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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楚文化展
前言
中国周代有多种区域文化,楚文化是其中的一种。
它是生活在汉水、长江以至淮水之间广袤地区的楚人所创造的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
因此,楚文化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诞生于西周早期,立国之初的楚国是个疆域不过百里的僻野小国。
经过数百年的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终于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流大国和强国,跻身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创造了堪称当时世界上高度发达的楚文化。
今天我们对楚文化面貌的了解,离不开楚人创造并留给我们的珍贵实物——楚文化遗存。
千百年来,楚人遗物屡有出土,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楚文物难以数计,许多精品让我们叹为观止。
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和最早的铁器都出自于楚墓;保存完好、年代最早的一批丝织品也出自一座楚墓;先秦漆器数量之多,彩绘之美莫过于楚器;先秦竹简,也以楚简为多;帛书、帛画也都出自楚墓。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楚文化展》集中展示了湖北地区出土的楚文物精华,力求从青铜冶铸、丝织刺绣、髹漆装饰、农业商业、习俗风尚、文化艺术、车马兵阵等方面向观众全面介绍楚文化鼎盛时期的辉煌成就。
开疆拓土
传说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而祝融是辅佐炎帝的火正。
火正最重要的职能是观象授时,楚人的先祖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家,他们观象授时的特殊才能直接用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鬻(yu)熊是楚人的始祖。
西周初年,作为部落酋长的鬻熊率领族人投奔蒸蒸日上的周朝,并受到了周文王的器重。
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周公避祸来到楚地,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十分感激。
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鬻熊的曾孙熊绎(yi)为楚君,楚国正式诞生了,此时大约是公元前1010年。
立国之初的楚国国土很少,国势也很弱。
楚人生活艰难,居处荒凉,楚君熊绎穿着破旧的衣服,乘坐简易的柴车,还要远途跋涉向周天子进贡称臣。
熊绎第四代孙熊渠是一位既有胆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率部向西攻打庸国(湖北竹山境内),向东攻打扬越(位于湖北中部),势力扩展到江汉平原。
接着他率部远征,攻打鄂国(湖北鄂州境内)。
到了西周中期,楚国国势日益强大,不断吞并周围的小国。
公元前770年,少数民族犬戎攻入周的都城镐京,西周灭亡。
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东周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称春秋,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称战国。
熊通是春秋初期楚国很有作为的一个国君。
他征服了周边许多小国和蛮夷部族,使楚国的领土大为扩展。
熊通还做了一件在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威逼随国去要挟周天子来晋升楚国的爵位,当得知周天子拒绝后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自立为楚武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成为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称为王的国君。
到了春秋中期,楚庄王终成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说到楚庄王,人们就会联想到“一鸣惊人”和“问鼎中原”的故事。
楚庄王即位时还不到20岁,只知玩乐,三年不理朝政,还下令:
劝谏者,斩。
一位名叫伍参的大夫求见,说想请庄王猜一个谜语,庄王左边抱着郑国来的姬妾,右边搂着越国来的美女,坐在钟鼓之间,玩兴正浓。
大夫问:
“有只大鸟,停在南方的大山上,三年不飞也不鸣,不知是什么鸟?
”庄王说:
“三年不飞是在长羽翼,三年不鸣,是在观动静。
他飞将冲天,鸣将惊人!
