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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精品
2006—2014年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
引言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城市视角来研究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变得越来越普遍[1-5],其中一系列研究开始聚焦于通过跨国企业的总部来分析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commandandcontrolcenters)职能[6-11]。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三个区域:
欧洲、美国和亚太地区。
这三个地区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
在欧洲,伦敦—巴黎作为第一层级城市主导着欧洲的城市体系[11],第二层级城市(例如阿姆斯特丹、马德里、米兰、莫斯科、慕尼黑、斯德哥尔摩、苏黎世等)也在全球或欧洲具有重要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
因此相对北美和亚太地区,欧洲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体系更为复杂。
在美国,作为全球城市的纽约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始终非常稳定,而第二层级城市(如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旧金山和圣何塞等)在特定行业中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较为突出[10]。
在亚太地区,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集中在地区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4,12,13],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14,15],以及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16,17]。
与欧美国家相比,亚太地区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呈现出很强的空间集聚特点,三大经济体的第二层级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相对较弱。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分水岭。
欧洲深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近期又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等因素影响,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11,18]。
美国正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其经济发展相对稳定[19-21]。
亚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而中国一直是关注的焦点[22-31]。
有学者将金融危机视作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催化剂[32],体现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是走出危机最快的国家,他们由此成为后危机时代的赢家。
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城市体系也正在发生相互关联的显著变化,表现为多极化的变化趋势[33]。
学术组织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
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ResearchNetwork)的报告显示,在“核心—边缘”的全球城市体系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开始从半边缘层级进入半核心层级,而香港、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核心层级[34-37]。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世界城市体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全球层面或欧美地区层面,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则大多利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支数据对中国城市的“门户”职能进行分析。
本研究以2006年和2014年的福布斯2000强企业总部数据为基础,不仅对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不包括台湾)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进行分析,并且分析“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行业差异,以期比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格局。
1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
自19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空间开始重组。
以跨国企业为载体的新国际劳动分工,要求将“指令和控制”职能集中起来协调全球生产网络[38-40]。
弗里德曼(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假说”,认为一些城市开始成为跨国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的集聚地,同时也是全球交通和通讯枢纽,并逐步成为世界城市(worldcity)。
世界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支点”(basingpointsforglobalcapital),在企业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因而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支配地位(commandandcontrolposts)[2]。
萨森(Sassen)认为,全球城市(globalcity)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而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关键产业。
伴随着跨国企业经济活动的全球拓展,为其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企业也越来越全球化。
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化界定了全球城市网络[3]。
卡斯特(Castells)提出网络社会的“双重空间逻辑”,即“流通空间”(spaceofflows)和“场所空间”(spaceofplaces)。
“流通空间”资本和信息流通等形成全球经济网络,而城市作为场所空间则是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nodes)[1]。
弗里德曼、萨森和卡斯特的研究对世界城市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德吕代(Derudder)等认为,弗里德曼强调以跨国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网络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支配中心(globalcapitalcontrol),关注的是“指令与控制中心城市”的职能;而萨森则关注以生产性服务业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服务中心(globalcapitalservice),关注的是“门户城市”的职能[33,41]。
国内外学术界通常用企业总部来研究城市的指令与控制中心职能。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汇聚地,因此用总部数量指标(跨国企业总部、金融机构总部、国际机构总部)能够表征这一特征[2]。
