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docx
- 文档编号:26298783
- 上传时间:2023-06-17
- 格式:DOCX
- 页数:120
- 大小:148.39KB
宋代思想.docx
《宋代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代思想.docx(1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宋代思想
两宋儒学,又称道学、理学、性理学和新儒学,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这一思潮,集前人思想精华,汇经、玄、佛、老于一体,以孔孟儒学为主干,经300年雕琢,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造就了以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为主流,以周、邵、张、二程、朱、陆等为代表的一代学派学者群。
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
(一)宋代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
宋代儒学是两宋政治、经济,以及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宋代的政治需要宋王朝,建立于延续了200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
为避免五代十国的分裂再次出现,宋代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太祖、太宗,特别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
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着手统一南北之前,赵匡胤就已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他接受了赵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的建议,统一南北后,立刻着手实施三项中央集权措施:
收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精兵)归中央。
以后继任的皇帝,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如加强禁军制、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和转运使制等,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削弱,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
西汉刘向曾说:
文化不服,然后加诛。
宋朝开国收权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
宋初三朝,实行释、道、儒三教兼容的方针。
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皇帝行三教并设,特别扶持儒家。
宋太祖于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亚圣、10哲、72贤及先儒21人的像,又亲自撰写孔子、颜回真赞。
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第45代孙孔延世袭这一名号。
他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文宣王赞》,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他又亲作《崇儒术论》,称: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
皇帝的扶持,当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儒学自身有其积极入世、贴近现实的优势。
北宋中期以后,儒学成为宋代思想学术的主流,固然有其吸收佛、老改造自身的缘故,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儒学能够适应宋代政治的需要,强有力地为政治服务。
而它能够改造成新儒学,击败佛、老,也是因为它根据现实政治要求发展了自己。
儒学与宋代政治的相契合,集中表现在《春秋》一书的思想内容中。
这部书在宋代得到特别重视,是宋儒传注最多的一部,连皇帝也为之写心得,并被奉为必读之书。
宋真宗于天禧年间(1017-1021年)就写下过《春秋要言》5卷。
《春秋》记载了春秋时代诸侯相互攻伐的历史,为后代提供了尊王攘夷的历史借鉴。
宋代政治的两大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和解决民族矛盾,恰恰可以由此而得到启发。
因此,宋儒释《春秋》多从这两方面来加以发挥,为宋代政治提供有力的根据。
2.宋代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变化
宋儒学发展为独立的思潮与学术主流,与它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和再创造有关,而在改造和再创造过程中,宋儒所具有的自由议论精神、发挥创造劲头,得益于当时生产关系改变而带来的社会变化。
宋初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仿唐代均田制,放任土地所有权。
于是,形成了农民和地主间的租佃关系。
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由人身依附关系向双方自愿、来去听便的契约关系的转变,促成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和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要求。
由此,也带来了两宋社会各方面的变化。
反映在下层,农民起义提出了平等的口号;反映在城市,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尉然成风;反映在上层,就是鼓励议论,行台谏制。
宋代科举制比唐更重公平竞争。
唐科举行公卷法,考生须在应考前向主考官交送诗文作品,得赏识后才可入考。
宋科举用弥封、誊录办法。
考生交卷后,密封卷头姓名,编号送誊录院,由宦官监督,誊录官指挥数百名书手抄成考卷副本,再送考官评阅。
显然,宋的办法,保证了平等取士、公平竞争。
因此,据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
这种取士之法,引导了社会风气向踊跃竞争、自由议论的发展。
宋代台谏制,既是自由议论的产物,也保护了自由议论之风。
《宋史》称:
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
台谏不仅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保证官员权力的正当使用,避免了高官专权,而且也鼓励了直言上谏,大开言路。
