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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摘要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国家和香港地区,但增量主要来自欧美,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推动的结果。
中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表现、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对策进行初浅的探讨,希望以此促进中美贸易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1、对外贸易2、贸易顺差3、GDP
4、发展对策
目录
目录5
一、绪言6
二、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7
(一)、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7
(二)、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7
(三)、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8
(四)、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9
(五)、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大了贸易顺差10
三、中美贸易顺差产生原因12
四、对策研究14
五、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15
(一)、方法选择和数据说明16
(二)、计量分析及结果18
六、在目前初步谈判的条款下,加人WTO对中国的影响16
七、如何看待中美贸易顺差与逆差23
八、结论25
致谢26
参考文献27
一、绪言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硝烟四起,持续不断,给我国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中美贸易顺差(美中贸易逆差)巨大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本文仅就中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表现、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对策进行初浅的探讨,希望以此促进中美贸易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ofEconomicAnalysis)的数据,2001-2008年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80%左右,2009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15.4%,表现出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强劲优势地位。
二、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贸易规模达到21738.3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增长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
据海关统计2008年1月~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96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
其中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
1月~9月累计贸易顺差为18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一).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
1981年以来我国贸易平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以贸易逆差为主阶段(1981年~1989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别出现了30.36亿和8.36亿美元的顺差,但总体上是以逆差为主,累计逆差达到424.04亿美元。
平均每年逆差为47.12亿美元。
(2)较小贸易顺差阶段(1990~1996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93年出现了122.15亿美元的逆差,但总体上是以顺差为主,累计顺差达到433.08亿美元。
(3)较大贸易顺差阶段(1997年~2007年)
这一阶段各年均为贸易顺差,且平均每年顺差均在500亿美元以上,1997年~2007年累计顺差达到5415.5亿美元,2007年我国出口额12180.2亿美元,增长25.7%;进口额9558.2亿美元,增长20.8%,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为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
(二)、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
(1)加工贸易顺差远高于一般贸易
一般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加工贸易仍是顺差的主体。
2007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617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进口总额为368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顺差为2492.5亿美元。
而同期一般贸易顺差仅为1099.3亿美元,约为加工贸易顺差的二分之一。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已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顺差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顺差主要来自民营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仍为逆差。
2004年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后,大大激发了民营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
2007年,民营企业出口实现贸易顺差1709.9亿美元,占全国顺差总增量的65%。
外资企业“高出低进”也十分突出,实现顺差1361亿美元,国有企业仍有449.1亿美元逆差。
(3)中美、中欧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国家和香港地区,但增量主要来自欧美,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2007年,我国对美、欧、港的顺差分别达1633.3亿、1342.3亿和1716.2亿美元。
三地顺差合计4691.8亿美元,占我全球贸易中顺差来源地顺差总额的90%以上。
(4)货物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连年逆差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逐步扩大,成为推动贸易顺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1997年~2006年,贸易顺差累计5655.5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累计顺差额6244.5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额677.3亿美元。
在国际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缓慢。
(三)、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这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相对稀缺,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成本也相应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
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竞争力的也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
凭借这种“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
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四)、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
外贸顺差反映了国情,是发挥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结果。
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国情,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我国产生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
我国人力资源“质优价廉”,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韩国的8%、巴西的18%。
同时我国还有市场大、配套强、海外华人多等优势,有利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为顺差的主要来源。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恰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
2005年1月1日,WTO成员国取消了对服装和纺织品的所有进口配额限制。
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成为贸易顺差的最大驱动力量。
2.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我国进出口国别(地区)统计,1994年~2007年间,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有美国、香港地区和欧盟。
其中美国由74.9亿美元激增到1633.3亿美元,是我国最大的顺差对象国;香港由229.1亿美元增加到1716.2亿美元;欧盟由逆差38.4亿美元751.1亿变为顺差1342.3亿美元。
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却由顺差转变为出现美元的逆差。
其中,对日本的逆差由47.5亿美元增加到318.8亿美元;对韩国的逆差由29.2亿美元增加到476.2亿美元;对台湾地区的逆差由118.5亿美元增加到775.6亿美元;对东盟的逆差由4.5亿美元增加到141.9亿美元。
如果考察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方向统计,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出现了相应的缩减。
也就是说,由于国际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程序,已经大量转移到中国,这样也就把它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
而我国则从这些经济体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并因此形成我国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
亚洲国家或地区对我国的持续产业转移间接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贸易顺差加速。
