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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与吴均边塞诗之比较
鲍照与吴均边塞诗之比较
摘要:
论文关键词:
鲍照,吴均,边塞诗,比较
鲍照和吴均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同是寒门出身,在仕途上不得志,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与流俗不合,诗歌的立意及造境均有独到之处。
后世诗评中简单概括为吴均多仿鲍照之作,特别是在边塞诗创作方面,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本文拟从内容和形式入手,对二人的边塞诗创作加以比较,以期揭示其中的同与不同。
也许可以更宏观地把握二人的创作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从而加强文学史上对他们的深入研究和评述。
一
鲍照的边塞作品的题材是很广泛的,有写爱国思想的,有写将士悲愤之情的,有写对人民生活关怀的,同样写边塞风光、思妇怀远、征人思乡的内容也不少。
与之相较,吴均则狭窄得多。
吴均的边塞诗以游侠的豪迈意气和边塞戌卒的忠君建功之念为核心,甚少涉及边塞题材的其它方面。
曹魏以来表达报国立功之旨虽以窥见,然数量极少,仅见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鲍照“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代出自蓟北门行》)等几首,而到了吴均的梁陈时代则加以弘扬,成为风气。
然而鲍照与吴均都出自寒族,在那个讲门第的年代,必然要受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的压抑,注定他们仕途上要遭到不顺。
从史传记载看,除鲍照当幕僚参加过几次战斗外,与吴均都似不曾去过边塞。
故他们爱写边塞诗大概主要原因还在于这种出身与志向的心理矛盾,谈兵咏怀,正好可以抒发他们内心的勃郁之气。
“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
”(鲍照《代陈思王》)“唯余一死在,留持赠主人”(吴均《咏怀》之一)等都反映了他们急于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
鲍照生存在南朝这个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况且他出身寒门,无论现实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不甘心沉沦下僚、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一直怀有强烈的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
正如他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说“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拔剑击柱”,这一极其形象的细节,更突出了他满腹牢骚郁积于胸而又无可发泄的苦闷。
“长叹息”,既是无可奈何的表现,更是一腔悲愤的流露。
作者为什么如此呢?
只因人生坎坷,壮志难酬,犹如雄鹰之羽翼摧挫不能奋飞。
最后两句,貌似自我宽解,实则愤恶不平,象征了所有失路英雄面对不平待遇所发出的最后抗议。
虽怀才不遇,但在他的边塞诗中却常常洋溢着强烈的报国壮志和雄心。
如《代陈思王白马篇》讲述了一个“白马驻角弓,鸣鞭乘北风”的英雄少年,在国家危急之时,即“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时,慨然从军,“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面对胡人的围困,他决不退缩。
与鲍照力图立功边塞的报国热情不同的是,同样身世贱微的吴均在边塞诗里发出的则是对报恩重义的咏唱。
吴均的边塞诗以建功立业、忠君报国为主要思想,在诗中多有体现,如“我有北山志,留连为报恩”,又如“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等等。
诗中屡次提到“北山志”、“未得报”,说明诗人早已因仕途坎坷而心生退隐之意,但强烈的报恩意识使他依然心存幻想。
诗中多体现出建功立业、以图荣华富贵和报恩的献身精神,这是其平生夙愿的集中体现。
如《结客少年场》:
“结客少年归,翩翩骏马肥。
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
握兰登建礼,拖玉入舍晖。
顾看草玄者,功名终自微。
”又如《边城将四首》之四:
“临淄重蹴,曲城好击刺。
不要身后名,专骋眼前智。
君看班定远,立功不负义。
掣拽二丈旗,踯躅双凫骑。
但问相知否,死生无险易。
”这些作品或比兴,或用典,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作者急于建功的理想、怀才不遇的现实以及万般无奈的心境。
出自寒门庶族的诗人深知:
在门阀世族垄断政权的时代,一介书生政治上打拼的艰难。
为此,他不惜化身“以武犯禁”、不受既定秩序约束的游侠浪子,“学剑不学文”、“意气已惊狷”。
但“抱恩杀人竟”的行径毕竟只是逞一己之私,,于是诗人将打破现有政治格局的希望寄托在杀灭外敌、靖边安国的将士身上,使之具有精湛的身手、自由的空间和崇高的内质。
但是,现实的残酷无法用崇高的理想抚平,因此,在这些充满英雄豪情而情调慷慨的诗章结尾之处,诗人总要流露出难以抑止的失望和哀怨,如“顾看草玄者,功名终自微”,“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正是这种灰色情绪的凸现。