对此,苏轼有评论道: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
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正是在这种许以风闻,而无官长的言论宽松气氛下,宋代知识分子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议政风气,才形成起来。
3.宋代的文化发展(1)佛老失势。
佛、老自魏晋以来,于隋唐达到全盛,几乎成官方思想。
这种风气,一直带入宋,使释、道、儒在宋初受到皇帝同等对待。
但是,尊佛、老对社会的危害,在唐后期已经暴露出来,遭到过韩愈、李翱等人的猛烈抨击。
因此入宋以后的佛、老,虽然被尊,已大不同于隋唐。
同时,佛、老讲出家、无为,背君弃父,与宋代现实政治的尊王攘夷需要相违背,因而被儒学斥为以君臣父子为幻妄,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宿处,弃君背父,人伦灭尽,等等。
尽管如此,宋儒学取代佛、老,经历了一个对佛、老思想从批判,到吸收,再到融合的过程。
宋初,释、道、儒三教并立时,儒者对佛、老的批判,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出发的。
北宋中期,儒者开始从佛、老典籍中开拓学问。
北宋末南宋初,宋儒完成了儒、释、道的思想融合。
在宋儒思想家们的体系中,佛、老痕迹处处可见,但已面目全非,被儒学改造成了新的思想。
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佛、老长于治心、富于思辩的特点,被吸收进儒学,使儒学原有的长于治世特点更加发扬,形成了佛、老难以抗衡的系统理论。
(2)经学衰落经学,是两汉以来儒家经典阐释之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经学成为治国之学。
但是,东汉以后,经学向训诂发展,经魏晋至隋唐,变得越来越注重分文析字,烦言碎辞。
经学注释繁琐不堪,使通读经书成为不可能的事。
唐代钦定《五经正义》,统一各路经义注释,并立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这固然推动了经学诵习,但是,行三百年不变,没有任何创新、改造,使经学更趋僵化。
科举中的明经考试,不求解经,只试帖经。
考试时,掩住上下文,中间开一行,贴去三字,要求应试者填写贴去的字,如同填空。
这使经学取士变成死背经文,不求经义。
儒家经典之学成这种样子,已无生命力可言,自然敌不过越来越盛的佛、老之学。
儒家精神可谓奄奄一息。
北宋初,学术界仍沿用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
庆历(1041-1048)以后,风气渐变,疑经、改经、删经成学界时尚。
一时间疑经改经之风,如陆游所说:
达到了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的地步。
然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宋儒把经学纳入自己的思想轨道,将章句训诂改造成阐发义理。
(3)官私学盛宋代教育的振兴和普及,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宋代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其主要表现是官办学校和私人书院的遍布各地。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载:
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未建州学也。
北宋景祐四年前后,州郡建学兴盛起来。
庆历四年,皇帝下诏,地方办学形成热潮。
同时,又建太学,扩招生员。
在教学方法上,诏下湖州,取胡瑗在湖州学中的教育法为太学法,把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请到太学任教官。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新法鼓励办学。
地方学校得赡学的官田,使州学得以巩固。
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新教学法,使传统的记诵经传被探求义理取代之,大大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后来学术的成长。
另一个方面,是书院建立。
唐代已见书院,多为学者、士人建立的藏书、讲学的学馆,规模不大。
入宋以后迅速扩大起来。
这些书院,在皇帝诏令兴学后,得到朝廷赐勅额和田亩、书籍,委派教官等待遇,逐渐成为半民半官的地方教育中心。
南宋孝宗以后,各地官员竞相创建书院,几乎遍及全国。
在培养人才、广开言路、刊刻著作、保存典籍等方面,书院作用大大超过各州县学。
书院的兴起,使讲学之风盛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宋代许多大儒,都自设书院,主持讲学,广收弟子,形成派别。
(二)宋代儒学的主题和流派
宋儒学是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道教,形成了特殊的理论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
1.宋儒学的中心问题
宋儒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性理问题,其实质是伦理道德,即把儒学历来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上升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用以教化百姓、规范行为,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服务。
性,在古代思想中主要指人性,有时也指物性。
自孟子始,性与善联系起来,孟子认为性是人生来具有的纯善本性。
荀子有性恶论,反对性善说。
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善恶混论和性善情恶论,用以解释人的行为有善亦有恶的事实。
程颢、程颐将伦理道德再提高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成为人的本质,甚至也是宇宙万物的本质。
宋儒学各家,基本上都在这一意义上讨论做人问题、治国问题等。
理,指义、法则、规律,在宋儒思想中,与天理同义,有天道、本原的意思。
宋儒讲天理,强调两点:
其一,世界根于一原,万理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人生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归于同一个理。
其二,人伦者,天理也,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上升为人伦之根本、世界之根本。
因此,宋儒言理,意在言性。
宋儒学中,也有言心即理,但所言之心,是指伦理道德之心,与伦理道德之性没有根本区别,所论道理,还是要人们提高道德境界、遵从三纲五常。
2.宋儒学的主要流派
宋儒学的形成和崛起,非一两个人独创,而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尤其在鼓励直言、改革科举和教育的政策下,自由议论和书院授学成为学术界风尚。
