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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

不变的主题：

认识你自己

——对西方传统知识论的反思

【标题注释】中图分类号：

B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01）06-0022-05

【文章日期】2001-08-07

【作者】张西立

【作者简介】张西立　求是杂志社，北京　100727　（1970-），男，《求是》杂志编辑。

【内容提要】习惯于主客二分的西方知识论传统，自柏拉图以降，绵延数千年，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伴随，以寻求绝对客观性为旨归的近代科学逐渐取得了它相对独立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科学与哲学相互分化，知识与智慧不断疏离的过程。

然而，正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把一个古老的话题再次提到人们的面前--“认识你自己”。

【关键词】科学/哲学/知识论/理性

可以说，自从人猿相缉别以后，一个不解之迷便与人类如影相随，它就是“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个问题的刻意求索，筑就了独具特色的古希腊文明的辉煌。

然而，大约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直到理性主义大放光芒的近世启蒙时代，“思维”、“理性”等人的本质规定性却逐渐远离整体的“人”而去，现实的人所具有的诸多丰富的内涵被层层剥离，原本仅仅是人的本质的一个侧面的“思维”、“理性”一跃而成为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所在，植根于大地之上的人慢慢地被连根拔起，从此以后，迷失“自我”的人如同失去家园的孤儿一般流落天涯，备受凄凉。

随着20世纪初年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系列伟大发现的诞生，给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认识论体系带来强烈震撼。

现代西方哲学由此拉开了从对直观客体的执着探求向对主体自身不断追问的重大转向——“我是谁”的问题在更高的意义上被重新提起。

　　一

西方传统知识论认为，主体与客体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之间有明显可分的界限；认识过程是一种严格遵循排中律、不矛盾律的二值关系的反映；认识的结果——知识应当是纯粹客观的，是客体特性在主体观念中的直接再现；对于认识结果的真理性评价必须以客观性为尺度等等，与此相应，追求纯粹客观的真理性认识便成为传统知识论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界限是否总是那样的分明，人类知识的纯粹客观性是否可能，诸如此类问题，实际上是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触角不断向纵深发展而日见突出的。

具体而言，主要是由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非经典物理学的崛起而引发的。

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不仅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而且表明物质形态本身因其具体运动形式的不同而形成质量和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

量子力学理论则表明，在微观高速领域，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和复杂，以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分你我的。

这是因为，主体及其使用的测量仪器与被测量物体之间存在着以量子形式出现的相互作用，而这一量子过程是不可分的。

这其实就是说，认识主体——人只能在对被观察物体的这种实际影响的过程中观察对象。

如此一来，这样一种推论便成为可能，即人的关于微观物体的观察或测量结果中，不仅包括来自被观察或测量对象的信息，而且包括来自活动着的主体即人的信息。

总之，人对微观高速领域物质对象的认识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仅是主体能动活动的结果，而且在这种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主体影响和客体特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样的分明和清晰，认识结果——知识的纯粹客观性便成为大可怀疑的。

实际上，即使是在宏观低速的情况下，认识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不象微观高速情景下的影响那么显著而已。

这样看来，不仅人类知识本身就是主体能动作用的结果，而且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认识对象也在不知不觉间融合了人类认知的因素。

这对于向来坚持以纯粹客观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知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用他们过去那套习惯于主客二分的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日趋复杂的认识过程。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活跃于科学和哲学领域的人们便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认识主体自身上来，从而在当代认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转向认识主体自身的倾向。

这种转向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知识论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它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主客关系间更为丰富的内容以及人类认知可能具有的广阔前景，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知识论所以走向终结的若干深层的思考。

　　二

科学如同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形态的初始阶段的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都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态。

一般来讲，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到了近代欧洲的笛卡儿那里才取得了较为完全的资格。

而在笛卡儿之前直到古希腊的这段时期内，科学一直是处于从产生到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的分化或产生是同哲学的形成过程分不开的。

在古希腊，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同时又是素朴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

古希腊人对于自然界的兴趣同后来的人、尤其是同近代以来的欧洲人相比，是大为不同的。

在古希腊人那里，哲学即是“爱智慧”的意思，而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把“智慧”理解为科学，理解为真理或知识的一种形式，理解为理智的圆满，并且认为智慧起着理智的最高思辨能力的作用。

