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校长选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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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校长选拔
∙最要命的就是我们校长选拔,包括书记,校长选拔的制度上,基本上属于任命制。
而不是全校的员工这种民主的选举。
∙
2完全就是应试教育,就实际上这种各种考试,从小学开始,就是全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就把学习本身的这个内容,学习本身的这个要求给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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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个改革就要触动利益了,所以真心想为中国教育着想,哪怕触动自己的利益,也要动的人太少。
∙
4我觉得政府不是不能办,其实各国或者咱们中央历史上,都是政府办,办学也是个很主要的模式,但是问题是不能光政府办。
王旭明:
以任命制选拔大学校长是最要命的
主持人:
议国事知天下,欢迎收看《纵议院》。
如果一所高校无法自主理财,无法自主安排专业的设置,那至于临选校长这样的重大事物的面前,教育和被教育者都没有话语权的话,那这所高校的活力又将何在呢?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就让我们跟随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高校的改革之路。
在今年的7月12号,广东省出台了36条政策,来鼓励高校扩大自主办学的权利。
其中也包括高校新增专业可以自辍学位,那么也包括符合条件高校可以获得副教授评审权,再有就是高校可以自行成立董事会等等。
那对于这36条政策的出台两位有什么看法?
张鸣:
我觉得放得还是不够。
是这样的,像这成立董事会,比如说高校自主设置专业,还有比如说教授评审什么的,这是起码的。
就是说认可他都应该有这个条例,应该都有这个权利,天人权利。
比如说你现在都卡住了,说所有东西全要中央教育部统一来批,专业设置也是这样的,甚至研究生发文凭,本科文凭也是你来搞,对不对?
完了,那个教授评审最后的结果,也最后统一来搞,那等于实际上这个教学上就没有自主权。
而我们现在你给吧,你就给了一半,部分说可以,对不对,有些专业可以。
那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你这个学校是自主还是不自主的?
大学自治实际上不好的一个,第一个条件,第一步就因为自治,那你不要自治了,就是等于你是这个大学就是教育部的一个机构,他可能就没有什么积极性,乱跑。
王旭明:
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观点,实际上这个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蓝图,但是这个方向和这个蓝图,我们不应该让他再遥远了,也不应该让他总描绘了,应该实施了。
那从现在在讲,我也非常赞同张老师的观点,就是我们远远不够,我们出台这些政策,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就是说实话出来谈不上感觉,这只不过是一个,与其说改革,我更认为是一种回归。
当然这里面涉及几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再深一点讨论的话。
一个就是我们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是一盘棋子。
比方说,比如我们校长聘用制度的改革,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任命制度。
基本上属于任命制度,原来有一套民主选拔什么,有一套程序,但是形式大于内容。
最要命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校长选拔的包括书记,校长选拔的制度上,基本上属于任命制。
而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校长,是全校的员工这种民主的这种选举这样。
张鸣:
其实严格来讲,西方大学很多也不是说学校的师生来选拔,选校长,这个倒也不是,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问题是他应该是理事会。
但是现在我们呢,就是说完全是一个行政机构的一个任命方式,他基本上根本不照顾学校师生的这个意见,而且也没有一个这个学校本身的这个意愿在哪。
因为理事会或董事会,他是以学校自身的意愿,那么你是一个机构,你中组部部或者是教育部你弄下来,你这个就是一个行政机构的意思了,就这个跟大学这个自主性是背道而驰了。
王旭明:
就是说校长在整个学校的这个改革当中,核心关键是书记和校长,核心和关键的作用。
如果你这个校长和书记不能够体现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内涵、实质以及代表这个学校的这个广大师生的这个意愿,或者是理事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话,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下放这些权利的话,他有一个会不会使、使不好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高校各项改革是一个完整的一盘棋,应该一并的进行,如果单就某一项来说,某一项可能改革得很深,但是他人在那里把着,可能也做不到很好,我就举个例说明。
张鸣: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何越改越差?
