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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
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
钱币和官印,在过去,属金石学的范畴。
有关西夏钱币和官印的收藏、研究和著录,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钱币和官印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前辈著录释读、考证辨伪的窠臼,开始对西夏货币制度和官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的历史面纱。
数十年来,发表了不少论文、报告,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
这些成果,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填补了中国钱币和官印研究的空白。
西夏钱币研究
西夏钱币的研究,当然主要是铜铁钱币,同时也涉及金银、交钞的使用,和西夏的货币经济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人们的注意力在钱币方面,其后,又深入到金银、交钞方面。
下面,分5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
《宋史·夏国传》:
西夏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始立通济监鋳钱。
”这是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记载。
但是,从金石学的角度著录西夏钱币,则是晚到清乾隆《钦定钱录》(公元1750年),始明文著录了“天盛元宝”。
从清乾隆到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世纪中,我们的先辈在西夏钱币研究上作了不少工作。
笔者广为收集资料,进行梳理,概括出如下三项:
第一,系统地著录了西夏钱币。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他从中捡得“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
这是首次见于文献的西夏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
初刊于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
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晚出的钱谱论著,诸如张崇懿《钱志新编》,李佐贤《古泉汇》,倪模《古今钱略》,以至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皆相沿著录,或从中采撷西夏钱币资料。
第二,破读了西夏文钱。
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也是西夏钱币使用的文字之一。
13世纪后,随着西夏的灭亡和党项族的消亡,至迟在明代中期,西夏文字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钱币上的西夏文字当然也就无人认识。
约3个世纪后的1804年,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了“西夏碑”,才又重新认识了“夏国字”。
刘青园是看到这块碑的第二个学者。
根据碑上“夏国字”,认识了过去所说的“梵字钱”是西夏文钱,但是当时并不识其为西夏何字。
本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
1914年,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西夏国书略说》中,第一次著录并译释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又发现并译释了西夏文“贞观宝钱”,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第三,对部分钱币进行了考证辨伪工作。
清乾嘉以降,钱谱如林,成果累累。
与此同时,伪造钱币之风亦极盛行,就是优秀的钱谱,也难免杂入伪品钱。
上述《钱志新编》、《古泉汇》、《古今钱略》,都是清代的重要钱谱,它们在相沿著录西夏钱币的同时,也杂入一些伪品钱,如“天授通宝”、“正德元宝”、“应天元宝”、“乾定元宝”等。
方若《言钱别录》、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正确的认定这些钱币为伪品。
铁钱“永安一百”、“永安一千”,自道光以来,有北凉、南唐诸说,而《古今钱略》著录为西夏钱。
泉人郑家相论据确凿,力排众议,认定为五代刘守光据燕时所铸,否定了是西夏钱的说法。
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的先辈不可能获得丰富的实物资料,而幽闭书斋,与世隔绝,仅凭几枚传世品,进行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必然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前,《泉币》是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然而,只有7篇,每篇二三百字,总计不足二千字,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先辈的成果,必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们应当倍加珍视。
二、西夏钱币的发现和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也有钱币和货币史方面的论著出版,但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少得可怜。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巨著、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65年第三版,涉及历代钱币、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各个方面,约74万字,可谓洋洋大观。
然而,涉及西夏钱币者仅有千字,可见一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的陵墓、遗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钱币窖藏。
到目前为止,西夏钱币窖藏,见诸报导的近三十处,其中重要的、报导较为系统的有十几处,分布在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北等西夏故地。
又如远离西夏故地的湖南、湖北、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也有零星发现。
出土了诸如隶书“元德通宝”、折二“元德重宝”、行书“乾祐元宝”、背“西”字“天盛元宝”铁钱等珍稀品种,特别是从未见之著录的篆书“光定元宝”、隶书“大安通宝”。
更为重要的是,完整的钱币窖藏,给我们的不仅是多少品种、多少数量的钱币,而且从窖藏位置、周围环境、窖藏结构等方面,提供了更多供我们研究的信息。
这些都是传世品所不能比拟的。
数十年来,业内人士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在钱币学、货币史、西夏学的新著中有所反映,更体现在所发表约150篇论文、报告、报导中,其中不乏精道之作。
