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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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
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些
当前的上海,正站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起点上。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放在我们面前。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真正认识上海在90年代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地位。
如果说前一个10年,上海人更多的是惊羡于深圳、厦门等地的开放奇迹,那么进入90年代,上海已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一样,站到了我国开放的最前列。
350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正以我国最大经济开发区的独特步伐走向世界;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配套齐全的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同志对90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这是90年代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
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胆魄,就不可能面对挑战,抓住时机,在进取、开拓和竞争中大步走向世界。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关系。
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个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000402,股吧),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
这里,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澄清一些疑虑和误解。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
”在国营企业集中的上海,有这种担心可以理解。
对于某些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现象,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然而10多年的开放实践已经证明,要保护民族工业,采取关起门来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惟有大胆开放,引进外资外技,吸收先进管理方式,经受国际市场考验,大大提高竞争能力、经营水平和企业素质,才能利于改造和振兴民族工业,在开放中真正保护民族工业。
为什么新兴的厦门收录机产业、深圳自行车行业和内蒙古毛纺业,能迅速赶上或超过号称老牌冠军的上海同行?
为什么上海的汽车工业,能在短短几年中结束挥汗抡锤敲敲打打的历史,迅速接近世界水平?
答案就在于开放,在于主动引进、消化。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
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份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
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
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40多年经济发展史的基本结论。
“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
”在一些似乎“精明”的同志里头,存在这种担忧。
不错,外国企业家来投资、经商,当然为着要赚钱。
但是,开放是双向的,吸引外商投资是互利的,它有利于弥补我们的资金、外汇不足,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建设,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
一句话,有利于增强我国力。
既然如此,我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的韬略。
有的项目,即使我们暂时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让利于一时,得益于长远。
我们不是说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么?
如果不给人家甜头和实惠,还谈得上什么“吸引力”呢?
又遑论引鸟筑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陷在眼前一时一事甚至蝇头小利的得失上拔不出来。
那种以小失大、求近效而舍远利的算盘,看上去“精明”,其实并不聪明。
开放要加快步伐,引进要抱几个“大金娃娃”,不改变这种得失观,不拿出一点长远目光和大将风度怎么行?
“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么?
”确实,扩大开放,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上海做生意;吸引外资,会有一些外国资本家到外资企业当老板;允许外国人设银行、办商业,又会有不少“洋人”搬进高楼大厦坐写字间……于是有些人担心新上海与旧上海“差不多”了。
这种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方法,是不对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上海的开放格局决非旧上海的租界,哪有什么列强逞凶、炮舰横行?
哪有什么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
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平等互利经商投资。
这种万商云集的景况,是我们主动开放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际城市的形成发展必备的条件,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可惶惶然呢?
对于引进的同时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
引进的过程,本身就是鉴别良莠,取舍精华糟粕的过程。
我们吸取的是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坚决抵制;我们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来华外国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败坏我国社会风气的东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赌博业等等,则坚决不开口子。
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免疫功能,使干部和群众真正经得起开放的考验。
所以担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上海会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不必要的。
扩大开放,说到底也是深化改革。
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任何开放,都不可能不引起内部体制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
因此,开放意识和改革意识融汇贯通,密不可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扩大开放。
我们现在有的扩大开放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设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
有的扩大开放措施,则将从深层推动体制的改革,例如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改革着手,改变法制不完备、执法不严格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扯皮的状况,极大地改善投资软环境;又如扩大外贸,就要求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营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联合统一对外的外贸经营新体制;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转换。
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深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的进一步调整。
很显然,在90年代新形势下,在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成为有没有深层的改革意识的重要试金石,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实质也是改革意识的再教育、再深化。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原载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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