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沙丘政变一个撒了两千多年的弥天大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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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沙丘政变一个撒了两千多年的弥天大谎
二哥沙丘政变一个撒了两千多年的弥天大谎
本文所说的“沙丘政变”指的是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的那次。
之所以强调,是因为沙丘这个地方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政变,而且都被后人称为“沙丘政变”。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95年,曾因推行“胡服骑射”而雄霸一方的一代英主赵武灵王被政变者困于沙丘宫中长达3个多月最后竟活活饿死。
沙丘,一个位于今河北省广宗县境内的小地方也从此由一个历史地名一跃而成为历史名地。
或许是应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是闹剧。
仅仅过了85年,政变在沙丘这个地方继续上演。
《史记·秦始皇本记》、《史记·李斯列传》对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的这次沙丘政变均有记载,尤其以《史记·李斯列传》中的记载最为详细、描述最为生动,刻画的最为形象。
据载:
公元前210年,因“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并首创中央集权制而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其一生中第五次大巡游途中患病、七月丙寅在沙丘病逝。
由于死前留下“遗诏未发”这一巨大的政治漏洞,结果就被心怀叵测的太监赵高联手老奸巨猾的丞相李斯阴谋政变。
他们先是秘不发丧,然后篡诏诈立胡亥,矫诏赐杀扶苏。
在波诡云谲的历史风口浪尖上,沙丘再一次地成了中国命运的拐点。
於是乎:
有人感叹:
“武灵遗恨满沙丘,赵氏英名从此休”;有人悲情:
“鱼分龙臭曾兹台,野寺清钟入夜哀”。
像勃起的龟头一样,沙丘也再次成为历史的兴奋点。
政变还是被政变?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弄清什么是政变?
所谓政变是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或暴力等手段非正常途径地实现权力转移的一种行为。
对照政变的定义、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的神秘事件确实像是一场政变:
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胡亥、赵高、李斯通过秘不发丧、篡改遗诏等阴谋手段,把本该属于长子扶苏的权力或皇位转移到次子胡亥手中。
然而疑问来了。
始皇帝的诏书真的被李斯等人篡改了吗?
“二世”的名头真的本该属于扶苏吗?
诡异的始皇遗诏由于始皇早已成鬼,诏书又异于常理令人产生歧义,我们只好采用这个标题。
谈到遗诏,由于年代久远,没有原始凭证,历史记载上又只有司马迁一家之言,为了科学起见,也为了更具说服力,这里我们采用穷举法和排除法。
关于秦始皇的遗诏只有也只能有两种情况:
那就是有遗诏或没遗诏。
这里我们必须先假定其有,因为如果没有遗诏这回事的话,那么只要是秦始皇的儿子,谁继位都是合法的,也就不存在政变一说了。
在有遗诏的前提下也存在至少三种可能:
一是传位扶苏;二是传位胡亥;三是传位其他儿子。
首先我们排除第三种可能,因为无论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位其他诸子的可能性仅仅是存在于“理论上”上。
这样一来,只剩下两种可能性了:
传位于扶苏抑或传位于胡亥。
显然司马迁是挺苏派。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
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
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
”
这一段记载,司马迁无非是想表达这么几层意思:
一、秦始皇在沙丘这个地方死前留有诏书,而且只有一封是写给长子扶苏的。
其实这是司马迁暗示的结果,秦始皇死前到底还有没有其它遗诏,由于司马迁不予记载,看来只有鬼知道了。
二、“未授使者”,就是没有让人发出去。
至于为什么不发,至少三种可能:
1、写好后,秦始皇觉得自己还能再玩几天,不急,先放在那再斟酌一下用词是否准确;2、写好后,突然昏厥加之老年痴呆症让他忘了这回事;3、有人暗中作梗。
至于哪一种“可能”属实,司马迁没说,我们也不好乱推测。
其实司马迁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
由于“未授使者”这一漏洞存在必然导致篡改诏书这一结果。
起码也是有机会。
三、“秘不发丧”。
李斯这时为什么以“无真太子”为由“故秘之”?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说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秘”有隐藏,不公开的意思,容易让人联想到暗箱操作。
这里司马迁就是想告诉我们,“秘不发丧”是为政变作准备,(“真”这里应该是古汉语中“置”的通假字)。
至此,司马迁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形成这样一个思维定式或叫惯性思维:
对于秦始皇的遗诏、由于生前“未授使者”这一政治漏洞存在,让李斯们利用这一机会作政变前的准备——“秘不发丧”。
那么光有机会、有准备,政变不一定就能够成功,所以还必须有条件、有能力。
所以司马迁用“书及玺皆在赵高所”寥寥几个字,解决了这个问题,诏书由皇帝口述赵高书写、并且和皇帝玉玺一起放在赵高手中。
这样一来,既有条件,又有机会且有准备,看来一场政变就不得不发生了。
果真如此吗?