那时的人们从未想象过，科学能够宣称自身胜于“智慧”并且与“智慧”相冲突。

这一点也是整个古代世界的观念。

古代世界一直认为，“智慧”是人们向往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的学问，它使人与神相通。

由此看来，希腊智慧是关于人的智慧，理性的智慧，它的惯常目标不是神性意义上的“上帝”，而是在其适当神秘中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使物之所以为物的那个“存在”。

这种智慧完全包含在人类理性追求最高真理的过程中，这些最高真理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可以正确理解的。

“在苏格拉底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理论学说。

唯一的问题是：

人是什么？

……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注：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然而，大约从巴门尼德时起，希腊人的这种“美德即知识”的智慧活动便开始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向。

巴门尼德以及后来的柏拉图几乎在不同程度上都相信真正永恒不朽的东西就是那些超越于所有有限物之上的无限者。

虽然，在他们那里，借以通达这种无限者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并不存在，但理性的力量显然被他们所看重。

这种逐渐远离现实具体的存在物而仅以“存在”为终极目的的近于纯思辨的倾向在柏拉图那里表现的最为突出。

一部《理想国》其实就是为柏拉图所孜孜以求的最高理念的现实表达，正是在这里，“共相”与“哲学王”取得了高度的但却是抽象的同一。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研究原则，一反柏拉图追求“共相”的纯抽象理路，试图在新的意义上恢复苏格拉底以前的“爱智慧”传统，但由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着科学、宗教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的分化趋势，亚氏最终只能选择以更高的形式张扬理性精神，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哲学与科学（当时最为发达的科学门类当推尚处于萌生阶段的物理学）的进一步分化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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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氏以降，西方人愈来愈笃信理性的力量。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像后期希腊哲学家们一样，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抱有很强的信心。

他们把古希腊关于宇宙的有序性和规则性的观点与《圣经》中关于上帝是所有规律创造者的观点完美地结合起来。

经院哲学尽管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却在某种深层次意义上为以后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性的基础。

这一点业已为后来的人们所注意。

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说：

“然而，我并不认为我阐明了中世纪精神对科学运动的产生所做的最大贡献。

我指的是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认为每一个小事件都以绝对确定的方式与产生在其之前的事件发生逻辑联系。

”除了传统基督教在总体上的贡献以外，清教主义在某些具体的方面似乎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清教徒们认为，通过认识自然，人们能够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在自然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显现他自己的。

他们之所以如此尊重理智，是因为上帝惟独让人拥有理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大科学家如牛顿的眼里，科学在本质上不仅不与基督教相对抗，而且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理性启蒙时代的到来始自笛卡儿的哲学革命。

不管笛卡儿的初衷如何，他的成就在于他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神学作为世间唯一真理体系的霸权地位，从而开启了以寻求确定性为基本特证的近代认识论的先河。

不确切地讲，正是笛卡儿终结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对“智慧”不懈探求的历史进程，此后，哲学便从由灵魂的制高点向它流淌真理和灵性的溪流中游离了出来。

形而上学不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顶点，而成了近代科学由以出发的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

科学似乎从此摆脱了充当神学婢女的屈辱地位，一跃而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

正如笛卡儿把哲学与神学分离开来一样，康德甚至把科学同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像笛卡儿否定神学作为科学知识体系存在的可能性一样，康德否定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可能性。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德实际上仍然信奉着一种自然哲学。

从康德以后，科学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纯粹直观形式，这种形式早已经远离前苏格拉底时期“爱智慧”的古老传统。

至此表明，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得以确立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古希腊人“爱智慧”的传统被阻隔和慢慢中断的过程。

　　三

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最后支撑点的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人们思想中的一些根本信念、最高原则和一般方法，表现为人们对待整个世界的总的态度。

这就决定了哲学的方法不能局限于某种实证的或纯粹直觉的方法范围内，而应是实证与思辨、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因此，近代历史上那种企图依照某种具体的科学方法来建构哲学体系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不加区别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在哲学发展的初期，它是包罗万象的智慧之学的总称，这时的哲学与其说是哲学，还不如说是哲学、科学、甚至还有宗教在内的三者的混沌统一体，因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出现前后，希腊远古神话不仅在现实生活形态上还是在观念形态上都还顽强地存在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依然是各种拜物教的真正内涵。

在生产劳动的推动下，一些人间或产生对于周围事物的审视和辨析，试图以人的心智可以把握的方式洞察整个世界的本源所在，但那时人们所能凭借的心智的力量是那样的微小，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想象、臆测、直觉等较原始的思维方式。

