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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鲁迅

“我认为人们接触鲁迅,读鲁迅的作品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就是你要有和他类似的生命体验;我曾经对北大的学生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生活得很顺利,对一切都很满意,你就不要去读鲁迅的著作,读了也读不进去,而当你对现状也包括对自己不满意,你感到苦恼,在紧张地思考与探索你不解的问题,甚至你感到绝望的时候,这就是你接触鲁迅的最佳时机,你会去读他的著作,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并且会有自己的独立的发现———不仅是对鲁迅的发现,也是对自己的发现。

”（钱理群）

一、鲁迅的生平及性格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

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

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周福清因科举舞弊案入狱（周福清，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外放作知县、被革职在京候补），此后他的父亲周伯宜（秀才）被革去生员头衔，患病吐血，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

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

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

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

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

进“洋学堂”。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

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

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

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

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

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

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

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

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

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

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

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

这使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

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

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

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

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

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

后经许寿堂推荐，在教育部任职，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开始临时政府在南京，后来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北京纷争：

兄弟俩具体的失和时间是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的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记载：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这之前，看不出有任何不好的迹像。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曾记了这件事（只有10多个字），但他最后又用剪刀把这个内容剪去了。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7月18日，作人。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

“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

”鲁迅的日记是：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

7月26日，鲁迅的日记，“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

”

8月2日，周作人的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鲁迅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下午携妇居砖塔胡同61号。

”这里的L就是指鲁迅。

这里的“妇”是指朱安，鲁迅和许广平恋爱并结婚这是后来的事。

需要解释的是，鲁迅早年丧父，是在母亲抚养下长在成人的。

朱安是老太太给鲁迅选的媳妇，是没要鲁迅同意的。

但鲁迅和朱安是名义的夫妻，但鲁迅从未和她住在一起过夫妻生活，朱安“嫁给”鲁迅以后的主要任何就是陪伴老太太。

先是住在绍兴，后来才搬到北京和鲁迅、周作人一家住在一起。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婆媳俩也随同。

到了1924年6月11日，兄弟最后一次见面，发生了一次大的冲突。

鲁迅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欧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然后取书、器而出。

不仅骂詈，还殴打，据说周作人拿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有人接住，否则鲁迅的头都打破的。

可见关系破裂到什么程度。

这之后，兄弟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就应了“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大东》）“永不相见”的宿命，有点宿命的味道。

鲁迅小时候的法名叫长庚，周作人小时候的法命叫启明。

兄弟俩之后不公开评论对方。

对于失和之事，兄弟俩更是闭口不谈。

鲁迅生前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文字。

周作人则“不辩解”他曾经说：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

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这段不是专门针对失和这件事的，但也适用于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都知道，谈论这件只是两人皆损。

到了晚年，由于政治、地位以及饭碗等原因，周作人有些后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有人的力量。

”（同上），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首次含蓄地说《伤逝》和《兄弟》是写他们俩人关系的。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至今仍未有定论。

但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这一点却是众口一词。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

“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而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的章廷谦后来也曾很含糊地说：

“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说鲁迅调戏她。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不亲近，因此有人猜测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还有一种说法：

鲁迅在东京时爱上了羽太信子，却又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朱安，就安排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

从此他把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

“鲁”取自母亲的名字鲁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

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读音一致。

羽太信子后来深感良心不安，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那一场天翻地覆。

虽然此事在当时被多方猜测，后世也是众说纷纭，但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当时中国文坛的两位顶尖人物，因何终身断绝兄弟关系，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女师大风潮：

1925

校长杨荫榆，勒令三个缺课的学生退学，学生自治会不同意，要求撤换校长。

一次外来学者演讲，杨荫榆以校长生分主持会议，学生要她退席。

后来矛盾激化。

杨要开除自治会的几名学生干部（包括许广平）。

司法总长和教育部总长章士钊，支持杨荫榆，鲁迅支持学生，后被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

女师大学生请愿活动，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学生被段祺瑞政府杀害。

1926年，南下去厦门大学，林语堂推荐，林语堂是文科主任。

在厦大生活不如意。

四个月后离开，受中山大学朱家骅邀请，任中大的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与顾颉刚的矛盾。

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民族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站在鲁迅一边。

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鲁迅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最先进的革命团体伸出手去，希望能够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

可是他每一次选择后总是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使他心灵上蒙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虚妄”色彩。

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一方面感受到这种虚妄与绝望；另外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当中提出了对绝望的抗争和质疑。

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的性格：

为人很精明，很敏感，有时敏感过分了一点。

鲁迅的人生观和社会观：

悲观、虚无。

儿时家庭的败落，兄弟失和，婚姻的不幸。

我们从他的言论中，听出他对青年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而且上了无数次的当，几乎近于失望，然而，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于青年，所以他对中年人，甚至于对他的朋友，都不肯认输，不肯饶一脚的，独有对青年，他真的肯让步肯认输，这虽是小事，却不容易，五四运动那些思想领袖，如陈独秀、胡适，都是高高在上的，和青年脱了节的。

