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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大学》中修身之道的现代性诠释
【标题】《大学》中“修身之道”的现代性诠释
【作者】付海燕
【关键词】修身之道 现代性诠释 道德教化 社会良知
【指导老师】田华银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正文】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结合。
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培养“完整”的社会公民。
所谓“完整”就是公民教育中的“三民主义”,即民智、民生、民德。
民智,就是指公民的智慧,它包括了基本的读、写、说、算能力和基本的卫生营养知识;民生就是公民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即最基本的劳动能力和技艺;民德,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
一国的文明程度依赖于该国国民的文明程度。
所以“完整”公民中最为重要也是公民教育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民德的培养。
如何培养民德就要讲求“修身”。
在国民教育中,“修身”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民的文明程度,社会的发展。
《大学》中的“修身之道”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修身具有重大价值。
《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
它和《中庸》都是《礼记》中的篇章。
相传它的作者是曾参,但又一说是孔子,不管怎样讲,都是儒家早期重要的经典著作。
一、《大学》中的“修身之道”
(一)《大学》中“修身之道”提出的背景
《大学》的作者无论是曾参还是孔子,但它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著作,重点讲的就是人格修养和道德修养的问题。
《大学》关注人格和道德修养问题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周王室的衰危,西周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各诸侯藐视周天子,原来周王制定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已失去了对诸侯的制约作用。
礼崩乐坏,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第二,弱肉强食的诸侯兼并战争使得社会紊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第三,随着诸侯的渐渐强大,他们不愿接受西周陈旧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束缚,向周礼发动了发动了挑战,使得西周以来的建立的政治道德开始没落。
第四,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商人地位得到了提高。
在这些刺激下,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发生突变,形成了浓厚的好贾趋利之风。
所以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变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出现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
所以,如何治理好国家,安定社会,成为了诸侯和思想家们关心的重要问题,而儒家的《大学》从人格和道德修养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治世救国的方略和措施。
(二)《大学》中“修身之道”及其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大学》中涉及“修身之道”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欲,虑而后能得。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1]
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学说所谓的“八条目”。
在这“八条目”中,首先是明明德。
它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格物,就是要求人要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即物穷理,增长见识;致知,就是求为真知。
从推致事物之理中,探明本心之知;诚意,就是要意念诚实;正心,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
这是修身的方式,即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
修身的目的是达到亲民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只要做到明明德和亲民就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是《大学》的第一部分,说明大学之道的内容有三点: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就其途径及关键就是修身为本。
1、《大学》中“修身之道”的政治观。
第一,《诗》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交,止于信。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认可的一个社会等级秩序,就是“正名”,即君有君样,要以“仁”治国;作为臣民,对于君,要有敬;作为人子,要能尽孝;作为人父,要对子女慈爱;与国家间的交往,是建立在诚信之上的。
第二,子曰:
“叫诉,吾尤人也。
必也使无诉乎!
”[2]这反映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社会上没有争端,天下太平。
从孔子的“正名”说和他的政治理想看出儒家眼中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同世界,一个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没有社会争端的大同世界。
那么如何才能维持这样一个大同世界的社会等级秩序呢?
