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道理和价值.docx
- 文档编号:26420834
- 上传时间:2023-06-19
- 格式:DOCX
- 页数:9
- 大小:24.91KB
和的道理和价值.docx
《和的道理和价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和的道理和价值.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和的道理和价值
“和”的道理和价值
在我们的时代,全球化、资讯化(亦可称为“网络化”)的趋向和潮流,第一次以最大规模和最便捷的方式将人类及其不同地域的族群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彼此突破许多隔膜和界限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人类彼此更多、更深入接触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并由此而表现出不同文明之问的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强烈愿望。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全球化和资讯化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广泛联系并共享资源和机会的过程中,人类遇到的风险和危机也成为整体性的和全球性的。
事实上,人类一些越来越多类似的或共同的活动,反过来造成了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谈论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途径和方式也都在尝试之中。
哲学家们也没有袖手旁观,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等是他们试图通过改变人们对环境和生态的深层意识而作出的努力。
征服自然的这种主导人类行动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已经逐渐让位于人类如何同自然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宇宙中心主义。
人类正在用文明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方式来缓和、克服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冲突。
不同文明传统的研究者们,也有责任担当这方面的部分事务。
近年,“和”的概念在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已经有一些讨论了,“和谐”甚至变成了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
大家一般注重的都是“和”的价值,而对其作为原理的基础性探讨相对则不够。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是如何作为原理被思考和领悟的?
中国哲学家对于“和”都贡献了什么样的重要见解和智慧呢?
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差异”与“活力”――作为“生成原理”的“和”
限于我们的所知,“和”的观念在中国也许比在其他地方受到的关注要多,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古典哲学中围绕“和”有许多“系统化”和“专门化”的讨论,就像专业化时代我们对任何问题都进行专门处理那样。
在中国卉典哲学中,没有人围绕“和”写过专门的论文,更别说是著作。
如同其他许多概念那样,“和”在中国哲学中也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许多中国哲学家都谈到过“和”。
一位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的周朝太史官史伯(他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少),是最早对“和”发表过高明见解的人。
郑桓公忧虑周朝的衰落,他咨询史伯周朝衰落的原因,史伯在从政治上作出解释的同时,又从自然观的高度给予说明。
我们要提出的“和”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由他首先提出的。
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个论断叫做“和实生物”,它的意思是,调和不同的事物就能产生出新的事物。
在这里,“和”是一个动词,这也正吻合史伯为“和”作出的一个明确界定:
“以他平他谓之和。
”按照这个界定,“和”是用一些事物去平衡另外一些事物,这是事物结合的方式,也是新事物产生的方式。
我们现在说到“和”,譬如说“和为贵”,一般都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和”还有更高层次的意义,它是一种宇宙观,而且同“生”的概念密不可分。
“生”是一个象形字,它的本义是草木从土中生出。
中国的宇宙观一般被称为“宇宙生成论”,其中“生”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