如果我们说:
秦始皇生前对李斯如何知人善任,信任有加,如何提拔重用、恩重如山;对赵高如何宠爱呵护情同父子。
他们竟然在老战友、老领导、老恩师尸骨未寒之际,就阴谋政变,太不合常情了。
这种街坊邻居大妈式的娘娘腔只能糊弄一般小老百姓、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这种说辞统统不太靠谱。
还是让我们回到司马迁的记载,先从那封诡异的始皇遗诏谈起。
假使秦始皇死前只留一份遗诏,也诚如司马迁所言赐与扶苏,那么遗诏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史记》记载的明明白白: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十二个字一个不多。
意思就是:
“把军队交给蒙恬,回咸阳参加丧事然后再行葬礼。
”不管如何去读,也不论怎样想像,即便让周立波去秀,这封遗书也不像是始皇帝的传位遗诏,倒像是一封普通的奔丧通知书。
至于为什么要单独通知扶苏,很好解释,因为始皇帝一大堆儿子中唯有长子扶苏不在咸阳,他因“数直谏上”而被“上”(皇帝)贬到上郡蒙恬军团当政委去了。
需要皇上恩准才能回京。
这是因为皇家奔丧不比小民,一听说爹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鼻涕一把泪,嗷嗷叫地往家奔。
皇家规矩那是相当地大,如不奉诏私自回京,不管你有多大一颗孝心,一律视为谋逆。
秦始皇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传位遗诏呢?
难道他不懂得像传位这类国诏,不比QQ聊天,不能半点马虎,更不能丝毫儿戏。
康熙当年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传位诏书,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附会成:
“传位于四阿哥”是由“传位十四阿哥”把“十”改成“于”而来,当然后来档案证明“传位于皇四阿哥”,不可能由“传位十四阿哥”涂改,因为“於”与“于”古代并不通用,“阿哥”之前必须加“皇”。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秦始皇不可能知道,但他也是当过太子的人,也就是说也是过来之人,难道他不了解宫里面的那点事?
由此可见,如果秦始皇留有传位遗诏,那也绝对不是《史记》所云的这一封,而是另有所属。
这样一来,“书及玺皆在赵高所”就很好理解了。
因为赵高当时的身份是“中车府令兼行府玺事”,大概相当于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赢办主任。
一方面领导一般都很忙(况且目前又龙体欠安);一方面秘书一般都有才(赵高是法学家兼书法家),所以像起草个讣告、通知这类的普通文件就没有必要让领导亲自了吧。
既然不重要,所以,“未授使者”也就能接受了。
以上是我们假定司马迁所言真实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
换言之,即使始皇帝给扶苏留有遗诏、即使诏书未授使者、即使诏书和印章都在赵高手中也未必就一定会发生政变,这是因为有谁会对一份讣告或曰奔丧通知书发动政变呢?
所以,“未授使者”与政变之间仅有关联性而无必然性。
变味的始皇遗诏本来就显得诡异的始皇遗诏是怎样变成扶苏的传位诏书的呢?