”。
伍参明白了庄王以鸟自喻的用意,便放心地走了。
原来,庄王这些年不是在玩乐,而是在观察和考核他的臣属。
不久,庄王开始治理朝政,任用贤能,罢免庸才,惩治奸臣,使楚国境内安宁,国力恢复,其本人也成为春秋中期赫赫有名的霸主。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故事。
楚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期。
在一段时间里,楚国和诸侯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
这时有楚、齐、燕、秦、韩、赵、魏七个最主要的国家,号称战国七雄。
“七雄”的地理分布是:
楚国在南、赵国在北、齐国在东、秦国在西、燕国在东北,韩、魏两国夹在齐楚秦赵之间。
此时大国之间的争夺、兼并更加激烈。
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为了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他任用吴起变法,并取得了成效。
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继位。
他在位十一年,虽然时间不长,却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战胜了强大的齐国,灭掉了越国,成为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
此时楚国的版图西至川东,东至江浙,南至广西北部,北至河南南部,囊括了南半个中国,是楚国最鼎盛的时期。
从熊渠开始扩张,到楚威王时,楚国已先后灭掉了六十多个国家。
然而,楚国的命运却没有像苏秦所预见得那样。
楚怀王之后,楚国国势日衰。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郢都,顷襄王逃至陈(今河南淮阳)。
继顷襄王后的考烈王于公元前241年又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考烈王时,楚国虽灭掉了鲁国,但已是强弩之末,并不能挽救楚国行将灭亡的命运。
公元前223年,秦军攻陷寿郢,俘获楚王负刍(chu),历经800年风雨的楚国就此灭亡。
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柄越王勾践的青铜剑。
剑长55.6厘米,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暗纹,正面近格处有两行八个字的鸟篆铭文:
“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剑格的正面和背面分别用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
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11道同心圆。
出土时剑插在漆木剑鞘内,出鞘时,剑身仍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刃薄锋利,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迄今为止,越王剑先后出土20余件,但越王勾践剑的工艺之精美,则首屈一指,无与伦比。
经现代仪器分析测定,勾践剑为青铜铸造,其主要成份为铜、锡、铅、铁和硫等,其剑脊部分含铜量高,使剑具有较大的韧性,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量高,使剑具有较大的硬度,更为锋利。
刚柔相济,既坚韧又锋利的特性使越王勾践剑成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
根对于越国国君之剑为什么会出现在楚国墓葬中,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是越女嫁到楚国的陪嫁品,因为文献记载勾践之女是楚昭王的宠姬;也有人认为是楚国缴获的战利品,因为楚威王时越国被楚国所灭。
1983年11月,在距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望山一号墓两公里处的另一座楚墓中,发现了一件吴王夫差的青铜兵器,其状如矛,矛身正面有两行八字错金铭文:
“吴王夫差,自作用於”(yu)。
“於”字经专家考证为矛状兵器。
吴王夫差矛的正背两面脊部均铸有血槽,其下端各有一刻纹精细的兽首形穿孔鼻。
其铸造之精可与越王勾践剑媲美。
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都出土于楚墓。
而历史上,吴、越两国曾进行过长期的争战。
公元前496年,吴越开战,吴师战败,吴王阖闾(helu)负伤而死。
公元前494年,其子夫差替父报仇,带兵伐越,打败越国。
越王勾践成了吴国的人质,被囚禁于吴国。
三年后,勾践获释回国。
他牢记亡国之耻,发誓报仇雪恨。
传说勾践睡觉以柴火为褥,屋内悬挂苦胆,吃饭前先尝苦胆以警示自己。
他任用贤士改革国政、振兴经济。