师门林立,学派纷呈,正是这一时尚的必然结果。
北宋庆历以后,宋儒学正式登上思想舞台。
北宋先后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南宋有朱熹闽学,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陈亮、叶适事功学等。
理学,是贯穿两宋的哲学思潮。
这一思潮,视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认为理主万物,理一分殊,强调性即理也。
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
治学主张即物穷理的修养。
这一思潮的学派主要有北宋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和南宋朱熹闽学,构成了宋儒学的主体部分。
心学,是南宋陆九渊所创哲学思潮,它不赞成理学的某些观点,但在本质上与理学并无不同。
心学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认为心理同一,心就是理,理就是心,一旦立心,即可明理。
治学提倡发明本心,不假外物,直达天理。
事功之学,是南宋经济发达地区流行的社会思潮,以陈亮永康学派和叶适永嘉学派为代表。
这一思潮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义理作风,提出事业成功才是检验言论的标准,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性命道德之谈,若脱离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便全是虚妄之言。
治学之方,强调学以致用,躬行践履。
此外,还有司马光朔学、吕祖谦婺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王安石新学为代表的政治思潮,苏轼、苏辙蜀学为代表的文学思潮,等等,共同组成了两宋儒学绚烂的画卷。
3.宋儒学的演变
宋儒学在两宋时期的演变过程,大抵经历了萌芽、开创、繁荣、鼎盛、完善五个发展阶段。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释、道、儒三教并设,学术界以汉唐经典注疏之学为统治,新思潮尚未出现。
北宋中期,仁宗、英宗两朝(1023-1067),是宋儒学的萌芽期。
儒学的复兴起于这时的疑古思潮。
其代表人物是长于《春秋》的孙复和刘敞。
孙复所著《春秋尊王发微》,被学界公认是宋代经学开风气之作,打破了宋初学术界谨守先儒注疏、不敢异议的局面,开创了弃传从经的疑传之风。
训诂学历来将增字为释视作大忌,刘敞却置之不顾并擅添字词,改经就义,开了宋代改经、删经、补经之先。
正是这种疑古精神,蕴育了儒学的复兴。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宋儒学的开创期。
如果说,孙复、刘敞疑古还是在注疏经典的范围内自出新意,那么,宋儒在这时期已不满足于怀疑经典,而是直接对经典、自出议论了。
仁宗嘉祐至神宗熙宁年间(1056-1077),是宋儒学的繁荣期。
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界将目光从探讨经典义理转向大谈性命道德,形成了宋儒学的主题思想——性理说。
程颐将天地之性上升到天理概念,阐释人伦者,天理也,明确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宋儒学中的其他范畴和命题,如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理人欲、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也都在这个时期形成完整理论。
理学遂成为北宋学术界的主流。
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1188),是宋儒学的鼎盛期。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理学达到成熟。
朱熹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代表。
与朱熹同时,还有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
陆九渊开创心学,对修身养性,提高道德境界作了着重发挥。
陈亮、叶适则从南宋社会现实出发,重视实事实功,强调了儒学的经世致用。
理学、心学、事功之学鼎足而三,构成这个时期学术界的盛况。
南宋宁宗嘉定至宋亡(1208-1279),是宋儒学的完善期。
朱熹理学经庆元学禁(1195-1200)后,遭到沉重打击,心学、事功学也受牵连,士人不敢以儒自命,学界一片萧条。
魏了翁、真德秀竭力倡导朱熹理学,为理学得到政治上的确认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理论上,他们将心学的一些观点吸收到理学中,发展了理学心论思想。
黄震作为南宋末年的思想家,身体力行儒家的成仁取义道德风范,保持了宋儒的民族气节。
在理论上发展道不离器思想,将理学向经世致用方面推进了一步。
(三)宋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1.宋儒学的历史地位
宋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座高峰,其学术成就,高于宋以前的汉、唐两代,也远为宋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及。
宋儒学堪称儒家传统思想的一次大总结。
汉代经学、唐代佛学,是矗立在宋代儒学之前的两座思想高峰。
儒家经典,被秦始皇焚书后,除《易经》外,大都成断简残篇,缺佚散乱。
经汉代的收集、发掘、整理,又把儒学提到独尊地位,才使这一思想传统得以保持。
在整理、注释、传授儒经的过程中,汉文字学、训诂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使保存文化典籍,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延续至今的民族传统。
隋唐时期,虽然学术界曾有人试图完成以儒为主,调和释、道的思想工程,但是,由于儒学自身的薄弱,无力兼容思辨程度高于自己的佛学、道教。
而佛教则由于发达的寺院经济支持,其理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心性义理之学和万物生成思想达到了高度抽象的理论水平,凭着这一资本,僧徒在学术上傲视儒学,成为唐代思想界的主流。
宋儒是在把汉经学、唐佛学的精髓吸收过来,扬弃经学专事注疏的僵化和佛学追求虚幻的消极而发展起来的。
它把佛学养神修行,祈求来世的出世,引入到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又把儒学简单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高度,才完成了以儒学为主干,包容佛、老及诸子的理论创造。
宋代学术的这一成果,已经不是先秦儒学的单纯复兴,而是一种既继承传统又适应现实的全新建树。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儒学的成就,达到了对汉、唐学术的超越,为此而被称作新儒学,这是当之无愧的。
