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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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
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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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篇1: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藤野先生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
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里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他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于,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
后来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
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这了一长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他问。
“可以抄一点。
”
“拿来我看!
”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部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应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本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吧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信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午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无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耍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
“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合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叫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一九二六年)
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篇2:
我的老师
魏巍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女教师蔡芸芝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
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块黑痣。
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
仅仅有--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
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
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呵。
在课外的时候,她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
我的老师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
在她的女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
她爱诗。
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
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
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并且愿意和她亲近呢?
我们见了蔡老师不会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赶快溜掉,而见了她不由地就围上去。
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
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
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
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
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
“哎哟哟,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罗!
”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
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
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呵。
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
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
蔡老师!
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
......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
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
母亲喊住我:
“你要去干什么?
”
“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
“不是放暑假了么?
”
哦,我才醒了。
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
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我才睡熟了。
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呵!
到如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
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呵!
......什么时候,我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
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和我们的蔡老师分别了。
我转到城西的县立五小去上完最后一个学期。
(至此,描写蔡老师的部分选入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6课、苏教版七年级下册第3课)
虽然这时候我同样具有鲜明而坚定的“立场”,就是说,谁要说“五小”一个“不”字,那就要怒目而过,或者拳脚相见。
可是实际上我却失去了以前的很多欢乐。
例如学校要做一律的制服,家里又做不起,这多么使一个孩子伤心呵!
例如,画画儿的时候,自己偏偏没有色笔,脸上是多么无光啊!
这些也都不必再讲,这里我还想讲讲我的另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姓宋,是一个严厉的人。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走不整齐,那就要像旧军队的士兵一样遭到严厉的斥责。
尽管如此,我的小心眼儿里仍然很佩服他,因为我们确实比其他学校走得整齐,这使我和许多“敌人”进行舌战的时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
引起我忧虑的,只是下面一件事。
这就是上算术课。
在平民小学里,我的“国语”(现在叫“语文”)比较好,因而跳过一次班,算术也就这样跟不上了。
来到这里,“国语”仍然没问题,不管作文题是“春日郊游”或者是“早婚之害”,我都能争一个“清通”或者“尚佳”。
只是宋老师的算术课,一响起铃声,就带来一阵隐隐的恐惧。
上课往往先发算术本子。
每喊一个名字,下面有人应一声“到!
----”,然后到前面把本子领回来。
可是一喊到我,我刚刚从座位上立起,那个算术本就像瓦片一样向我脸上飞来,有时就落到别人的椅子底下,我连忙爬着去拾。
也许宋老师以为一个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羞惭!
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抄别人的算术。
也是从这时起,我认为算术这是一门最没有味道的也是最难的学科,像我这样的智力是不能学到的。
一直到高小和后来的师范,我都以这一门功课为最糟。
我没有勇气也从来没有敢设想我可以弄通什么“鸡兔同笼”!
并且叙述着他们的时候,我并不是想一一地去评价他们。
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意思。
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意思的话,我想也就是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加深了我对于教师这种职业的理解。
这种职业,据我想----并不仅仅依靠丰富的学识,也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或那种的教学法,这只不过是一方面。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
假若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口头上的热爱祖国罗,对党负责罗,社会主义建设罗,也就成了空的。
那些改进方法罗,编制教案罗,如此等等也就成为形式!
也许正因为这样,教师----这才被称作高尚的职业吧。
我不知道我悟出的这点道理,对我的教师朋友们有没有一点益处。
大作家写给老师的文章篇3:
《我的老师》
冰心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老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
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
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同班上课。
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
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罢。
“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
恰的可以形容她。
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
我最怕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
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
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
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
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
她温和地问我道:
“你为什么哭?
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
”我说:
“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
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
”她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
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怪你。
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
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
习算术罢。
”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
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地道谢。
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
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
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
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
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
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
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
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
我就会看
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工夫地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
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
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
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
“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
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
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
的了。
”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
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
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
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
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
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
“谢谢你,你真是细心。
”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
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为补习算术,我和她面对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
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
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我和的相接,出神地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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