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三问龙泉青瓷产业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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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三问龙泉青瓷产业的思考
龙泉三问——龙泉青瓷产业的思考
龙泉与江西、福建两省接壤,自古就以出产青瓷与宝剑著称于世。
这里烧制青瓷的古代窑址有三百六十多处,加上附近的百来座窑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史称龙泉窑。
这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
无怪乎20世纪30年代初曾先后8次到龙泉大窑等地考察古窑址的陈万里曾说过: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
从北京到龙泉,两个多小时的飞机,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前后大约5个来小时,我们一行来到了龙泉。
一路上的行程虽说不上劳顿,但也并不轻松。
好在路上清风徐徐,景致别样,倒也惬意十分。
龙泉市的宝剑与青瓷名扬天下,一进市内,遍布街道两旁的剑铺与瓷店便已令我们感同身受。
热情接待我们的徐建新先生原本出身宝剑行业,近年来开始致力于青瓷工艺的制作与研发,创建出“瓷中天”这一青瓷品牌,并且与我院陶瓷系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联系。
剑瓷合一的龙泉精神,在这位土生土长的龙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既有锻剑师那种直率朴实的性格,又有制瓷者那种含蓄文雅的气度。
而龙泉整个城市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蓬勃旺盛的活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与景德镇、宜兴等陶瓷名城不同的气质。
龙泉市剑瓷路街道两旁的青瓷宝剑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原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在《龙泉县地名志》的序言里写道:
“一千多年以来,就是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而龙泉一名,也就由此而传遍天下。
……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
”[1]没有来过龙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这里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那些浙江富裕城镇联系起来。
而只有到了这里,才真正体会到龙泉名气的得来不易。
龙泉的陶瓷之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而所谓的“龙泉模式”与“景德镇模式”以及广东佛山、石湾等地陶瓷产业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从业者组成与发展创新这几方面。
如今,尽管龙泉的陶瓷产业效益与国内其他陶瓷产区相比还处于劣势,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却不容低估。
因此,我们此行带着问号看龙泉,尤其重点关注了龙泉青瓷产业这三方面的发展状况,试图更全面地理解龙泉青瓷的发展道路与自身特色,并希望能给陶瓷业界以某些启示。
一、产业之问
从历史上来看,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
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曾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五代时期,吴越国的统治者每年都要向中原进贡“秘色瓷”,以示修好。
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贡器的使命迎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
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
到北宋中期,龙泉已经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陶瓷产区。
北宋覆灭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再次给龙泉窑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此时,北方地区的汝窑、定窑等传统名窑相继衰落,大批优秀瓷匠移居江南,龙泉窑的烧造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而与此同时,南宋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大力鼓励海上贸易,龙泉青瓷做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从此名扬天下。
从我们到的溪口窑遗址来看,这里目前存留的瓷片虽然已又碎又小,但漂亮的釉色以及仿佛“夹心饼干”般的器壁胎釉还是能够令人依稀感到那个时代青瓷的魅力。
溪口窑遗址现场挖掘出来的瓷片
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到元明两朝,龙泉窑的烧制盛况依旧。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一系列烧造遗迹,使当年生产面貌得以完整复原。
