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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古代雄辩和谋略第一书
《战国策》:
古代雄辩和谋略第一书
《战国策》的成书及流传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料汇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谋略和论辩之辞。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之间,斗争尖锐而频繁。
一个国家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除了富国强兵之外,尤其需要有合适的谋士为国君出谋划策,并肩负出使各国的使命。
于是,当时出现了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的人,他们讲求如何揣摩国君的心理,运用纵横捭阖之术,约结盟国,孤立和打击敌国,他们“出奇策异智”,可以折服千军万马,可以“运亡为存”,可以左右几个国家的局势,从而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
当时的纵横家,比较著名的有公孙衍、张仪、苏秦、虞卿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所不同,却都有着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对外交游说之术非常重视。
为了切磋说动国君的技艺,展现自己的谋略和外交才能,他们不断地收集历史资料储以备用,并把自己在各国间从事的外交活动记录下来用以反思,有的甚至还亲自拟作,以练习雄辩的技能。
《战国策》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在西汉末期以前,这些纵横家留下的文章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更没有《战国策》这本书。
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体例不一,文字也错乱难读。
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纷争的历史,很有史料价值,便对其进行校正、删减和补充,最后采用国别体,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魏、中山十二国,将其编撰成书,共三十三卷,取名为《战国策》。
刘向曾说:
“臣向(指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可见,《战国策》的书名是刘向整理后所加,策是策谋的意思,后世有人将其理解为书策(写字用的竹简),则与刘向的原意不合。
《战国策》成书后,东汉学者高诱为它作注,和原书一起流传。
但由于此书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倡导的儒家主流思想不一致,因此一直未受到重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有所散佚,到北宋时原书已缺十一卷。
后经著名文学家曾巩细心访求,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
南宋时,姚宏搜罗了多种《战国策》版本,加以校订整理,并作了续注,流传至今,通称“姚本”。
与姚宏同时,鲍彪也注释此书,他的工作有不少缺憾,元代吴师道又为其作补正,和鲍注一起流传,通称“鲍本”。
我们今天常用的《战国策》属于“姚本”系统,但也将鲍彪等人的注释加入其中以便参考。
后世对《战国策》的评价渐趋公正
前面已经谈到,《战国策》宣扬的是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与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冲突,即使是整理者刘向也认为该书的思想与儒家不同,只是由于其内容和文采还颇具价值,才加以整理。
因此他所持的热情并不高,书中有些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或繁或简,反映了他“除重复”做得不够彻底。
宋代苏洵、苏轼父子虽喜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从来不敢给予公开的赞许。
曾巩则把《战国策》中的言论和策谋斥为“邪说”,“为世之大患”。
南宋叶适则说《战国策》中十之七八是“儇陋浅妄之夸说”,搅乱了道德礼义,“为学者心术之巨蠹”(《学习记言》)。
到了元明清时期,学者在谈及《战国策》一书时,基本都是排斥其思想而称赞其文章,很少做全面评价。
像清代陆陇其就说《战国策》“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
可见,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多视《战国策》为离经叛道之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对它做过客观公正的
评价。
现代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战国策》,从而对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评价也渐趋公允。
就内容来说,《战国策》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这部书向世人展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所述战国之事多取材于此。
据学者统计,《史记》征引借鉴《战国策》之文有149处之多。
“战国”作为特定的时代名称也始于《战国策》。
至于《战国策》的文采则是古今学者都赞赏的,甚至有“文辞之最”的美誉,对后世史传文和议论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思想来说,《战国策》中记载有些策士为了追名逐利朝秦暮楚,有些策士为报私怨拨弄是非相互倾轧,施展计谋坑害对方,有些策士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为“知己者”拼死卖命,甚至做出刺杀等极端行为,如豫让为智伯报仇刺赵襄子、聂政为严遂报仇刺韩傀,这种思想行为的产生虽有其历史原因,却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
但书中也对忧国爱民、破旧立新、重用贤人等思想进行了赞颂,这是值得继承的。
比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有才能的人,更不懂得忧国爱民。
齐宣王听后顿时悔悟,任命了有才能的人就任官职,齐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又如,赵武灵王勇于冲破赵国贵族集团的重重阻力,弃旧图新,实行了“胡服骑射”,赵国实力由此强盛。
这种“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改革思想,至今仍值得肯定。
再如,姚贾劝秦王在用人问题上应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鲁仲连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这些见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反映出古人在用人方面的朴素辩证观。
《战国策》中的语言论辩艺术
《战国策》中记载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之辞,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对辩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色和技巧对今天我们辩论、演讲、谈话以及回答他人提问仍有借鉴价值。
首先,言语有气势,善用铺张。
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
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言语表达全面缜密、有自信、有气势,会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敢稍加怠慢,从而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
《战国策?
