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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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我市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收入差别,一方面调动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有利于竞争,竞争产生活力和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过大的收入差别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影响效率和增长。
本文着重从微观层面对我市居民收入分配现状进行考察,并实证分析收入差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直接带动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
2002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591元、2470元,与198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0.13倍、11.73倍,年均分别增长14.87%、12.2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73.73亿元,是1980年的539.0倍。
(一)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以农村居民为1)从1980年1.61扩大到1994年的最高值2.75,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且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2001年,城乡居民差距指数上升至2.68,2002年2.67。
2002年,我市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为4121元,是1980年的34.9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7.47%。
(如图)
(二)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
2002年我市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户所占收入份额是10%最低收入户所占收入份额的3.06倍,比1991年的1.68倍扩大了近1倍;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4.13倍,而1991年的仅为2.11倍。
农民和牧民的收入差距也呈现拉大的趋势,1991年农民和牧民的人均纯收入差距为109元,2002年差距扩大到581元,扩大了4.3倍。
从收入的来源角度考虑,收入可分为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项收入。
2002年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这四项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4.98%、17.08%、1.87%、6.07%,与1991年相比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分别下降了9.14、1.59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收入比重分别提高了10.06、1.67个百分点;最高收入户四项收入比重分别为80.04%、4.18%、3.14%、12.64%,与1991年相比,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3.59、2.64、1.00个百分点,而转移性收入下降了17.23个百分点。
就2002年城镇居民的高低收入比较,高收入户的工薪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分别高于低收入户5.06、1.27、6.56个百分点。
各分项收入发展不平衡也是导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三)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虽然差距不显著,但呈现缓慢扩大趋势。
我市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的东胜比最低收入的杭锦旗高1558元,比1999年的差距增加295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最高收入的乌审旗与最低收入的杭锦旗差额为707元比1999年扩大229元。
(四)不同行业之间职工差距拉大。
由于需求状况、国家政策、市场结构、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行业之间发展状况不尽相同。
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行业职工工资的增长情况也大不一样。
1980-2002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的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14.3%;其次是卫生、体育以及社会福利业和教育、文化以及电影电视广播业,年均增长13.9%。
最慢的是建筑业,年均增长10.6%,地质堪查和勘探业10.7%。
正是各个行业工资增长速度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
改革之前,虽然行业之间的利润水平有高有低,但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影响下,行业工资的差距非常小。
然而改革以来,这种差距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扩大。
1980年行业之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为1.51倍,2002年这个差距已扩大到2.73倍。
也就是说,工资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工资最高行业平均工资的36.6%。
最高与最低行业人均工资的绝对差额由1980年的330元增加到2002年的13152元,扩大了38.85倍。
特别是服务领域中,科研与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保险机构,以及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供应机构,职工收入很高,而农、林、牧、渔业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长期处于最低水平。
除了工资收入差距外,行业之间在住房、公费医疗等福利方面的差距也很大。
(五)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工资差距有所增加。
改革以来,由于企业运行机制、产权关系、经营效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也是一不争的事实。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高于集体经济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两种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
1980年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791元,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745元,两者之比为1.06,工资的绝对差额为46元。
1980年以后,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逐步扩大,到2002年,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11646元,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9609元,两者之比为1.21,工资的相差额为2037元,绝对差额比1980年扩大了43倍多。
近几年其他所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国有经济单位,而且增长态势极不稳定,甚至在1999年与2000年出现负增长。
二、居民收入扩大的原因
影响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就总体而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密不可分。
具体来说,影响我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不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来进行的,人们的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人们对生产诸要素的占有水平和质量。
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他们所拥有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差异,竞争机会也就不均等,从而收入水平也就不平等。
要素的差别,既有拥有财产的差别,也有个人能力上的差别。
就财产差别而言,由于每个人继承和拥有的财产不一样,决定了财产性收入不同。
就个人能力而言,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发挥才能的机会不均等,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的形成。
(二)竞争的初始条件存在地域及体制的差异 。
现有的差异有些是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表现为经济基础条件和经济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的初始差异,特别是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
在城乡之间,主要是长期城乡体制分割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且所能够利用的资源太少,劳动生产率及所能够创造的财富总量无法迅速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在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
不同行业之间由于过剩产业竞争过度,效益自然低下,从业人员收入势必也相对低下;短缺行业需求旺盛,则可获得超额利润,从业人员收入势必也较高甚至很高。
(三)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地区间、社区间以及农户之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程度上的差别,非农收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农户之间的分配差异是极为明显的。
2002年我市农民和牧民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分别为20.2%、4.6%,农民来自工资的收入比牧民大15.6个百分点;与1991年的0.8%,1.2%相比,分别提高了19.4、3.4个百分点。
可见,农民向城镇的转移速度要快与牧民。
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引起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从而改变了城镇劳动力的供给结构。
