势。
这个小霸之国此时正在遭受来自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压力。
以至不得不选择依附于楚国,让楚国派军队驻扎于国都之中。
鲁国也许有机会出来重新显示一下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有齐国这个“天敌”在后面,鲁国人的注意力依旧无法从泰沂山脉和泗水流域转移出来。
(郑国当初能够小霸,是因为它的后方是衰弱的王室)。
如此看来,那个被周人所不齿的南方蛮夷——楚国倒是最有机会入主中原的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姬姓诸侯们已经不能同心同德的时候,楚人开始了他们的强势扩张。
南阳盆地的汉阳诸姬,淮河流域的蔡、陈、息等国,甚至之前的小霸郑国,都为楚国所控制。
楚人现在正在东北向的向济水渗透,如果不出意外,下一个霸主就应该是楚国了。
此外,还有高贵出身的“宋国”,尽管处于“四战之地”。
然而依托纯粹的平原,并成为一方霸主的例子并非没有,后期发迹于太湖平原的吴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吴国经营江东地区成功的经验在于,提升了河流的战略作用,在平原地区依靠人工修筑引导,构筑出一套河网系统。
这一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吴人提供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
吴国依托长江构筑自己的防御体系相比,宋国所能够依托的河流主要就是济——淮之间那些,南北向的河流的。
这些河流基本都是淮河的支流。
然而宋国无法象吴人那样四季行船(冬季有可能结冰),是影响宋人乃至河、济诸国以船代马的地理因素(另外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没有长江那么宽)。
问题是即使不能构筑出封闭、全面的水面防御系统,河流本身防御作用依然是很大的。
尤其是当宋人的威胁来自于西南方向的楚人时,那些南北向的淮河支流,仍然可以为他们的逐级抵抗提供支持。
在齐国陷入内乱时,宋国的君主正是那个以“仁义”著称的宋襄公。
而宋除却出身,并没有地缘,故宋襄公的悲剧在于,在他仅仅通过对几个小国的胜利(如曹国),就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称霸的实力。
所以在他召集齐、楚两国会盟,试图让自己“盟主”的地位获得大国认可时,悲剧便发生了。
首先齐国与鲁国这两个有实力的国家根本就没去;其次楚人早有准备,将企图论资排辈“以德服人”的宋襄公扣了下来,后来又在诸侯的调解之下放了回去。
——因此,在此之际,唯独两个无后顾之忧的国家为争霸发生“泓水之战”。
38.3楚国称霸——宋楚“泓水之战”——势力延伸最北的河济平原(卫国为小弟),对宋、齐的最后打击“商丘”“谷邑”两站——与晋国的对抗“城濮之战”(此战败于晋文公,21年后楚庄王与晋国“邲之战”方称王。
)在楚军来犯之时,宋军可以依托的防线正是泓水。
问题是这条天然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则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渡河并列阵之后方才应战。
实际上,无论宋襄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宋国“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都很难让它成为一流强国。
当楚军在“泓水之战”中占用宋军后,楚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了。
可以说,济水以南的诸侯基本都在楚国的控制之中了。
楚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河济平原,对于一个有志于称霸中央之国的诸侯来说,能够将势力范围扩张至沟通河、济两水之间的河济平原,是能否成为盟主的必要条件。
因此河济平原在春秋之时,无数次成为会战与会盟的地点。
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当时战败了楚、越、齐国,势力如日中天的吴国,也将会盟的地点选定在河济平原的黄池之上。
在楚人图谋河济平原之时,这块夹心地上除了周边大国所占据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诸侯国是“卫国”。
卫国在齐桓公刚登上君位后不久,卫、邢两国就因为戎人的进攻,而被迫迁至河济平原之上。
只不过在楚宋泓水之战后3年,邢国就被同姓的卫国所灭。
(卫国之所以敢对受到齐国支持的邢国下手,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楚国作为后台。
)无论卫国这种依附蛮夷,向同宗下手的行为,在春秋之时有多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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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缘看中国 地缘 中国 秦晋 河西 河东 要道 争夺 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