《史记·李斯列传》告诉我们:
也是赵高干的。
治丧通知变成委任状首先出现在《史记·李斯列传》赵高游说胡亥那段,“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
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继而这种变化又在游说李斯时,得到了加强,高乃谓丞相斯曰:
“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
”
注意,这里司马迁通过赵高的口偷换了两次概念。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封给扶苏的诏书或许是秦始皇死前留下的诏书之一,此外或许还有明确且正式的传位遗诏,但司马迁在这里通过赵高的嘴把“之一”偷换成了“唯一”(独赐长子书),这样一来,留给扶苏的遗诏就成了卖油郎独占花魁。
其政治意味有变,并且不是小变而是大变。
这还不算,还不过瘾。
接下来司马迁又让赵高犯了一下自由主义,也就是让他对遗诏进行了自由发挥,二次创作。
这样一来,“奔丧通知书”遥身变成了传位诏书,扶苏也从一个普通的哭丧者(相对继承人而言)经赵高的破格提拔、担任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兼未来皇帝。
赵高也顺便过了把太上皇的瘾。
显然,仅凭一封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就断定它是传位遗诏,司马迁本人可能也觉得太过牵强,有点荒唐且不好蒙人,所以诏书必须得变,怎么让它变得既不显山露水且又让人接受?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赵高代劳。
然而,司马迁百密一疏,在沙丘政变中,司马迁竟让赵高两次篡诏。
第一次是口头篡改,他把给扶苏的通知书篡改成了继位诏书,并知会胡亥与李斯;第二次是和李斯百般密谋后,再把诏书篡改回来。
这样说有点绕口的话,我们换一种表述方式:
那就是赵高首先把对扶苏用处不大的遗诏,传达成对他至关重要的继位诏书,然后又和李斯勾结一起,阴谋对自己篡改过的诏书再次篡改,这就像两位国手搏弈,一方自持技高,不让“相、士、卒”也不让“车、马、炮”,而是直接让了老将,有点太污辱别人的智商了吧?
赵高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比较让人纳闷。
作为宦官、赵高从小被阉、可能会导致他性情大变,异于常人。
我们大可以怀疑他的小头有问题(当然对于后宫来说有问题就是没问题)。
但我们要是因此也怀疑他的大头的话,那就证明我们自己的大头有问题了。
既然赵高在发现诏书“未授使者”第一时间内,立马产生了政变之心,并决定要诈立胡亥,那么他原本可以利用“书与玺皆在赵高所”这个职务便利,神不知鬼不觉地毁掉原件重拟一份,盖上大印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反正都是自己的笔迹,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他为什么非要把一件风险极小甚至没有风险的事、搞成千均一发?
须知此时军政大权尽在李斯手中,赢政一死、众人自然唯李斯马首是瞻。
赵高一个小小的秘书,既无兵权又没政权,篡诏意图一旦败露,无异于谋反,一旦李斯反对,他完全可以一声令下,为国除害,诛杀反贼。
赵高自不必说,即使胡亥贵为皇子,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赵高事先让胡亥知道以便事后邀功这点小心思,我们能够理解也容易接受。
而对于他甘冒大险将政变意图向李斯合盘托出究竟出于何种目的,让我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难道赵高与李斯的关系属于“四大铁”:
同过窗、嫖过娼、下过乡、扛过枪?
事后好让李斯沾点光?
难道“政变”这个高危游戏在赵高的概念中和“斗地主”一样非得三人才能玩?
诚然,作为大秦集团公司的CEO兼首席操盘手,位居“万人之上”的李斯此时更是没了“一人之下”,赵高想越过李斯这道坎偷偷地去股市套现门都没有。
对这桩政变阴谋而言,李斯是必须知情也必须参加的人吗?
换句话说就是让李斯这个操盘手知情并支持是赵高套现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吗?
标准且正确的答案是:
必须支持但不必知情。
赵高只须拿出篡改好的诏书让李斯继承遗志就大功告成,吃力又吃惊的“迫斯政变”就可轻松地变成“蒙斯政变”。
狗尾续貂、调戏老猫、挖坑自陷、头顶悬刀。
在这场沙丘政变中赵高为什么臭招频出、昏招叠现呢?
比较令人接受的解释有三:
脑子进水;头被挤扁;或是喜欢挑战自我,酷爱演讲PK。
从后来赵高先灭李斯后杀胡亥,三人中数他笑到最后来看,赵高的脑子好象没有进水,头型似乎也未改变。
为什么秘不发丧?
秘不发丧的情况可以有二:
一是为了阴谋政变;二是为了防止政变。
李斯秘不发丧到底属于哪种情况?
司马迁的答案是:
为了政变。
所谓政变,前提是有“政”可“变”。
秦始皇死后的第一大政,就是接班人的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本文在探讨沙丘政变这一个命题下,必须先假定秦始皇留有遗诏,而且还必须是给公子扶苏的传位遗诏,否则“政变”一说就是悖论,政变命题也就成了伪命题。
在明知有传位遗诏的情况下,“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确实显得别有用心。
接班人都已明确,你以“无真太子”为由秘不发丧到底想干什么?