总览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有关西夏钱币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基本理清了西夏钱币的眉目。
过去,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散见于钱谱书刊,文字贫乏,内容简单,没有一篇完整、系统的论述。
人们对西夏钱币的了解,常常是支离破碎,真伪莫辨,很难窥其全貌。
经过对清代以来数十种钱谱、论著中有关资料的排比、分析,终于搞清了:
最早明文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是乾隆《钦定钱录》;第一部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是《吉金所见录》;第一次译释了西夏文钱币的著作,是《西夏国书略说》。
同时,根据新的出土品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对钱谱论著中的二十多种西夏钱币,一一加以辩证,考其源流,定其真伪,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后附西夏钱币简表)。
宋代洪遵《泉志》所谓“梵字钱”,现在知其为是西夏文“大安宝钱”,而当时是一种既不知其为何国、又不识其为何字的钱币。
第二,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的西夏钱币。
过去,对一些西夏钱币,诸如折二“元德重宝”,行书“乾祐元宝”,背“西”“天盛元宝”铁钱等,仅见个别记述,很难得到学界的认定。
近年来,这些钱币的相继出土,使上述记载成为定论。
隶书“元德通宝”平钱,是越南钱还是西夏钱,从清末争论到80年代,长期不得一决,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一次出土3枚,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丁氏《泉志蔶华录》、《古钱大辞典》著录折二西夏文“大安宝钱”,唐石父认为系据《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仿刻”,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第三,对西夏钱币制度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
西夏钱币最大的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用于钱币,诸如“大安宝钱”、“天庆宝钱”等。
辽、金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但没有反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
然而,西夏钱币制度的主要方面,是受北宋影响的,北宋流行年号钱,盛行对钱,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
1984年,银川滚钟口“乾祐元宝”行书、真书对钱,和“光定元宝”篆书、真书对钱的出土,进一步证明北宋钱制对西夏钱制的深刻影响。
第四,对西夏货币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很难想象,在西夏陵墓、遗址、城址的考古中,西夏钱不一定有,而北宋钱却绝不会少。
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铜钱窖藏,都以北宋钱为主,约占80--90%,西夏钱没有超过1.8%。
笔者对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计量分析,北宋钱币分别占84.9%、87.2%、85.6%,而西夏钱币仅占1.4%、0.9%、1.5%。
这大量的材料,强烈地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西夏虽然铸造钱币,但西夏社会上流通的主要币种不是西夏钱,而是北宋钱。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
”同时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社会经济一大特点”。
三、西夏铁钱和铁钱专用区的设置
在西夏钱币窖藏中,铁钱窖藏集中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出土量很大,动辄数千斤,甚或万斤。
这是铜钱窖藏所未有的。
宋朝为防止铜钱外流,大量鋳造铁钱,在临近西夏的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区内使用。
西夏是否也有铁钱专用区呢?
内蒙古的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最早提出西夏“与金贸易区为铁钱流通范围”。
20世纪末出版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律令》),对这一说法作了肯定,并被学界所接受。
《律令》明确规定:
“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
若违律时,不论多少,都要受到“二年”徒刑的处罚。
也就是说,西夏同宋朝一样,铁钱的使用有地区限制的。
按:
西夏也有“北院”,当然是指西夏北部与金接壤的地方。
按地望,发现铁钱窖藏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当属西夏北院,而不是南院。
引文中的“南院”,很可能是指西夏南部与金接壤地方,但我更怀疑可能是法典印刷有误,将“北”误印成“南”。
如按此理解,即西夏铁钱只限在北方与金接壤的地区使用。
西夏所以设置铁钱专用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与宋代每朝都铸铁钱不同,西夏只有仁宗仁孝铸过“天盛”和“乾祐”两种铁钱。
但西夏人使用铁钱的时间,却甚为久远。
因为宋朝规定,“陕府系铜铁钱交界处,西人之来,必须换易铜钱,方能东去。
”也就是说,早在庆历年间,宋朝设置河东、陕西铜铁钱区的那一天起,西夏人就开始使用铁钱了。
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断绝了北宋钱币输入西夏之路;而仁宗时期,西夏因“茶山铁冶”为宋所有,而用青白盐换来的宋代“大铁钱”与金交易就要贬值,使西夏“商人苦之”;这都迫使西夏不得不设“通济监”,并大量铸造铜钱、铁钱。
仁孝鋳钱之多,这在考古上也是得到应证的。
其次,由于地理的隔绝,夏与南宋基本上没有经济往来,而金便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河套地区,属西夏胜州故地,隔河与金天德军、云内州相对;向东南,与陕西的绥德、保安为邻。
这些历来是西夏与宋、辽进行边境界贸易的榷场所在地,到了金代,相继恢复与扩大,商贸活动活跃。
西夏人在使用宋朝铁钱的经验中,也深得其中的奥妙。
西夏政府为了防止铜钱外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设置铁钱区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西夏境内有丰富的铁矿,设有“铁匠局”,负责铁器的生产,并明确规定了生产每类铁器的耗减率,说明西夏具备了大量铸造铁钱的物质条件。
安西榆林窟中著名的西夏壁画“锻铁图”,图中的木风扇鼓风设备,与宋朝使用的略同,说明西夏的锻冶技术已相当发达,大体与中原地区保持同一水平。
故而,宋人叹曰,西夏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
自京齎去衣甲皆软,不足当矢石。
以朝廷之事力,中国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西夏)乎!
