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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资料
“三农”有关资料
一、国内外农业发展的主要规律
纵观国内外农业发展历程,基本规律可以概括为:
(一)发展战略必须立足本地实际。
如日本就是典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试图以欧美为榜样发展农业现代化,谋求引进欧美农业机械技术来改造日本农业。
但欧美的大型农业机具与日本的农业资源结构不相适应,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使大型农业机具无法发挥作用。
日本现代农业转向选择改良品种、改进施肥、开发推广栽培灌溉技术、土壤改良技术才发展起来。
日本在基本完成生物技术现代化后,把重点转向农业机械化,着重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内亦是如此,各省市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其发展战略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搬照抄,要立足于当地实际。
(二)发展过程普遍都是工业先于农业。
通过工业支持农业的规律,现代工业化物质大量投入农业。
发达国家往往工业优先发展,打破工农业平衡格局,然后利用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技术、设备反哺农业,农业迅速跟进,由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从而推动国民经济步入一个新台阶。
如美国19世纪20世纪之交,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到20世纪20年代,工业已经很发达。
因此20年代中期,当农业向全面机械化起步时,工业已能大力给予支持。
日本1955年以后,经济高速发展,整个产业结构转向以重工业为主。
在此时期日本继续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用工业技术武装农业,使农业很快实现了机械化,大米出现“过剩”,林牧业、水产、蔬菜等很大发展。
现代化的农业是在现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现阶段,我国也进入了工业化初期,工业反哺农业力度在不断加大。
(三)支撑条件中科技最为关键。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巨大作用,往往将最尖端的技术首先应用到农业,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二战后初期,发达国家在农业增产中,20%~30%是靠技术进步实现的,到70年代60%~80%归功于技术进步。
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4倍。
为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发达国家不断增加财政和智力投入、加强和完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工作体系。
(四)快速发展必须依靠政府调控和支持。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同时农业又涉及国计民生,各国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进行调控。
政府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引导农业向政府预定的目标发展,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支持与加强农业生产建设,合理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
同时,各国对农业的投入始终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20—50%,发展中国家为10—20%,我国在8—11%左右;按照经合组织测算,农业生产者每生产100元的产品,发达国家补贴51元,发展中国家补贴6元左右。
(五)农业产业化是共同之路。
发达国家虽然国情不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两个共同之处:
一是农业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为起点的。
虽然这些国家的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但其农业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仍是以户为单位;二是中介组织在农业经济运行中作用愈来愈大,通过这些组织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有机地联为一体,为农民提供各类服务。
如美国的农工联合公司、农业合作社,日本的农协,法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韩国的农业协同组织等。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六)发展模式多以家庭经营为主。
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实行土地集中政策,鼓励中小农户转让出土地,对土地规模大的农场主实行倾斜政策。
这是由于土地过于分散,规模太小,一方面无力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另一方面导致自购的大批农业机械不能充分发挥潜力,造成闲置。
虽然以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为主,全套的农业机械造成极大浪费,但是从效益来看,也不是土地规模越大越好。
美国有相当多的大公司冒险经营大规模农场,最终几乎以巨额亏损告终。
在现代农业发展阶段,随着增产技术的推广和新的生产要素的采用,经济效益的大小,关键在于各种要素的质量和比例的恰当。
(七)社会化服务业是最基本的保障。
发达国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非常发达,建立了私人公司、农户合作社、政府三级社会化服务网络。
在发达国家达成一条共识:
没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就没有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没有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就没有农业现代化。
没有完善的社会化服务的规模经营只会增大自然和市场风险。
二、现代农业的显著标志
现代农业是与传统农业相对应的发达农业,是历史的、动态的。
从国内外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实践看,现代农业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普遍使用现代生产工具为重要标志。
世界各国比较认同的衡量现代农业的具体标准是:
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
2007年“一号文件”对现代农业的界定:
用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我国“三农”专家认为,现代农业是以现代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为支撑,运用现代经营形式和管理手段,贸工农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的多功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
目标是提高“三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三力”(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包含内容和实现途径看,主要特征表现为“四化”:
(一)要素投入集约化。
注重集约投入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主要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适度集中土地和强化组织管理来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实现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产出率。
