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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跪着教书
不跪着教书》(吴非)(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原书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我一直在教书,我那不安分的头脑也一刻没能平静。
现在,我终于明白,凭一门专业课的教学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当年,我自认为学校是“净土”,忽略了学校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现在我终于知道世上唯一可以“静”的可能只有个人的心境。
年轻时以为教育就是诗,教师的一生也在为教育写诗,没想到后来总是为教育写申告状,为学校的堕落而愤怒,为教师的尊严而呼喊。
作为教师,我认为自己应当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总在种植悲观;我以为自己的工作对青年成长能有意义,没想到青年常常会对一个教师的理想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就这样在困惑和矛盾中走向耳顺之年。
然而,和很多同行一样,我心中的信念不会消逝。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
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
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配有“铸造”这样的词条。
不跪着教书
(一)
永不凋谢的玫瑰
苏霍姆林斯基是苏联著名教育家,乌克兰巴甫雷什乡村中学的校长,早已过世了。
他记下了这样一则真事。
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全校师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同学来看。
这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的一个4岁女孩在花房里摘下了那朵玫瑰花,抓在手中,从容地往外走。
苏霍姆林斯基很想知道这个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他弯下了腰,亲切地说:
“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
能告诉我吗?
”小女孩害羞地说:
“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奶奶有点不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她看,看过我就把花送回来。
”听了孩子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搀着小女孩,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对孩子说:
“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好的孩子。
”
这个故事长久地激动着我。
为了爱的教育,为了我们的学生能像人一样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我幻想着生活中能有这样的美好。
5年前,范文写作我偶然想到,如果用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出一道材料作文题,让学生续写,他们会想象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结果让我大失所望。
几百个高中学生,文章的中心内容都是写教育家如何教育小女孩不能损害公物,写了教育家对儿童缺乏良好的道德教育而忧心忡忡,甚至写了教育家对小女孩作出的处罚……那些不遗余力从道德高度教训4岁小女孩的种种设计,让我从心底厌恶。
这件事曾强烈地刺激(来自)了我,使我想到,传统的道德说教如此深入人心,让学生耳熟能详,在他们的文章中,似乎只有道德规则(虽然他的内心未必会认为这有多重要),他们可以板着面孔说出一番大道理,他们缺乏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感悟,缺乏同情与怜悯之心,——在他们的心中,似乎所有的花都已经凋谢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认识到,与其叹息,不如把我想说的说出来。
我再也不指望有梦,有美丽的幻想,在应试教育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时候,我也不再指望有谁能给我惊喜,我想我只是更多地讲述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能具备美好的人性,能像一个人那样活着,心中有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
祖国的歌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艾青的诗句。
许多上了年纪的读者,都记得并能读懂这两句诗。
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同学们也许都以为自己很有国家的概念,在宣誓的时候,在集会呼号的时候,当然,也在作文和做诗的时候。
然而,当我们每天走路或站立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祖国”吗?
我因此喜欢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那首变体十四行诗《祖国土》:
“......我们心中不知她的价值何在,/我们心中也没想拿她做买卖。
范文TOP100/我们在她上面默默地受难遭灾,/我们甚至从不记起她的存在。
/是的,对我们,这是套鞋上的污泥,/是的,对我们,这是牙齿间的沙砾,/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这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的怀里,和她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她:
自己的土地。
”
人们都用美好的语言赞美祖国,可是对于脚踏着的土地,却往往冷漠,缺乏真诚、真诚的爱。
“套鞋上的污泥”和“牙齿间的沙砾”会使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像
诗人那样想到:
这,也是祖国之土啊!
我仿佛看到诗人面对着淡漠的人群,吟唱自己的沉郁。
由此而想到,在爱国问题上,不要热衷于空谈,让我们时刻检讨自我感情的真实吧!
培养真正的爱国情感,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诚实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步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而不是从空喊开始!
我看到有位小同学写的《祖国》,真好,开篇这样写道:
“祖国,是祖父老屋后那青翠的竹园;祖国,是家乡小镇那青石板铺就的小路;祖国,是雨点打在门前芭蕉叶上的声音;祖国,是屋檐下挂着的那成串的红辣椒......铺开一张宣纸,我用一支毛笔,写下了‘祖国’......”——祖国一下子变得具体可感,有这样的认识,也许就不会再等到“躺进她的怀里,和她化为一体”时才猛然醒悟了。
最全面的范文参考写作网站好多年前,我教初中一年级时,有个孩子写的《祖国》也令我回味无穷:
“......我特别怀念北方的大杂院,那时候食品供应紧张,吃饺子是稀罕事儿,可是在大院里,不管是谁家包饺子,那院子里每家的孩子都能吃到一碗饺子。
——这,就是我的祖国。
”孩子们毕业了,走遍天涯海角,可是少年时代种下的那份感情,会伴随他们直到永远。
我记不清是哪位作家的话了,不过,这句话经过我和同学们的多次重复,已经变成我们的教学用语了:
——祖国是什么?