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修身为本。
”
2、《大学》中“修身之道”的人生观。
第一,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
君子是慎独的,私下和公开场合言行一致;而小人独处时对于不道德的行为是无所不至,并且还要把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掩藏。
《诗》云: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所以儒家认为有道德的人才能显得形象光彩。
在人的一生中充实自己并注重道德修养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
第二,儒家注重对人的道学与自修。
只要自己的道德达到止善的境界,那么也就可以推及他人。
《诗》中谈到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谈到的人们必须加强学习,注重修养,久经锻炼,才能成才,才能对周围的人产生庄严感和敬畏感。
第三,汤之《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
“作新民。
”这些都是鼓励求学者自觉改造,不断自新。
所以“修身之道”看待人生是一个不断充实自己并注重道德修养达到止善境界后推及他人不断自觉改造,不断自新的人生。
3、《大学》中“修身之道”的方法论。
《大学》中谈到的亲民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修身方法的外修。
它主要谈到了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博爱大众及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外修的重要方法。
它的基本要求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要适度,恰到好处,使各方面能各得其所,不能片面,走极端,否则,善意也会成为恶果,有损仁德的实现。
明明德也就是严于律己的内修法。
在格物、致知的阶段孔子强调学习、思考、力行即实践过程;在诚意、正心阶段孔子强调克己、反求、内省交互使用,以确立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
(三)《大学》中的“修身之道”的特点
1、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
《大学》修身的目的是实现人生的价值,使人达到内圣外王的圣贤境界。
“内圣”的具体体现是无私、无畏、为道、为人、爱憎分明,取域不苟。
无私,表现为大同博爱;无畏,表现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为道,体现为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为人,体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憎分明,体现为亲亲、仁民、爱贤、爱仁君而憎恨暴君,污吏与谗佞小人;取予不苟,体现为清廉正直,不苟富贵,不耻贵贱。
所谓“外王”是指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
王道和仁政指尧、舜等人治理国家的方法,君王要与民同忧,一切物质、精神财富都“与民同之”。
它要求君王“制民之产”,让民众生活无忧;尊重道德规范,提高士的地位即“尚贤”;轻徭薄赋,平均土地;反对暴政、虚政、反对富国强兵和战争;重视对他人的教化。
2、执着于政治哲学。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可以看出正心、修身、齐家是为了治理国家,而这种治理国家的概念就是参与政治策划,并且在《中庸》里还谈到了在政治活动中如何调节人际关系;从儒家的修身目标上看它需要人达到的圣贤领域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即是为参与国家治理而服务,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统治人民,如原文里的“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就是说:
使民众畏惧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根本目的。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
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其所令反起所好,而民不从。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修身为的是塑造人格,人格的魅力是一种表率,所以齐家后才可以治国平天下。
这些都是在指导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
3、执着于伦理学说。
《诗》云: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又如《诗》云: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说明修身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个人囿于封建伦理纲常的桎梏之中,以维护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坚持整体至上,改造自己而适应社会等级秩序。
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但是抹杀了个性,成为了培养庸人的主要学说其中的一些封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对女性的发展非常不利,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它很容易让人失去对社会事态的辨别性,听信和服从于封建家长和君权,对待社会不公失去反抗,逆来顺受,使人安于现状,不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二、中国传统对《大学》中“修身之道”的继承和发展
(一)基本概况
从儒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在不同的时期,儒学不断与其它学说融合,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
如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都属于传统“新儒学”范畴。
同样“修身之道”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者中有了不同的解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
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宋明理学大儒朱熹和“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清代理学大师中兴名臣曾国藩等等。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它不是来自人的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良知良能。
他注重人的仁爱关系,并且要把家庭内部的仁爱关系推及到整个社会。
这就是仁政的形成。
施行仁政需要的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统治者能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仁爱之心对待天下。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善来源于生物的本能和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仁爱关系,于是就完全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之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之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之焉。
”[3]所以荀子认为通过修身并且是外在的社会力量进行约束的修身以求达到对人性恶的矫正,达到善的境界。
董仲舒认为天的运行规律也含有道德意义,“天道之常,一阴一阳。
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4]董仲舒又运用阴阳之道规范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原则,提倡德行兼备,以“德治”为主。
德治主要就是通过教化。
他提出了“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中等之人就是需要教化而能成为君子圣贤的人。
唐代的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5]其中上品之性自然向善,不用教化;中品具有善因,可通过教化使之为善;下品人不可教化,惟可刑治。
因此,“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6]实行以圣贤治愚者的君主制度,以仁义教化中品之人,以刑政制服下品之人,这是天然合理的。
由此韩愈认为:
“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
”[7]教以仁义,制以刑政,礼与法都是制驭人性的政治工具。
所以韩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前者学说中修身的自觉性,主观性,他强调了外界道德教化对修身的作用。
韩愈为了反对佛教,重新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
韩愈认为,《大学》把治国平天下的原理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原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把治国平天下看作个人道德修养的结果。
佛教则只讲个人的宗教修养,而不讲治国平天下。
