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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东坡文化之肇始解构及重构
谈“东坡文化”之肇始、解构及重构
东坡先生年轻时博通经史,喜欢读西汉文学家贾谊与唐代文学家陆贽的著作。
以下是小编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东坡文化”之肇始、解构及重构之论文范文。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其论者方法论的多样性,故从19世纪以来学者们针对文化的概念,展开了千态万状、自圆其说的界定。
且不说西方学者们数以百计的高论,单就我国近现代几位著名学者的立论就让人眼花缭乱。
譬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先生提出:
“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认为: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著名文化学者胡适先生指出:
“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文化”一词真正的社会学涵义,是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以奥格本为首的社会学家,根据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定义进行修正为:
“文化是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
”
参照上述学者对“文化”一词的定义,笔者曾在《论东坡文化的特征》一文中,试图对“东坡文化”作出这样的界定:
东坡文化,是以苏东坡贬谪人生的观念形态为研究对象,具有苏东坡鲜明个性特征的有关其哲学思想、精神创造、审美观念及生活方式等之总和。
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作为古代士大夫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笔者继而在上文中作出这样的判断:
“历史证明,东坡文化转型重构于黄州,熔铸成熟于黄州,开宗立派于黄州。
它不是‘苏轼文化’的简单复制,更不是‘三苏文化’的刻意翻版。
”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坡文化之肇始、解构及重构于黄州,本文将努力进行一次较为深度的探析。
一、肇始
文化社会学告诉我们,所谓文化并非人类一下子发明、创造出来的,它有着长期的积累、传承和突变性。
这里的“发端”不是指事情的开头,而是指事物变化的起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用质量相互转变的辩证思想,提出一种现代“突变论”观点。
无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绝不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质到异质的自然进化。
“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
”东坡文化,正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动因,在特定的时空等特定条件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我们说构成东坡文化的起因或者说肇始在黄州,有以下几点直观的理由:
(一)“东坡”名号始于黄州“东坡文化”是由“东坡”和“文化”组成的“复合名词”,亦称偏正短语。
在这个偏正短语中,前面一个名词“东坡”限制说明后一个名词“文化”。
既然如此,“东坡文化”就限定在“东坡”这个范畴。
“东坡”,一则指东坡这个人,一则指黄州城东数十亩的故营地。
这是元丰四年(1081)二月,东坡先生的友人马正卿(字梦得),向州府申请的一片荒地。
为了解决全家二十余口人的温饱,东坡先生率家童躬耕东坡,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
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别号“东坡”。
苏轼自号“东坡”,它不仅是个符号,还表达了他对白居易惺惺相惜及仰慕之情。
因为黄州这片荒坡也在城东,故遂以白居易尽享“闲适之乐”的“东坡”之地名作为自己的别号。
此外,东坡别号也向世人宣示,昔年的苏学士如今已是“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四首》之一)的识字农夫;“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的黄州人。
北师大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得好:
“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千百年来,一声“苏东坡”深情感人,妇孺皆知,其号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本名。
也正是从“东坡”故营地始,东坡先生用汗水和辛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自称“居士”始于黄州
“居士”这个称号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其意是指为道,为艺不求闻达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
按佛教的说法凡是在家修炼的信徒以“居士”相称。
据传最早称为“居士”的是印度与释迦毕尼同时代的维摩诘居士。
这位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人物,可是名副其实的居士。
他的《维摩经》,对中国文学、哲学影响甚巨。
僧俗各派学者极为服膺,如谢灵运、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行止、文风,皆以维摩为楷模。
尤其是东坡先生将维摩视作生死置之度外的“至人”。
东坡先生对维摩居士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庄子》而促成的。
在黄州期间,筠州圣寿院省聪禅师因苏辙而往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于是为禅师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
在文中他称自己修行是“我今亦作(造作)、亦灭(寂灭)”的过程。
并对“昔维摩诘,默然无语,以对文殊”无有文字语言的“不二法门”,以“东坡居士”之名作偈言。
[4]379当然,东坡先生钟爱两万五千言的《维摩经》,并不是视为万世不移的金科玉律而被动接受。