祖国,就是你的家、我的家、他的家,那亮着灯的窗户……不跪着教书
(二)
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
有没有善良的心,有没有同情与悲悯的情感,是区别“人”与“非人”的标准。
教会学生学会同情,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
那些等到大学生拿硫酸泼狗熊或是用铁锤锤死了几个同学,才在电视屏幕上放马后炮的教育家,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
郭虹是我的学生,医科大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工作。
思想汇报专题当医生的第一个除夕,轮到她在病房值班。
晚上九点,她打电话拜年,——先前,她总是在除夕零点前后打电话的。
我说:
“离新年还有三个小时呢!
”郭虹说“病房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太,估计过不了今天晚上,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要去陪她。
”我问:
“就你一个人吗?
”郭虹说:
“还有一个小护士。
”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办法定下心来。
因为郭是个胆小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在家里还会撒娇。
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在寂静的病房里那位孤老太太的。
年初三,郭虹按老例来拜年,我没问这件事,虽然我很想问。
她主动说了。
那位老太太是在凌晨两点多去世的,她和小护士替她上街道居委会准备的衣服,推着躺车把她送到太平间去。
“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这是送她去天国呀”郭平静地说,“她孤苦伶仃,在最后一段路上有我们送她,我觉得挺神圣的。
”
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间,多次说给朋友们听。
郭虹从小时侯起,就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她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看见别人吃药打针也如同身受。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说特蕾莎嬷嬷在印度拯救穷人的故事,更不知道证严法师为了穷人,在台湾办起了亚洲最大的平民医院。
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内地在许多领域出了许多杰出人物,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人认识了大批的富豪,但是目前仍没有出现能引导群众行善的大慈善家。
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首先成为情感健全的人。
在有仁爱之心的教师眼中,学生首先是人,是需要关怀的人,在那样的班级中,学生也懂得了平等和仁爱。
我的几位同事,自奉甚薄,却一直慷慨地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帮助学生走过最困难的人生阶段。
教师的这种美德让学生感受到博大的爱,仁爱的情感也就能这样传给下一代。
教会学生善良,是文革中我在农村当代课教师时就考虑过的事。
农民的纯朴感染了我。
文革摧毁了人仅存的一点善良,而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
当年,我见过青年学生无情地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过青年农民批斗“地富反坏右”。
我亲眼看到中学生用铜头皮带打退休教师,看到大学生把墨汁浇在教授头顶上,看到几十个“权威”被所谓红卫兵“坐飞机”架上大会堂舞台……可能是我中的“毒”太深,就在那时候,我想到过,这些人也有家庭,有自己的尊严,如此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将怎样活下去?
这些人,即使是反动的,即使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的年龄应当受到尊严,人格应当得到尊重。
年轻人对老年人下手,这是勇敢吗?
中国人是讲“因果报应”的,没过多少年,“报应”也就来了。
我到中年后才有了一些醒悟和思考。
中国世俗社会一向没有什么信仰,人的善恶意识来自简单的道德判断,在一般人眼中,悲天悯人是圣人的情感,因此同情与怜悯就未必是一般人的“任务”。
在中国的寺庙里,人们在求神明保佑的时候投下零星的硬币,如同对乞丐的施舍,这足以说明,人们对神圣貌似尊崇,实则轻蔑,带有极大的功利性。
与此相反的是,当“红太阳”倡言“造反”时,人的内心压抑不住的邪恶便全部释放出来;暴力之外,又倡导冷酷,所谓“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在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这样的话在暗示着什么呢?
我又想到,文革中被批斗的先生们,在此前的运动中,手上有没有无辜者的血呢?
因为没有同情,也就没有了良知。
相比而言,同情是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
物伤其类,人怎么可以发明那样多的酷刑折磨同类,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
如果人间有同情,有爱,会出现那悲惨的十年吗?