佛教是用出家的方式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同时佛教也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现实统治秩序矛盾的一方面。
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看来,佛教对于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和巩固封建君臣、父子关系,有时有所抵触。
所以韩愈用《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以反对佛教的只讲个人的修养身心的出世原则。
他说:
“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8]他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
韩愈主张凡是不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关系的学说,应当一律禁止,不能允许像佛教这种学说凌驾于中国传统先王学说之上。
在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们一方面提出“性”即“理”,人性即天理;另一方面又提出“理”与“欲”的对立,认为理是天理,欲是人欲,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修身由人的自觉活动转变成无条件的服从自己等级内的职责即“天理”的过程,它否定一切与天理相违背的需求和自由。
朱熹继承儒家重伦理道德和自我修养的传统,并从理论的高度上提出一套主观自我修养的方法。
第一,“格物致知”。
朱熹认为不搞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凡人”,而格物致知后,就逐渐进入圣贤的领域了。
他说:
“《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圣贤之关。
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
须是格物致知,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
”[9]通过格物而达到修养的目的。
第二,“敬字工夫”。
朱熹认为,人的一生都不可须臾离开敬。
因为“敬字工夫。
乃圣门第一义。
切头切尾,不可顷刻间断。
”[10]人如果能达到敬字的要求,就“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治消窒。
”[11]这样“敬”字便成为“圣门之纲领,教养之要法。
”[12]第三,“笃行”。
朱熹说:
“主敬方是小学存养之事,未可便谓笃行;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耳。
”[13]就这样,朱熹通过格物——致知——明理——主敬——笃行这一过程,求得人格的自我完善。
二程和朱熹对《大学》的重视,归根到底,还在格物致知四个字上。
因此,朱熹之所以为《大学》的“格物”、“致知”条目补传,就不仅因为《大学》本身有阙文,更不是着眼于典籍的一般整理,而是适应于进一步阐发理学方法论与修养论的需要,而整个章句也是为扩大理学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善的哲学教本。
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儒学到了清代演变成经世致用的实学。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中兴名臣,毕生成就一代伟业,与其修身之道是离不开的。
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与以前的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理学中的大道理具体化,修身的方法不仅是格物、致知,而且还扩展到人的日常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
曾国藩的立世观主要体现在坚强、收敛、和睦谦让、刚柔并济、荷道、藏锋、求强,学以致用。
荷道就是指一个人的品性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曾国藩有自己独到的修身方法:
阅读古籍,放眼世界,以求博闻强识;戒奢以俭;以身作则,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当他成为了朝廷重臣时,身服口食都是极其简单的,其子女都是官家公子小姐,但每日还必须喂猪做饭,读书习规。
就其曾国藩的修身观看融和了当时一些西方思想,是为中学为体,洋学为用;他的修身之道以小见大,从日常的生活习惯入手再到立身处世。
(二)中国传统的“修身之道”的特点
儒家的修身之道,最早对其做系统阐述的是先秦时期的孔子,后来历代儒学思想家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吸取了其它派别的学说和来自国外的一些文化思想,符合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学术需要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使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在理论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显示了它的独特风格。
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人性善恶的争辩是修身之道的理论基础。
因为人性的善恶定性,为修身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性善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说”;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命题。
对人性的看法,最终得出人必须重视教化,怎样对人进行教化,那就是修身的结论。
修身之道谈到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带有明显的主观性,突出的是人的自我教育。
第二,在修身之道中的理性直觉。
儒学家重视修身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他们认为修身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正心,自律,要有一种理性的世界观。
人们在修身的活动中只有真心诚意地去追求,排除自身情绪的干扰,才能实现自己的修养目的。
第三,以“内圣外王,圣贤之域”为价值目标。
儒家为什么注重修身,就是要明明德,亲民,最后达到至善的目标,至善就是圣贤人格。
但是这种价值目标脱离社会现实,只能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理想设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第四,在封建宗法社会土壤下形成的修身理论,容易借理性主义之名压抑人的个性与情感。
因为修身理论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情感和需要的调节和制约。
“克己,求理;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对人的个性存在和人的需要及人的自然属性的完全否定。
第五,儒家的修身之道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兼济天下的情怀。
它对于我们后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德保民”、“士”人情怀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六,中庸之道成为了官场明哲保身的态度和圆滑处世的庸人哲学,给中国的政治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七,修身方法重视思辩性,缺乏实践性。
特别是先秦到宋明,修身论谈到的都是一些理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的大道理。
到了清代,西学东渐,成为经世致用的实学后,才具有比较强的实践性。
曾国藩的修身方法更是从人的基本生活做起。
儒学一开始就要求人达到圣人的目标,对王权的追求作为它最大的落脚点。
从孔子开始他就认为他培养出的学生是统治人民的人,没有教人如何去做好一个普通人。
第八,修身之道注重对知识的学习,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他们提倡的知识大都属于传统儒家所规定的,统治国家,捍卫王权所需求的人文知识,基本农业知识,以及为礼制服务的律历知识等。
而更多的是历史知识,政治知识,道德文化知识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知识。
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为中国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之道”历经各个时代,并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被赋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内涵,其时代性很明显。
同样的道理,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修身之道”也应当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三、《大学》中“修身之道”的现代内涵
(一)“修身之道”的现代内涵提出的背景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儒家的学说在不同时代,根据社会条件的需要,不断融合了其它派别的学说,形成了新的理论或者对以前的概念进行新的解释。
同样的道理,当前,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落在世人肩上,继承和宏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
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14]面对中华民族在此刻的重任,修身之道理所当然成为了当前教育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背景。
