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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
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
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本文摘自高华:
《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
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
“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都说到了。
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
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
1949》,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雪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
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
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
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
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
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
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
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
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
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
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
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后者只有127万。
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
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
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
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
“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
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
“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抗战胜利,中国进人“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
张正隆的书中引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
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
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揭.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
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
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
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
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
”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
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数更多。
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
两年后的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这可能是他在大陆时代最后一次得到青年的欢呼。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
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
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她的书中还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
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
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知识分子占多数。
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
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
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
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
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
“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
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
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一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
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
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
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
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
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打中共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
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
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
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
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
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
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
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
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
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
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1945年后,蒋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
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
“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
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
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
——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
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
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
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
”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
胡秋原说,“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
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l948年8月14日)。
8月15日,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
“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
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
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
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
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
“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
”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
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
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
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
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
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
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
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
刘述先回忆道:
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
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
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
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
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
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
《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
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
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
“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
”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
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
虽然国民党政府宜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
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精神几乎崩溃。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
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
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
“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
”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
1949年6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
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
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
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
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
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
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
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
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
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
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
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
“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
”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
“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
”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
“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
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
“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
“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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