”。
四、西夏白银、交钞的使用
西夏是否鋳造和使用银币,是否使用交钞,是西夏货币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藏黑水城文献研究成果的相继发表和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在辞书《文海》、兵书《贞观玉镜将》、特别是《律令》中多有反映。
陈炳应先生在利用汉文文献的同时,充分利用西夏文文献对西夏白银、交钞的使用和“钱币法”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论述,取得重要成果。
第一,西夏有无金银矿,是否能冶炼锻铸金银器的问题,仅根据汉文文献是解决不了的。
而《文海》、《律令》等文献,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即西夏境内有金银矿,并将“为官方采金、熔银铁”,作为苦役之一。
设“金银工人院”,负责金银器的打造,并有“金银损耗法”,明确规定熔铸金银器耗减数字。
第二,西夏的白银是如何使用的?
从综合汉夏文献看,有的用于贸易,有的放高利贷,但主要是赏赐。
贸易方面,西夏毅宗谅祚派往宋朝的使臣“以钱银博买物色”;惠宗秉常处理一起贸易纠纷案时,当事人有“鋳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
”放高利贷方面,毅宗谅祚的近臣高怀正“贷银夏人”,以谋利被处死。
主要是赏赐,据《贞观玉镜将》记载,西夏军队赏罚严明,有关规定,系统具体,有很强的操作性。
对立大功、奇功人员,除提升官职外,奖赏的诸多物品中还有金银制品、银锭;银器中有“银碗”、“银腰带”、“银鞍鞯”等;金器中有“金碗”、“金腰带”、“金鞍鞯”等。
如“百两银碗”、“十两金腰带”等。
《律令》记载,所奖诸多物品中还有银两,按功劳大小,有1两、2两、3两、5两、7两等。
第三,西夏金银的使用形式,从上文中已可看出,有的是割裂的银块,有的为金银器皿,有的是银锭等,另外,还有银币。
银锭在甘肃武威已有发现,共22件,上有重量、“行人”、“称子”等錾刻文字,及“使正”、“官正”、“赵铺记”、“夏家记”等戳记。
据研究,其形制与宋、金银锭“基本一致”。
至于银币,据载,仁宗时,尚食官阿华因敢于直谏,仁孝皇后“赐银币奖之”。
但银币形制不明,尚待考古发现。
宋朝使用交钞,与宋往来密切的西夏是否也使用交钞?
不能不为学人所关注。
至今未发现任何西夏纸钞的线索,但却有文献证明西夏在使用宋朝的交钞。
陈文援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中诸如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蕃官刘化基“以官钞易马”事;宋庆历七年,西夏、唃厮啰著人收买“陕西粮草、交钞”事;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宰臣韩琦言,“秦州永宁寨以钞市马”事等资料认为:
“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在宋、夏官私边境贸易中,在西夏与宋之间的贸易中,都曾使用过宋朝发行的交钞。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中肯的,资料是充实的。
五、西夏钱币法
西夏钱币的使用范围很广,除在社会上买卖购物外,还有诸如:
官吏俸禄、劳动力计值、财物折钱计算、納税、典当借贷、赏罚等,遍及《律令》各章。
这实际上是货币流通状况和货币经济发展的反映。
钱币是无孔不入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在管理机构的设置、钱币铸造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上等,或可视为西夏的“钱币法”。
一、管理机构。
根据《律令》,西夏“铸钱”事,归“户案”(略同于“户部”)管理;还设有“钱监院”,可能是政府专管“铸钱”的机构。
但“钱监院”是否就是“通济监”?