此时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的李斯正常应该做的是:
一方面火速通知扶苏回京共商国事;一方面着手安排维稳,确保政权顺利移交。
而《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李斯不但秘不发丧而且“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像没事人一样该干嘛干嘛。
瞒谁呢?
不用说就是瞒合法继承人扶苏的。
如果情况属实,那就证明在阴谋政变这个问题上,李斯与赵高第一时间内就不谋而合,或者李斯对赵高阴谋诈立的心思未卜先知,并利用手中权力主动配合,换句话说:
李斯在洞察到赵高谋逆之心后,装作浑然不知,为了让政变有条不紊地进行,李斯以“秘不发丧”为赵高赢取时间,然后回到房间静静等候并饱含深情地唱到“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等的花儿已谢了。
”
如果按照上述情形发展下去的话,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应该是:
罗敷已有情,使君也有意,一拍即合上床去。
当然扭捏一下也是可以的。
或许司马迁也觉得这样发展经不起推敲,于是就让赵高单刀赴会,在是否应该政变这个问题上与游说大家李斯进行了六个回合的PK。
在赵高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凌利攻势下,年迈体弱且有点老年痴呆的李斯终于一声叹息“嗟乎!
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
”真可谓是:
人之将反,其言也哀乎!
“介是干嘛的?
”天津人会这么问。
“有木搞错噢?
”老广们会这么说。
是啊,李斯这么表现的目的是什么?
做政治秀还是演个双簧?
都有可能,问题是做给谁看?
演给谁瞧?
如果都不是的话,作为久经考验的政治家、斗争手段出神入化的李斯,在赵高一击不中的情况下,还会给对手提供多余的机会,让他俘虏自己吗?
上述情况下,“秘不发丧”显得即不合逻辑又不符常理。
那么“秘不发丧”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
为了防止政变?
“无真太子”之迷关于秦始皇生前为什么不立皇后、不设太子,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什么怨母仇女说,什么多不胜选说(也就是挑花了眼)等等我们在此不一一赘述。
这说那说,只要秦始皇不说都是瞎说。
但是对于秦始皇生前为何不立太子,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储君维系国本,关乎国运,秦始皇生前未立太子的原因可能很多,至于哪个是主要原因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不好推测,其中像王立群读《史记》的“怕死说”最不靠谱,王立群认为立太子意味着承认自己必死,这对于千方百计企图长生的秦始皇来说是一个不敢面对也不愿承认的现实。
那么我们想问的是:
为什么秦始皇一方面不敢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太子,一方面却敢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穿治郦山”营造皇陵,为己挖冷冰冰的坟墓?
为什么赢政自称始皇并欲传至万世?
为什么他要废除谥法以防止儿子责怪老子?
所以怕死不等于认为可以不死,追求长生不等于坚信自己可以永存。
秦始皇和现在跳广场舞,参加各种免费保健体验(其实更贵)活动的老头老太太们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动用国家财力,后者动用的是家庭财力而已。
这里我们必须分清的是不设立太子与不考虑继承人是两个概念、两种状态。
不设立太子不代表心中没有认可的接班人。
秦始皇心目中认可的合法接班人到底是谁?
扶苏还是胡亥?
司马迁认为是扶苏并通过《史记》这本书几千年来让人们接受。
司马迁所持的理由是:
扶苏即是皇长子并且秦始皇死前给他留有遗诏。
“留有遗诏”前文已经讨论,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扶苏皇长子的身份探究一下。
扶苏作为皇长子的身份倒是不假,但是由于始皇未立皇后,扶苏虽为长子却非嫡子,按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继承原则嫡长子继承制来说,扶苏既不是唯一人选也不是最佳人选。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就是指由皇后(帝之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它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内容,其中心思想可概括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说:
皇位继承人必须是嫡妻长子,至于这位嫡长子贤与不肖不在考虑之内,如无嫡妻或嫡妻无子,就只能立庶妻中级别最高的贵妾之子,至于被立者是否为庶子中最年长者,也不在考虑之内。
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权位与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统治秩序。
按照这一原则,在搞不清谁的娘更贵一点的情况下,理论上扶苏、胡亥与其他诸子具有同等机会,谁都有资格继位。
谁的机会更大一些呢?