只是对这位家有万贯家财,妻子美貌,一双儿女,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辩才无碍,以法自娱,能够“处相①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的宿世妙缘望尘谟拜。
笔者常思,东坡先生一生师范五位贤达。
在“乌台诗案”前期,他崇拜东汉的身正节清的范滂,入仕后追随他的导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
“乌台诗案”后期,他仰慕西方的维摩诘,信奉战国的庄子,效法东晋末的陶渊明。
这五位贤哲可谓集儒道释禅之大成者,构成了东坡居士(又名雪堂居士)思想之基石。
在黄州期间,东坡先生自叹“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初秋寄子由》),于是在安国寺参禅五年不辍。
他在来黄州初期的定惠院里,研读注解《周易》。
移居临皋亭后,他“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
在此期间他应友人之请,撰写了《胜相院经藏记》《跋所书〈摩利支经〉后》《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
他还潜心地研读了《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心经》等佛学经典。
需要指出的是,东坡先生所谓“归诚佛道”,不是要削发为僧,而是归诚佛教之哲理。
如果说佛陀时代第一居士维摩诘是“以法自娱”;那么,北宋第一居士苏东坡则是“以佛自悦”。
这就是“东坡居士”之真解。
(三)建构东坡哲学体系始于黄州
以“莫须有”定罪的“乌台诗案”,无疑让苏东坡祸生于忽而身心受到深重的创伤。
在那“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的御史台监狱里,曾被仁宗皇帝期许为“太平宰相”,其诗词曾让神宗皇帝停杯投箸,爱不释手的第一大才子,如今像“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受尽刿心鉥目的羞辱。
尽管他出化。
“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
”东坡文化,正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动因,在特定的时空等特定条件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我们说构成东坡文化的起因或者说肇始在黄州,有以下几点直观的理由:
(一)“东坡”名号始于黄州
“东坡文化”是由“东坡”和“文化”组成的“复合名词”,亦称偏正短语。
在这个偏正短语中,前面一个名词“东坡”限制说明后一个名词“文化”。
既然如此,“东坡文化”就限定在“东坡”这个范畴。
“东坡”,一则指东坡这个人,一则指黄州城东数十亩的故营地。
这是元丰四年(1081)二月,东坡先生的友人马正卿(字梦得),向州府申请的一片荒地。
为了解决全家二十余口人的温饱,东坡先生率家童躬耕东坡,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
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别号“东坡”。
苏轼自号“东坡”,它不仅是个符号,还表达了他对白居易惺惺相惜及仰慕之情。
因为黄州这片荒坡也在城东,故遂以白居易尽享“闲适之乐”的“东坡”之地名作为自己的别号。
此外,东坡别号也向世人宣示,昔年的苏学士如今已是“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四首》之一)的识字农夫;“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的黄州人。
北师大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得好:
“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3]55千百年来,一声“苏东坡”深情感人,妇孺皆知,其号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本名。
也正是从“东坡”故营地始,东坡先生用汗水和辛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自称“居士”始于黄州
“居士”这个称号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其意是指为道,为艺不求闻达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
按佛教的说法凡是在家修炼的信徒以“居士”相称。
据传最早称为“居士”的是印度与释迦毕尼同时代的维摩诘居士。
这位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人物,可是名副其实的居士。
他的《维摩经》,对中国文学、哲学影响甚巨。
僧俗各派学者极为服膺,如谢灵运、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行止、文风,皆以维摩为楷模。
尤其是东坡先生将维摩视作生死置之度外的“至人”。
东坡先生对维摩居士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庄子》而促成的。
在黄州期间,筠州圣寿院省聪禅师因苏辙而往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于是为禅师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
在文中他称自己修行是“我今亦作(造作)、亦灭(寂灭)”的过程。
并对“昔维摩诘,默然无语,以对文殊”无有文字语言的“不二法门”,以“东坡居士”之名作偈言。
[4]379当然,东坡先生钟爱两万五千言的《维摩经》,并不是视为万世不移的金科玉律而被动接受。
只是对这位家有万贯家财,妻子美貌,一双儿女,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辩才无碍,以法自娱,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的宿世妙缘望尘谟拜。
笔者常思,东坡先生一生师范五位贤达。
在“乌台诗案”前期,他崇拜东汉的身正节清的范滂,入仕后追随他的导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
“乌台诗案”后期,他仰慕西方的维摩诘,信奉战国的庄子,效法东晋末的陶渊明。
这五位贤哲可谓集儒道释禅之大成者,构成了东坡居士(又名雪堂居士)思想之基石。
在黄州期间,东坡先生自叹“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初秋寄子由》),于是在安国寺参禅五年不辍。
他在来黄州初期的定惠院里,研读注解《周易》。
移居临皋亭后,他“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
在此期间他应友人之请,撰写了《胜相院经藏记》《跋所书〈摩利支经〉后》《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