宋以后的元明两代,虽各有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立世,如许衡、赵复、马端临、王阳明、王廷相、李贽等,其学术成就对中国思想史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就学术界整体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退,理论创造难以达到繁荣与兴盛的环境下,其水平远未超过宋儒学,也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元、明学术是宋儒学的延续,宋儒学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并不为过。
2.宋儒学的社会影响
程颐总结宋代政治时,认为北宋百余年间未曾出现分裂,行台谏而不杀大臣以及至诚以待夷狄,使政治上出现了五代未有的长期稳定,其原因就在于以儒学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治国纲领。
这表明了宋儒学对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是通过科举取士而渗透的。
唐代科举,进士考诗赋,诸科明经只试帖经、墨义。
墨义是对经书章句的简单书面问答。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推动下,科举改为试策、试论和试诗赋三场,不再考帖经、墨义,重点转向对经典的策论和大义。
熙宁年间,义理思潮兴起,在王安石主持下,科举内容进一步改革,罢试诗赋、帖经和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
考生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学》。
共考四场,全是经义,答卷要求通晓经义,有文采。
司马光执政后,虽然废除王安石新法,但在科举内容上仅恢复了诗赋,策论仍是主要内容。
哲宗亲政后,又全改回去,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科举以义理之学取士,引导学界重义理的倾向,也推进了政界的新儒学化,影响着整个宋代的政治决策。
南渡以后,理学达到鼎盛,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一代理学家,都官高至朝,朱熹还曾入宫为皇帝讲《大学》。
南宋后期,理学家、心学家先后得皇帝赐爵定谥,各州郡也纷纷为宋儒建祠堂,立牌位。
仁义理智纲常,成为治国大纲。
宋儒学被立为名符其实的官方正统思想。
宋儒学的影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渗透于两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首先,对佛教的影响。
宋儒学吸收了佛学精髓,同时也改造了佛教思想,使之向儒学同化。
其次,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文学强调言之有理,反对文以载道。
黄庭坚曾说: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这种识见,与宋儒学的重视义理有当然的关系。
宋人的记叙文也往往夹叙义理,如脍炙人口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等,都是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章佳作。
而气魄宏大、壮怀激烈,深沉的历史感、高远的政治胸襟,更是宋代诗词的突出特点。
这与宋儒学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再次,宋儒学对宋代的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代科技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居于特殊地位,不仅出现了重大技术发明,如火药及其武器、指南针、活字印刷、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等,而且出现了被看作中国科技史座标的科技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
在这部代表宋代科技最高水平的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具有明显的宋儒学特征。
3.宋儒学对辽夏金的影响
以性命义理为内容的宋儒学,不仅在汉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发展中居于独尊一统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而且越出地域界限,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的同化作用。
与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辽、西夏和金。
由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党项、契丹、女真民族在与汉族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受到汉族影响。
不仅语言文字借鉴汉字构造,亦通行汉语,而且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等方面,也都仿照汉族。
因此,学习儒家文化成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北宋初年的崇尚黄老与儒学复兴的萌芽
(一)黄老之道与三教同设
1.北宋初年的无为治国思想北宋开国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君主极为重视黄老之学,把其无为哲学尊奉为安邦治国的指导思想。
其地位,远超于儒学和佛教之上。
黄老无为思想,在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宋初统治者利用黄老之道,证明其皇权地位的合法性。
从太祖到真宗,宋初三代皇帝都自觉利用道教化的黄老之道,伪托天意,以说明自己的君权神授。
史家赵翼说:
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
赵光义在其兄赵匡胤临终前夕,也请道士托天意,称晋王(光义)有仁心,广造舆论,于太祖去世当月登上王位,称太宗。
真宗赵恒继位后,于景德四年(1007年)末,求助名道陈抟的龙图象数之说,假其龙马负图以示天意的神秘说法,诈称自己得到天书,于是改元年号为大中祥符,以此证明其天人相迎、君权神授的至上权威。
其次,以黄老之道为君人南面术,以此为理论根据而治理天下。
再者,以黄老之道为价值方针,以统一全国的思想,达到收拾人心,天下归顺的目的。
北宋初年,传统儒学自魏晋以降,长期受佛老冲击,而日趋式微;晚唐韩愈虽重倡儒学的复古运动,终未恢复其独尊元气;况且,汉唐以来,儒学自身也出现文质支离现象,汉代崇尚经术,遂起繁琐注疏,唐承六朝遗风,又偏重了文辞浮气。
再说佛教之论,其排斥纲常礼法,轻视人伦五常,这自然与宋初统治者的立纲纪、建功业抱负相违。
在此情势下,如何避免人心混乱?