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最终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流传至今,其知耻而后勇和奋发图强的精神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郢,是楚国都城的通称。
纪南城,是楚国郢都的所在地之一,它位于湖北省江陵县城关北面五公里。
因在纪山以南,后人称之为纪南城。
考古资料表明,纪南城作为郢都应在战国时期,直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进这座郢城将其夷为废墟。
纪南城是楚国强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南方最大的一座古城。
文献所载“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是说当时城内店铺林立,道路四通八达,十分繁华。
集市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赶集的人早上穿着新衣服出门,晚上回来时,新衣因人多拥挤成了破衣服。
纪南城用泥土夯筑的城垣(垣:
墙)至今仍大部分保存在地上。
整座城呈长方形,只有南垣中部偏东处有一段向外凸出。
城垣东西长约4450米,南北宽约3588米,面积16平方公里。
现存城垣一般高出平地3.9至8米,底部宽30至40米,上部宽10至20米。
城垣有内外坡,外坡较内坡陡,有利于御敌防卫。
在城垣外坡20至40米之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宽一般为40至80米,局部河段宽达100米,最窄处10米。
经勘探,纪南城有城门7处,其中有三个水门。
水门是郢城建筑的重要特色,朱河、新桥河和龙桥河分别从北垣、南垣和东垣流入城中,穿城之处有水门。
护城河与三条河流相通,形成一个完整的排水系统,既利于城市的进水和排水,也便于交通和防卫。
水门的特点是门位多,有三个净宽为3.4米的门道,可容三艘宽达3米的货船运行。
陆门也是三个门道,中门宽8米,两个边门宽4米,文献记载,中间的门叫“驰道”,是专供楚王进出的,两边窄小的门叫“旁道”,是百姓通行的。
郢城水井密集,水井的用途大约有四种。
1、生活用水,这类井较深。
2、烧窑制陶用水,这类井较浅。
3、冷藏井,井内出土大陶瓮,用以冷藏食物。
4、储藏井,井壁有对应的脚窝供人上下。
铄石镂金
楚国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197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所获资料表明楚国在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铜绿山位于湖北大冶。
据清代《大冶县志》记载,铜绿山“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故名”。
这种呈铜绿色的雪花小豆就是一种铜矿石——孔雀石。
每到深秋,铜绿山上还遍地盛开着莹蓝色的铜草花(学名海州香薷),这是一种喜铜植物,生长在含有铜元素的土壤里,它的根部灰分中含铜量高达3%。
孔雀石和铜草花成为古人寻找铜矿的指示物,正是它们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古代矿工来到铜绿山开采铜矿。
考古发掘证实,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年代从西周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后。
已清理出不同时代、不同结构、采用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斜井、盲井数百座,大小平巷近百条,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约10座,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上千件。
铜绿山已发现的古代矿井,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深达40——50米。
在地面有垂直出口的井称竖井。
采掘出来的矿石由人力向井面提升。
提升的过程应当是从盲井到平巷,再由平巷经竖井提升到地面,即分段提升的方法。
大约到战国时期开始使用机械提升。
在竖井所在地面上搭起支架安装木辘轳。
木辘轳轴的两端各有两圈长方孔,孔内可插入木条。
古人以长绳、竹钩、竹筐、藤篓等工具,将装载的矿石借助木辘轳轴上所插的长木条提升到地面,既省力又提高了效率。
为了防止木辘轳滑动,聪明的古人还在木辘轳轴上另一圈较密的长方孔上插入短木条,如要停止提升,只要插入插销,就可以随时控制轴的转动,这种结构简单而灵巧。
安全措施对于地下开采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矿工的生命安危。
为了防止井巷四壁土石在开采过程中发生坍塌,古人用木料做成方框形的支架。
排除井巷积水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时矿工想出的有效方法有两种,一是利用废弃的巷道和开掘较窄的巷道作为排水道,另一种是辅设用粗树干挖空而成的排水槽,通过水槽将水集中导入积水井,然后用提升工具将水提升到地面。