人的心智力量的发现和运用从根本上讲是以后日见昌盛的科学的真正开端，而想象、臆测、直觉等带有更多神秘色彩的思维方法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宗教的。

这就不难理解，作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士，像其同时代的诸多哲人一样，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

中古以下，近代以来，随着“自我”的发展和日见凸显，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也越来越突出，而这又是以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为背景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张扬人的理性力量为特征的近代科学与本质上宣扬蒙昧和神秘的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愈益紧张，而近代哲学却在二者的对立和冲突中渐渐地取得了它的相对独立地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却是以对近代科学方法的一边倒为基本倾向的，这就使得哲学刚刚脱离了中古基督教的奴役以后，重又陷入了对近代科学的亦步亦趋和顶礼膜拜之中。

但哲学与科学毕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黑格尔说：

“哲学缺乏别的科学所享有的一种优越性：

哲学不似别的科学可以假定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为其对象，或者可以假定为认识的开端和进程里有一种现成的认识方法。

”他进而说：

“不过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

”黑格尔这里所讲的哲学不同于一般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说一般具体科学都是对于特定对象的直接认识和把握即“思”的话，那么，哲学在本质上则是关于“反思”的学问。

这种“反思”不是对某一具体表象的任何一种思维形式，而是“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由于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反思”性质，因而它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最高、最普遍意义上的“大全”。

尽管黑格尔把“大全”界定为人类所能认识和把握的“绝对真理”有其唯心主义的一面，但我们不妨把他所讲的“大全”理解为古希腊哲学原初意义上的“智慧”。

这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哲学看作一门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对世界某一局部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具体科学的“思”之成果为前提的。

如生理学之“思”仅在于理解和把握人之手或脑或某一器官的特性和机理；心理学之“思”仅在于理解和把握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所以产生和运转的客观条件和内在机理；即便是在科学领域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今天，新兴的神经生理学看起来是把人的心理和生理结合起来研究，其实质仍然可以说是对构成整体的人的特定部分——大脑的运转机理的研究；……如仅限于此种“思”之结果，显然，完整、统一的世界就会变的支离破碎，人将越来越身处灵肉分裂的痛苦境地。

故此显示出作为“大全”而存在的哲学的不可替代性。

其实，黑格尔对哲学“反思”特性的界说，一个重要的理论动机大概就在于续接和复兴源自古希腊而后渐渐中断了的哲学即是“爱智慧”的伟大传统。

因为不如此，在黑格尔看来，近代科学甚至近代哲学也将如整个世界一样走向支离破碎，逐渐远离科学和哲学赖以存在的现实根基。

从这一意义上讲，黑格尔是历史上深刻揭示了科学与哲学辩证关系的第一人。

科学之“思”对于哲学之“反思”的需要如同后者对于前者的需要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只是从“应然”的角度讲，在“实然”的层面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而往往是那些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将“形而上学”拒之门外，因为在他们看来，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或曰“形而上学”是难以通过各种实证的方法加以把握的，因而其存在与否或正确与否是说不清楚的，既然说不清楚，按照“如勿必要，勿增实体”的古训，还是不去涉及为好，真正的科学研究总是要以明确而具体的事物为对象的，无所不包的“大全”似的“科学”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宗教。

当今持这种观点的在西方大有人在，而主要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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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sscipape　四

哲学是关于我们对周围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的学说。

系统的哲学理论虽不是人人都有，但世界观却是谁人都无法回避的。

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是孤立于这个人的各种活动之外的，无时无刻不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

当代实证主义者口头上不承认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客观存在性，但在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却是无法回避的，这一点已越来越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所证明。

早在1930年，玻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质子与电子质量的比、决定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的细微构造指数等等，并不是由量子力学体系中必然地导入的东西，而是从外部所与的偶然的因素。

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说：

“然而，要揭露现象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关系，对于把自然的本来面目按照我们人类的需要的自然而变革，对以考虑这种意图为重要任务的真正科学家来说，如果没有哲学的指导，一步也不可能前进的。

”在习惯于牛顿经典自然观的科学家看来，微观世界中个别偶然性、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仅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代科学史上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爱因斯坦—玻耳之争盖源于此。

实际上，量子理论既然与19世纪经典物理学相冲突，那么就必将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家们关于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看法。