我逐渐懂得,对没有觉醒的民族而言,它的本能同情并不能衍生出博爱;而如果人没有真正的自尊,他的情感是会被强权玩弄的。
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读过汪曾祺的《虐猫》,想起小时侯做过的一些事,问学生:
你们虐待过小动物吗?
比如,用火烧蚂蚁?
近来总在想这些事,是想到善良的禀赋应当来自幼年的教养。
不久前有报纸介绍过这样一则旧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9月28日,在夺占马尔宽渡口的激战中,27岁的英国士兵坦迪在那场战斗中勇敢顽强,他跃出战壕,只身消灭了德军枪手,冒着敌人的炮火,率先在渡口架设木板,使部队顺利攻入德军阵地。
枪声渐稀,坦迪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瘸着腿的德军伤兵,这名德军伤兵精疲力竭,看到坦迪的枪口正指着他,他表情木然,似乎在等待着坦递扣动扳机。
这个束手待毙的伤兵就是29岁的德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
但是坦迪放下了枪,他后来说:
“我当时确实瞄准了,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我让他走掉了。
”战后,坦迪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意大利艺术家福蒂尼诺·马塔尼亚创作了一幅油画,画面的主体是英雄士兵坦迪背着受伤的战友。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在德国慕尼黑做政治交易,他在希特勒的客厅看到马塔尼亚当年为坦迪所作画像的复制品。
希特勒告诉张伯伦,正是画中的这个英国士兵当年放走了自己,希望首相回国后向这位英国“救命恩人”转达他的感谢。
消息传到英国国内,举国哗然,坦迪也没想到自己当年放走的那个伤兵已经成了战争狂人。
由于坦迪的“善行”,欧洲陷入一场浩劫,几千万人丧失了生命。
1940年,当坦迪目睹考文垂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时,他深深地后悔自己放走了恶魔。
这则有传奇性的旧闻被多家报纸转载,我从没听说这个故事,弄不清虚实,但是我相信会有坦迪那样的士兵。
而且我认为,当年的坦迪没有做错,因为他面对的希特勒是伤兵。
有意思的是在刊登英雄士兵坦迪故事的这张报纸上,还有一则南京新闻。
有小偷入室行窃,被人追赶,走投无路,逃上城墙,将尼龙绳系在灌木树根上,拽着绳子下滑,隐藏在距城墙顶部2米处,双手抓着绳子不动弹,这里离地还有六七米高,随时都可能坠下城墙。
民警接警赶到现场,发现悬挂在城墙上的小偷在发抖,和可能要摔下去。
民警和消防队员立即救援,10名消防队员悄悄地爬上城墙。
为了吸引该男子的注意力,民警在城墙下大声喊话。
消防队员系着安全带迅速从城墙上滑下,一下子抱住小偷。
没想到小偷像疯了一样,对抱着他的消防队员又踢又咬,二人在半空中荡来荡去近10分钟,消防队员的手被咬得鲜血直流,忍着疼痛仍死死地抱住他不放。
见小偷如此疯狂,围观群众气愤地大喊:
“让他摔死算了!
”事后,有人问警察为什么冒着危险救一个小偷。
警察说:
“首先应该想到他是一个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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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
”——我必须承认,这是近年听到警察说出的最有水平的话。
你说,这样一位警察,他会去伤害无辜吗?
他会用刑讯逼供吗?
他会去敲诈勒索吗?
放下报纸,又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故事。
1936年,奥威尔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
有一天,他在前沿阵地用狙击步枪寻找目标,忽然,他发现了对方阵地上有人活动,一个光着脊背的士兵正提着裤子找地方解手,奥威尔只要轻轻一扣扳机,提着裤子的士兵就会稀里糊涂送命。
奥威尔始终没有开枪。
后来奥威尔在战争中负了重伤,他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后悔。
这就是真正战士与纳粹的区别。
法西斯为什么被善良的人厌恶?
当法西斯用刀枪屠戮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时,他就显示出了与人的距离。
我的学生对上面的故事感到困惑不解。
而我对他们的不解也感到不解,他们的血管中何以与生俱来地流淌着复仇的热血?