矿井内的通风和照明也是安全采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期还不可能使用机械通风,而是利用不同高低的井口所形成的气压差,形成自然风来调节巷道中的空气。
同时采取填塞废弃巷道的方法来控制风流,使新鲜空气流向深处作业区。
至于照明,可能是用燃烧干竹片的办法来解决。
在井巷中发现了一些竹片,一头有火烧的痕迹。
竹子在燃烧时产生的烟雾较少,应该是井下最理想的照明材料。
矿井中出土了不少与采矿有关的生产工具,有采掘用的斧、锛、锄、钻等金属工具(前期多为铜质,后期出有铁器);载运和提升用的木铲、竹筐、藤篓、木辘轳、绳索、木钩;选矿用的船形木斗,排水用的木槽、水桶、木瓢等。
其中一件铜斧重三十多斤,是发现的最大一件采矿工具。
铜绿山开采矿石后,是就地筑炉冶炼,炼渣也就地处理,无须搬走。
在这里,遗留的古代炼渣分布面积约14万平方米,有的地方炉渣堆积厚达3米,总计达40——50万吨。
推算当时炼出纯铜不少于8——10万吨。
炼铜竖炉是用红色粘土、石英砂、铁矿粉、高岭土等耐火材料夯筑而成。
从炼炉的结构来看,它是由炉基、炉缸、炉身三个部分组成。
炉身部分坍塌,炉基在地表之下,下设有风沟,风沟内壁有经高温烘烤的痕迹,有的沟底还有木炭和灰烬,可见风沟是对炉缸起防潮和保温作用的。
炉缸筑在炉基的上面,有椭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
在炉缸上沿设有鼓风口,并需用鼓风器。
有的风口可能是一对,用以解决鼓风不足,炉温降低的问题。
炉缸一侧筑有金门,用以排放铜液和炼渣。
由于渣和铜的比重不同,铜液沉于炉缸底部,炉渣浮于其上,只需在金门的上部和下部分别开口,即可将渣和铜分别排出炉外。
对炼炉复原和炼铜模拟实验证明,其炼铜的过程是将选好的铜矿石进行破碎,然后与燃料——木炭一起投入炼炉进行冶炼,其工艺是铜的氧化矿还原熔炼。
使用这种竖炉,只要保证必要的风压、风量,使炉内木炭充分燃烧,即可进行冶炼生产。
它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持续冶炼,显然这种竖炉有较高的冶炼能力。
如果按一天投入炼炉的物料3000公斤、矿石的含铜品位12%来推算,每日可产粗铜300公斤。
炼炉所排放的炉渣大多成薄片状,表面光滑,表明冶炼时炉渣的流动性良好,其平均含铜量只有0.7%,由此可见楚人在冶铜时已掌握了较好的配矿技术。
丰富的铜资源成为楚国逐渐强大的重要物资基础,楚墓出土大量青铜器足以说明这一点。
楚国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日常生活用具等,它们在形制、纹饰、铸造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浓郁的特色。
《左传》载: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
意思是说,在青铜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而这两件国家大事都离不开青铜。
青铜礼器主要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
其中用于烹饪和盛食的鼎,位居礼器之首。
鼎是按照礼制要求组合的。
文献记载,鼎是以奇数组合,与偶数组合的簋相配。
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列鼎和列簋的组合标志着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周代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礼器风格,无不集中而且生动地表现在铜鼎上。
楚墓所出铜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被学术界称为“楚式鼎”。
“楚式鼎”的特征是束腰和平底,立耳外撇,鼎身四周有多只兽攀附其上,形制优雅。
“楚式鼎”自铭“升鼎”,其束腰的特征可能与楚人在人体审美中对细腰的偏爱有一定的关系。
独具特色的“楚式鼎”一般出土于高级贵族墓中,是楚国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其流行的时间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晚期。
镬鼎,形体较大,是用于烹煮牲肉的大鼎。
是用来烹煮祭祀用的牛肉和猪肉的。
圆底盖鼎是使用最普遍的鼎,楚国圆鼎的特点在于它的三个足较中原鼎足高,可能与楚地潮湿的气候有关。
有的鼎盖上铸有水牛形象的钮。
小口盖鼎,自铭“汤鼎”。
这种鼎不是煮牲肉或盛牲肉的,而是专门用于烧水的鼎。
簋,是重要的礼器,用于盛装黍、稷的容器。
楚墓出土早期的簋有三个足,春秋晚期开始,簋下为方座,而且从造型到装饰纹样都很精美,与中原簋简朴的风格大相径庭。
簠是盛梁、稻的容器。
器盖和器身形制相同。
屈子赤角簠,出土于随州,年代大约为春秋晚期。
盖内有铭文6行31字,记录了这件青铜器是楚国一位姓屈,名字叫“赤角”的贵族为其二女儿“芈璜”出嫁而特意铸造的一件媵器,也就是陪嫁品。
春秋中期楚国贵族中势力最大的有屈、景、昭三大姓。
有人认为“赤角”担任过楚国的左司马,其字为“子朱”。