主持人:
高校落实自主权到学校,关键的就是把各项的教育管理的权利下放给学校,比如说就是专业科目的设置等等这些权利。
从目前中国的形式来看,两位觉得政府放权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张鸣:
改革开放不是我们关起来,改革开放的意思不是让人来学我们,让人来学我们,我们就不用改革开放了,对不对?
我们学人家嘛。
那你既然是这样的好,你就学习完了,但我们其实真是步履阑珊,每一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是说实在的,我这个本来不是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特别想当谁人事公司的人,我真是一点都不想当,但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上,你就大学当老师,你这它总是往变坏的变。
难受,因为我们出去帮人家当老师一直当到今天,就带领得很难受,很不象话,形式主义啊,这种行政命令啊,这愈演愈烈,越来越厉害。
没有改好,越改越糟现在改得,这就意味着,我觉得变化变得非常快,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受不了,因为你这个职业已变得这么坏,你这良心过不去嘛,于是我就开骂。
以前王老师当那个什么时候,当那个翻译人的时候,我就骂他,我说我特希望王老师还当翻译人,那我们两个可以对面交锋。
但是现在我知道,后来我知道王老师实际上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王旭明:
至于张老师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你能不能说点我不同意的话,今天你老说我同意的话,下面开始说不同意的话。
他刚才说的,我是真心非常同意,什么呢?
就是中国教育,或者具体说中国高等教育,到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上,或者是一个关键点上,或者是一个十字路口,这个拐点、关键点、十字路口就是往何处去、怎么办?
那么刚才张老师的判断说我们现在的改革速度太慢了,我非常赞同。
中国的教育,那包括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出路在改革,从现在看,我们改革的速度力度都太小,步伐太小、速度太慢。
你不是副部级的就是正局级的,不是正局级的就是副局级的。
你反正,如果连副局级都不是,这种高校是被人看不起的,那好,最要命的不是在于它的级别,而是在于一批官员,一批行政官吏在办学、在管学。
这是最可怕的,这个教育怎么能办好?
大家都知道教育不应该是官吏啊,也不是教育家,应该是谁办?
应该是职业教育人来办学。
张鸣:
这样办了以后,实际上把你每个大学都有对应的口,实际上一个大学就是一个行政、一个级别、一个衙门,然后你就跟着,你跟上面对应,一一每一个口对应,然后上面就有缺条线,不过来,对不对?
他可以有一个大学,包括锋吉(音)大学,每年的检查对不对?
不知道多少个,上面反正你有什么事就来,那么你说这个校长成天就算他有心好好办学,成天去应付检查,他能干什么事呢?
这个检查,每一个检查过程中,尤其那个大规模检查,大规模作假,他不作假他通不过啊,那你学校,别的机关作假也就罢了,学校作假的话那像话吗?
我们是教育人的呀,首先得教育学生诚实啊,老师、学校都在带头作假,很不像话,而现在他应该已经习惯了。
你说我们上次说,以前家长说我们学校,我们要去把这个副部级大学给去了,这副部级大学几个大学校长首先不满意,就说这个我要不副部级了,我在政府办事就不理我。
我说当年参培也没有说到哪去不理他啊,他也没级别啊。
王旭明:
张老师,我插断您一下,我就是说特别我想拿这个当试金石和分水岭,什么呢?
就是你是不是真心的爱大学、爱教育,就拿这个当试金石、分水岭,就是我取消了副部级、正局级这些行政级别以后,你仍然在愿意这个学校当校长、当党委书记的你就留下来,好,那证明你是真心爱教育的。
那你不能留下来的,你愿意奔行政级别可以,那你就奔你的行政级别好了。
要让真心爱大学、爱教育的人留下来办大学、办教育,才办得好。
张鸣:
俞敏洪要办大学我就辞职去教书
主持人:
我们看这个南科大在两年前的自主办学,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啊。
但是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人说,长期以来政府办学的模式,已经让很多的高校丧失了自主办学的能力,两位觉得呢?