(二)资源配置市场化。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和生产布局,健全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因而,它需要具有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和完善的市场体系,要求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
目前,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农产品商品率一般在90%以上。
(三)生产手段科技化。
生产、加工、运销各个环节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生产不但普遍实现机械化,而且部分实现了自动化;农民务农技能、就业能力和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据有关组织对农业发达国家的综合评估,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谷物25吨、肉类3—4吨,分别相当于我国平均水平的20倍和14倍。
(四)产业经营一体化。
以一体化经营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产加销、农工贸环环相扣,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服务的社会化全部被纳入经营一体化的轨道之中。
农户通过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经营成为市场主体,从各个生产经营环节获得利益。
三、对重庆农业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
关于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三农”专家、学者多是依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的提法,将农业划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其中传统农业又包括原始农业、近代农业等。
我国“三农”问题专家一致认为,总体上看,已进入建设现代农业的新阶段。
重庆地处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自然资源禀赋也不同。
基于此,可以将现代农业再进行细化,大致分为五个推进阶段:
(一)准备阶段。
这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有较少现代因素进入农业系统。
如农业生产投入物中的化肥投入量已经较高,上地产出水平也已经较高,但其它如机械化操作水平、农业商品率等可能还很低,有的如资金投入水平还是传统农业生产状况,农民文化程度和科技及管理水平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
因此,这一阶段只是为现代农业发展做了一定的基础准备。
(二)起步阶段。
本阶段为农业现代化进入阶段,这一阶段现代投入物快速增长,生产目标从物品需求转变为商品需求,现代因素对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有明显的推进作用。
这一阶段,在农业生产状况、农业产出结果和农业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与保障方面,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三)初步实现阶段。
这是现代农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进一步提高,初步具备农业现代化特征。
这一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表现为现代物质投入已经较高,而且产出水平,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快速提高。
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等非经济因素还存在不协调状况。
(四)基本实现阶段。
本阶段的现代农业特征十分明显,农业现代化处于快速成长时期,与同时期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为缩小。
这一阶段,不仅农业生产投入物已经处于较大规模、较高程度,资金对劳动和土地的替代率已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农业发展已经逐步适应工业化、商品化和信息化的要求,农业生产组织和农村整体水平与商品化程度、农村工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已经处于较为协调的发展过程中。
(五)发达阶段。
它是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较高的发展阶段,已经达到了现代农业的较高标准。
这一阶段,不仅与历史纵比已有质的变化,与同时期中等发达国家和其他省市横比,其现代农业水平已基本一致,与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相比虽有差距,但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非农业系统因素造成,就农业和农村本身而论,这种差距并不明显。
这一时期,现代农业水平、农村工业、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知识化建设水平较高,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进入了比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已经全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用以上五个阶段来划分现代农业,我们认为,重庆农业现在正处于现代农业的起步阶段。
四、重庆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重庆农业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民持续增收难。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靠务农,后劲弱。
农产品价格决定农业能否增收。
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近年来波幅之大,历史少见。
生猪价格高峰期与低谷期相差50%左右,致使生猪散养户从去年上半年每头赢利200元到今年上半年每头亏损300余元。
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今年上半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幅同比下降35个百分点。
第二,靠打工,变数大。
有6成左右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就业面窄、适应性差,一旦宏观形势变化,企业裁员减薪,农民工首当其冲。
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使农民工稳定就业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靠其它,份额小。
尽管近年来农民转移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中的非农产业收入增加较快,但占的比重极小,左右不了大局。
前三季度,全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今年可能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拐点。
(二)农业投入增加难。
从中央投入看,近几年增幅很大,但多数用于四项补贴和农村社会事业,用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比例不大。
从地方投入看,一方面是投不起,另一方面是保GDP,很多地方对农业的投入比例主要是通过财政算账实现。
从信贷投入看,由于农业贷款成本高、风险大,传统农业金融机构纷纷“洗脚进城”,对农村存多贷少,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
近三年银行金融机构在重庆主城以外的服务网点减少750余个,零网点乡镇多达55个。
2008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1111亿元,仅占17.4%;较为贫困的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地区有771亿元资金外流,梁平县资金外流高达69.9亿元。