根据进出口商品结构统计,我国贸易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上。
1994年~2007年间,我国工业制成品顺差由原来的21.1亿美元增加到4436.3亿美元,与此同时,初级产品贸易则由32.4亿美元顺差转变为出现1814.3亿美元的逆差。
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增长,这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中国处于加工贸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邻国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即“大出”同时伴随着“大进”,出口增长大量地依赖工业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的进口,其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甚至存在着较大的逆差。
我国商品进出口十几年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急剧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加工出口产业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大了贸易顺差
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需求较大。
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
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某些国家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
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已是导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出口许可审批的时间更长,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也更多。
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
美国的出口许可证从递交申请到批准的平均时间一般为3个~12个月,而日本、德国对向中国高科技出口发放许可证的时间最多为1个月。
所以,如果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获得许可证,出口机会就会转向德国或日本公司。
正由于此,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续下降。
由于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近几年美国每年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在释放出来,导致某些产品出口激增,远远超出国内市场需要,因而出口大量增加,贸易顺差而扩大。
据海关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居重要地位,无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差额,外商投资企业都占绝对比重,目前,加工贸易是外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2007年外企加工贸易出口6955.2亿元,同比增长23.4%,进口5594.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实现贸易顺差1361.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顺差的55%,因此可以看出,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依靠自身技术的先进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推动了出口额和进口额的逐年高涨。
因此,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等方式,大量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并不能反映出我国在全球市场真实的竞争力,只在数字上制作了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其实,我国的很多出口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在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大量外资企业来华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客观上将周边地区对美欧的顺差转移到我国。
特别是近几年外商对华投资由加工组装环节向上下游延伸,呈现整个产业链对华转移的趋势,使我国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运输工具等产业的国内配套能力大大增强,从而大量替代进口。
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也由“大进大出”向“小进大出”转变,使用国产料件的比重大幅提高,顺差逐年增加。
除集成电路以及电容器、复印机、电容器、汽轮机等产品的零件进口增长较快外,大部分产业的零件进口都呈低速增长或下降趋势。
不少产业零部件生产能力激增后,转而大量出口。
例如,汽车零件进口额下降8.2%,出口额却增长了49.2%。
中国自己的公司提升产业结构,相互激烈竞争,这无疑受助于在华外国公司的技能和技术转让。
外贸顺差反映了原产地统计规则,顺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
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
我国顺差虽大,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较低端,获得的比较利益并不高。
比如,我国的顺差集中于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如果根据企业的“国籍”或增值的多少来统计顺差,我国的顺差就会大大减少。
因此,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我国顺差,统计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不完全是反映贸易利益分配的恰当指标。
综上所述,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推动的结果。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外贸顺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
因此深入分析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美贸易顺差产生原因
首先在统计的口径上中美双方并不一样。
例如在2004年,中方统计的顺差是800亿美元,美方统计是1600亿美元,约相差一倍。
原因是美国在统计上采用的“原产地”原则、不包括服务贸易以及到岸价格等,这些都造成与中方统计有出入。
第二,中美贸易还有个结构性问题。
中方出口大多属较低端产品;而美方出口的多为高端产品,总量较少。
据统计,在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总量中,美国商品只占10%左右。
成思危开玩笑说:
“你不能老让我们买飞机,你还得有其他东西卖给我们,你不增加出口,贸易怎么平衡呢?
”
“现在美国有些人把贸易问题政治化,这样就不好了。
我曾经听到一位美国议员在演讲中说:
‘你看从中国到美国的船都是满当当的,从美国到中国的船都是空荡荡的。
可见中美贸易如此不平衡,造成美国多少人失业。
’我认为这不足为奇:
我们卖给你的是鞋子、玩具、衣服,必须用船运,当然是满的;你卖给我们的是软件、芯片,这不需要用船运,用飞机运就可以了。
”成思危希望双方能共同探讨解决好贸易平衡的办法,而不是把贸易问题政治化。
据中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了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分别增长24.8%、9.1%和30.4%。
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就此分析,仅从数字来看,美方出现了比较大的逆差,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关系实际上是互利双赢的,双方的利益分配大体是平衡的。
易小准认为,首先,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和项目公司的返销大量增加,导致了美国对华的贸易出现了比较大的逆差。
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
易小准特别指出,美跨国公司的贸易转移,也带来了大量的贸易逆差。
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海外净销售和进出口,美国的逆差就会大大缩小,甚至出现顺差。
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下降2/3,对中国的逆差则下降了30%。
如果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顺差,或者外商投资企业的顺差,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就会分别减少91%和73%。
此外,国际产业的转移也导致了贸易顺差的转移,东亚一些国家对美贸易顺差随着对中国投资转移到了中国。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为了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做了大量的努力。
2005年中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对美国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
去年,中国签订购买7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价值近40亿美元,加上进口美国的电信产品,汽车整车和零部件、机电设备等,合同总金额将近95亿美元。
中国也一直是美国大豆、棉花的最大进口
四、对策研究
通过以上因素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事实是确定的,尤其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的激增,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
长期的中美贸易顺差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双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升级。
2009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将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
该案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
2010年,双边贸易摩擦虽有减缓,但还是时有发生。
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
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服务市场,也是全球领先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之一,是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