他还潜心地研读了《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心经》等佛学经典。
需要指出的是,东坡先生所谓“归诚佛道”,不是要削发为僧,而是归诚佛教之哲理。
如果说佛陀时代第一居士维摩诘是“以法自娱”;那么,北宋第一居士苏东坡则是“以佛自悦”。
这就是“东坡居士”之真解。
(三)建构东坡哲学体系始于黄州
以“莫须有”定罪的“乌台诗案”,无疑让苏东坡祸生于忽而身心受到深重的创伤。
在那“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的御史台监狱里,曾被仁宗皇帝期许为“太平宰相”,其诗词曾让神宗皇帝停杯投箸,爱不释手的第一大才子,如今像“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受尽刿心鉥目的羞辱。
尽管他出化。
“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
”东坡文化,正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动因,在特定的时空等特定条件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我们说构成东坡文化的起因或者说肇始在黄州,有以下几点直观的理由:
(一)“东坡”名号始于黄州
“东坡文化”是由“东坡”和“文化”组成的“复合名词”,亦称偏正短语。
在这个偏正短语中,前面一个名词“东坡”限制说明后一个名词“文化”。
既然如此,“东坡文化”就限定在“东坡”这个范畴。
“东坡”,一则指东坡这个人,一则指黄州城东数十亩的故营地。
这是元丰四年(1081)二月,东坡先生的友人马正卿(字梦得),向州府申请的一片荒地。
为了解决全家二十余口人的温饱,东坡先生率家童躬耕东坡,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
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别号“东坡”。
苏轼自号“东坡”,它不仅是个符号,还表达了他对白居易惺惺相惜及仰慕之情。
因为黄州这片荒坡也在城东,故遂以白居易尽享“闲适之乐”的“东坡”之地名作为自己的别号。
此外,东坡别号也向世人宣示,昔年的苏学士如今已是“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四首》之一)的识字农夫;“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的黄州人。
北师大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得好:
“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千百年来,一声“苏东坡”深情感人,妇孺皆知,其号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本名。
也正是从“东坡”故营地始,东坡先生用汗水和辛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自称“居士”始于黄州
“居士”这个称号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其意是指为道,为艺不求闻达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
按佛教的说法凡是在家修炼的信徒以“居士”相称。
据传最早称为“居士”的是印度与释迦毕尼同时代的维摩诘居士。
这位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人物,可是名副其实的居士。
他的《维摩经》,对中国文学、哲学影响甚巨。
僧俗各派学者极为服膺,如谢灵运、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行止、文风,皆以维摩为楷模。
尤其是东坡先生将维摩视作生死置之度外的“至人”。
东坡先生对维摩居士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庄子》而促成的。
在黄州期间,筠州圣寿院省聪禅师因苏辙而往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于是为禅师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
在文中他称自己修行是“我今亦作(造作)、亦灭(寂灭)”的过程。
并对“昔维摩诘,默然无语,以对文殊”无有文字语言的“不二法门”,以“东坡居士”之名作偈言。
[4]379当然,东坡先生钟爱两万五千言的《维摩经》,并不是视为万世不移的金科玉律而被动接受。
只是对这位家有万贯家财,妻子美貌,一双儿女,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辩才无碍,以法自娱,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的宿世妙缘望尘谟拜。
笔者常思,东坡先生一生师范五位贤达。
在“乌台诗案”前期,他崇拜东汉的身正节清的范滂,入仕后追随他的导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
“乌台诗案”后期,他仰慕西方的维摩诘,信奉战国的庄子,效法东晋末的陶渊明。
这五位贤哲可谓集儒道释禅之大成者,构成了东坡居士(又名雪堂居士)思想之基石。
在黄州期间,东坡先生自叹“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初秋寄子由》),于是在安国寺参禅五年不辍。
他在来黄州初期的定惠院里,研读注解《周易》。
移居临皋亭后,他“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
在此期间他应友人之请,撰写了《胜相院经藏记》《跋所书〈摩利支经〉后》《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
他还潜心地研读了《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心经》等佛学经典。
需要指出的是,东坡先生所谓“归诚佛道”,不是要削发为僧,而是归诚佛教之哲理。
如果说佛陀时代第一居士维摩诘是“以法自娱”;那么,北宋第一居士苏东坡则是“以佛自悦”。
这就是“东坡居士”之真解。
(三)建构东坡哲学体系始于黄州
以“莫须有”定罪的“乌台诗案”,无疑让苏东坡祸生于忽而身心受到深重的创伤。
在那“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的御史台监狱里,曾被仁宗皇帝期许为“太平宰相”,其诗词曾让神宗皇帝停杯投箸,爱不释手的第一大才子,如今像“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受尽刿心鉥目的羞辱。
尽管他出__狱后曾旷达地说:
“此灾何必深追咎”(《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但笔者苦思,在那130天的大牢深夜里,在那被御史台狱卒押解至黄州一个月的风雪途中,他那天纵之英的大脑里,对“失身蹈危机”,“陷阱损积威”(《游净居寺并叙》)的一场浩劫,究竟思索了什么?