宋初统治要寻找一面思想的旗帜,来引导人心。
而黄老之道,这种经过汉初改造后,已成为侧重于统治术的道家思想,它的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要旨,便符合了北宋初年治国经世的政治需要。
而且,比起佛教来,它则又接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
于是,黄老之道登上北宋初年统治思想的宝座。
为传播黄老之道,宋太宗曾诏见当时最著名的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以表示依其道教化天下的愿望。
他又在淳化三年,取庄子卮言日出一语,为殿试题目,以老庄思想遴选入官人才。
真宗更重视黄老之学的普及,于大中祥符三年,修成诸道图经1566卷;大中祥符五年,又下令整理《道藏》,经历8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七藏。
最后,利用黄老之道的神仙家说,以期实现统治者长生久视的养生愿望。
太宗不但以黄老之道治国,而且以之治身。
他命人收集道教的神仙方术,得上迄先秦下逮宋初的野史志怪,亲赐名为《太平广记》。
这部书,虽在客观上成为古代文言小说之集,并涉猎和包含了百科资料。
但太宗之意,是借此书治身修道,一方面逍遥于世外,乞服药石仙丹,以求长生久视的性命;另一方面又纵享人世贵族的声色酒馔之乐,即希望过一种地上神仙的生活。
2.儒、释、道三教并列局面北宋初年的社会思想,既以黄老之道为主,同时又对儒学和佛学兼容同设。
从宋太祖崇道并敬佛开始,到真宗正式提出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唯达识者能总贯之,逐步形成宋初儒、释、道三教并列的历史局面。
三教关系,自汉魏以来已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方面是先秦之后儒学一次大复兴,但同时又是一次儒学对诸子百家的大兼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儒学地位下降;玄学随之兴起;佛教乘此思想杂多之局面,走上由印度佛教而中国化的道路。
可见中间三教已并世而存。
隋唐时期,社会最高统治者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三教间选择突出。
此间虽也三教互斥,为参政而激烈斗争,但最高统治者通常采取主辅相济办法,利用三教以巩固政权。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2年),令儒官、和尚、道士一起讲论,遂开三教会讲之例,促进了三教调合。
从北宋初年三教并列的历史现象看,在最高统治者处均有所载。
宋初三教同设一则说明汉唐以来,三教出现了由相斥到相存的共同助世趋势;二则说明宋初三帝对三教的宽容态度,超过了以往历史时代,其中以真宗为最;三则在三教并列中,儒学地位已出现帝道之纲的复兴萌芽,但三教之序则为,道者第一,儒者第二,佛者第三。
从外部原因看,北宋初年三教同设,与当时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宽容相联系。
经过宋初一系列强干弱枝政策,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开始走向巩固。
自太祖始,在这种大权在握情势下,又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宽容,这对思想领域三教并列,提供了社会条件。
正是这种开明政治,导致宋初开明文化的并存繁荣,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在北宋一代趋于成熟的走向。
在释、道之间,佛教向道家靠拢。
随着南宗禅学的出现,尤其是大乘空宗,明显出现了由外域异质文化,向汉民族宗教道教的调和。
如道讲无名,佛称性空;道以有生为苦而乞寻成仙之术,佛则厌世无我而欲超凡入圣;道擅静坐,佛行禅定;道有符箓法术,佛用咒语。
晚唐以来,二学互通互用,以至于佛经(如密宗理论)中已借得许多道家概念。
北宋初年的儒、释、道三教,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彼此内容的靠拢兼容,这就形成了在崇奉黄老之道的主旋律下,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二)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宋代 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