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

爱因斯坦试图驱除原子中的幽灵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

爱因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败，根源于存留他头脑中的关于自然的陈旧的观念。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种哲学观念一经接受，它是如何顽固地在发生作用，而往往又不为当事人所自知；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在重大科学发现的推动下即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接受起来，即使对于发现了相对论如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也是多么地艰难甚至无奈。

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为真理而去发现真理是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唯一而至高无上的命令，探究和发现隐藏在变动不居现象背后的不变的规律是他们作为专家学者的天职，至于我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工作及其结果对于其他人乃至社会将要产生什么影响，那根本不是我应关心和解答的问题，因而与我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毫无关系。

这样一来，在社会既成的种种条件下，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从事的某一项科学研究竟然被单方面宣布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客观的活动！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原子弹的发明与爱因斯坦的参与不无关系，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完全出于无私的这一举动，随着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琦的两声爆炸，被永远地抹上了不道德的阴影。

20世纪伟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很多，但如爱因斯坦那样足以给人们的世界观带来深刻、持久变革的却不多；面对新的思想和观念表现出异常顽固立场的有很多人，但似乎谁也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典型；提到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表明出的那种特有的心无旁骛和执着纯真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有爱因斯坦；但在反思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负面效果的时候，怎么会忘记那两声惨绝人寰的原子弹的爆炸声呢？

！

正是爱因斯坦——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一身兼有了科学发现上的开明和保守，坚持科学研究客观性立场的荣耀和尴尬。

爱因斯坦的事例发人深思！

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就持有科学是价值中性的看法，他们坚持认为不仅科学知识本身是价值中性的，而且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都只在于科学自身，与个人价值毫无关系。

西方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他主张科学家对自己的职业态度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

他甚至断言“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注：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38页.）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在军事和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增加，人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即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越来越明显。

核战争、基因工程等将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科学家自身开始对研究者的职责和无限地追求真理的权利提出批评和表示怀疑。

”（注：

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现代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科学家一般都是属于某个机构或组织的成员或雇员，科学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资金或其他社会资源），而这种支持是不可能不希望回报的，尽管不一定是短期的或直接的。

“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注：

参见曹南燕：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一文。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一部西方文明史表明，科学的历程和哲学的滥觞几乎是同步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随着科学领域每一个重大发现的出现，以“反思”而著称的哲学就会立即有相应的变革或发展，反之亦然。

事情往往是，在科学取得了它的巨大进步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这种趋势相适应的人的哲学世界观却没有随之而来；相反，有时一种更具有导向作用的哲学世界观出现以后的长时期内，科学领域却依然故我，没有多大的改观。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总结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方法论，但几十年过去了，支配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依然是以牛顿经典力学观为代表的机械论方法；本世纪初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玻耳等的量子力学的问世，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牛顿力学统治自然科学领域的传统格局，而且预示着人们看待整个世界的观点和视角的重大转变，然而，一个为人所不愿正视的事实是，现代西方哲学除了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作了局部的修修补补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以心物二分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知识论的框架。

人们热忱期盼的那种哲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共生共存局面的到来，不能说还只是一个奢望。

　　五

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越是大公无私和毫无顾忌，就越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然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谈何容易！

科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宣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不是为个人私利，而纯粹出于兴趣和爱好，但兴趣和爱好又是什么？

它虽不能简单地划归个人私利的范围，但也决不轻易地属于大公无私之列。

纵览一部西方科学发展史，举凡有些造诣的大科学家都有着某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宗教情结，最典型的当推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牛顿。

牛顿晚年陷入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他所有伟大科学研究的自觉不自觉的延续。

事实上，牛顿在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一个尚未被人所注意的内在动因在于，他在灵魂深处对于永恒和不朽的渴望，而牛顿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也许并不为他本人所自觉的思维前提可能就是上帝的存在。

在这里，我们说，号称纯粹客观的牛顿物理学研究，贯穿始终的是他对灵魂自足的内在冲动，用中国人的惯常说法就是出于“安身立命”的需求，而这一点非但不是自明的，相反却是大可怀疑的。

因此，即使在号称最客观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想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或彻底的唯物主义，仅仅凭借所谓兴致所至，其难度之大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为此，所有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必要认真考虑与崇尚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活动须臾不可分割的宇宙观或世界观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也许并不过时——“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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