美国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较强,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服务贸易出口,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五、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后,美国政治利益集团直接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多次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
2005年4月,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的表决结果启动一项立法程序,声称如果中国6个月内不调整人民币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进口税。
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
汇率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但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自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中美贸易顺差仍不断增长。
由这种现象似乎可以推出一个结论,人民币升值对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并无功效。
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并不为美国当局所接受,而我们却面临着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尴尬局面,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经济泡沫不断膨胀,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非常相似。
长此以往,人民币的双向走势必将放大中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因此有必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厘清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实质。
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方法选择和数据说明
在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中,非平稳的序列由于带有趋势项会产生所谓的“伪回归”问题。
相比之下,协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且建立在协整分析基础之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全面和准确。
鉴于此,本文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
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
文中出现的COFB表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综合汇率对贸易影响的时效性,本文选取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汇率作为当月汇率。
(二)计量分析及结果
1.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又称对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检验,主要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为协整检验做准备。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时间序列数据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而二阶差分后的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故原时间序列
2.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对美元汇
是二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率都是二阶单整的,它们可能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
由于D(COFB,2)-I
(2),D(EXRA,2)-I
(2),故协整回归模型为:
D(COFB,2)=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各参数得方程:
D(COFB,2)=-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0.225316)
R2=0.001877F=0.050767DW=3.312722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检验结果与中美两国的政策预期相差甚远,也与传统经济理论相差甚远。
所以,美国政府和民众都不应该期望通过汇率调控来改善贸易状况,而应该秉承贸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弃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错误做法,理性看待贸易逆差。
否则,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同时损伤两国人民福利。
因为两个基本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在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贸易顺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中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从低端制造业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
再加上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消费为主导,中国又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大国,近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玩具和体育用品供应地,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进口电子消费品的最大来源地。
这种格局未来几年不会变
其二,亚洲地区产业梯度和供应链的变化,使中国成为亚洲对美出口的主要原产地。
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存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日本、韩国等国的企业不断增加对华投资,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方式。
随之,中国大陆对韩日的贸易逆差开始扩大,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开始增长。
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替代。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汇率和贸易顺差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为什么面对贸易逆差扩大这一问题时,美国当局就直接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呢?
本文认为其深层原因是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让中国分担美元的贬值成本,防范中国经济崛起,但这深层原因一直被掩盖在一表层借口之下:
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其实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这一点可从二战后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变化轨迹中得到佐证。
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对表层借口和实质进行分析。
贸易逆差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一直具有指标性意义。
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20.24亿美元,当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
同年12月根据“史密森协议”,十国集团分别调整了对美元汇率,其中日美顺差最多,货币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为308日元。
但这些举措未能阻止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亿美元,当年2月美国再次宣布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256日元。
1984年美日贸易逆差激增至368亿美元。
自此美日贸易浓烟四起,日元升值压力不断加剧,至“卢浮宫协议”签订时升值到1∶150。
日本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泡沫经济时代。
与当年的美日贸易情形极其相似,如今美国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利益集团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要求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制造贸易争端就是美国当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手段之一。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入世以后。
仅入世后美国就根据421条款对华实施保障措施调查案6起。
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标志着美国对华反补贴税政策已发生重大转变。
无疑,中国成了美国低迷经济的替罪羊,他们以美中贸易逆差为借口,以制造各种经济摩擦为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升值压力,其实质即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
六、在目前初步谈判的条款下,加人WTO对中国的影响
在朱总理访美以后,美国政府抢先公布了我国与美方就加入世贸组织(WTO)谈判的初步内容,在我国及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出了重大的“让步”,美国政界和商界也都承认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我们国内许多人则认为目前按此条件加入WTO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对加入WTO产生了较多的疑虑。
当然,这次谈判所承诺的条件中,在一些主要的领域里,应该说都有一些冲击,确实都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事实上,如果对我们所初步承诺的加人世贸组织的条件仔细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冲击并不像有些报刊、外电所描述的那样是“国门大敞”,让外国企业长驱直入,而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和保护,还有一定的过渡时期;主动权基本上还是操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
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农业。
现在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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