子季嬴青簠,出土于湖北襄阳,年代为春秋晚期。
器盖和器身内底各有铭文4行24字,记录此鼎为楚国一位氏“子季”,名“赢青”的贵族为自己制作的一件铜器。
据考证“子季”应是楚王族的一支。
敦是盛饭的容器,也是楚器中尤具个性的器物。
它的特征是器盖与器身同形,扣合后呈球状或椭圆形,俗称“西瓜敦”,盖钮和器足形状也相同。
秭归出土的嵌地几何纹铜敦,曾于1988年6月4日夜晚在秭归屈原纪念馆被盗。
几个月后,中国学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从一个外国朋友处得知,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将拍卖一件与秭归屈原纪念馆被盗的铜敦非常相似的文物。
经专家确认后,在中国驻美使馆和国际刑警的多方努力下,这件铜敦终于完璧归赵,回到了中国。
壶是盛酒器,分方壶和圆壶。
发现的楚国方壶,年代最早为春秋早期,到了战国中期,楚国方壶已自具特色。
当阳草埠湖发现的铜方壶镶嵌绿松石,纹饰十分精美。
圆壶有两种,一种有提梁,一种腹部有辅首。
缶,分为两类。
器形较高而有颈的,为盛酒器,楚墓出土的这种缶自铭为“尊缶”。
器形较矮而无颈的,为盛水器,其自铭为“盥缶”。
楚式尊缶和盥缶已有大量的发现,说明楚人对缶的重视。
楚亡后,这种楚式缶也随之消失了。
东周时期,青铜也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质,它是各诸侯国用于制作兵器的主要材料。
楚国在当时不仅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而且拥有庞大的武器库。
楚国青铜兵器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青铜剑的大量生产和形制的变化上。
在春秋晚期以前,楚墓出土剑的数量很少,一般只出在贵族墓中。
剑的形制也很短小,只能作为防身的佩剑。
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墓葬中出土剑的数量骤增。
这一时期的青铜剑已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用品,而是变成了广大士兵,特别是日益兴起的步兵和骑兵手中的武器了。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青铜剑在形制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剑身加长,战国中晚期的剑一般要比春秋中晚期的剑长20—30厘米。
二是由柱脊变为棱脊,由无从(血槽)变为有从,刃部由直刃变为弧线内收。
这些变化,无疑加强了剑的直刺功能,提高了剑的杀伤力。
弩,传说是由战国时期楚国人发明的。
弩主要是由弓、弩臂、弩机三部分构成。
弓横装于弩臂前端,弩机安装于弩臂后部。
弩臂用以承弓,弩机用以扣弦、发射。
弩机与弓箭相比,具有很明显的优点。
一是延时发射,射箭者无须在张弓的同时瞄准,提高了命中率;二是弩可以借助臂力以外的其他动力来拉弦,增加了弓箭的射程。
1986年湖北江陵秦家嘴四十一号楚墓出土一件长仅27.8厘米但结构复杂的弩。
它可一次装20支箭,连续发射十次,每次射出两支箭,射程达20——25米,被称之为连发弩机。
包山二号墓出土了一件龙首杖,青铜铸造的杖首为龙头形,张口吐长舌,舌作刃并通体用金银错菱形纹和云纹。
“龙首杖”出土时与竹简、毛笔、刻刀、灯、瑟、几、奁等同处一室,其具体位置是横放在两束竹简之上,简文内容为重要的司法文书、卜筮和祭祷记录。
据学者们研究,此墓墓主生前官居“左尹”,执掌“司法”,位在“大夫”,而封爵却较晚,“龙首杖”出土时色泽如新,可能是死者生前接受的封爵之物,是标志其生前等级、地位和权力的“爵杖”。
楚墓除出土青铜礼器、兵器外,还有青铜生活用具。
战国时期青铜器总的发展趋势是青铜礼器逐渐衰落,而青铜生活用具却被装饰得富丽堂皇。
包山二号墓出土的樽,高17.5厘米。
盖顶有四个昂首凤形的铜钮。
出土时樽内有鸡的骨头,应为盛食用具。
望山二号墓出土的樽,盖边对称分布4个鸟形立环钮。
全器众多的龙凤图案,反映了楚国青铜器装饰图案的特点。
楚国青铜器表面以金银镶嵌出精美的花纹,这种工艺古代叫金错、银错。
人们首先在青铜器的表面铸出花纹的浅槽,浅槽必须呈燕尾状,即梯形,外小内大,然后将金丝、银丝或金片、银片嵌入表面的花纹浅槽中,经过打磨使表面光滑。
有的刻槽细如毫发,为錾刻,为了使镶嵌物牢固,可以在浅槽中涂一层起粘合作用的漆,然后将金银丝嵌入。
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的装饰工艺,它是青铜工艺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
带钩,相当于皮带扣。
有些也可用来悬挂随身物品。
流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
楚国带钩制作精美,有鎏金的铜带钩和错金银的铁带钩。
“鎏金”也称“金涂”。
它是将金粉和汞的合金涂在铜器表面,经烘烤,汞蒸发,金便留在器物表面上。
经过鎏金处理的铜器,不但器物表面色泽金黄美丽,而且鎏金本身对保护铜器、避免铜器氧化也起着重要作用。
错金银铁带钩出土于江陵望山1号墓,整件器物呈弧形,钩作龙首形,背面有二个圆形的凸钮。
龙首用金片和金丝嵌龙的眼、耳、鼻、嘴。