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是非技术性的,他们的转移意味着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的数量和比重在不断上升,结果造成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技术劳动力供给的相对不足,而非技术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这加大了城镇内部技术职工和非技术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农村劳动力进城有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一方面,外出劳动力将其储蓄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提高了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消解了农村部分过剩劳动力,也提高了非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
这会进一步提高其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进城抑制了城镇内部职工,特别是非技术职工的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工业化过程在城镇内部表现为产业的升级过程。
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强烈需求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职工。
由于新兴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它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是相对有限的。
这种由于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使得劳动力市场价格在提高技术人员工资率的同时,压低非技术人员的工资率,从而表现为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
(四)从现实的情况看,各种再分配手段功效不足,未能对由市场竞争以及非市场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
一是对收入差距调节不力。
在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未能建立有效的收入监督及控制体系。
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行为比较普遍,无论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非常低,难于发挥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
2002年,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为7.56%,城镇居民中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其收入的0.11%。
且由于税制本身存在缺陷,一些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赋负担反而高于高收入群体,其中最典型的是农民的税赋比较高。
二是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特别是对贫困阶层的就业保护与就业援助、最低工资保护等存在不少问题。
三是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如城市居民可享受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而收入总体低下的农村居民无法享受。
三、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及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收入增长快慢直接影响消费增长
根据消费函数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变量,收入增长快慢从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增长快慢。
利用1990-2002年我市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资料建立城镇居民和农牧民的消费函数模型显示:
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为0.735,即每增加100元收入,将有73.5元用于消费;农牧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69,即每增加100元收入,将有76.9元。
2002年,我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591元,与各盟市相比位居第3位,低于各盟市最高水平781元;农牧民纯收入为2470元,位居第六位,低于最高水平394元。
进一步量化分析,如果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同时达到各盟市的最高水平,即2002年城镇居民和农牧民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增加789元和394元,按历年来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0.735户0.769计算,城镇居民和农牧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增加580元和303元,全市即可分别增加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消费需求5.23亿元1.31亿元,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约6亿元,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约3个多百分点,即可使2002年我市GDP的增速达到20%。
可见,收入增长慢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二)收入差距拉大进一步弱化消费需求
依据上述消费模型,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农牧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理论是一致的,即收入越高,用于消费的相对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同样,在城镇居民内部,农牧民内部,也存在着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
以城镇居民为例,如图所示,2002年城镇居民相对消费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城镇居民高收入户消费倾向为55.55%,比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104.47%低48.92个百分点。
从经济意义上看,城镇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者集中,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
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个人收入分配格局,使各个阶层的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差别。
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制约,消费倾向持续低迷,使他们的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有消费欲望但无力消费。
这种现象的综合结果将是全社会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并在一定条件下引发消费需求疲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当前城镇收入差距的拉大才引发了城镇消费倾向的下降和消费需求的不足。
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就必须采取各种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创造就业机会等增收措施,努力增加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以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四、我市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基本判断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弱化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采用Theil Entropy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50%左右。
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目前矛盾最为突出、影响面最广,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束缚最强的问题。
国内学者运用1990年44个国家的资料验证了各国非农业与农业劳动力收入差距比与GNP(或GDP)的指数函数关系。
模型回归的结果是:
Y=-2.32+1.47×Ln(X)-0.11×Ln(X)2-0.94×D
其中,Y为非农业与农业劳动力收入差距比;X为人均GNP或GDP;D为虚拟变量,如果样本国是社会主义国家,D=1,否则,D为0。
考虑到城乡产业分工基本以非农业与农业为主,而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关程度极高,上述模型中的Y可用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比代替。
根据这一模型回归方程,可以计算出世界各国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下相对应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水平,我们将这种差距视作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称这种经济发展内生要求的适当差距水平为自然差距程度。
实际差距程度与自然差距程度之差为非自然差距程度,它主要是由经济发展中外生的、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这一模型可以分解出我市城乡收入差距中的自然与非自然差距。
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解
年份
人均GDP
人均GDP
自然
实际
非自然
非自然占实际比重(%)
人民币
美元
差距
差距
差距
1980年
330
1.61
1981年
337
197.65
1.44
1.48
0.04
2.96
1982年
393
207.65
1.45
1.50
0.05
3.08
1983年
382
193.35
1.43
1.46
0.03
1.80
1984年
444
190.8
1.43
1.72
0.30
17.21
1985年
526
179.11
1.41
1.52
0.11
7.24
1986年
605
175.22
1.40
1.47
0.07
4.61
1987年
718
192.9
1.43
1.60
0.18
10.92
1988年
1026
275.65
1.53
1.27
-0.25
-19.84
1989年
1193
316.79
1.56
1.68
0.13
7.46
1990年
1245
260.25
1.51
1.72
0.21
12.03
1991年
1465
275.24
1.53
1.94
0.42
21.50
1992年
1691
306.62
1.55
2.32
0.77
33.11
1993年
2016
349.88
1.58
2.45
0.87
35.63
1994年
2987
346.57
1.57
2.75
1.17
42.68
1995年
3992
478.04
1.62
2.34
