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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庄稼
梦里的庄稼
一个农民不仅仅要种好田里的庄稼。
还应该有梦里的庄稼。
梦里的庄稼是滋养灵魂的, 田里的庄稼只能填饱肚皮。
一颗有梦想的种子,
终究是要发芽的。
二十年前,在电视里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麦客肩扛着褡裢,手持着麦镰,昂首阔步走在乡村的土路上。
他的身后,有被他风一样的速度掀起的尘土与一片金黄色的麦浪。
背景是悠扬欢快的秦腔曲牌。
当时的感觉:
既熟悉又亲切。
我瞪大了眼睛,想看这个麦客大哥要去哪里,要去什么样的村子,要怎么跟雇主讨价还价,然后要去什么样的麦田,会怎么样干活儿,雇主会给他吃什么样的饭,然后他晚上将睡在哪里,会不会睡在大麦场里;这一家干完了,又将奔哪里?
我心里清楚这些麦客就如同夏收时的鸟儿“算黄算割”一样,是赶着金黄的麦子从东部往西部赶的,最后必将回到自家的麦田,去收割他家的麦子。
我很想了解这个麦客大哥出外当麦客当了多久,能赚回多少票子,他会不会用替人收割的钱给家人买件新衣服,会不会把这些钱全买了化肥?
可惜的是,我想看的内容没看到,电视里只有麦客大哥走路的一分多钟,感觉很不过瘾。
我当时奇怪,为什么电视台不把这好看的内容多播放一些?
为什么电视台总是播放没意思的开会、访贫、调研、参观等等?
简直枯燥、乏味!
那时我就想:
假如我手中有摄像机,一定会把农村里最生动、最亲切的画面搬上荧屏。
我就是这样一个喜欢空想的人,老婆讥讽我是空想家。
原因是我的想法总是脱离实际。
那时农村里刚刚分了“责任田”,我跟家人正在侍弄着几亩黄土地,指望着从土里刨出粮食来填饱肚皮。
那时谁想脱了农民的皮都很难,更别说要去当一个拍电视的。
但是梦想一直在我的心里,就如同一颗种子,终归是要发芽的。
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2005年的年末,一则在《南方周末》上刊登的消息扭转了我的困境。
我有幸参与了“村民影像计划”;有幸到了草场地工作站;有幸结识了吴文光老师;有幸掌握了摄像的基本技术与基本常识;有幸能继续拍摄下去(因为吴文光老师免费提供了带子)。
2005年的年底,在草场地工作站的帮助下,我的第一个十分钟短片《一次失败的选举》出炉。
这以后,我有幸成为吴文光老师的学生,有幸得到他的耳传心授。
吴老师的教法很奇怪,他没给我们正规上过一堂课,最初只是教了我们怎么开机、关机,怎么样拿稳机子,下来就让我们交了三分钟的练习,算是唯一的一次作业了。
我有时也纳闷:
吴老师都教了我们什么?
似乎什么都没教。
他从没说过应该拍什么,不应该拍什么;也没说怎么拍。
他只说定位,立脚点等等,下来就由着我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了。
他也好像只跟我们聊素材,聊我们村民各自的素材,聊一些青年导演的片子,就这些。
但是我跟吴老师三年,改变了很多。
原先一门心思找题材,现在冷静多了。
我还去找什么题材?
身边有的是,何必舍近求远。
过去,我想用做片子赚钱,想证明一个农民也有这个能耐。
现在意识到当初的想法太幼稚了。
吴老师好像是专门给我的欲望降温的,让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排除杂念。
2007年的年底,我的第一个九十分钟的长片――《我的村子2006》也出炉了。
当然,也是靠了吴老师和草场地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
比起三年前,我平心静气了许多,我现在想的是片中的不足之处,想的是如何做好下一部片子――《我的村子2007》。
现在我的思想上也有了压力,就是想如何才能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吴老师的教导。
2007年年末,我的片子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首映后,有观众问我以后打算拍多久。
我当时感到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如果能长久地拍下去,为什么不这么拍下去呢?
一个好的作家能在一个地方写上一辈子,为什么一个爱好DV的农民,不能在生养他的村子拍上一辈子呢?
吴老师说过:
陕西的陈忠实可以写出文字《白鹿塬》,你为什么不可以拍一个影像《白鹿塬》呢?
吴老师是一个好人
如今,谁要问我跟吴文光老师这几年摄像技术提高了多少,我会脸红的。
因为我只是浪费了吴老师的带子,技术谈不上提高。
要说我拍的东西中有些好镜头,也只能说是“瞎鸟碰上了谷穗子”。
好在吴文光老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那里那里拍的不好,他从来都是表扬。
跟吴文光老师在一起,我心里从来没压力,不用担心他说我浪费了带子,也不用担心他说我哪里拍失败了,更不用担心随心所欲的所谓实验镜头会受到讥讽。
农村人有个习惯,假如谁碰上了好运气,或者谁碰上了好人,就说是谁家人上辈子烧了高香。
我想,我就是。
因为参加“村民影像计划”,使我荣幸的结识了吴文光老师。
荣幸地在草场地结识了一大批热爱影像文化的人。
我在跟他们交谈、看片子、看舞蹈的过程中耳濡目染,感到自己在成长。
每年的五一、十一,在草场地的两个交叉艺术节里,我跟几个村民朋友都是草场地尊贵的客人,艺术节期间,吴老师总是把大量时间抽出来陪我们,把他多年积累的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
有这样的好老师,真是我们这些村民的幸运。
我们在草场地的工作室“为所欲为”地剪片子,享受自主做片的快乐。
不敢想象没有碰到吴文光老师,偌大的中国,会不会有第二个人,肯耐心的帮助我们这些无知的村民做纪录片?
除此之外,吴文光老师主持的邮件组是我们村民借了高科技的光,学习拍纪录片的绝好机会。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看到至少一封邮件,内容是邮件组成员来自各地的信息,以及成员们的心得体会。
大家的喜悦我们共同分享,大家的经验我们互相学习。
我们几个村民朋友戏言:
这是吴老师用“遥控”指挥我们,用“无线电”给我们免费教学。
“来给捏(照)一个”
现在对我来说,摄像机就像下田干活的农具一样离不了。
只要是从城里打工回家了,手里拿着摄像机在村里转悠已经成为习惯。
乡亲们见我手里拿着家伙(摄像机),常常会说:
“来,给捏(照)一个”,有时他们还会摆一个姿势,有的是把摄像机当成照相机了,有的人知道是摄像机,却习惯成自然以为摄像就是照相了。
自从我的《一次失败的选举》在央视十套、十二套播出后,乡党们知道了我是在拍电视(纪录片),有些人就想跟我聊村里及附近的一些事情。
比如:
有的人说附近发生了什么事;谁家分家了,谁家谁谁得病了;乡上的人没钱了,在村里寻着抓赌博呢;新农村话题;医疗保险;农业补贴。
有的村民邻里之间闹矛盾,红白喜事也都让我去给摄一下,留下点念想。
邵玉珍大姐说:
摄像机是她身上的一个器官。
我看来还达不到她那个层次。
我只是把摄像机当成我多了一件“农具”。
不过,我用这个“农具”不是种田里的庄稼,而是同时种我梦里的庄稼。
谁说梦里的庄稼不现实?
我现在有吴文光老师及草场地的一大批贵人相帮,梦里的庄稼照样会果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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