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docx

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docx

《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

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

原题为《北京局外人》2月18日，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胡某东与面馆老板姚某发生纠纷，随后持面馆菜刀，将姚某头颅砍下。

时至今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被曝光，但死者姚某的身份信息却曝光较少。

有大陆媒体近日采访受害人亲友，称姚某性格温和，“几十年没见他打过架”，节约且有规划。

虽然事件真相依旧扑朔迷离，但那些攀附在城市生活圈边缘备尝辛苦、远离乡土却不能扎根异乡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在面对社会上一些“中国底层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声音的时候，我们不禁发问，社会底层的出路在哪儿?

2015年12月7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

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

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

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

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

骑三轮车载货的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300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回到沉闷模样。

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

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

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

这是他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

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

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东五环一间大杂院。

其间备尝辛苦，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

2013年7月9日，北京街头一个卖鞋的路边摊位。

摊在街边的生意

许世佩摊子上的货是各种外套、碎花棉袄、裤子。

妹妹的则是手套、护膝、围巾这样的“小货”。

每件货的毛利大约是40%左右，顾客砍价到三成以下，就只好作罢。

早上许世佩只卖了200多块钱的衣服，不到平时一半，“雾霾天，出来的人少”，许世佩说。

旁边卖手套、护膝之类小货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

大妹20岁那年来北京就是帮许世佩看摊，以后许世佩一直带着大妹设摊，两人的货配着卖。

好在这处早市是合法的，许世佩缴纳了每月800块两个摊位费，就可以放心摆摊。

七点左右，早市和附近的农贸市场大约同步开张，一小时后，两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过来收钱，一些临时摆摊的小贩，按日缴纳每天20块钱的散摊费用。

相比起妹妹，这些人卖的是更小的货，从镜子、刮胡刀到小收音机之类。

光顾这处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族。

临十二点关张之前，最后照顾许世佩生意的，是一对骑电动车的环卫工人夫妻，买了一件35元的碎花袄子。

雾霾天的好处是天气不是顶冷，冷的时候，“零下十度照样摆”。

大姐夫李国胜双手双脚都长冻疮，溃烂流水，人只能不断地跺脚来暖和一点和止痒。

遇到下雨，货物遮上塑料布，人披个雨衣站着，夏天则靠一把遮阳伞、一把大蒲扇，迟一些出摊，晚上到十点来钟才收。

上午十点半左右，早市收摊，许世佩和大妹收车回大杂院。

旁边的安徽阜阳摊主下午去另一处马路市场，那里似乎没被城管盯上，但许世佩和大妹在那儿没有位置。

他们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京旺家园小区路边，但从2016年元旦开始，城管查得更紧，他们不敢再去。

本来周末城管不查，但上周日新来一个卖包小贩，想抢一个卖玩具的老摊户地盘，两人打起来，新来的小贩主动打电话向城管举报，大家只好赶紧撤退，出了摊却没做成生意。

“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做不下去了。

”许世佩抱怨。

他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取出来。

去年APEC会议期间，妻子陈根娣一辆新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1600元打了水漂。

在老式小区里“打游击”的“小双”，前两年丈夫刚过世，一次连车带货被抄走，托了关系，过了一周才取出来。

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过。

“城管来抄，‘群防’打头阵。

”许世佩总结说，“群防”总在前面，负责锁定目标，城管再适时出场。

“群防”看起来是近乎社会混子的年轻人，难于防范。

要小心应付的不仅是城管。

许世佩每日骑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路过货运铁道的一截，车辆拥堵，车上货物堆得过高，为了防止翻车和撞车，许世佩只能下车推行过铁轨。

他的上一辆车，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报废了。

那是许世佩第一次触碰到生死边界。

当时他骑着三轮车在芍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辆转弯避让面包车的大公交相撞，许世佩飞了出去，坠在马路上的一刻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回过神来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货物垫住了他的背。