人类出于对宇宙和自然的好奇及惊异,产生了解释宇宙和万物的强烈冲动,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宇宙观,一种是“神话式”的,一种是“宗教式”的,一种是“哲学式”的。
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中,神话式和宗教式的宇宙观相对则比较薄弱,哲学式的宇宙观则比较发达,而且这种宇宙观的一个最重要特质,是相信宇宙是通过自身的力量“生成”的。
这种“生成性”的宇宙观,同古希腊哲学家相信宇宙万物是由某种最基本元素构成的宇宙观明显不同。
中国的宇宙生成观,要到老子才算有了基本的模型。
中国新m土文献《太一生水》和《恒先》,则是老子之后有关宇宙生成论的重要作品。
单就宇宙生成论模式而论,两者都比老子所说的要细致和具体。
在老子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万物的起源和人的起源问题,我们在更早期的文献(如《书》和《诗》等)中,可以看到“上天生出众物”(“天生庶物”)和上天产生众民(“天生燕民”)的说法。
据此,不管是“众民”还是“众物”,都是由上天产生出来的,就像草木从土中生出、人由父母生出一样。
这里的“生”,构成了中国宇宙观的基本内核。
抽象地看,“和实生物”这一论断是对万物起源的一种解释。
中国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位著名的注释家韦昭(204―273年),他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阴阳的相互调和产生了万物(“阴阳和而万物生”)。
“阴阳”原是指太阳照射之下的阴面和阳面,引申为宇宙和世界中两种相反而又相互作用的力量,与“气”结合之后,演变为阴气和阳气两种不同的相互作用的气。
如果说“和”就是“阴阳之气”的相互调和作用,并由此而产生了万物,那么“和实生物”就是对万物起源的一种哲学普遍性解释。
中国宇宙生成论中的“天地”,广义上也被包括在万物之内,但由于它们的特殊性,两者往往又成为产生万物的母体,即所谓天地的聚合产生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
由此来说,“和实生物”的“生成论”,可以是包括了天地在内的万物的生成和起源,也可以是不包括天地而只是解释了天地之间万物的生成。
如果是前者,“和实生物”的论断,就称得上是一种宇宙生成论了,否则它说明的恐怕就只是天地之间万物和万物之间的相互生成了。
事实上,“和实生物”关注的正是万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关系,特别是将这种关系作为统治者从事人间活动的指南。
“和”之所以能够造就新的事物,是因为它以事物的多样性为前提,这是它与“相同”(“同”)的根本性区别。
史伯正是在与“相同”的不同上认识“调和”的。
“同”是说“相同事物”的重复性累积。
这种重复性累积在数量上对我们会有不同的意义,但不管如何累积它都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譬如“用水掺水”最终还是水,这就是所谓“相同不能相生”(“同则不继”)。
因此,“和”与“同”的不同,首先是多样性与单一性、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不同。
相信只有通过不同事物的结合才能产生出不同的新事物,也就是相信多元和差异本身就具有一种生成能力。
以多元与差异为特征的“和”,还意味着它是不同事物相互作用而达到的恰到好处的结合,或者说它是不同事物的相辅相成而获得新的事物和机能,即所谓“以他平他”。
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一位著名政治家晏婴,用美味的“羹”这一恰当例子说明,“和”是不同材料和元素的合理搭配和调和。
汉语“和羹”一语,就出自他。
富有智慧的晏婴还用大臣分别向君主陈述相反的意见以成就和完善君主的意见,来说明“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促成和相互成就。
音乐是能够说明“和”的又一个很好的例子。
“和”的本义就是“音乐的和声”。
单一的音声无法构成和谐的音乐,音乐是由多样音声的巧妙的结合而形成的。
总而言之,作为万物相互生成的“和”,它的第一个重要意思是认为宇宙和世界是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第二个重要意思是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辅相成的。
这两者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元价值观”和“文化差异性”提供了世界观的根据。
二、事物的秩序和状态:
作为存在原理的“和”
尽管有时候我们喜欢整齐划一,但我们也不能将宇宙看成是由单一事物充满的世界;尽管有时候我们总想割断事物之间的联系,但我们也不能认为宇宙万物彼此是没有关系的。
“和”的智慧不仅洞察到了万物的多样性以及万物之间相济相生的关系,而且也洞察到万物之间如何存在才是合理的,这就是作为万物存在原理的“和”。
中国的宇宙观一般被称为有机性的和整体性的。
中国哲学家不假定柏拉图坚持的理念与现实、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也不假定莱布尼茨所说的彼此不进入对方窗子的封闭式的“单子”。
既然“和”总是意味着事物的多样和关系,那么继而就要追问,事物以什么样的关系和状态存在才是合理的?