秦策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惠王的话: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
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这段话用词华丽,颇具气势,充分显示出苏秦对秦国各方面情况有着详细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从而增强听者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其次,恰当地引史据典。
言论讲究有理有据,有理就是讲道理,有据就是摆事实。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提倡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物和事例作为论据,并信手拈来古代的经典名句作为道理,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言辞更具说服力和真理性,同时可以展现自己渊博的才学和谦谦君子的风范。
据统计,《战国策》中引用古人的事迹达143次,像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就举了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齐桓公的例子来证明要统一天下,非战不可。
而《战国策》中纵横家们引用《诗经》《周易》《尚书》《春秋》等典籍中的句子和生活俗语来讲道理的也随处可见。
这些名句和俗语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听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效果上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巧妙运用意深趣浓的寓言。
寓言,就是用假托故事或以物拟人的手法,使人从中获得启示。
在论说中我们不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考虑对方心理和承受力,避免事与愿违,而巧用寓言说明道理则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
《战国策?
燕策二》中记载赵惠王将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阻止惠王出兵,惠王对苏代的劝说必存戒心,这为苏代的劝谏设下障碍。
若直言相劝,恐难以消除惠王的防备之心,甚至可能被当作敌人对待。
于是苏代以“鹬蚌相争,渔者得利”的寓言,形容燕、赵和秦三国的关系,让惠王思考其中的道理:
攻打燕国对赵国百害而无一利,最终燕赵只会如鹬蚌一样落入渔父强秦之手。
惠王听后放弃了出兵的
念头。
最后,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去说明道理。
有些道理直接阐述,难以把问题讲明白,而借助打比方则既提高了言语的表达效果,又便于对方的理解。
《战国策?
楚策四》中记载楚襄王不听庄辛劝告,亲信小人,荒淫恣肆,结果遭到了秦国的连年进攻,兵败地削。
情急之下他又问庄辛如何是好。
庄辛则用蜻蛉、黄雀、天鹅自以为没有忧患却终遭杀身之祸来作比喻,意在强调国君不应丧失警惕,而要励精图治才能保邦兴国,若一味贪图享乐和安逸必将身死国破的道理。
三个比喻由小而大,步步紧逼,顷襄王听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其明理设喻之效,不言而喻。
《战国策》寓言故事三则
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读作zhī,古代盛酒的器具,类似壶)酒。
舍人相谓曰:
“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
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
“吾能为之足。
”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
“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遂饮其酒。
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齐策二》)
楚国有个贵族祭过祖先,把一壶酒赐给门客。
门客相顾商议:
“这酒,几个人喝不够,一个人享用却有余,让我们各在地上画一条蛇,先画成的请饮此酒。
”有个门客率先完成,取过酒壶准备先喝,他左手持壶,右手又在地上画了起来,并说:
“我还可以为蛇添上脚呢。
”蛇脚尚未画完,另一门客也画好了,于是夺过他手中的酒壶,说:
“蛇本无脚,你怎能给它硬添上脚呢?
”便喝了那壶酒。
这个寓言本来是齐国使者陈轸劝说楚国大将昭阳要懂得适可而止,否则只会招致杀身之祸。
如今,人们用“画蛇添足”来讽刺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人,意在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律性,不能随意改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三人成虎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
“否。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
“寡人疑之矣。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
“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
“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
愿王察之矣。
”(《魏策二》)
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葱要陪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行前对魏王说:
“现在,如果有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魏王说:
“不相信。
”庞葱说:
“如果是两个人说呢?
”魏王说:
“那我就要疑惑了。
”庞葱又说:
“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
”魏王说:
“我相信了。
”庞葱说:
“大街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好像真有老虎了。
如今邯郸离魏都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背后毁谤我的人可能也不止三个。
希望您能明察秋毫。
”庞葱讲这个寓言意在劝诫魏国国君要明辨是非,不要听信谗言。
但魏王却没有做到。
当太子充当人质期满回国后,庞葱再未能获得魏王的召见。
如今我们用“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南辕北辙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读作háng,道路)。
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
“我欲之楚。
”臣曰:
“君之楚,将奚为北面?
”曰:
“吾马良。
”臣曰:
“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
“吾用多。
”臣曰:
“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
”曰:
“吾御者善。
”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
(《魏策四》)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在大路上遇见一个人,正在向北面赶他的车,他告诉我说:
“我想到楚国去。
”我说:
“您既然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面,为什么往北走呢?
”他说:
“我的马好。
”我说:
“马虽然不错,但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
”他说:
“我的路费多。
”我说:
“路费即使多,但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
”他又说:
“我的车夫善于赶车。
”这几样越好,反而会离楚国越远啊!
原文中的“臣”指魏国大臣季梁,他听说魏王准备攻打赵国,以武力建立霸业、取得威信,急忙以这个寓言进行劝谏,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实现愿望,而且会离愿望越来越远。
“南辕北辙”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目的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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