0.72
30.64
1996年
5091
612.95
1.64
2.11
0.47
22.15
1997年
6293
759.14
1.65
2.08
0.42
20.46
1998年
7875
951.2
1.65
2.02
0.37
18.43
1999年
9165
1107.11
1.64
2.14
0.50
23.32
2000年
11505
1389.76
1.62
2.24
0.63
27.90
2001年
13014
1572.35
1.60
2.68
1.08
40.34
2002年
15324
1851.39
1.57
2.67
1.10
41.20
从上表可以看出,
(1)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收入自然差距也不断扩大,当人均GDP到达900美元前后自然差距达到最大值1.65,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自然差距开始趋于下降。
(2)九十年代以来,我市城乡收入实际差距不断扩大,由1990年的1.72上升到2001年的最高值2.68;与此相对应,非自然差距也不断扩大,非自然差距占实际差距的比重由1990年12.03%上升到2002年的41.20%。
(3)依据世界平均模型,当人均GDP达到900美元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断趋于下降,而我市1998年人均GDP开始超出900美元,但城乡收入实际差距没有下降,反而呈上升趋势,这说明目前我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确实过大,与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依据世界平均模式,随着我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收入的适度差距不应超过1.60。
(五)对策建议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构成了国民经济的循环,而居民收入却贯穿于整个循环当中。
从生产看,居民收入在本质上是劳动者的生产要素价格;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是消费的最终决定因素。
因此,要使收入分配既体现效率优先,又兼顾社会公平,成为经济增长的“推进器”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器”。
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疏通消费环节;二是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一)疏通消费环节
我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49.74亿元,增加到2002年204.77亿元,现价年均增长22.4%;而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8.0%,比国内生产总值低4.4个百分点,比总消费19.5%低1.5个百分点;总消费倾向由40.3%下降到34.2%,居民总体消费倾向由33.8%下降到26.3%,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
我市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疏通消费环节成为促使居民收入有效释放、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1、改善消费环境。
建议我市对汽车、住房等消费应给予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减轻居民购房、购车过程中的税费负担,并考虑对居民购房、购车支出实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
同时提倡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大力推广信贷消费。
目前消费升级的重点应放在新型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拓宽通信、旅游和教育消费等市场空间,挖掘计算机、汽车等新型消费品市场潜力。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快水、电、路和电视接收与转播设备、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和集贸市场建设,扩大传统和新型家电产品市场,开拓交通通信和文化教育娱乐等消费市场。
2、启动农村市场。
我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3%,农村市场集中了全市最大的消费群体。
2002年,我市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县的慢4.1个百分点,比市的慢6.3个百分点,因此,启动农村市场很关键。
当前一方面通过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后劲,使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增加收入;同时通过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或转移第一产业剩余劳动,使农民在农副业之外的收入有较大的增长。
另一方面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解决低收入家庭和灾区农民生产和生活困难,同时要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减轻农民负担。
3、优化供给结构。
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确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方向的重要依据。
作为生产经营者,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以适应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
一是从主要满足市场需求,逐步转变到既满足市场现实需求,又要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上来。
生产者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结构,加快更新换代步伐,增加新产品、新品牌和高质量的商品,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
二是继续拓宽消费领域。
目前居民的消费水平还较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也不高;服务性消费的份额还比较少,市场的空白点还很多,潜力很大。
今后要拓宽服务领域,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特别要充分发挥我市的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我市文化、旅游产业。
(二)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为了赶超,无视收入两极分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破坏性,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反而失去了发展的最好时期,这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最近几年,我市经济增长虽然较快,但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分析看,国家积极的财政等宏观扩张政策,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保证经济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填补了消费需求相对疲软留下的“缺口”。
但从社会再生产看,投资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强调对价值创造的激励;在再分配领域要通过公共支出、税收和价格等综合手段进行调整,强调分配的相对平等,使人们能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平稳发展。
1、把解决就业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
2002年我市人口总量134.42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有10万人之多,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
因此,必须把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今后发展战略的最重要选择之一。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在政策上、机制上和措施上加以扶持和引导,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同时要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机会平等和有序合理流动。
通过流动使得报酬平均化,发挥市场力量对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
要加快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基本素质和劳动技能。
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逐步消除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不平等,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力度。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因此,一方面必须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保证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基本建立起一个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适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从保障和发展的角度,加大扶贫帮困的力度。
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前提下,政府要直接干预并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筹措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救济服务等,以增强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同时要运用市场机制和政策措施促进贫困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对城镇贫困人口,除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外,更应继续在职业培训、广开就业渠道上做更多的工作。
要积极创造条件,下决心打破城乡壁垒、地区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充分自由流动,使城乡劳动力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的农民负担等因素,采取措施、予以规范,通过规范税收关系,来稳定农民和政府部门间的分配关系。
3、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一段时期以来,分配秩序紊乱,分配关系不合理一直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
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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