昨天的“阶级斗争”仍以残酷的面目留在青少年的读物中,留在提供给他们看的电影电视中,现今文艺作品则往往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灌输给青少年一代的就是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逻辑。
不仅是战争,在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你死我活”、“拼搏”、“适者生存”,就连学习排名次,也会有“我把XXX踩在脚下”、“我报了一箭之仇”这类让人心惊的语言。
轻松即如体育比赛,也处处可以看到人性阴暗残忍的一面。
美国有一种“摔角”,彪形大汉在台上打得不亦乐乎,手狠得不得了,据说就是为满足观众“暴力快感”的。
而10多年前,观看一场女排国际比赛,当中国队员跃起扣球时,全场几千观众竟齐声有节奏地高喊“打死她!
”“打死她!
”——要打死的不是球,人们显然是在发泄另一种情绪。
体育比赛中的胜负,报刊常用很血腥的语言表明己方的胜利,如“XXX力斩XXX”、“荡平XXX”......
有人把宋襄公的仁义说成是“蠢猪式的仁义”,宋襄公是有点愚不可及,但是,在以杀害人民为最终结果的战争中,他提出“不重伤不禽二毛”,有什么可指责的?
如果诸侯都能这样假仁假义,老百姓可能还能有条活路!
这比革命家动不动说不怕原子弹,死几亿人不要紧之类,要中听得多。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曾经有一种声音,用十年浩劫去比“文革前十七年”,主张恢复文革前的十七年的教育。
这种比法是缺乏理智的。
——正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错误,导致文革开始阶段的残酷与疯狂!
我回忆自己自年幼受到的教育,被反复灌输的是“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虽然我至今仍然坚持最基本的善恶观,但是回忆少年时代的经历,仍然不寒而栗,因为我直到从事教育工作以后才明白,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学会“冷酷无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他们无法辨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他们很可能会把任何人都怀疑为恶魔,进而冷酷地剥夺其自由或生命。
如果我们可以向一个伤兵开枪,我们也不会毫不怜惜地杀害战俘。
应当承认,我们中国有杀害俘虏的传统。
白起坑赵卒42万,项羽坑秦卒20多万,都是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
即使李广那样被司马迁高度评价的名将,也有过坑杀俘虏的经历。
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治陕,为根治匪患,曾一次当众屠杀俘虏3500人,全用大刀砍头。
那样残暴的行径也才过去70多年。
我并不是非暴力主义者,我甚至也经常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反对向暴力低头乞怜,但是,我不能接受向弱者开枪或是凌辱弱者的行为。
文革中,不是常有人被从病房强行带出去“接受审查”,继而带着一身伤痕莫名其妙地死去吗?
不也有老人和妇女倒在皮鞭和棍棒下吗?
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不是也以打人取乐吗?
这是什么样的教育种下的仇恨?
我坚持认为,应当告诉中国的下一代,我们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过。
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专制史,写满了暴力与血腥,如果能引导青少年在认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同时,也让他们通过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中反人性的丑恶残暴的一面,这样,有利于传承中国优良文化,更有利于让青少年认识到人的尊严,从而培养人的现代意识。
不跪着教书(三)
幸福的高三
估计高三的同学们看了这个题目,会认为我是在唱高调,甚或有人会认为这是文字游戏。
记得17年前第一次把这五个字作为题写在黑板上时,有同学在下面大呼:
“老师,漏了!
”漏了什么了?
学生说:
“引号,‘幸福’上面应当有引号!
”结果引出一片笑声。
——有引号吗?
没有。
在我看来,高三应当是幸福的。
首先是因为你能读到高三。
想我们的先辈,战乱加动乱,很少能有机会读到高中毕业的。
说起来很伤感,我是高中教师,可是我一天高中也没有读过。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正在准备考高中的我从此失学,直到动乱结束,恢复了高考,我才又回到课堂。
但是,我最遗憾的是我没有了高中时代!
高中,是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期,你的目光开始变得高远,你接受了基本完整的教育,在得到知识的同时,你也得到了友情,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世界。
你读了12年书,在同龄人中,也算个“知识分子”了,你有了独立的意识,有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其次,因为有比较稳定的高考制度。
你毕竟拥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能继续学习,能做更多的事,你的生存质量会更高。
能为更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当然是幸福的。
我是多么羡慕你们的生活啊!
是的,奋斗是一种幸福。
作为老教师,我比一般人更了解高三学习的辛苦和紧张。
我总是告诉同学们,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高三的学习是辛苦一些,可是如果不付出一些代价,就无法跨越这道“关卡”,退路是没有的。
有的同学对高考有畏惧,是因为他们把结果看得太重要。
结果固然重要,但是比结果更有意义的是奋斗的过程。
走过高三之后,回望高三,你会为自己有这样一段经历而庆幸,因为这是你一生奋斗的起点。
在以后的岁月中,你的路还可能有曲折,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但是你有过高三,经历过高考,那时候你也许会说:
“高三我都过来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那种感觉,真好!