则尚需斟酌。
二、铸造管理。
《律令》规定了铸造钱币和库存钱币的损耗率。
铸造钱币“一两中可耗减二钱。
”即损耗率为20%。
官库中的“钱朽烂”,“一缗可损耗二钱”,即0.2%。
有关人铸钱造成损失,要受到“黥杖”,并服“苦役”的处罚。
库存钱谷交接手续,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还规定,其他匠人不得“鋳钱、毁钱”,若违律,要受到与“到敌界卖钱”同样的处罚。
三、流通管理。
1、禁止到敌国去卖钱;2、禁止在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
3、铁钱的使用有地区的限制,设置铁钱流通区,禁止将南方的铁钱运到京师(中兴府),禁止将京师的铜钱运到南方。
若违反禁令,都属犯罪行为,按情节轻重,给以相应处罚;检举人可得到相应奖赏。
数十年来,西夏钱币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前无古人。
但是,有些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如,仁孝所铸铜钱,远远大于前朝,但有趣的是:
“天盛”钱在数量上有较大的突破,“乾祐”钱又明鲜减少;而铁钱与之相反,“乾祐”钱数量很大,而“天盛”钱仅为“乾祐”钱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
仁孝之后的纯祐等几代,为何又只铸造铜钱而不继续鋳造铁钱?
西夏南部在今甘肃、青海一带与金接壤,尚未见有铁钱窖藏的报导。
是根本没有呢,还是没有发现。
还有,西夏社会的购买力、西夏钱与宋钱的比值、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西夏钱币与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等等,都需要加强研究,进一步探索。
又如,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认为是元昊钱的问题;还有关于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对钱划分的问题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相信,通过学人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新的成果出现。
西夏官印研究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
中国使用玺印,始于商周,盛于秦汉,成熟于唐宋,有着悠久的历史。
玺印的形制,随着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
对古玺印的摭拾成谱,始于明代;殆至清末,盛极一时。
同时出现了官印专书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十七卷;吴式芬、吴大澂皆以收藏金石、玺印闻名于世。
对西夏官印的收集和研究,是与西夏学的兴起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就有著录,如吴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录有3方,但因不识其字,不知其为何印。
最早认识西夏官印并进行摭拾和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罗福苌父子。
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收录2方。
1925年,出现了第一部西夏官印专书——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已达33方。
此后,王静如《新见西夏官印考释》、刘体智《善斋吉金录》、李培基《古鉴斋印谱》等著作中皆有收录。
1982年,罗福颐集国内文博部门者37方,录自旧谱者37方,录自日本太田梦庵《枫园集古印谱》者18方,来源不明者5方,总97方,编成《西夏官印汇考》,为当时集大成的专集。
需要说明,上述著录,多为传世品,罕见出土者。
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1978、1979年,东胜、准格尔旗各出土一方。
据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一文统计,各家著录及各地文博等部门收藏总计已达130余方。
此后,陕西横山、宁夏固原、同心、盐池,内蒙古准格尔旗,甘肃兰州、民乐,远及青海、四川都有出土和发现,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导者,估计约有150多方。
这些官印,皆为铜质、方形。
有六字印、四字印,而90%以上为“首领”二字印。
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
印背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纽上刻西夏文“上”字。
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
对西夏官印的研究,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
早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就根据译释年款,“考之宋史”,“订正其误”;王静如、罗福頤,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
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磨壁等,是研究西夏姓氏乃至民族的新资料。
然而,比之年款、姓氏,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
西夏官印印文,笔画重叠,盘旋曲折,字形诡谲,加上任意增减笔画,更是难以认识,从清末到70年代,未见有涉猎者。
那么,是谁揭开这一谜底的?