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然又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创作的作品亦多抒发寒士不平之气。
而二人的“不平“也有品位高低的不同。
吴均的“不平”有很多是不被统治者所看好,终身奔走于王侯、权臣之间,然位不过簿尉、参军之类,才秀人微,备受压抑,甚至从史料记载可知他还曾因私撰《齐春秋》而得罪齐明帝,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得志,是文人满腹经纶而不解为官之道而导致的失败,和鲍照为官数载,却始终难改耿介之气,欲进不能欲退不能,空怀一腔政治理想而不能实现的抑郁不平之气有所不同,品味也就略逊一筹。
目之所及的边塞风物、战地环境以及心中所感受到的在那种特殊环境影响下将士的情绪和心态,在鲍照的边塞诗中都得以呈现。
例如《代苦热行》:
“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
身热头且痛,鸟堕魂未归。
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矶。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
州蛇渝百尺,玄蜂盈十围。
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
瘴气昼熏体,芒露夜沾衣。
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
毒泾尚多死,渡沪宁具腓。
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
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
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鲍照铺排笔墨,极力渲染了战斗环境的险恶可怖,酷热、淫雨、丹蛇、玄蜂、飞蛊、瘴气、毒草、毒水等等,大自然中的一切是那么危险,不尽令人毛骨悚然,可见将士们需要忍受何等的考验和磨难。
然而诗歌的最后四句:
“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
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告诉了我们将士们冒死战斗换来的是统治者对生命的漠视,对战功的赏薄。
鲍照的寒心,还有他对统治者的不满等主观情绪表露无遗。
《代出蓟北门行》中,他又写道“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
边地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
吴均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文士,但在他看来,身处最大的黑暗乃是当时士族对庶族无尽的排挤和压迫。
基于此,他的边塞诗作既缺乏对边地恶劣环境的描写,也无战争强加给民众的巨大灾难和痛苦的反映,少有士卒思亲情绪的吐发,更无对功成不赏、苦乐不均等战地黑幕的愤慨,总是概括性地描写战地景物,如“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高秋八九月,胡地旱风霜”、“高旗入汉飞,长鞭历地写”。
鲍照、吴均都开始注意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挖掘,对心理活动的刻画。
不同的是鲍照关注的是个体生命意识,而吴均描绘的多为个人英雄主义。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刘宋时期,出自寒门的鲍照只有将满腔的悲愁苦闷之情与怨愤不平之气发而为诗,在诗歌中深刻反映了门阀制度中下层知识分子曲折复杂的心态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充满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代表着寒士的强烈呼声。
不仅如此,他对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作了深刻揭露,抓住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通过征人思乡之愁,怨女思夫之悲,孤门贫士之恨,传达了下层人士的思想情绪。
感情沉郁悲愤,风格深沉浑厚,抒发了诗人对世道不平的无比愤慨和对人生多艰、命运多舛的深刻体验。
以《拟行路难》十八首最具代表性,那一泻千里,娓娓而来的沉郁伤痛之情在笔端字间自然而然的迸发。
感物伤怀、愤世惆怅之罢,离别仇恨、怀才不遇也罢,诗人将对生命的体悟坦率表露,不写他人只抒写个人情怀,可谓情真意切,情思动人。
有时一泻而出,难以遏止;有时掩抑含蓄,一唱三叹。
鲍照对战争及个体生命脆弱易逝的感慨是深沉而悲凉的。
在《拟行路难》其五中,他写道:
“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
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
今我何日当得然?
一去永灭入黄泉。
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
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
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
”这首诗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生命的感悟。
“一去永灭入黄泉”,生命会轻易地消失在茫无垠际的时间与浩瀚的宇宙中。
“人生苦多欢乐少”、“功多竹帛非我事”,含蓄地道出了诗人对有限生命的关注,这也许是诗人郁郁不得志的又一种感叹和宣泄吧!