其实,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对高中三年所学的内容作一次系统的梳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况且这种付出还是有价值的。
人生有时候不得不做些当时看不到希望,却在以后岁月中能起作用的事,——如果退一步这样思考,也能轻松一些。
高考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制度,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以目前的社会条件,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制度,或者说得难听一些:
以目前社会的状况,我们也只配用这个制度,因为它毕竟还比较公平。
如果不采用这个制度,恐怕大部分同学连上大学的机会也没有,中国的昨天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有位同学经过思考后庄重地在文章中写下: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经过努力,每个人都能轻松进入自己喜爱的大学;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面前不再有任何苦难和障碍;如果那么一天,不需要再为就业而奋斗了,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
从此一片坦途,你们不需要奋斗了,——那么,要我们这一代人干什么呢?
” 没有什么能比在十八岁时奋斗一场更幸福的了!
母亲教我的歌
我多次向朋友们推荐过德国作家魏斯科普夫的随笔《铅笔》。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有一次,佛朗哥军团突破了共和军的阵地,在紧要关头,国际纵队的参谋长路德维希·雷恩(也是德国作家)连手中的铅笔也没来得及放下就冲出指挥部,挡住了正在溃逃的共和军队伍,他冷静地
把溃散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反击,控制住战场局面。
当他的副官赶来时,雷恩把被子弹打断的铅笔递给他,说“我母亲总是叮嘱我对借来的东西特别留意,我真不知道这一回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
不久前,在电视台的一次活动中,有中学生向老人们提问,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你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教育是什么?
”有位曾任市委书记的八旬老人回答说:
“是小时侯我父亲对我的教育。
”话音刚落,全场鼓掌。
问一位学生为什么感到意外,他说,我原以为他会操着官腔说一大堆废话套话的。
.一说就刹不住,干脆再说一件。
河南省卫辉市市委书记吴金印,20多年中曾先后任过五个乡的负责人,办了不少德政,他每离开一地,老百姓都要自发地为他立碑。
他说:
“我吃的穿的都是农民的劳作,我的工资是农民交的税金。
农民养一只鸡一年还能下一窝蛋,养个干部不干事,那不是不如鸡么?
”一番话说得朴实感人,道理全在其中了。
记者问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他说:
“我从小母亲就教导我:
你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养活了你。
所以我时时不忘农民的艰辛。
”
只说这三件事,如果要找,还可以举出更多。
以三位人物的地位身份,似乎都有说一番玄妙高论的资格,以他们的学识经历,口若悬河地说两小时的“心得体会”也不该是难事,但他们却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和最朴实的家庭教养联系起来,父母教给他们的美德,使他们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少年儿童在长成时期,父母是最早的老师。
面对最早接触到的生活矛盾,孩子首先总会学习父母的态度。
为父母者必须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古训认定“养不教,父之过”,因此,给子女以仁慈善良、互助友爱、克己奉人、节俭朴素、自尊自爱诸方面的教育,父母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类教育,就是要给下一代留下一粒真善美的种子。
只要种下这粒种子,它就能倔强地成长,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保存着。
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在没有法制的环境中,有的人即使受蒙蔽,也能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尽可能地保护同志,维护公正,和这样的早期教育不能说没有关系。
反之,邪恶的种子一旦植入,迟早有将给孩子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有新派教育家发议论,说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驯服温顺的“羊”,西方教育培养的是有竞争力的
“狼”,我就极其担心邪恶的教育在未来仍旧有市场。
为什么他们的教育观中始终就没有“人”的概念呢?
由此想到,在倡导建设文明社会的今天,更应重视“家风建设”,不仅要把家教纳入社会文明建设的轨道,而且要把它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当我幼年的时候,
母亲教我唱歌。
在她慈爱的眼里,
隐约闪着泪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
唱这首难忘的歌曲,
我的辛酸的眼泪,
滴滴流在我这憔悴的脸上......
这是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我喜欢这首歌的歌名。
让我们在这样的歌声中去追求真善美吧!
不跪着教书(四)
“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
———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
在新一轮课改即将开始的时候,一盆浑水就这样劈头盖脑泼在素质教育的脸上。
什么人都可以对教育指手画脚的时候,教育也就没有了尊严,也就必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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