（154页）

鲁迅是一个“世故老人”，他年纪不大，但看起来总显得十分苍老。

他自幼历经事变，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凉的世态，由自卑与自尊两种心理所凝集，变得十分敏感，所以他虽不十分欢喜“世故老人”的称谓。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

“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

我又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159页）

——曹聚仁《鲁迅评传》

鲁迅有一回，因为悼念刘半农，因而连带说到陈独秀和胡适之的为人。

他说：

“假如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是关着门，门上贴一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

〈鲁迅全集〉第6卷，第75页

鲁迅批评周扬的三个绰号：

一是“元帅”——指他深居简出，态度傲慢；二是“王伦”——指他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三是“奴隶总管”——指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绪和打击手段。

鲁迅的一生，始终被一种斯巴达之魂的精神所笼罩，带有狂热的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生都在寻求与中国社会最激进的力量结成联盟，去从事知识分子实际的广场斗争。

早年的光复会，中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国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运动，都可作如是观。

但反之，热烈之切，也常常伴随着失望之果，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既不断地与最激进的力量结盟，又不断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总是处于精神上的“荷戟独彷徨”的境界。

——陈思和《三论鲁迅的骂人》（21世纪：

鲁迅和我们）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二、鲁迅的文学创作

1、《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1921年12月－1922年2月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

作为鲁迅最重要的代表作，它的巨大成就在于创造了阿Q这个著名的文学典型。

鲁迅说，“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

他又说，《阿Q正传》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所谓“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就是在封建主义奴役下，没有觉醒更没有反抗、仍然处于愚昧麻木之中的国民的精神状态。

阿Q就是一个集国民性弱点之大成的文学典型。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精神胜利法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地位卑微，却又有着严重精神胜利法的落后农民的典型。

他一贫如洗，寄居未庄村头的土谷祠，靠打短工为生，“阿Ｑ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

备受地主豪绅的任意打骂、盘剥和未庄一般人等的欺侮。

“阿Ｑ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

1、阿Ｑ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

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

2、加以进了几回城，阿Ｑ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

这是错的，可笑！

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

这也是错的，可笑！

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

3、阿Ｑ被人打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4、阿Ｑ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Ｑ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Ｑ，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

自己说：

人打畜生！

”

阿Ｑ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

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

5、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Ｑ这回可遭了瘟。

然而不到十秒钟，阿Ｑ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6、“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

向更弱小者泄愤：

阿Ｑ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他扭住伊的面颊。

他因一场“恋爱的悲剧”（调戏吴妈）在未庄无法生存，被迫去城里当了一名小偷；回来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阿Ｑ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

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Ｑ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Ｑ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他又稀里糊涂地闹了一番“革命”，结果被革命后的新县政府诬为抢匪而枪毙！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他终其一生，都不敢也不愿正视外来的重重压迫与屈辱，反而以自欺欺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以丑为美、健忘、欺凌更弱小者等等畸形的心理与言行，来消解所受的压迫和屈辱，获取精神的自慰，陶醉于物质贫困和精神愚昧的“非人”生活状态。

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

自然，阿Q的性格中还有其他因素，诸如质朴、愚蠢、游手之徒的狡猾，满脑子的封建意识等等。

这些与他的精神胜利法以及特殊的经济、社会地位，构成了阿Q鲜明独特的个性。

阿Q：

一个集国民精神弱点之大成的文学典型  阿Q就是一个集国民精神弱点之大成的文学典型。

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

阿Q性格的基本要素：

阿Q性格是奴性的典型，这一典型就是奴性心理典型形式与特定的阶级、时代和民族内涵的辩证统一体。

这就是阿Q性格固有的本质。

”同时，阿Q性格一方面是特定阶级、时代和民族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具有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特征。

阿Q的精神胜利法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内容。

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腐败无能，在西方列强无耻的侵略面前，一次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统治者为了掩饰失败和维持政权，或向国人吹嘘历代帝王对外的武功，或嘲笑别民族的奴性或亡国，以中国尚未灭亡而自得；同时，又不愿正视西方的先进与发达，却鼓噪什么中国“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最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等等自欺欺人之谈

。

统治集团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已坠入万劫不复的精神胜利法深渊。

一方面，因为每一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统治者会通过各种途径，将精神胜利法有意无意地灌输给人民，使部分民众深受其害；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如农民等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与落后，本来就易于精神胜利法的滋长，再加上下层人民在近代以来连续的反抗斗争，都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帝、封势力的镇压而失败，这不仅会使部分下层人民产生精神胜利法，而且更利于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在下层人民中流播。

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对外来侵略的压迫与屈辱，不敢正视和反抗，反而以精神胜利法来掩饰所受压迫与屈辱时，其精神的衰颓及命运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