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世界城市自身没有什么影响力,正是由于其作为众多跨国企业的总部集聚地,才能够形成控制全球生产网络的能力。
跨国企业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间的联系使得城市连接成世界级的城市体系[42]。
目前,学术界通常用财富500强或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的总部来研究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7,8,42],而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由于具有更大的样本量和更为全面的指标体系,已经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首选数据源[5,9-11]。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福布斯官方网站公布的2006年和2014年“全球2000强”跨国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主要包括2000家全球跨国企业的榜单和财务数据(收入、资产、利润和市场价值),通过登陆这些企业的官方网站可确定其总部所在地。
借鉴国际研究经验[10],计算各个企业的指令和控制指数(CCI:
CommandandControlIndex),然后按照企业所在地进行汇总,进而计算各个城市的指令和控制指数。
y表示给定年份,x表示某个特定城市,CCIx,y的计算方法如下:
(1)Ri,x,y=收入占福布斯2000强总收入的比重;Ai,x,y=资产占福布斯2000强总资产的比重;Pi,x,y=利润占福布斯2000强总利润的比重;MVi,x,y=市场价值占福布斯2000强总市场价值的比重;i=给定年份某城市的企业总部数量(i=1,…,nx,y);n=在y年份城市x的企业总部数量。
福布斯官方网站将2000家跨国企业根据其主营业务分为80个细分行业。
为了便于与国际研究进行横向比较,根据摩根士丹利(MSCI:
MorganStanleyCapitalInternational)和标准普尔(S&P:
Standard&Poor)联合开发和使用的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GlobalIndustryClassificationStandard),将这些细分行业重新归并为十大行业部类,包括非必需消费品、必需消费品、能源、金融、、工业(含建筑业)、信息技术、资源、电信服务和公共事业。
2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
2.1全球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
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约为美国当年GDP的1/6。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GDP的一半。
而欧盟地区、日本和其他国家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摆脱经济衰退的趋势,中国是第一批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之一。
如表1所示,中国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在全球经济体中显著上升。
2006年,只有64家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的总部位于中国;而且CCI指数合计只占全球的2.67%,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37.72%)、日本(11.25%)、英国(8.32%)、法国(5.74%)和德国(5.06%)。
然而2006—2014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均有所下降,中国则上升显著。
2014年,位于中国的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总部数量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的CCI指数合计(11.74%)位列世界第二,超过日本(8.66%)。
同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CCI指数也显著增加,尽管幅度小于中国;而设立在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总部数量则显著降低,荷兰、意大利、英国、日本和美国的CCI指数也均有所降低。
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和韩国的CCI指数明显增长。
以上分析结果体现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演化情况,验证了学术界有关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预期[32,41]。
表2显示了全球主要城市在2006年和2014年的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总部和CCI指数变化。
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的CCI指数均有所降低,但是其绝对值均处于全球前列,表明这四座城市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
2.2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
2006—2014年,中国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的总部数量增长了223%,中国的CCI指数也增长了339%。
2006年,有64家跨国企业将总部设于8座城市;2014年,有207家跨国企业将总部设于49座城市(图1)。
拥有2000强跨国企业总部的城市数量增长了近513%。
这表明,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具有指令和控制职能。
如表3所示,2006年,北京的CCI指数占中国总CCI指数的47.7%,2014年这一比例达到55.5%。
中国总CCI指数的快速增长正是源于北京CCI指数的快速增长,北京无疑是中国的首位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
2006—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从1.2769增长到6.5163,而次位城市香港的CCI指数从1.1151增长到2.2916,相对较慢。
从首位度上看,2006年北京CCI指数是香港的1.1倍,而在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是香港的2.8倍,首位度显著提高,表明北京的首位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提升显著。
2.3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行业属性
分行业观察各个城市CCI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城市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行业属性。
如表4所示,在中国的十大行业中,金融业的CCI指数最高:
2006年金融业的CCI指数占总量比重为27%;2014年则达到51%,增长迅速。
2006—2014年,中国各个城市CCI指数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福州(表5),而这些城市CCI指数的迅速增长都离不开金融企业的快速发展。
例如,在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中,金融业比重达到66.4%,而在2006年这一比重仅为33.2%。
这表明,金融业企业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北京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提升。
上海的金融企业同样业绩良好,在2014年上海的CCI指数中,金融业比重达到64.4%。
与北京一样,上海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提升也是缘于金融业的推动。
这一现象在深圳和福州也可以观察到,其金融业占城市CCI指数的比重分别是69.4%和95.3%。
香港的金融业CCI指数也表现出增长势头。
但是相比其他行业,如工业(含建筑业)、电信服务、非必需消费品和能源产业,金融业对香港城市CCI指数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其原因在于香港的2000强跨国企业的行业类型较多,而非金融行业的CCI指数的增长更为迅速(表5)。