龙颈两侧用金丝嵌饰卷云纹,颈背用金片和金丝镶有圆圈纹等纹样。
器身从中部分成两组,镶嵌基本对称的图案,用金丝镶有圆圈纹、用银丝嵌成云纹图案。
全器长46.2厘米,宽6.5厘米,高0.5厘米。
这样宽大而制作精美的错金银铁带钩,为迄今所仅见,应是楚贵族在重大的祭祀或宴飨场合使用的。
这件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铁带钩,其钩头为锻打而成。
由于燃料所限,当时炼炉的温度很难高过1200度。
人们无法在高温下炼铁,于是在炼炉中放入燃料木炭和加大鼓风量的方式来提高铁的含碳量,这样就可以在1200度低温下炼铁。
不过这样炼出的铁是含碳量(2%以上)较高的生铁,又称“白口铁”。
生铁的特点是硬且脆,做出的铁器易碎。
到战国时楚国出现了生铁鍒化处理技术,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铁的脆性,制成了“可锻铸铁”。
方法是将生铁再次加热到900度左右,保存3-5天,使铁中的含碳量降低,从而使铁的脆性降低,成为硬度高且伸展性优于生铁的展性铸铁。
这件带钩的钩头就是用这种方法处理后煅打而成。
人骑骆驼铜灯是照明用具,由豆形灯和人骑骆驼两部分组成。
铜人昂首直腰骑坐在骆驼上,头部较大,面向正前方。
圆脸,铸有向脑后梳的发纹。
两手曲肘前伸托住管形铜圈,用来插灯柄。
双脚后夹于驼身两侧。
骆驼头前伸,弓背垂尾,颈下有斜线纹,前腿上部有直线纹,以表示驼毛。
灯身与灯座是分别铸造而成,可以拆开。
铜人与骆驼也是分别铸造,然后用铅锡合金焊接成一体。
器身高19.2厘米,制作精巧,人与骆驼的形象逼真,为研究当时楚国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楚国青铜器中的精品。
人擎铜灯由铜人座、灯柱和灯盘组成。
铜人头挽右髻,发髹黑漆,宽额,浓眉大眼。
衣服为右衽,广袖,博带,深衣,深衣下摆错红铜纹饰。
铜人左手扪胸,右手执灯。
柱座上铸蟠螭纹。
整件铜灯不但制作精美,而且也反映出楚人服饰中“好细腰”的特点。
铜人腰间的腰带称为“绅”,在视觉上给人以“细腰”的感觉。
铜镜是梳妆用具,最早的铜镜发现于北方。
西周以前的铜镜多出自黄河流域,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向南流行。
楚国铜镜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被称之为“楚式镜”。
楚国铜镜大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才开始出现,比中原地区要晚得多。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
透雕凤纹镜的镜面与镜背用两种合金成分不同的青铜分铸,然后扣合而成。
髹漆饰纹
先秦漆器以楚墓出土的最多,这无疑是楚国髹漆业在东周列国中最为发达的重要佐证。
《韩非子》里的一则故事说,有一个楚国人为了让郑国人买他的珍珠,做了一个十分精美的彩漆盒,将珍珠装在盒中。
谁知郑国人对彩绘有花草凤鸟的漆盒爱不释手,于是只买下漆盒,却将珍珠退还给了楚人。
从这则“买椟还珠”的故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楚国漆器工艺的独到之处。
楚国髹漆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楚国有十分丰富的漆树资源。
著名的哲学家庄子也曾在楚国当过管理漆园的官吏。
其次,楚地气候温暖、雨量充足,不仅利于漆树的生长,而且潮湿的气候也适宜漆器的生产,利于漆膜干燥、坚固、富有光泽。
大量精美的楚国漆器被保存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楚地地下水位高,楚墓中漆器往往都浸泡在属中性的水中,使之长期不易损坏。
加上楚墓多为土坑木椁墓,除深埋于地下外,木椁外还常常填塞有较好粘性和抗渗性的白膏泥或青膏泥,对椁室起着防腐密封的作用,为漆器的保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耳杯,饮酒用具。
楚国耳杯有两种形状。
一种是屈原在《楚辞》中称作“羽觞”的耳杯,杯耳呈方形,好像蝴蝶的翅膀;另一种耳杯的耳如新月形,被称作“圆耳杯”。
凤鸟双联杯是将整件漆器做成凤鸟背负双杯的形象,它不仅是一件实用漆器,同时也是一件艺术珍品。
凤首高昂,目视前方,口中衔一颗彩绘漆珠,漆珠髹黑漆,黑漆之上用红、黄漆彩绘6个相套的圆环纹饰。
凤腹便便,奋力托负双杯。
展开的羽翼护住两杯的前端,双杯后连接凤鸟微翘的扁长尾。
凤鸟的头、颈、身、尾,除尾以红漆为地外,其余均在黑漆地上,用红、黄、金色遍饰象征羽毛的纹饰。
凤鸟的翅膀用堆漆层层凸现,并用密集的线条、圆点、卷云纹等描绘羽翼。
凤顶、颈、翼、身共有8处嵌银,好似8颗耀眼的珍珠。
这件漆器的双杯特别引人注目,它们是以两只竹筒作杯,接近杯底处用一根细竹管将两杯相通,使这件漆杯可以供两人同时饮酒。
古代婚礼仪式上有“合卺(jin)”之礼,也就是新郎、新娘要共饮一杯酒,如同今天婚礼上新人喝交杯酒的仪式。
这一仪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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