今年全市农村短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54.3%。
(三)农业基础改善难。
近几年,国家投入主要是解决民生和与城镇供水有关的大中型水利工程,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小型农业生产设施,仍然是“农村设施农民建”。
即使有投入,标准也偏低。
重庆乡镇公路建设每公里至少投入120万元,国家实际补助40万元;村级公路建设则基本没有投入。
由于投入少、标准低,地方财政和农民无力承担,只能“看米下锅”。
目前,我市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不足30%,人均旱涝保收面积仅0.18亩,中低产田土占68%。
按近两年每年改造100万亩、增加有效灌面20万亩的进度,至少需要23年才能完成中低产田土改造,34年才能将有效灌面提高到50%。
(四)农民素质提升难。
老农民建设新农村现象突出,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据农业普查,我市务农农民中,小学以下文化占63.5%,初中占34%;41-50岁占19.3%,51岁以上占46.2%。
取得“绿色证书”的不足9%。
86%的农民不能识别真假农药,81%不能识别真假化肥,84%不能识别真假种子。
五、强化“三农”工作的政策措施建议
直辖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农业农村仍是我市大城市、大农村格局中最薄弱的环节,迫切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强化。
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健全组织体系。
把“三农”工作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重中之重,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工作安排、财力分配、干部配备和资源利用上,切实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
发挥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的作用,赋予其项目综合、组织管理、考核调控等职能。
二是改革管理体制。
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将“三农”工作作为各部门履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实现政府各部门工作对农业农村的全覆盖。
按照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指导区县理顺关系,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职责不清、运行不畅等问题。
三是强化考核管理。
建立分类指导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机制,把各领域支持“三农”工作的力度作为统筹城乡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二)完善支农政策。
一是财税政策。
落实“三个高于”总体要求,明确各级财政支出结构中“三农”投入的比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加农业投资总量,重点明确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的刚性增长比例,支持农业基础特别是与优势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优先支持具有产业优势的区县。
调整土地出让金的支出结构,提高“用之于农”的比例。
进一步减免涉农产业相关税费,涉农企业享受外来投资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二是产业政策。
在落实中央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的同时,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进一步完善市级财政对粮食、油料、生猪、蔬菜、柑桔、奶牛、草食牲畜等生产的扶持政策,建立扶持重点产业大户的制度,加大对农业生产大县的奖励补助。
巩固完善农民收入补贴政策,加大技术应用补贴和生产性服务补贴力度。
优先将优势农产品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畴。
三是金融政策。
完善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加大对优势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户等生产性贷款的扶持力度。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担保基金、担保公司,有条件的龙头企业上市或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募集发展资金。
支持市场主体参与优势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强基础建设。
一是治“水”。
在继续支持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支持小微型水利设施建设,兴建一批真正管用的水窖、山坪塘等项目,完善水库渠系配套,切实解决丘陵山区农业用水问题。
加大集中供水投入,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二是修“路”。
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投资力度,落实农村客运政策性补贴。
给予农村机耕道和便道建设补助,标准化建设“家与地、户与户”的连接道路,方便生产生活。
三是改“地”。
继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和“沃土工程”投入,加快推进中低产田土改造,加快土地整治,建设一批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针对劳动力大量外出实际,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强化农机推广服务能力,切实提高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四是保“环境”。
继续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家园富民工程投入,扩大户用沼气覆盖面,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四)深化农村改革。
一是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
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明晰产权;在规模、平等与效益的均衡点上建立起合理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建立规模效益型农业经济,提高劳均农业产出和供养能力,形成农业现代化的经营基础。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搞好仲裁服务。
二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步伐。
推进水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水权分配、登记、转让等管理制度。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在近郊农村特别是“城中村”和撤村建居的社区彻底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适合当地集体经济发展需要的经营体制和管理模式。
三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五)扩大对外开放。
一是建立开放农业发展体系,围绕生猪、蔬菜、柑桔等重点产业,引进外向型农业企业,培育具有较强境外拓展能力和科技实力的重点龙头企业。
二是构筑农业对外开放人才队伍体系,培养造就一批精通农业经营管理、国际贸易规则的农业对外开放人才。
三是完善农业重大招商项目库,大力对外招商,积极争取实施国际项目。
四是搭建开放农业发展平台,建立外向型农产品出口基地;抓好援非项目合作,巩固重庆在国外的农业项目基地;将重庆台湾农民创业园打造成为先进农业科技展示、辐射和推广试验基地。
五是优化开放农业发展环境,建立农业对外贸易风险预警及保险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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