尽管香港通常被看作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但是它的地位更多取决于国外金融企业而非国内金融企业。
因此,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和全球经济的“门户城市”的职能更为突出[12]。
能源行业方面,如表4所示,其CCI指数占比出现了显著的下降(-14.4774)。
金融危机后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传统石油企业的盈利表现逊于金融部门。
在中国,能源行业的跨国企业相对集中,2014年主要分布在北京和香港。
其中,北京在2006年的CCI指数主要依赖于能源行业。
两大能源巨头——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CCI指数分别为0.3899和0.1984,占当年北京CCI指数的46.1%。
尽管2006—2014年这两家企业的CCI指数分别增长到0.5680和0.4721,但是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2014年,虽然有两家新的能源企业(中海油服和中石化工程)进入福布斯2000强,但是能源企业的CCI指数占北京CCI指数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6.5%。
这一现象反映出北京作为中国首位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职能的行业调整——由以能源行业为主导转变为以金融行业为主导。
香港的能源行业比重增长较慢,该行业的CCI指数占香港CCI指数的比重在2006年为6.0%,在2014年为7.5%,增速远小于工业(含建筑业)行业和电信服务行业。
电信服务业方面,该行业的比重在2006—2014年经历了快速下滑。
2006年,其CCI指数比重为14.1735,在十大行业中排名第四;而在2014年,其比重下降到4.7221,降幅高达9.4514,下降程度仅次于能源部门。
在2006年和2014年,只有香港和北京两座城市拥有这个行业的跨国企业总部。
2006年,电信服务业的CCI指数(0.2714)占香港CCI指数(1.1151)的24.3%,而北京为8.4%。
因此,该行业对香港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有更大影响。
2014年,电信服务业的CCI指数(0.4469)占香港CCI指数(2.2916)的19.5%,而北京仅为1.6%。
显然,尽管该行业的CCI指数的绝对值在增加,但对于香港和北京而言,其相对比重都在下降,表明其对于两座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影响都有所下降。
非必需消费品方面,2006年,只有2家非必需消费品企业总部坐落在2座城市;2014年,该行业的企业总部数量增长到22,分布城市数量增长到16,增长速度相当迅猛。
然而该行业的CCI指数占比并不高(2014年为4.4597),公司的分布也不集中。
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包含大约20种不同性质的行业门类。
因此,该行业CCI指数较高的城市,其行业特点也存在较大差异。
2014年,香港在该行业的CCI指数最高,包括7家跨国企业,涵盖赌场和博彩行业、零售业、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行业。
上海在该行业的CCI指数排名第二,仅有1家汽车企业(上海汽车)。
必需消费品、信息技术和医药行业的CCI指数较小,但是均有所增长。
2006年,只有2家必需消费品企业进入福布斯2000强,而信息技术和医药两个行业则没有中国企业进入榜单。
2014年,有13家必需消费品企业总部位于8座城市,11家信息技术企业总部位于5座城市,还有3家医药企业总部位于2座城市。
尽管这三个行业的CCI指数实现增长,但是其绝对值(2.1383、2.4859和0.4634)仍然较小,因此,这些行业企业对于城市CCI指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在中国主要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中,深圳的信息技术行业对于其CCI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大,因为中国最大的信息技术企业——腾讯的总部位于深圳。
2014年,腾讯的CCI指数占深圳CCI指数的13.7%。
腾讯公司的核心产品——社交软件(例如QQ和微信)被中国年轻人广泛使用,正如脸书(facebook)在美国和欧洲一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腾讯公司实现了快速增长,从而提高了其CCI指数。
2014年,有27家资源行业企业位于22个城市,15家公共事业企业位于5座城市,其行业CCI指数(4.9853和2.7985)相对较小。
尽管这两个行业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但其CCI指数占比都相应减小。
2014年,这两个行业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均在北京,其CCI指数占北京CCI指数的比重为3.9%和2.5%。
显然,资源行业企业和公共事业企业对于北京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影响不大。
2.4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聚类分析
根据各个城市CCI指数的行业特点,中国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由至少四个行业支撑,其中主导行业的CCI指数占城市CCI指数的比重超过50%。
这类城市包括北京(包含八个行业,其主导行业为金融,CCI指数为66.4%)、上海(包含六个行业,其主导行业为金融,CCI指数为64.4%)、深圳(包含四个行业,其主导行业为金融,CCI指数为69.7%)、广州(包含四个行业,其主导行业为工业,CCI指数占74.8%)。
这四座城市的特点是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行业多元化和主导行业具有突出地位。
作为中国的首位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北京的大部分福布斯2000强企业是国有企业,这反映了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的特点和北京作为首都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类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由至少四个行业支撑,但是没有一个行业的CCI指数比重超过50%。
该类城市只有一个城市:
香港。
其主导行业是工业(含建筑业),该行业的CCI指数占香港CCI指数的比重为42.9%。
此外,香港有三个行业的CCI指数在中国排名第一,包括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必需消费品行业以及电信服务部门。
第三类的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由四个以下行业支撑。
在2014年,有2座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由三个行业支撑,有5座城市由两个行业支撑,而有37座城市由一个行业支撑。
由于这些城市所包含的福布斯2000强跨国企业总部较少,因此这些企业对于这些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尤为重要,而这些城市也往往会在特定行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武汉的工业行业(东风汽车集团的总部,这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佛山的非必需消费品行业(美的集团总部,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商)等。
3讨论与结论
2007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重构,对世界各大经济体和各个行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对城市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福布斯“全球2000强”数据库,研究了2006—2014年全球和中国(不包括台湾)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演化。
研究发现,主要发达国家的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有所下降,中国则显著上升。