“和”也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说明。
作为事物存在原理的“和”,是说事物要以相互平衡及和谐的方式和状态而存在。
正是由于事物的相互平衡、有序与和谐,万物才得以生存和存在。
如果事物之间失去了它的平衡性、有序性,就会引起各种自然的变故。
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西周时期,在泾、渭、洛三条河流一带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这次地震严重破坏了那个地区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也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恐慌。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地震,人们有种种猜测。
周朝的一位大夫伯阳父(亦作伯阳甫)则用“阴阳之气”的“失序”来解释这次大地震的发生,他还以此来预测周朝的命运。
伯阳父解释说,天地之间运行的阴阳之气自身,具有一种和谐的秩序,如果人间不良活动的结果破坏它的平衡,就产生了地震。
中国人很早就相信天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关系,有关这种关系的看法,在汉代被发展为一种很系统的“天人感应论”。
按照天人感应论,人类行为和活动的好坏,在“天”那里会得到不同的反应。
“天”以显示吉祥之物的方式鼓励和称赞人的善良行为,以显示不祥之物的方式警告和惩罚人的恶行。
照伯阳父的解释,西周三川地区发生地震的直接原因是“阴阳之气”的失序,间接原因是由人们的“乱行”造成的。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工业生产这种人类活动对自然秩序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即使是在生产力不高的农耕社会,人类的活动同样会对自然造成一定的影响,譬如大量的树木砍伐和捕捞,就会导致生态的失衡。
在道家创始人老子看来,万物都包含着相反的“阴阳”之气两个方面(“万物负阴以抱阳”),两者通过相互交感和相互平衡以使事物得以生存和存在,整个宇宙也是以这种方式和状态存在的。
宇宙最高程度的“和”,注释《周易》的《彖传?
乾》称之为“太和”,“太”是“至高无上”,“太和”即“最高的和谐”。
按照中国明末和清初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解释,在宇宙未经分化的太虚状态中,聚合着彼此浑然一体的阴阳之气,这是宇宙本来的最高和谐状态。
万物产生之后,宇宙仍将保持着最高的和谐。
这就是说,不管是宇宙产生之前还是宇宙产生之后,“太和”都是宇宙的一个常态。
中国哲学家的通常看法是,天地、日月、星辰、四时,都是以固有的和谐秩序和节奏运行的。
中国汉代一位名叫公孙宏的人物,也相信世界的和谐状态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畜肥壮、草木茂盛和山清水秀的美好状态(“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汉书-公孙宏传》)。
按照中国的“生育式”宇宙观,“育”是指万物的共存和共生。
儒家作品《礼记》中有重要的一篇《中庸》,其中一句名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它的意思是,万物的发育和成长是和谐而不妨害的,事物的法则是同时普遍适用而不相冲突的。
唐代非常哲理化的佛教华严宗,它是有影响的宗派之一。
这一宗派的教义认为,事物之间、事理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
这一教义同《中庸》的看法高度类似。
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惊叹宇宙的秩序,追问是什么促成了宇宙的秩序。
基督教传统给出的答案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并保证万物的有序性,但中国哲学家相信宇宙和万物本来就是和谐有序的,他们还相信万物是一体的,大宇宙就是一种超级有机体。
中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时期里,曾经信奉“斗争”的哲学。
按照这种哲学,事物充满了“对立”和“矛盾”。
正是事物的对立和矛盾,促进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和谐”和“平衡”都是要不得的消极性东西。
但中国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虽然事物的对立是存在的,对立产生了事物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但怨恨最终要以“和顺”而化解。
中国哲学家并不回避万物之间的对立,但他们不认为对立和斗争促进了事物的成长和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消除万物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而使万物之间保持和谐的状态。
照《中庸》的说法就是,促成事物的平衡、和谐,天地就能保持其秩序,万物就能变化和生长(“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太和”和万物的共生、共存正是中国哲学家追求的世界理想化状态。
三、从“治国”到“平天下”:
作为人类相处方式的“和”
人类从来就是以各种不同的共同体和族群而存在和生活的。
人类为什么选择共同体而生活?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说法,这是因为人生来就是政治性的动物。
中国战国晚期的哲学家荀子认为,人作为万物之灵,不同于其它动物的一个主要特质是他能够“合群”。
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些动物也是高度合群的。
人类为什么能够“合群”?