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的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就会发生变化,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成为了保持我国社会发展向着共产主义方向的保障;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不协调发展。
过多的关注经济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再加上外来文化的侵袭,就造成了我国传统文化被年轻一代冷落。
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从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义务教育开始普及,我国的国民素质日渐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完善,我国开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政治文明,这就要求我国的国民素质要更进一步的提高,并且民主意识的培养,都必须从个人的修养做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共处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的制裁是事后的惩戒,关键是人类自身的道德觉悟,也就是社会良知的存在教育。
所以我们面对着新的社会问题,现代的中国人要有新的“修身之道”来培养自己的社会良知,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二,经济背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生活节奏的加快,特别是在一些大型城市人们感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迫于生存生活人们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就渐渐增强。
在“义”和“利”的面前我们应该做出如何的选择才是对为妥当的,这是我们现代人当前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的社会态度不同在由经济压力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面前,所产生的行为就不同。
态度积极的人群往往能适应社会发展,在满足基本经济生活条件下,富有社会良知;态度消极的人群不免会有一种抵触情绪,一旦这种情绪过了度就成了一种报复情绪。
比如仇富心理,就是二元经济下形成的对社会的嫉妒不满情绪。
所以,新的“修身之道”要人们如何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去培养自己积极的社会心态,是以形成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安定社会。
第三,思想文化背景。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人们接受到的新生事物就越来越多,外来的思想文化给我们的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引发了特别是年轻人的好奇心理。
在国人中很多的人对外来的文化很感兴趣,说得是头头是道;相反,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都无人问津。
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其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其二是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前者反映出的是当代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冷漠态度;后者反映出的是当代特别是我们国人中的很多年轻人对泊来文化的狂热态度。
接受一种思想首先就得接受一种文化,能够全面的理解一种思想并为我所用,首先就得体会它的土壤,思想后面的文化。
所以,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用先进的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为现代化建设所用,为明天的民族复兴所用。
第四,理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进行全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
宏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我们的执政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书记谈到了它的六个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中诚信友爱、公平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最基本的社会和谐状态;充满活力、民主法治、安定有序是国家内部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普世的和谐状态,是人类当前面对的共同话题。
社会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基层问题的解决,才能处理好全局。
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每个社会个体的完善。
我们的教育工作最终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
首先,就要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要勇于投生实践工作。
再次,要有创新精神。
这是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的关键问题和最终目的。
当前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公民的道德教育问题,最终目的还是提高国民素质,以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
面对着当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如何对国民进行修身教育以实现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如何道德教育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论基础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道”在现代的社会背景下,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人生追求方面重新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二)“修身之道”的现代性内涵
第一,《大学》中的修身之道与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相融合。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我们民族的复兴,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需要借鉴许多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
但是对于精神文化我们要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和兼容并包的精神。
所谓的格物就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社会实践,因为理论最终是来源于是实践的,我们没有去亲身经历过它,就不能盲目地去排斥。
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要有一种放眼世界的胸怀去增长见识,博闻强识。
所谓的致知就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对一种有影响的思想意识我们要认清它的实质,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有是非分辨能力,要善于利用它的优秀之处丰富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的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我国的一些当道者特别是亲英美派的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洋务派提倡师夷长技,但只是学习科学技术;康梁维新要求政治改革,李鸿章支持这一点,但不敢明说,否则中国的近代有是另外一种局面。
其实每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和发展都具有它的先进性。
美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清教精神和实用主义文化下的;日本的崛起在于它突显了儒家文化当中“忠”的精神;基督教的传入,也给中国的近代社会带来了很多文明成果,特别是很多如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大学的女子教育,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出的精英分子,他们接受的南开特色教育中有很大的实用主义教育成分。
它重视人的生活,从生活中去修身,修身也是为了生活。
所以当年的张伯苓校长教育他的学生时没有什么大的道义,没有什么主义,一切从生活中的小事情做起,从生活中学习,对生活中的节俭,务实等品格严格要求。
这就是张校长运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学生的修身。
反之,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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