北京是中国的首位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金融行业的快速增长是推动其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提升的重要因素。
依据跨国企业的行业属性,将中国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分为三类。
第一类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其特点是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的行业多元化和主导行业具有突出地位。
第二类包括香港,其特点是行业多元化和主导行业不突出。
第三类为其他城市,其特点是涉及行业少,少数跨国企业总部对其指令和控制中心职能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前三名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和香港,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比较研究[44-48]。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UCP/GaWC)的联合研究指出,香港和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网络关联度更高,意味着其网络权力(networkpower)更大;而北京在总部集聚度方面更强,意味着其场所权力(placepower)更强[48]。
泰勒(Taylor)基于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据,运用网络互锁模型(interlockingnetwork)研究发现,香港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最高,因为它是跨国金融企业分支机构的集聚地;上海与全球核心城市的网络关联度更高,如伦敦和纽约;北京则与全球型城市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如华盛顿、布鲁塞尔和亚太地区主要首都城市。
在2012年GaWC的世界城市网络排名中,香港、上海和北京的名次依次为第三位、第六位和第八位[49]。
莱(Lai)的研究界定了三座城市的不同角色:
北京是政治中心,负责政策制定和宏观规划;上海的职能是改革试验、国外市场拓展和金融创新;香港是连接全球资本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性门户城市,充当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12]。
德吕代指出,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国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等城市因此获得了比较优势[35]。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取消,有更多的外国金融企业在上海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提高了其网络关联度。
对比已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发现,三座城市在不同功能维度上的地位存在差异。
德吕代在弗里德曼、卡斯特和萨森研究的基础上,将全球城市的功能维度分为两类:
其一是“指令与控制中心城市”职能,表征城市的“全球资本支配中心”属性;其二是“门户城市”职能,表征城市的“全球资本服务中心”属性。
从“指令与控制中心城市”职能上看,北京的地位远高于香港和上海;从“门户城市”职能上看,香港的地位高于上海,上海略高于北京[31]。
三座城市的差别来源于其作为跨国企业的总部和分支属性的差异:
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门户城市,聚集了大量国外跨国企业分支,其“门户城市”的职能更为突出;而北京是大部分中国跨国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其“指令与控制中心城市”职能更为突出,尤其是随着200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企业的崛起,北京的“全球资本支配中心”属性明显提升。
本研究发现北京的指令和控制指数远高于上海和香港,在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
例如,GUCP/GaWC联合项目以福布斯2000强数据为基础,采用排名权重法测度中国城市的场所权力,发现北京的地位远高于上海和香港[48]。
唐子来等以福布斯2000强数据为基础,运用“总部集聚度”衡量中国城市的资本支配能力,也发现北京的地位远高于上海和香港[33]。
这些研究的内涵都是对城市指令和控制职能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指令和控制指数法,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更多考虑了基于财务数据(收入、资产、利润和市场价值)的企业实力因素,因此能够深入分析每个企业与所在城市的属性。
研究发现,不论是在跨国企业的数量还是实力上,北京都明显高于上海和香港,因此其指令和控制指数也远高于上海和香港。
必须指出的是,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是多维度的。
北京在指令和控制职能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其他维度上的优势。
相关研究已经表明,香港和上海在资本服务维度上的职能要强于北京,因此其作为中国“门户城市”的地位更为明显[33,48]。
只有通过多维度、多属性、多尺度的研究,才能对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本文研究了2006—2014年各个行业的变化对中国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影响。
显而易见,北京的CCI指数增长源于快速增长的金融行业,上海和深圳也有类似的特征。
香港的CCI指数增长可以归因于其多元化行业特征。
金融危机发生后,其主导产业——工业在其CCI指数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其他行业也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
2009年第六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提出,亚洲城市有望与伦敦和纽约竞争世界主导金融中心的地位[50]。
金融危机后,北京、上海和深圳大大增强了它们的竞争力。
阿尔伯(Aalbers)认为,全球金融中心出现了“由西向东”转移的现象,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导致纽约和伦敦的衰退,但确实加速了金融中心转移的趋势[32]。
世界上出现了更多的二级金融中心,而且这些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金融中心城市的重要性也随之加强。
德吕代等也认为金融危机是地缘经济变化的催化剂[34]。
但是,也有研究对这一趋势持怀疑态度。
英国权威金融杂志《银行家》的研究报告强调,西方银行仍然主导金融世界。
尽管中国银行表现抢眼,但是其盈利模式依旧是依托本土市场的银行存款等传统手段。
中国银行的“成功”不能被视为金融中心转移的表征现象[51]。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组的过程以及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变化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
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我们对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理解,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各个行业的差异性表现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
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本文尚未涉及的维度,比如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相结合,或者聚焦某些具体行业和特定企业,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令和控制中心城市的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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