在荀子看来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而是人后天“习得”的“义”和“分位”的结果。
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我们都有各种类型的人类共同体。
现代社会的人类共同体最有影响力的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之上则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性共同体。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性,一直以天下和国家作为两种最大的人类共同体。
国家是由一些人组成的共同体,天下则是由所有的人或所有的国家组成的共同体。
对于中国哲学家们来说,“和谐”不仅是理想国家和天下的目标,而且也是建立理想国家和天下的方式。
在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看来,对于一个国家和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的天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比不上人民的齐心协力,即“人和”。
按照儒家的政治理念,赢得民心和民意的统治者,就能够得到天下。
“民心”之向背决定统治是否正当和合法,因为天意也来自民意。
中国哲学家一直教导政治家们说,治理国家乃至平定天下的根本之道,就是要在统治者与他的人民大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即“与民和谐”。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古人建立类似于“现代的”民主政治形态,但如果说民主政治主要以反映和体现“民意”为特征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家始终要求政治统治要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中国古代哲学家设想出来的办法是以理想的政治人格――“贤人”、“君子”和“圣人”等来保证“民意”的实现。
孟子非常浪漫地设想,惩罚和选拔人才如何充分地反映出人民的意愿和呼声。
按照他的设想,选拔一个贤人不能只是听取身边大臣和一些大夫的意见,还要普遍征求国人的意见,最后再通过试用来证明确实是贤良的人才可以任用。
同样,要诛杀一个人,也要普遍听取民意并如实查证最后再定加以刑。
孟子“王道”政治的核心,可以说就是“民意政治”。
齐国的一位君王坦率地告诉孟子说,他有一些个人方面的爱好,如喜好姿色、财富等,但孟子说,如果他能与百姓一起来共同来满足这些爱好又有什么不可以?
孟子的整个政治思路,就是如何使统治者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和保持“和谐”的关系。
对儒家来说,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提供了善政和恶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
腐朽的统治者同他们的人民对立起来,他们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压制他们的人民。
如西周末期的幽王,为了禁止人民对政治的议论和批评,他派人监视人们的言论,他还得意地认为他能够消除人们对他的批评(“弭谤”),但后来他被他的人民抛弃了。
衡量一个社会稳定性程度和治理的好坏,是看这个社会摩擦和冲突的大小。
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最为稳定和安宁的社会。
这当然不是消除了差异和多样的死气沉沉的稳定和安宁,而是充满了活力和创造性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构造中,“君臣关系”被看成是整个政治秩序的核心,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赞同(“和而不同”)。
齐国的政治家晏婴最早阐述了这种关系,这是他在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齐景公一位大臣名叫据的人常常附和景公,而晏婴则常常表示不同的意思和看法。
齐景公对着晏婴感叹说只有据与他是“和顺”的。
晏婴当即指出,据只是赞同他,而不是“和”于他。
他举了君臣决策中的例子,当君主肯定一项决策而又不完满时,他的大臣不是迎合君主的决定,而是提出否定性的意见,以发现这项决策的漏洞和问题以使之更加完善。
当君主否定一项决策时,他的大臣则提出相反的意见,以使君主的否决不会带来问题。
晏婴告诉齐景公,通过相反的意见以成就决策这是“和”。
也许是人性先天的弱点,人们一般都喜欢别人赞同自己的言行,庄子认为这是普通大众的习性,《庄子,在宥》篇说: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
”一般称之为“党同而伐异”。
人的这种心理容易被一些人所利用以达到自己别有用心的目的。
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宠臣,往往都是善于投君主所好的人,而真正的忠臣,则是提出相反忠告和不同的意见的人。
这就容易理解,孔子为什么以选择“和”还是选择“同’’来划分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了。
每一个族群和国家不仅要面对和处理自身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还要面对和处理同其他族群和国家的关系。
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部,“和”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最佳方式,也是共同体秩序的最好状态。
同样,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中国哲学家也以“和”为最高的原则。
我们现在一般称为“和平”和“和睦”的国际关系,在中国就具有悠久的起源。
中国最古老的一部经书《尚书》,它的开篇《尧典》,就有“协和万邦”的说法,意思是让众多的族群和国家协调、和睦地相处。
在处理和理解内外族群的关系中,中国传统有“华夷之辨”的思维方式,但这个思维方式主要不是以种族区分内外关系,而是以文明与野蛮区分内外关系。
按照这种区分,中国始终用“文明”的立场建立“天下秩序”,它不是诉诸武力和强权。
它是“安抚”和“柔和”的外交,“怀柔远人”被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于习惯于用“和”思考国际关系的中国来说,以“和亲”的方式谋求睦邻关系是自然的。
像孟子那样,中国哲学家反对“霸道”和“征服”,在他们看来“以力服人”带来的只是表面上被迫的服从,只有“以德服人”才能赢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接受。
《左传》的记载,《周书》谈论文王的品德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其使用武力对于维护自己的安全是需要的,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则要使其感受到道德和正义的价值(“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
中国哲学家坚持用“和平”、“和睦”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这样的原则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是更加需要的。
国家之间不能完全避免冲突,但如果真正认识到“协和万邦”的价值和意义,国家之间不仅可以化解冲突,而且还能够建立起和睦相处的国际关系。
四、“身体”和“心灵”的修炼:
作为健全生活之道的“和”
相对于无限广大的“大宇宙”,“人身”常常被称为“小宇宙”,中国哲学家相信这是一个万物之灵和万物之贵的小宇宙,并一般将之简化为“身心”或“形神”两大部分。
在中国哲学中,作为有机体的身体和作为有机体机能的精神,整体上被认为是统一的。
人的身体和精神的运行、活动和存在依赖于人身整体的高度协调和统一。
即使是人身其中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注重整体和有机的中国医学也不会只是考虑那个单一的局部来进行治疗。
中国哲学家注重“身心双修”,以求身体、心灵的平和及安宁。
道家老子十分赞美“婴儿”的品德,婴儿纯真,身心处在一种最和谐的状态。
为什么婴儿一直哭泣,他的嗓子也不会嘶哑?