[2]在小梅镇大窑村的大窑窑址考察时,我们不禁惊叹于当年龙泉制瓷产业规模之宏大,路边仍随处可见的古瓷片也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那辉煌的过往。
然而,釉薄胎厚、色泽黯淡的瓷片已经与全盛时期的溪口窑址无法匹敌。
重量轻质的状况已然预示了龙泉瓷业此后的历史走向。
大窑枫洞岩窑址
晚明至有清一代,全国陶瓷生产重心逐渐转移到景德镇,加之审美风尚变革等历史原因,龙泉窑渐渐没落,几近断烧,辉煌一时的青瓷产业成为了过眼云烟。
但是,青瓷的魅力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如冰似玉的青瓷之美亦依然扣动着世人的心弦。
龙泉,似乎正在沉静地积蓄着力量,以迎接它的再一次辉煌。
1.恢复与国营厂时期
1957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要恢复全国五大历史名窑的生产,强调要优先恢复龙泉窑和汝窑的生产。
国家轻工业部旋即做出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并在同年于南京召开的全国各省轻工业厅长会议上进行传达和部署。
1958年,龙泉瓷厂从民间艺人和本厂选拔了8位专家,开始了龙泉青瓷的恢复和仿制工作,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以及中央工艺美院教授梅健鹰、浙江美院教授邓白等人。
[3]翌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又成立了以省轻工业厅厅长翟翕武挂帅的“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点燃了恢复龙泉青瓷的第一炉窑,从而使濒于失传的龙泉青瓷制作工艺得以复苏。
在之后的一个时期,龙泉一面生产日用瓷,一面恢复继承传统青瓷的研究和生产。
并提出了“以青为主,青白结合,古为今用,面向群众”、“科学与实践结合,恢复与提高结合,工程技术人员与老工人、老艺人结合”的生产方针和办法。
[4]这段时期,政府主导的国营厂在恢复与发展龙泉青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奠定了后来龙泉地区青瓷业的技术基础,也培养了大批青瓷制造方面的人才。
现在几位国家级大师,包括几家规模较大的老牌青瓷厂的创始者大多是国营厂时期的主力干将。
像现龙泉青瓷行业协会会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徐定昌最早进厂是搞釉色的配方,其余几位国家工艺美术大师:
徐朝兴原为青瓷研究所所长,主攻陶瓷造型;毛正聪原为青瓷厂党委书记、青瓷研究所所长;夏侯文原为青瓷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青瓷产品的设计和工艺研究工作……据统计,龙泉瓷厂在1985年2月改制前一年,全厂共有职工424名[5],这批工人构成了后来青瓷行业从业人员的基础。
云鸾盘,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人民大会堂宴会用瓷,邓白设计
1958年,龙泉专门成立了龙泉青瓷仿古试制小组,并于此后配合邓白教授等专家研制完成了“国庆瓷”、“人大瓷”等等国家重要任务,这些都对龙泉青瓷的振兴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龙泉青瓷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几件50年代的龙泉青瓷作品,其中以仿古造型的作品居多,例如邓白教授设计的龙虎瓶与国庆瓷。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虽然种类较少,但在工艺上已不输于古代青瓷,稳重的釉色与严谨的造型无不浸透着新中国第一代陶瓷制作者心血与汗水。
从这段时期一直到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厂一直在龙泉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当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老艺术家们也曾经与龙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一直在为龙泉提供着学术与科研等方面的支持,像张守智、韩美林等就曾经与毛正聪共同设计制作过中南海紫光阁陈设用瓷。
这样的友情已一直持续了到今天,而工艺美院已故老教授尚爱松先生为毛正聪大师的青瓷研究所与徐定昌大师的青瓷厂所书写的题名,更已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正聪青瓷研究所的题名出自工艺美院老教授尚爱松先生之手
2.改制与繁荣
龙泉青瓷行业自1985年2月开始实行体制改革,撤销了国营龙泉瓷厂总厂,分别设立龙泉瓷厂、龙泉瓷器一厂、龙泉瓷器二厂、龙泉瓷器三厂以及龙泉青瓷研究所,各自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6]从90年代起,龙泉青瓷行业出现了国有、集体、私营和个体经营共存的局面,由于国有企业连年亏损,经地方政府批准,相继破产转制。
于是,个体、私营青瓷企业应运而生。
从18岁起就开始入厂做瓷的徐定昌在国营厂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
他向我们介绍,“从恢复生产以来,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做的是日用品,碗盘杯碟等,人们所需求的。
80年代后期,外交出口的瓶、罐、雕塑等开始多起来,但大多是机械化,很少全手工的,只有研究所做几个。
到90年代中期,国营厂开始出现困境,我们是95年出来的。
以前我们很多人都在一个单位里,但都发挥不了能量,到了大家都开始办厂,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精力、技术都全面发挥出来,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