从《史记·秦始皇本记》的记载中推测:
前期长子扶苏的机会要大一些,这个时候虽然秦始皇没立他为太子,却让他参政议政,像是有意在考察他;但是扶苏因在“坑术士”等一系列事件中公开和秦始皇唱反调、惹怒了老爸,结果把他贬到上郡去监督蒙恬的军队。
有人或许辩称:
秦始皇让他监军,就是让他掌握军权,更器重他。
须知监军相当于今天的政委,虽然和司令员级别一样,但只有监兵之责而无调兵之权。
况且他所去的长城军团属于边防军而非禁卫军,在政权变更中用处不大甚至没用。
另外试想一下,有哪位皇帝会把自己的继承人调离政治中心呢?
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胡亥。
胡亥在成为“二世”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游说李斯时说:
“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
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拙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
”不用翻译,一个刻苦好学,彬彬有礼,心地善良而又有点腼腆的翩翩少年公子跃然纸上,他不但轻视财物,看重士人,而且秀外慧中待人真诚。
当然这些话从赵高口中说出,大打折扣,但秦始皇把他交给自己最宠信的人去管教,对他还是偏爱有加吧。
这一点从《史记·蒙恬列传》中可以得到印证,毅对曰:
“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
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
”意思就是:
先皇培养胡亥做接班人的念头有好几年了,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还敢再放什么屁?
蒙毅作为将死之人,除了一些辩解的意味外,恐怕未必全是虚言吧。
由此可见,后期,秦始皇确实看好胡亥并重点培养。
只差没有公开确立他的太子身份罢了,满朝文武心中都有数。
只是没有点破而已。
从始皇第五次出巡独让胡亥扈从这一客观事实来看,此时的胡亥应属秦始皇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已确凿无疑。
然而有人认为胡亥是撞了大运。
也有人认为是赵高暗中搞鬼,秦始皇才答应让胡亥独从。
可能吗?
导致秦始皇第五次大巡游的原因是三十六年(前211年)连续发生了三件让他不爽并非常郁闷的事:
一是出现荧惑守心这种最不吉利的天象;二是发生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事件;三是出现“今年祖龙死”不详预言的沉壁事件。
秦始皇第五次巡游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凶趋吉的。
在这个非常敏感且又事关皇帝生死存亡的关节点上,胡亥敢瞎闹?
赵高敢作弊?
恐怕一语不慎,小命玩完,还敢哭闹着跟着旅游?
还敢弄虚作假暗箱操作?
恐怕是跟自己的大头过不去了。
如果用撞大运来解释,那么胡亥就相当于花了两块钱买一张彩票,结果即中了“七星彩”又捎带中了“双色球”,可能吗?
骗鬼吧。
如果我们把胡亥看作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的话,那么《史记》中的一切诡异,不通之处便豁然开朗,正如李白诗云: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的那场所谓的沙丘政变,真实情景或许是这样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帝在出巡途中身患重病,他预感来日不多、死到临头,便召集李斯等一班文武大臣,当众让赵高出示了他生前写好的传位诏书让胡亥继位,为了防止有变也为了自己的遗愿能够坚定地贯彻执行,他又出示了一封亲手所书的诏书,着令长子扶苏见诏后着即自尽,不得异议。
丞相李斯老成谋国,认为皇上在外驾崩,天灾(荧惑守心)人祸(沉壁事件)频出,社会很很不安定、况且天下中枢外移,不利政权交接,于是研究后决定:
暂且秘不发丧。
如果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证还不足以支撑沙丘政变纯系子虚乌有这一观点的话,我们还将通过以下几点的疑问作为补充。
1.名人为何要择地而亡?
如是有人出上联:
食禽择木而栖,我们马上就会对出下联:
名人择地而亡。
“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走到沙丘死?
”赢政你没听过民谣:
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张弓射东墙、行至沙丘亡。
秦始皇肯定一脸无奈,委屈地说:
“能怨我吗?
其实我哪都不想死。
”别说沙丘这个不详之地,就是到了腾格尔的家乡、那人间的天堂,老弟啊“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
《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在讲述赵高、李斯诈立胡亥,赐死扶苏后,有几个字容易被人忽视:
“行,遂从井径抵九原”、意思就是“李斯等人继续前行,遂从井径抵达九原”。
井径位于今河北、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
世人皆知,一场成功的政变必须做到:
“隐密、突然、迅速、果断”,借用韩乔生的话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来取得政变的成功。
再看看李斯、赵高们政变后都忙些什么:
拉着秦始皇的臭尸体、不紧不慢在外继续瞎转悠,路上还抽空逛了逛超市,买了几车臭鱼。
他们一面捂住鼻子以防止让臭气熏晕,一面磕头捣蒜祈求扶苏见信后快快归西。
闲暇之余顺便参加一下那达慕大会,领略了一下塞上风光、并证实一下腾格尔是否在吹牛逼。
怎么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
速回咸阳占领京师重地、调兵遣将以备不测之需,对吧?