又如《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
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羽檄”急驰,“烽火”连天,战争一触即发,紧张激烈的场景描写都是在为最后抒发自己的英雄壮志做铺垫: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投身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在鲍照的边塞诗中,将士们献身赴国的凛然正气,充塞天地,其实将士们的形象传达出的是鲍照个人真实的心理状态。
他的生命观就是在战场上驰骋建立军功,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这也是他内在的生命意识,因为生命意识就是一种对生存和生存价值的体认和感悟。
他的边塞诗中渗透着这种意识:
:
生命短促,时不待我,唯有建功立业生命才会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人生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可以说,鲍照承接了建安诗人的生命意识、风骨精神。
吴均的边塞诗主要关注个人,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思想,多描绘征边将士为挚情高义南征北战、万死不辞的壮举,如《边城将》之一:
“塞外何纷纷,胡骑欲成群。
尔时始应募,来投霍冠军。
刀含四尺影,剑抱七星文。
袖间血洒地,车中旌拂云。
轻躯如未殡,终当厚报君。
”又如《战城南》之一:
“名褶武安将,血秦王衣。
为君义气重,无功终不归。
”他总言以死报君之决心,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
尽管在很多篇章中是基于悲情的,但这些作品写得章法井然,一气呵成,豪放遒劲,格调慷慨。
诗中男儿皆有杀敌立功之愿,常常“铁骑追骁虏,金羁讨黠羌”,“五历鱼丽阵,三入九重围”,虽身陷险境难以自保,但仍“男儿不惜死”,“轻躯如未殡”,表现出悲壮的英雄主义和强烈的乐观精神。
二
从形式上看,二人边塞诗的创作多采用乐府古题,且多为五言。
鲍照乐府五言诗取得了突出成就,边塞诗是其中的代表。
钟嵘在《诗品序》中例举了二十二个心目中优秀的五言之作,举鲍照则曰“戍边”,称之为“五言之警策者也”,无独有偶,江淹《杂体诗》拟作前代三十位诗人的作品,其于鲍照,亦称“戍行”,可见鲍照五言边塞诗的地位是很高的。
鲍照边塞诗多以五言乐府写出,但与传统的五言乐府有所不同,它与七言乐府诗的作法有关联。
七言作诗,因章句多五言两字,故篇幅亦长,叙起事来,有从容不迫和结构平远之感。
吴均也以五言律诗为胜,如《战城南三首》、《入关》、《从军行》(“男儿亦可怜,立功在北边。
阵头横却月,马腹带连钱。
怀戈发陇坻,乘冻至辽川。
微诚言不爱,终自直如弦。
”)等,从这类诗中可以感受到史称吴均诗体“清拔有古气”的特点。
其次,二人的边塞诗均有豪迈深沉、雄浑奔放的气势。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评价鲍照:
“明远长诗,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这说明鲍照的诗充溢着一种豪迈深沉的气势。
而这种非凡的气势,在其《拟行路难》十八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鲍照以寒士的身份抒发了贫寒之士的强烈呼声,昂扬激越之情、慷慨不平之气和难以抑制的怨愤喷薄而出,气吞八荒,雄壮有力。
如“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拟行路难》其五),对功名富贵的鄙视士何等慷慨昂扬;“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怀才不遇的悲伤和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愤激又是何等浓烈!