正在接受采访的徐定昌大师
经过五十年的恢复发展,龙泉青瓷在今天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期,不但艺术瓷在国内外打响了品牌,而且日用瓷也有了更大的市场,包装瓷和工业瓷也在加大开发力度。
可以说,龙泉青瓷最繁荣的时期就是最近这三五年。
这一方面有龙泉人自身努力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大力扶持与信息交通迅速发展紧密相关。
目前,龙泉政府已制定了对宝剑青瓷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创建宝剑青瓷文化研究所与剑瓷文化传承中心,开辟青瓷、宝剑名优产品市场,进一步带动龙泉青瓷宝剑文化产业的发展。
[7]1998年,龙泉政府成立青瓷宝剑管理部,并着手建设青瓷宝剑园区,促进特色工业发展。
2006年5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龙泉青瓷、宝剑成为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后,经过浙江省文化厅和国家文化部组织的两次专家论证,龙泉青瓷得以代表中国走出国门,参与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竞选。
2009年9月30日,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龙泉青瓷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申遗”的成功,不仅有利于扩大龙泉青瓷的知名度,还有助于将这一独特的、典范的传统手工技艺在自然、文化和经济环境中得到延续。
此外,据了解,从2002至2010年,龙泉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中国龙泉青瓷•龙泉宝剑节,并多次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成功举办青瓷精品展示会。
政府正是希望通过节会的放大效应来扩大龙泉青瓷的知名度,从而促进龙泉青瓷产业的进一步做大。
2009年底,龙泉青瓷博物馆新馆开馆,这座目前国内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既是展示龙泉青瓷文化与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正在建设中的龙泉青瓷创意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它将与大师园(截至目前已入驻十余家大师工作室)和国际陶艺村共同组成龙泉的青瓷文化研究中心、对外交流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和文化产业基地。
政府推出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龙泉市青瓷企业的迅速成长。
此外,日益便利的交通也给龙泉的产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自2006年12月丽龙(丽水—龙泉)高速公路开通之后,龙泉突破了一直以来困扰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龙泉青瓷企业的招商引资出现“井喷”现象,这极大地改变了龙泉青瓷的命运。
龙泉青瓷博物馆
今天,在龙泉市已经有三百多家青瓷企业。
据悉,去年龙泉市青瓷的年产值达到了6亿多元人民币,其中艺术瓷大概在1个亿左右,包装瓷大概在3个亿,其中包括酒瓶包装、药品包装、茶具包装等等。
从单个企业的发展态势来看,也是一天天的在走上坡路。
徐建新先生的“瓷中天”青瓷坊在龙泉仅为中等规模企业,目前发展前景十分良好。
他告诉我们,厂子的产值这几年翻番很快,去年80来万,今年应该能到100万以上。
“其他好的企业产值差不多都在500万以上。
龙泉市有三五家甚至能做到年产值上千万元。
”
3.思考
就发展趋势来看,龙泉的青瓷行业规模必然还将继续扩大,层次也将更加丰富。
但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单就发展的状态而言,龙泉青瓷企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与那些大产区有不小差距。
首先,龙泉的青瓷企业大多小而散,很多企业都属于家庭型、作坊型、前店后厂,规模小,人数少,每家厂子大约都是七八个人,最多十几个人,还没能实现规模和集聚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产能。
(图13)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在接单时都不敢或无法承接大批量的货品订单,产值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此外,龙泉的青瓷产业产品结构也较为单一,目前包装瓷的生产比重比较大。
(图14)包装瓷的订单多属于酒瓶,基本上都是制酒企业主动上门来样加工,并没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设计,加上竞争对手多,利润空间不大。
而日用瓷产品开发和生产也不多,导致产业市场开拓能力较弱。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龙泉青瓷有产区品牌却缺乏企业品牌。
这其实也是目前中国大多数陶瓷产区的通病,世人只知景德镇、宜兴、龙泉,而并不清楚产区内各家企业的特色。
同质化现象在龙泉企业中非常显著,在我们走访的大多数店面内,摆放的青瓷产品无论是品种、造型还是釉色均无太大差异,最多只是在装饰细部以及釉色微妙之处稍有变化。
可以说,缺乏差异化竞争是目前龙泉青瓷业发展的一块软肋。
具有品牌效应的还是几位大师个人的企业,但这种依赖个人名气声望来支撑的市场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保持其可持续性?