笔者1983年撰写《揭开西夏官印之谜》一文时,曾闻“首领”二字,是黄振华先生译释,并写入文中。
后见白滨文章,对此更有准确、具体的说明:
“70年代初,黄振华从西夏文官印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等西夏文楷书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九叠篆书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
他并对其所见72方西夏官印试为译释,撰成《西夏官印集释》一文,这是对西夏官印印文篆书最早的探索。
”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是很了不起的贡献。
其后,李范文先生结合西夏陵出土残碑篆额的复圆与译释,苦心钻研,反复对比,对四字印、六字印进行了译释,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撰成《西夏官印考释》一文。
尽管对其译文,学界尚有岐见,但可成一家之言,也难能可贵。
以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对西夏官印制度进行研究,是西夏官印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据西夏法典《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
质地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四种。
各依司位、官品等之大小、高低颁发,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
孔云白《篆刻入门》说:
“隋唐以来,各以印之方长厚薄分寸大小,以别官职之尊卑,品级之高下。
非若汉仅以纽授为别也。
”从上述记载看,在等级观念上,汉夏官印所体现的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都反映了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学者们在看到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的同时,还看到了西夏官印显而易见的特点。
唐宋官印皆用赤文(阳文),西夏官印独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背刻年款,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
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
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
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但“首领”姓氏和年款为授印时所刻。
值得注意的是,印背不镌刻任何官职名称,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首领”的名称,说明部落和族帐“首领”、“大首领”的重要地位,更是显示其权威的一种表现。
这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
从现有资料看,西夏官印最早的是崇宗天祐民安六年(1095),最晚的是桓宗纯祐天庆八年(1202)。
笔者著文时曾提出:
为什么没有崇宗以前的,桓宗以后的西夏官印?
难道崇宗以前没有用印之制,桓宗以后用印之制又有改变?
据白滨研究,从宋元丰四年到八年的4年期间(即西夏惠宗秉常大安7年至11年,1081—1085),宋夏六次战争中,缴获的西夏“铜印”约30方,说明“西夏惠宗秉常时已铸官印,而且数量不少。
”然而,这一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为何没有惠宗以前毅宗等朝、桓宗以后襄宗等朝官印的发现呢?
另外,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按说,其形制应大体一致,但现在所见,其尺寸大小,边框斜直,皆有差异,特别“首领”二字,字字篆法不同;这是何因,尚难作出科学解释。
我们相信,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西夏官印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进展。
刻有西夏文字的西夏铜牌、铜镜等也很重要,这里附带一谈。
西夏铜牌多为传世品,可分为三类:
1、敕然马牌,圆形,套合式,合盖上鐫西夏文“敕然马牌”四字;可能与辽国“敕马走牌”一样,是皇帝亲授处理军国重事的凭证。
2、宿卫牌,多为长方铲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文字多为“内宿待命”四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3、守御牌,圆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
此外还有:
1、镀银铜牌,圆形,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牌上阴刻西夏文咒语“唵嘛呢”三字。
2、铜镜,圆形,环周阴刻西夏文“唵嘛呢叭迷吽”六字真言。
这些器物,似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
还有:
小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刀上有西夏文“夏智年”三字,刀柄有三角形小孔,可系带佩于腰间。
西夏服饰有“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
此小刀,或即西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
附件:
西夏钱币简表
序号
币 名
铸造年代
大版别
备注
质地
书体
读法
币值
西夏文钱
1
真
(福圣宝钱)
毅宗(1053-1056)
铜
行楷
旋读
小平
2
(大安宝钱)
惠宗(1075-1085)
铜
行楷
旋读
小平
3
(贞观宝钱)
崇宗(1102-1114)
铜
行楷
旋读
小平
传世品
4
(乾佑宝钱)
仁宗(1170-1193)
铜
真书
旋读
小平
5
(天庆宝钱)
恒宗(1194-1205)
铜
真书
旋读
小平
汉文钱
6
大安通宝
惠宗(1075-1085)
铜
隶书
直读
小平
7
元德通宝
崇宗(1120-1126)
铜
隶书
直读
小平
8
元德通宝
崇宗(1120-1126)
铜
真书
直读
小平
9
元德重宝
崇宗(1120-1126)
铜
隶书
直读
折二
10
大德通宝
崇宗(1135-1139)
铜
隶书
直读
小平
钱博、传世品
11
天盛元宝
仁宗(1149-1169)
铜
真书
旋读
小平
12
天盛元宝
仁宗(1149-1169)
铁
真书
旋读
小平
13
乾佑元宝
仁宗(1170-1193)
铜
真书
旋读
小平
14
乾佑元宝
仁宗(1170-1193)
铜
行书
旋读
小平
15
乾佑元宝
仁宗(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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