同样,吴均《胡无人行》中“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的那种不言而明的凌厉直前的气概,也让人震撼。
又如“洞庭水上一株桐,经霜触浪困严风。
昔时抽心耀白日,今旦卧死黄沙中”(《行路难》之一),“游侠少年游上路,倾心颠倒想恋慕。
摩头至足买片言,开胸沥胆取一顾”(之二),情调慷慨,风格雄肆,奔放中透露着深沉。
艺术上最成熟的《古意》更是豪放遒劲,章法井然而一气呵成,得流宕之致。
再次,想象奇特,意象奇异。
诗人们利用乐府旧题,根据传闻、常识等,模仿汉魏边塞乐府诗作,运用富有边塞特色的名物意象,虚设边地自然环境,抒发征战的各种感受和情怀,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诗歌创作模式。
鲍照乐府想象大胆,往往出人意料,创造一个精巧的意象,让整首诗的结构围绕这个核心意象而展开。
《代东武吟》中“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军轩”,以一匹疲惫而犹恋主人的老马来形容老兵,意象可谓生动贴切。
《代出自蓟北门行》中,诗人用“羽檄”、“烽火”、“萧鼓”、“荆甲”、“胡霜”等意象是为了营造战争前的氛围,后来这些事物也被唐代边塞诗歌所继承。
同时,诗中还用“疾风”、“沙砾”、“马毛”、“角弓”等意象描绘边塞环境的恶劣,亦为后人创作边塞诗提供了张本。
这些审美意象鲜明、独特,真实地再现了边塞地区的典型环境。
对于边塞的奇异景物,鲍照的诗里也有相对应的一系列特殊意象。
比如,《代苦热行》中就连续出现了“赤阪”、“火山”、“焦烟”、“汤泉”、“丹蛇”、“玄蜂”和“虫蠱”等事物,多为鲍照所创。
除了写到边塞环境的险恶,鲍照诗中也提到了边塞特有的少数民族的乐器,如《拟行路难》十四:
“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极边气寒”中提到了“胡笳”用胡笳悲切的声音衬托了边塞严寒。
尽管在鲍照的边塞诗中涉及的不多,但是他却深深影响了唐代边塞诗人的创作。
可以说边地特色的音乐,营造了的边塞诗歌深沉的意境,增添了边塞诗歌无限的魅力,同时也体现出诗人那种难以排遣的忧伤和哀愁。
与鲍照一样,吴均也善于在诗中借助秦汉军旅英雄意象、北方独特的地名如陇坻、辽川、龙城、天山等来抒写对英雄的仰慕以及从军抗敌的志向。
但不同的是,与忠君报恩思想相联系,吴均的边塞诗篇几乎从头至尾都穿插着“剑”的意象,似乎在暗示其锋芒毕露的本性和刚直不阿的气节。
其中,《咏宝剑诗》为之表率:
“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
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锷边霜凛凛,匣上风凄凄。
寄语张公子,何当来相携。
”诗中极言宝剑材质之优秀,冶造之精良,以此隐喻人之风华并茂,收尾两句则汇聚诗人全部心力,道明原由:
之所以极力赞剑,因为即使宝剑材质上佳,但若无识剑、爱剑之人,则一切成空,毫无才用。
诗人藉此寄喻,渴望知音,示己操守端正且才高过人,一蒙拔擢,定当建树奇功。
此外,还有诸多散见于其他诗章的片句,如《边城将诗四首》之一:
“刀含四尺影,剑抱七星文”,又如《边城将诗四首》之三:
“玉标丹霞剑,金络艳光马”。
这些诗句中之“剑”意象,如“莲花剑”、“丹霞剑”、“七星剑”,或为正面描绘,或作侧面陪衬,不一而足,但皆重在以剑之清峻挺拔比拟自身性格节操,标举之意显然。
总之,鲍、吴二人的边塞诗,从题材的发掘角度来看,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基本上确立了古代边塞诗的范围。
在艺术风格方面,继承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的风格,成为唐朝边塞诗风的先声;另外鲍照擅长五言乐府创作,并大胆改造七言乐府,为唐朝边塞诗的语言形式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二人虽然极少亲历边塞,其边塞诗却真实感人。
尽管从内容到形式,吴均多有承袭鲍照之处,但无论如何均无法抹煞他们是南朝最为优秀的边塞诗作者这一事实。
他们为诗不尚铺张,言约意丰,造语风格已近唐人,超然于晋宋诗歌繁缛风尚之外。
他们的诗不光在当世有着广泛的认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好事者或效之”,对于后世边塞诗的创作亦有不少启迪和规范作用。
清人王士禛说得好:
“盛唐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渊明、谢灵运、谢月兆、江淹、何逊;边塞之作则出鲍照、吴均也。
唐人于六朝,率揽其菁华,汰其芜蔓,可为学古者之法”,确是知者之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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