仍需继续观望。
以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家店面里廉价的青瓷产品,大多5-10元,以茶具为主
二、人才之问
从业人员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里所谈的人员,既包括那些名扬天下的工艺大师,也包括默默无闻的务工者,甚至也包括在龙泉尚未形成气候的设计人员。
总体来看,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态势虽然是年轻的,但目前在龙泉从事青瓷业的各类人才却并没有太多的青春朝气。
据了解,现在开厂子的这批人大多都在40岁以上,30来岁无论资历还是能力都还不够。
当然,陶瓷产业是一个需要经验积累与素养沉淀的行业,年轻人或者耐不下性子来做,或者对本行业还缺乏足够的理解是个事实。
但是很显然,从另一层面来看,这里的年轻人因资历过浅而受到压制,很难立足创业也是个中原因。
1.大师引路
目前,龙泉市的国家工艺美术大师有三位:
徐朝兴、夏侯文、毛正聪;此外还有中国陶瓷大师6位,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16位。
这些人是龙泉最顶尖的陶瓷人才,他们对龙泉青瓷的发展贡献着巨大的能量。
正如徐定昌所说,这些国家工艺美术大师是领路的,往前做名气的。
没有他们,龙泉的知名度也提不上来,就是要靠这些人来推动。
据了解,目前这些大师手下的企业基本都是两个方向,一部分是自己的作品,一部分是自己厂里做的工艺品,而且目前来看产品那一部分很可能会逐步交给子女等下一代去做,或者干脆放弃,让一些小厂去做。
如今,青瓷作品个人收藏早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大户,由于作品的单件价格高,一般都在数万、甚至数十万元以上,这在历来“重艺轻工”的中国艺术界已是难得的现象。
目前收藏大师作品的大多集中在沿海一代的富裕地区,浙江、上海和北京都很多。
除此之外,来自政府的礼品瓷与陈设瓷的订单也是总会优先考虑下给这些大师。
毛正聪大师研究所里的作品陈列室
从年龄上看,三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里,徐朝兴今年68岁,还算年轻的,毛正聪已经72岁,而夏侯文更是76岁高龄。
这一代大师之后,龙泉青瓷引路之人由谁来担当?
目前多数工艺大师的企业基本上都走的是家族式传承的路子,大师的下一代往往会扛起老一辈的担子。
这种传承模式对于自身企业发展当然具有稳定、可靠等优势,但在人才选拔方面却有着路子较窄的弊端,我们对此不无忧虑。
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近几年,龙泉市逐渐涌现出一批中年骨干,以现为中国陶瓷大师的卢伟孙(1962年生人)为代表的一批新生力量开始打出了名声,这些人中很多都曾经做过大师的学徒,手艺技巧都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他们的艺术视野也更为开阔,相信他们也能担起未来龙泉青瓷发展的一部分重担。
2.务工人员
青瓷产业的发展壮大,给龙泉市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青瓷行业的务工人员队伍日益扩大,据了解,这些务工人员主要来源于改制前龙泉瓷厂工人、龙泉及其周边农业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和龙泉中职校学生等。
近几年,龙泉青瓷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增多,大多数来自于邻近陶瓷产区,如江西景德镇以及临近的福建德化等。
(图17)他们以具备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居多,工种以拉坯、修坯、刻花、模具等为主。
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满足大生产的需求,龙泉青瓷的成型工艺以模具成型为主,手工制作相对较少,而且在装饰技法上以刻划花为主要手法,这种手法是适合青瓷的胎釉特色的。
近年来,随着传统手工艺的回归,市场和艺术表现上都向手工制作上偏重,许多企业和作坊都急需大量具备一技之长的手工艺人才,这种需求吸引了大批邻近瓷区人才的涌入,而他们对龙泉青瓷工艺的提升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三、创新之问
龙泉青瓷历史积淀深厚,传统工艺也得到较为完整的继承,在政府的扶持下经过多年的恢复与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成长,工艺技术人才也在不断扩充,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可以说青瓷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
但是,我们在参观了诸多龙泉青瓷企业以及门面店铺之后也发现。
但是创新举步维艰,竞争力度不强。