交警到场没收了三轮车，前来收购的人却嫌轱辘扭成麻花的车太破放弃了，许世佩得以拆下车上有用的蓄电池，装在了眼下这辆车上。

公交车司机还给了许世佩200块医疗费，但许世佩觉得自己并没有伤，不想去医院，把钱退还给了司机。

嘈杂、喧闹的北京城乡结合部，大量外来人口聚居。

日常的辛苦不值一提。

夫妻各自出摊的时候，午饭都只能将就，一屉小笼包令爱吃肉的许世佩心满意足，相邻摆摊的一个河南小伙子，不断在数落小摊炸油条和肉包子不能吃，“里面的肉不知道哪里来的，想到恶心”，许世佩并不接话。

傍晚收摊回家，两口子才能做顿像样的饭。

有时候煤炉子没封好，火熄了，还要重新生火，饭到嘴时快睡觉了。

早年他一个人在北京，更是两头忙活。

摆摊的中间，从来也不去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

被城管撵的时候，许世佩感觉自己“跟个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边“打游击”，许世佩近来卖货的另一去处，是每逢周三、周日的集日，在朝阳区金盏乡的亿宏达农贸市场摆散摊。

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二弟夫妇和两个妹妹也去这里。

2015年底最后一个周日，亿宏达市场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早市，缴20块钱摊位费，一上午能卖三四百块钱。

但在这个大集上，许世佩的生意仍旧低迷，倒是小妹的小货摊子有些忙不过来。

头天她刚去了大红门进货，路太远没法骑电动车，提着几个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几个市场，手上越来越重，回来搭的公交车上不仅多交三个人钱，还得领受旁人的白眼，好在集市的生意弥补了辛苦。

唯一没有来赶集的，是三弟夫妇，他们在三河县跑展销会。

展销会由一个大老板发起，租下一块场地，招徕一二百家商户缴纳摊位租金，打出一个某某展销会的大牌子，名头响亮，周期十天半月。

一般在北京的远郊区，有时也去到郊县和天津的地盘，一个地方结束了，再换地方，一拨人结伙跟着走。

展销会近年越来越少，展位费由一两千元上升到5000多元一期，几乎吃尽了商户利润，夫妻俩的两个展位缩成一个。

前年，他们被小舅子拉下水卷入河南襄县的一场传销，一共交了十余万会费，相当于一年多都生意白做。

不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拉亲戚入会，和许世佩还有别的亲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来往，成了众兄妹中游离的一家。

很多进城打工者选择租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破败平房，周边环境如何不重要，便宜才是首选要素。

老家有多远

几年前，妻子陈根娣开始念叨，想回老家乡下养牲口。

以前在老家，她可以养鸡赶鸭喂猪。

老家的房子还在，不像大姐夫家的已经塌了。

这么多年，陈根娣一直想念家乡，“空气也好一点，这里就是挣点小钱。

”她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北京，尽管她努力把在农村的生活搬到大杂院里：

买坛子腌酸菜，像喂养鸡鸭那样，用卖鱼摊贩丢弃的鱼鳃喂一大群流浪猫，还买来葡萄自己酿酒。

两口子用半生积蓄买的房子，在省城合肥，多少也算是家乡，“可以两头儿呆呆”。

往年两人会回家过年，今年许世佩不愿回乡，陈根娣却忍不住赶在过年前自己回了趟老家。

虽说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几户姊妹家走走，人比在外边亲热。

住在大杂院里，看似众多亲戚在一处，但各自早出晚归，见面都少。

许家大姐也想家，家里的老人还在，身体还好，每个礼拜她会给老母亲打个电话。

这么多年，除了今年春天回乡给公公奔丧，她只在北京“非典”那年回去过一次。

那一次，北京城空了，没有人敢上街买货，李国胜夫妻俩放下生意跑回老家，呆了一个多月才出来。

那是最长的一次回乡，长久不住人，家里的土房子也塌了，他们只能寄居在亲戚处。

夫妻俩在巢湖买了房子，离家乡更近，也是个投资。

没料到近两年巢湖撤市，房子跌价，又打算在省城合肥买。

许世佩也在合肥花八十万买了房子，几个弟妹大都在合肥买了房，不算高的房价和不算远的离家距离使他们如此选择，花掉了多年做生意的大部分积蓄，至于在北京买房扎根，“想都没想过”。