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惊魂未定,来不及思索,那么,到黄州后寄住在定惠院的小庙里,寄身在长江边破旧的水驿站里,他一定会对这场猝不及防的灭顶之灾穷思极想: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到底怎么了?
当他孤独地站在黑夜定惠院的海棠树下,当他在星辰启明时落寞地俯身在长江岸边,他在灵魂深处搜索着“我坐名过实,讙哗自招损”(《安节将去,为诵此句》)的答案。
他清醒地知道,答案不单在御史台,而要在自我解剖中找到症结。
如果“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安国寺记》)。
这个“本”是什么呢?
用他的话说:
“年垂五十,终不闻道。
”(《与圆通禅师四首》之一)。
所谓“道”者,在这里也就是指人的思想,人生的价值观。
为此,我们的大文豪走进了儒释道经典。
专注于品读并注释《周易》《论语》《书传》。
大概用了将近三个年头的时间,他终于初步完成了后人称之为“三传”(《东坡易传》《书传》《论语说》)的注释。
诚如东坡先生所言:
“某废闲无所用心,专治经书……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
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二十二首》之十二)。
诗人注经,文豪论道,真乃“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多切人事,足资启发”,“代圣人立言,借经典垂教”。
笔者在《论苏东坡的黄州“功业”》拙文中这样评价东坡先生的“三传”:
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
苏东坡由此建构的哲学体系,在他的人生“出”与“处”,“行”与“藏”中,可以找到思想渊源。
在他的诗词文赋中可以觅到主旨。
可以这样说,千载微言的“三传”,是苏东坡世界观的集中写照。
离开“三传”无法解释他在贬谪磨难中的超然自适;无法理解他寄味淡泊,神妙天成的诗文风格和作品内容[5]4-5;总之,苏东坡建立在初成于黄州‘三传’基石上的哲学思想,是他走出逆境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他登顶文学高峰的基石;是他人格和文品的依归。
(四)“其文一变”的文学风格始创于黄州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
“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聘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是的,东坡先生以“两赋一词”为代表的黄州文学作品,推动他实至名归地登上了中国古代的文学高峰。
“两赋一词”的问世,是他文学旅程的分野;是他的文学作品雄踞于中国文学史册的里程碑。
王水照、崔铭二先生所著《苏轼传》,对苏东坡黄州文学创作颠峰现象作了这样的评价:
“苏轼度过了贬谪生涯的最初两年,完成他的信念重组……从而使他在人生境遇的最低谷迎来了思想艺术的第一个高峰,给中国文学史掀开了辉煌的崭新一页。
”苏辙评价其兄黄州的翰墨文章“其文一变”,那么,黄州之“变”主要变在哪里呢?