目前与国内其它陶瓷产区比较起来,龙泉青瓷市场份额占有量小,竞争力度不足,笔者觉得其中关键一点就是龙泉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
1.技术之新
在采访徐定昌的时候,我们曾经问及他对青瓷创新的看法。
这位做瓷做了近40年的工艺美术大师显然还对青瓷的传统抱有很大的信心。
在他看来,创新当然是需要的,但是龙泉历史上的东西太厚重了,要学习的太多了,只要把过去的那些品种翻一翻,做一做,加些有时代气息的东西进去就已经足够了。
徐定昌认为,龙泉青瓷要想往前走,主要还是在技术创新方面。
“技术创新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釉的配方,要不断的深入研究,做出最地道的梅子青、最好的粉青。
再有是工艺上,包括修胎、底足和口沿等。
此外造型也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
龙泉青瓷额外的装饰很少,绘画往往还会破坏了整个的感觉。
青瓷造型主要是靠它的线条,这是关键,要不断的完善它的线条,要达到一种冰清玉洁的感觉。
”对于创新的难度,徐定昌也早有认识,他坦言:
“龙泉青瓷很难做,越做感觉难度越大。
可以说是永无止境。
不论怎么努力,也只是前进一点点。
”从这一观点来看,青瓷工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目前已达到了发展的瓶颈,要想有所突破可谓难上加难。
而就我们所见,现代龙泉青瓷的釉色因为烧制技术的改进、窑炉温度控制的简化、釉料配方的研制开发以及胎土白皙化程度的提升,类冰似玉般的质感确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许多作品甚至已经接近于玻璃的质感。
但如果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过于贴近玉质与玻璃的轻盈釉色难免也会给人以一种“浮”、“飘”的感觉,缺少了古代青瓷那种稳重凝练的文雅气质。
(图18)可见,龙泉青瓷工艺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技术的缺口,而是一座审美品位的堡垒。
2.设计之新
在16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龙泉青瓷作品主要以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流畅优美的造型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尤其是南宋龙泉青瓷,几乎已臻至中国古代陶瓷青色的最佳境界,精美的造型更是令人爱不释手。
如今,龙泉青瓷又面临新一轮的挑战,传统青瓷工艺与现代设计之间的关系亟需重新定位。
对于一件工艺作品来说,色彩与造型无疑是最主要的两大表现手段,而色彩的存在又依附于造型之上。
从目前来看,现代龙泉青瓷似乎更加注重釉色之美,而器物造型方面偏于老化。
从目前龙泉市的青瓷市场来看,产品主要以瓶罐类的工艺礼品以及杯壶类的茶具最为常见。
器型也基本上还是延续传统:
一种是从传统中延续下来,并加以发展的;第二种干脆就是形制上的仿古类器物,主要以古代礼器中的玉器和青铜器作为蓝本;第三种则借鉴、模仿了其他陶瓷产区的器型。
少数具有创新性的新器形,或因烧制难度较大而烧制极少,或因市场前景不明朗而不敢大量制作。
比如徐建新先生设计并烧制出的一款青瓷镇纸,小巧的体型、温润的釉色十分适于在手中把玩,几令人爱不释手。
但因制作工艺复杂、烧制难度太大,以至价格偏高,至今只卖出两件,这也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
(图19)
青瓷镇纸,徐建新设计制作
近年来,龙泉青瓷也加大了与各大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每年都会有学生到龙泉来实习。
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更是凭借地利人和,与龙泉结下不解之缘。
现任中国美院陶瓷系主任周武老师本身就是龙泉人,在青瓷艺术方面造诣颇深。
此外,其他各大美术学院,如鲁迅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等也都在龙泉设立了科研教育基地。
相信龙泉青瓷业与高校之间搭建起来的平台在未来会越做越大,真正做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结语: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是龙泉的主要地貌。
置身龙泉市里,就可以鲜明的感受到这一点。
除了市中心区域,无论是驱车前往古窑址考察,还是到几个私人收藏家的别墅里赏瓷,几乎都要走一段曲折的山路。
龙泉市地区的山地与丘陵地貌占90%以上,河谷平原面积很小,故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谓。
因此,这里的工艺美术界普遍存在一种“山里人”的思想。
当然,笔者在此使用这个词并非出于贬义。
其实,正是山里人那种淳朴直率、坚韧执着的精神支撑着龙泉人迎来了今日的繁荣。