由阿Q精神胜利法所揭示的近代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悲剧，确乎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   

小说并未正面描写辛亥革命，却以革命为背景，再现了这样的历史真实：

革命前，未庄的人们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阿Q对革命更是“深恶而痛绝”。

当他们从城里豪绅的逃难和传言里间接知道革命时，未庄仅只掀起了一场人心骚动，阿Q心目中的革命党，不过是“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的“反清复明”的队伍。

更可悲的，是有着“革命”要求的阿Q，竟然到处找不到革命党。

可见，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都没有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根本没有把农民视作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当然不可能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

其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这一揭露，是通过对封建势力混入革命队伍，从而改变革命性质的描写完成的。

革命曾使县城和未庄的豪绅们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但假洋鬼子、赵太爷父子、曾到未庄逃难的举人老爷，居然转眼间就成了革命党；而革命后的县政权里，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则当上了帮办民政。

这种对封建势力代表人混入革命阵营并篡夺领导权的描写，是历史的真实，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

小说对民主革命某些本质方面的真实描写，显示了鲁迅现实主义的清醒和深刻。

2、《伤逝》

“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典型的五四话语。

但是，鲁迅的深刻在于提出了个人解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涓生：

男性启蒙者形象。

子君：

被启蒙、被引导的女性形象。

3、散文诗《野草》

《野草》除《题辞》一篇写于1927年4月外，其中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写于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

对于《野草》的理解，也许是鲁迅研究领域中最多分歧或争议的话题。

《野草》研究的一个突出成果，是对其所表现的鲁迅生命哲学意蕴的阐发。

所谓“灵魂的独语”、“个人化”的写作、“人生哲学”或“生命意识”等等评价，归结到一点，实质上是对《野草》蕴涵的、鲁迅这一个体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深层次心理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即鲁迅对自我人生的价值及其意义深邃思考的探讨。

《过客》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荒原上长途跋涉、困顿而倔强的过客，如铁一般坚强不愿停歇。

他拒绝了老翁要他“回转去”的劝告，因为他憎恶回去路上充斥着的“地主”、“驱逐与牢笼”、“皮面的笑容”和“眶外的眼泪”；又谢绝了女孩好心的赠予，惟恐因接受布施而沉溺于感激，而感情的负累可能阻碍他继续前进；而且，还有那“前面的声音”在不断地召唤着他。

这“前面的声音”，与其说成是某种理想或政治力量所发出，不如视作过客以高度严肃认真的责任感所铸成的自我人生信念——同黑暗社会和不幸人生作不妥协的抗争。

虽然明知前途是“坟”或“料不定可能走完”，他也不愿停息。

当然，过客也有着明显的孤独感：

他从记事起，“就只一个人”这么走，既不知自己的称号，又不知自己从何处而来，也不知要走到哪里。

显然，所谓希望或前途，对于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停息，亦即决不放弃自己的人生信念。

过客实际上是鲁迅人生信念形象、生动的写照：

现实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选定了“绝望的抗战”的悲壮人生。

被称为《野草》第一篇的《秋夜》，孤独的抗争和韧性的战斗是鲁迅在《秋夜》这篇文章中传达的主要精神。

在文中，鲁迅为我们描画了一组极富象征意味的形象系列：

首先是两株并肩而立、互不相依的枣树，它们是鲁迅着力刻画的孤独的战斗者的形象；那些开在园里的“极细小”、极脆弱，但又是那样纯真的“粉红花”们是那些怀揣着好梦、敏感而脆弱的青年们的化身；还有那些为了追求光明、不惜以身趁火的“小青虫”们，则是鲁迅塑造的另一类勇于牺牲的战士的形象。

而与枣树们相对峙的是“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入问而去”，还“闪闪地眩着几十个行星的眼，冷眼”，它是黑暗而冷酷的现实社会的化身。

鲁迅设置了这样几种形象，分别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战斗姿态和精神状态，同时也体现出他对于不同生命形态的哲学思考和价值判断。

相比较“粉红花”的柔弱、“小青虫”的勇猛，鲁迅显然更加赞赏的是枣树默默的抗争和“韧”的战斗精神。

在他看来，小青虫的以身殉火也许能够壮烈一时，但终不能久长，在中国被长久包围得如同铁屋子一样的黑暗社会里，更多的是需要像枣树一样坚韧的战士们的坚持和坚守。

《颓败线的颤动》写于1925年6月29日，发表在1925年7月13日《语丝》周刊第35期，收入《野草》集。

联系鲁迅创作《野草》期问的普遍心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鲁迅内心生命体验的又一种形式的释放和表现。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体验呢?

鲁迅自己并没有对此做过特意的说明，但从这篇作品发表前后鲁迅的一些通信和自诉中我们却可以分辨出一些有效信息。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半个月前，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有过这样的话：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

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

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

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

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