因为他的身体是最“柔和”的。
老子崇尚“柔和”,他相信柔和比刚强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年轻人血气方刚,有好勇斗狠的倾向性,孔子认为这是他们要警惕的。
荀子教导说,要用“柔和”来平衡自己的血气方刚之性,这是修炼自己身心的方法。
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气”充满于宇宙之中,它不仅是万物生命的本质,也是维持万物生存的活力。
人的生命来源于“精气”,生命的持续和活力就是气的保持和平衡。
“心平气和”是人的“身心”平衡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说法。
在庄子看来,一个有“德”的人,就是身心达到了“和谐”的人(“夫德,和也。
”《庄子?
缮性》)。
“修德”就是养成人身的和谐(“德者,成和之修者。
”《庄子?
德充符》)。
老子要求人克服过分(“去甚”)和极端(“去泰”)的行为,过一种“节制”和“适度”的生活。
在他看来,人如果过度地消费,就会损害他的身体的机能和身心的平衡。
他提醒人们说,目不暇接的华丽色彩、震耳欲聋的激昂的旋律、应有尽有的美味佳、竞奔追逐的射击、令人垂涎三尺的财物和珠宝等,都会损害于人的身心健康(“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
”《老子》十二章)。
人们喜欢和追求美好的生活之物,但美好之物也是长着“爪牙的”,也会伤害人。
在老子看来,合理的养生之道,就是善于使用美好的事物,避免因过度使用而产生有害的结果。
老子追问说,为什么自然天赋长寿的人反而不能长寿呢?
这是因为他们享有的生活物品太丰厚了,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
鲁哀公曾咨询孔子说,是仁爱的人长寿呢,还是有智慧的人长寿?
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先是讲述了咎由自取的死于非命的三种情形:
一是无节制的生活,二是触犯刑律,三是自不量力的争斗。
但仁人智士都是长寿的,因为他们都能够选择合理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孔子家语?
五仪》)。
按照孔子的看法,合理的生活,就是身心和谐和平衡的生活。
为了达到身心的和谐和平衡,中国哲学发展出了一套修身养性的修炼方法。
一些哲学家注重精神的修炼,他们称之为“心术”(“养心的方法”)。
在儒家那里,“养心”主要体现为道德上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
《大学》说,财富可以滋润房屋,道德可以滋润身心,心灵广大人就会发福(“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在道家那里,养心主要体现为精神上的自由和超然。
如庄子提倡的逍遥自在和净化自我的心斋。
但也有一些哲学家注重人的形体的修炼,以至于发展出了道教徒追求肉体成仙和不死的信仰。
道教徒相信,通过形体的不懈修炼,可以使人体达到一种最好的状态并永远保持下去。
不管如何,对中国哲学家来说,安顿身心的最好方式就是过一种适度和平衡的生活。
现代社会不仅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而且也造成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失衡。
人的许多心理疾病就是现代生活不平衡、不和谐的产物。
中国哲学家的“身心”和谐学说对于医治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缺陷应该也有所启示。
最后让我们引用刘向《说苑?
敬慎》记载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桓公曰:
‘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
’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
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
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由不刚也。
”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道理 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