首先,东坡先生对诗词文赋等文体进行大胆创新。
譬如苏词,一改“宋词坛绮靡婉约之风”,“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形成了以清雄猷劲见长,“豪迈放纵”的主调。
又譬如东坡先生的散文,其独创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冲破了历代辞赋的牢笼,形成一种如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句式参差,长短错落,散骈结合,情韵潇洒,借景立论,意趣横生,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哲理之趣的独特风格。
其次,在前后《赤壁赋》中,体现了儒道释禅思想的融合和苏东坡佛韵禅风的文化品格。
文中不仅反映了作者追求精神完美,同时还带有庄学的“变”与“不变”相对主义观念和“人生如梦”的虚无主义色彩。
最后,东坡先生黄州作品,弘扬了诗文“皆有为而作”,“如药石可以伐病”的“辞达”主张(《题柳子厚诗》)。
(五)“故我”与“今我”
之说始于黄州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东坡先生在给他的友人李端叔回信中写道:
“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答李端叔书》)这明确地告诉世人,黄州的“东坡居士”与当年的大学士“苏子瞻”已是判若两人了。
如果说“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旧我”的分水岭,那么,黄州则是他“(_s_e_l_e_今我”的新驿站。
对苏东坡与黄州的渊源,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有着精辟的分析与评价。
他说:
“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完成一次记载史册的文化突围。
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一次蒸馏和升华。
”“他,真正地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
”好一个“脱胎换骨”,好一个“灭寂后的再生”。
这种“脱胎”“再生”,确信无疑地证明,从黄州走出的苏东坡大文豪,挟带着他熔儒释道禅于一炉的东坡文化品格,将再一次奏响他的人生协奏曲。
二、解构
“解构”,是西方哲学与文学中使用的一种对传统思维方式反思的演绎方法。
原意为分解、揭示、消解、解体等涵义,解构也可以有分析的意思。
直白地说解构就是分解其组合,透视其构成。
本文借用在这里,主要是指东坡先生经历“乌台诗案”炼狱式的遭遇后,在“山水清远”的黄州小郡,他“深自省察”,阖户反视,静心思过,对自己“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一次自我解剖,自我审视。
从而找出“平生出仕”“以犯世患”(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的思想和性格的根源。
荀子在《劝学》中指出: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肉腐出虫,鱼枯生蠹。
怠慢忘身,祸灾乃作。
”各种事物的发生,必定有它的根源。
人的荣誉或耻辱的来临,也必定与他的德性相一致。
肉腐了会生蛹,鱼枯烂了会生虫。
得意松懈就会不顾自身的安危,于是灾祸也就降临了。
从小熟读经史的苏东坡,当然早就知晓前贤这段箴言的用意。
于是,当他来到陌生的黄州借安国寺安魂之后,在寂静孤寞的禅房里,开始了凤凰涅槃式的思想解构与自我反省。
(一)在“归诚佛僧”中解构
如果我们要了解东坡先生被押解到黄州后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妨去读读他在定惠院里写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首词。
词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东坡先生元丰三年(1080)二月二日寓居定惠院所作。
作者借月夜孤鸿的形象,托物寓意,表达了自己初被废贬后惊猿脱兔、幽独凄恻的心情。
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品格。
一首词用尽了“缺月”“漏断”“幽人”“孤鸿”“惊起”“有恨”“空枝”“寂寞”等幽咽的词语,最后一个“冷”字让人寒彻骨髓。
如此风声鹤唳的心境,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形容,他决然要奋起展开“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8]。
于是他走进了江淮千年古刹黄州安国寺。
在继莲高僧的点化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
其目的是“一念清净”,“身心皆空”,“求所以自新之方”。
[10]1558,1578他在给他的至友王定国的信中说:
“冬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阖户反视。
”“即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
”[11]2544,2558东坡先生在这次七七四十九天的日子里,绝尘忘我,闭关以养心。
如同在安国寺参禅一样,“借我一庵聊洗心”(《孔毅父……乞墨竹,次其韵》),为“使思过而自新”(《黄州安国寺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的自我省察,他的收获是“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
”他终于醒悟,“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并认识到“不锄其本”,“后必复作”。
(二)在躬耕东坡与劳动人民接触中解构
如果说陶渊明归隐南山,采菊东篱,是清雅洁身对现实的逃避;白居易在忠州东坡下栽花种柳,是享受“中隐”之悠闲;而苏东坡躬耕东坡全是为了解决无米之炊,欲解“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首二首》之二)之窘境。
他在那“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东坡八首》其一)的废垒之地“自愍其勤”,绝不是作秀。
他在那里从春到冬开荒种麦稻,辟地育茶果,打井作塘,抗旱清渍,“日灸风吹面如墨”,“力耕不受众目怜”(《次韵孔毅父……》)。
正因为他走向了民间,与田野父老,渔民樵夫杂处,所以自喜“邻里有异趣”,“数面自成亲”(《次韵和王巩》)。
通过“治东坡,筑雪堂”,他不仅缓解了“梦中一饱”之忧,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观念和情感有了很大的改善。
昔年“我生无田食破砚”(《次韵孔毅父……》),而今“脱冠还作扶犁叟”(《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兄和》);过去“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如今“喟然释耒叹,我禀何时高”(《东坡八首》);过去“风流自有高人识”(《太守徐君猷……以诗戏之》),如今自许“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韵孔毅父……》)。
初来黄州“畏人默坐成痴钝”(《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二),如今“已将地狱等天宫(《次韵答元素并引》)。
来时“未忍悲歌学楚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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