但是,青瓷属于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上千年的积淀令这门艺术早已发展得高山仰止,如果仅仅以执着的精神去面对的话,很难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因此,站在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之间的现代龙泉人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如诗如画的龙泉山水
其实,水更是龙泉的活力之源。
龙泉境内河流分属瓯江、钱塘江、闽江三江水系,西、南、北有20多条小溪流向中部,汇入龙泉溪,流向温州。
(图20)自古以来,大江大河都左右着制瓷业的发展,许多重要的窑址大多分布于河流、溪水的旁边,因为其有利于制瓷原料、燃料和产品的运输。
山无水不活,正如孔子所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生生不息的河水象征着交流与沟通,象征着不断进取、灵活求变的精神。
当代龙泉人不仅要有山的坚韧与真诚,更要有水的豁达与灵动,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做真正的智者,把握时代精神,平衡传统与创新,让美丽的“雪拉同”再度誉满世界。
注释:
[1]叶辉:
“龙泉青瓷:
在保护中生辉”,《光明日报》,2010.11.10,第5版。
[2]沈岳明:
“中国青瓷史上的最后一个亮点——大窑枫洞岩明代龙泉窑址考古新发现”,《紫禁城》,2007.5。
[3]徐朝兴:
“恢复龙泉青瓷生产50年亲历记”,《艺术市场》,2007.10。
[4]王成武:
《龙泉青瓷发展现状研究》,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33页。
[5]金登兴:
《龙泉瓷厂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
[6]同[4],第17页。
[7]同[4],第39页。
[8]蓝法勤:
“由‘工’到‘艺’——浅议龙泉青瓷产业现状问题及对策”,《商场现代化》,2009年8月(上旬刊)。
[9]同[8]。
正在修坯的陶工
3.创意人才
青瓷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体,需要高端科技人才与创意人才为其服务。
在现代化的产业中,设计与生产是分离的。
而龙泉青瓷生产的“正统”观念却是一件瓷器必须由一个人亲手完成,这件作品才能算是他的。
[8]由于存在这种重“技术”轻“文化”的观念,龙泉青瓷在人才培养上长期以来一直以单一的实用技术培训为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陶瓷工匠。
在徐定昌那一代人眼中,做产业是没有出路的,不仅不是正路子,而且还要耗费大量资源,真要推动龙泉青瓷发展,还得取决于做瓷的手艺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
当然,徐大师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仅仅依靠手工技艺的进步一条腿走路,龙泉青瓷未来的发展之路未免要窄了许多。
在当代社会,设计已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如果没有大量创意设计人才的支持,龙泉的陶瓷之路只能局限于传统工艺美术的小圈子里,无法真正走上品牌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之路。
培养设计师和培养手艺人是截然不同,手工艺人偏重于技术的传授,而设计师除了工艺技术的传授,更重要的是理论知识和艺术审美观的建立。
如今,龙泉职业高中已开始开办青瓷工艺专业,丽水学院也开设了陶艺专业(青瓷方向)的本科专业[9],为青瓷培养后辈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现象。
4.思考
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企业自由发展,凸显出个体的产业效益,这当然是好事。
但同时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难题:
即整合力量的缺失。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厂与研究所虽然在分配制度上比较僵硬,不利于调动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但在整合科研能量与培养人才方面却有着其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反观今天的龙泉,自1998年青瓷研究所解散之后,至今还没有一个政府或者学术层面的青瓷科研机构,对瓷土、釉色结晶材料、烧制工艺和青瓷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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