像我们没搞过政变的人都会这么想也会这么干,然而胡亥没有,赵高没有、李斯仍然还是没有。
宋丹丹如果在场也会着急:
“不带这么玩的!
”。
为什么要去九原?
难道“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这个道理他们不懂?
难道他们不怕多逛一天就多增加一天泄密的风险?
显然不是,比较合理的情况是:
此时秦始皇仍然活着!
他只是在沙丘被司马迁“提前死了”,所以他也重蹈了“名人挑地而亡”的覆辙。
司马迁为什么非要让秦始皇提前死在沙丘,这里面包含着一个科学道理。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官方称谓)伟大的文学家(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语),而且更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
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并成功地运用了诸如:
情景联系、心理暗示、条件反射等现代心理学手法从而对读者施加巨大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没写过《细节决定成败》,但不能肯定的是他不懂这个道理。
譬如他先让李斯从厕所出来给你讲一个关于老鼠吃屎还是吃粮的故事,从而得出偷吃粮食最终必然死于老鼠夹子这一真理;譬如他让赵高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试验,并在狱中成功地对李斯进行了科学调理。
根据科学要求,这次秦始皇在沙丘这个地方必须提前OVER!
在距秦始皇死亡并不遥远的85年前(前295年)这个叫沙丘的地方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惨烈政变,即穿胡服又能骑射的赵雍和长子赵章一起被小儿子赵何的人活活饿死的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不知是血腥味太浓还是因为阴谋气太重,总之,人们一提起沙丘便情不自禁地就会联想到政变,沙丘似乎因其困龙有术成了政变的代名词或曰中文名字。
或许是为了引起共鸣,也可能是为了加强印象,所以司马迁不顾本来就贪生怕死的秦始皇苦苦哀求、活生生地让他在这个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地方提前死了那么十几天或者几十天。
2.政变由头有点牵强赵高在这次名垂青史的政变中和李斯一起为我们示范了什么才叫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
有一次赵高犯了大罪(强奸杀人还是贪污受贿书上没说),秦始皇让蒙毅(蒙恬的老弟)依法办他,可能蒙毅没有真正领会上级意图,根据大秦律的新刑法第N条判了他死刑,关键时候还是老领导法外施恩不但没杀赵高而且让他官复原职。
这件事上,雷霆雨露本来俱出自始皇、蒙毅不过只是一个路过打酱油的,只因他有点死心眼,所打酱油足斤足两而已,这样一来,赵高就和他结下了“梁子”,由于赵高很有个性,他竟然因为这个“梁子”而发动了一场名垂青史的政变,这个梁子于是也荣登世界梁子史上NO.1的宝座。
这样说并非杜撰,《史记》告诉我们,赵高就是因怨恨蒙毅而迁怒他哥(蒙恬),又因迁怒他哥而讨厌他哥的哥们(扶苏),为自己的安全计,也为自己的学生未来计,他决定玩次政变。
李斯很会算计:
他担心女婿扶苏掌权后,一定会以回避为借口罢了自己,罢免自己后一定会任用蒙恬为相,任用蒙恬为相后一定会干掉自己,干脆来他个先下手为强,从根上先掐了他们。
如果脑子没进水,如果年龄不够切,我们想劝李斯还是回他老师荀子那再呆七年,好好恶补一下当年落下的逻辑课、或者直接到幼儿园大班,听听阿姨们怎样讲狗熊掰玉米的故事。
不管理由是否牵强,我们所知道的是:
政变最终还是发生了。
歌德曾说过一句浪漫而又凄美的话:
“我爱你,与你无关”。
想必几年后,黄泉路上,赵高也会浪漫却凄惨地对扶苏说:
“I’msorry,我恨你,与你无关”。
李斯站在一旁,用周星驰的语气对扶苏眨了眨眼:
“都是苞谷惹的祸!
”。
至死,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还是表现的那么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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