除了老人，故乡最牵念的自然是孩子。

孩子一般是老人带，只有春节前回去看看，往往还为了多赚点钱，又在过年前匆匆赶回北京卖庙会。

陈根娣并不认同小妹妹如此，说起当年撂下孩子，她有些后悔，“其实我不该上这儿。

要是现在，我就不出来。

”

她记得有年春节前，下着好大的雪，两口子要赶火车回北京，小儿子许超扯着手臂不肯放，满脸的愤怒盖不住眼底的悲伤。

少年的许晓川对父亲出门印象不深，母亲离家时，才意识到从此是一个人了。

有次他在家里哭起来，弟弟问为什么，“我说想爸妈了。

弟弟也哭起来”。

许家弟妹们在大院添了孩子，但在北京拿不到准生证，只能回家乡去生下来。

出生之后在北京养上两年，要上小学了又送回去，这边上学难，又没人照顾。

老三的孩子许飞出生后来京，五岁的时候被送回家乡。

在北京的时候，许飞上过幼儿园，那是他童年的金色记忆，“做游戏、吃饭和睡觉”。

回乡之初，许飞很不适应，因为家乡无幼儿园，只好提前放到一年级，上了三个一年级，彻底打消了他对于上学的兴致。

小学时他学习一度还算可以，上了初中一落千丈——外公再也看不懂他的作业，给了他偷懒打游戏机的便利。

五妹家的女孩子汪静一岁多被带回老家，由外公外婆抚养。

父母回家的时候，她一直不肯喊妈，跟着表姐把自己母亲喊“四姨”。

“‘妈’这个字我喊不出口。

”回家呆上一段，刚刚习惯了，要喊出口了，爹妈又要走了，再度生分下来。

“以后我有了孩子，绝对不会把他丢家里”。

汪静说。

陈根娣后悔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儿子许晓川在家吃了不少苦。

爷爷脾气暴躁，许晓川时常挨揍，曾经罚他不准吃晚饭和归家，只能在屋前檐下过夜。

当她第一年春节回家时，看到许晓川在大冬天放一群鹅，手背全部皲裂了，“脸上冻红得像猴屁股似的。

”许晓川回忆，他有一次挨了揍，一路走回上锁的自家老屋，坐在门前哭了一天，想不通爹娘为何不回来。

弟弟许超由姥姥抚养，姥姥比较疼外孙，让许晓川心生羡慕。

他常年做相同的梦：

一条大河岸边，外婆带着弟弟上了一条船，划走了，他在岸上拼命喊叫，他们的船却越划越远，他因为过于伤心从梦中醒来，好半天仍饮泣不止。

第一次来北京，许晓川觉得人特别多，“不停有人挤我”。

父亲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一块钱的汉堡给他，他一直以为汉堡会很好吃，可吃到嘴里却觉得“很恶心”。

对于北京，他一直不了解，直到上大学出来。

相比于身为“北漂”的自己，他感觉父母离家乡同样遥远，“父亲干不动田里的活儿，也呆不惯乡下了”。

许世佩有自己的打算。

他的生意细胞是家乡的田园培育的，小时候在田里抓鳝鱼卖，十七岁跟父亲去南通贩米；成年后和大姐夫李国胜一道收购遍布丘陵的木材，运到长江南岸去卖。

现在回去，“就算下不了田，摆个摊总可以”。

今年许世佩没有回去过年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娶媳妇不太顺利，让他没有面子。

在心里，他期待着明年能修好房子，两个孩子带上儿媳妇，“衣锦还乡”。

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那里才是归宿。

怀着这种念想，许世佩不太认可小妹现在谈的对象。

小妹夫是家乡一个镇子的人，前几年在北京发现肝癌，在北京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化疗，实在不行了还是转回合肥，一路回到县医院，最后转回老屋，小妹妹回去侍候了几个月，在家乡过世落土。

在北京，人落不了土，只能烧掉。

小妹新近找的对象是理发师，人看上去还周正，但许世佩一直不满意，原因是男方是甘肃人。

一旦哪天要离开北京，小妹妹去向哪里呢？

“还是找个老乡妥当。

”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凤凰周刊》记者／袁凌本文综合整理自《北京局外人》（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74期）和网络资料。

新媒体编辑/丰泽马茹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