张鸣:
我觉得政府不是不能办,其实各国或者咱们中央历史上,都是政府办,办学也是个很主要的模式,但是问题是不能光政府办。
就是比如说我们民国大学,民法主义民国大学办得不错,对吧?
在国际上也是有争议的,但民法就是三足鼎立,就比如他是公立大学的,有国际大学的,有民办的,公立大学比如说像清华北大都是公立大学,南开对不对?
这就是民办的,还有些教会大学,三足鼎立,你哪个办不好都不行,你谁办不好,你办不好学生就要投票了,走了。
所以说你要有多元办学,就是说不是政府不能办,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说民办大学有,但是就像王老师讲的那个,都是一些没有级别的,而且根本不需你往前发展,就是你连税权都没有,你的档次很低的,他自己很值钱。
如果你要有心思,比如说某个大资本家想投钱你办一个好大学,不行,没门。
那么国外不能进来,现在有开个口的了,有些开始办分校了,但是教会大学无论如何不能恢复,那么以前据我所知,教会从小学、中学、大学,都是最好的,当年就是包括北大清华其实赶不上教会大学,都是赶不上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让,他这个办教育本身,纵观它的历史上看,实际上中国和中国人受惠其实很多,不是说受害,但为什么就不能回来呢?
就因为他是教会吗?
但是我就想,其实如果不实现多元办学,中国大学、中国教育是没有救了。
因为你想我们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今天这个几种玩法,很多时候他是刚才讲的,就是王老师讲的利益集团,教育也是利益集团,扭结在一起,这样最好,这样做起来容易,对不对?
你只有把这种因素各种因素先进来以后,有个比较有个竞争,就是开放了,你才教育,才可能够人就有一个比较,看了,原来是这个好,人们就可以用脚投票。
那你不好好办,那你就死掉了,学生就不来了。
那么只有到这个地步,学校才可能,中国教育才可能有救,也是有理就是说,就是我们当年为什么中国选择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前提就是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你没有开放,实际上我们去跟谁学呢?
对不对?
王旭明:
所以张老我又同意你的观点,有过一次你说一次我不同意的,就是他提出很壮的就是确实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多样化的问题,我非常赞同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这是也是一个不是在寻找高等教育的出路吗?
这是一个出路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我们必须得打破现在单一的办学模式。
所谓公立的这个办学模式,尤其是我们是从中央到地方,省市这个两级办大学的这种模式为主体,其他的私立大学、民办大学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置,这种局面必须根本改变,那怎么改?
可以肯定的说,哪个国家都有公办大学。
像朝鲜可能是,古巴可能是。
也就这几个国家。
很少,那我们也还在列入其中的,那在这里面,下一步就是怎么改?
这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要挖心割肉的改革,敢不敢迈出这一步,比如说,教育部现在的70多所,他管70多所这个学校,太多了,能不能砍下一半,砍下一办的学校,或者还一半还多一点。
我国家要管,比方说10所、20所,我就真管好、真管出个样子来、真管出个拿出个诺贝尔奖来。
我既然要管,就要真管好,然后我不管的,就完全下放,或者下放到省里的主管去,或者是交给民办主管局。
所谓现在积极鼓励民办教育,这个也不是一句空话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所谓的鼓励,这样的发展效果,我可以告诉你,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中国的民办教育也起不来,必须得什么呢?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方说张老师所在的人民大学,我们给他转办为民办机制行不行?
比方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拿出一所,你们两所都不是政级重点大学吗?
拿出一所转办为民办机制,你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在一个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因为太大了这个公办教育,再有神仙来民办教育所民办的大学也不足以构成和公办的这个竞争。
还不要说中国的这种各种制度,各种这个传统的观念等等。
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特别应该鼓励企业办大学,我有一个想法,特别的应该鼓励,就是民办,当然企业也可以包括公办企业,也包括民办企业。
比如说俞敏洪,我熟人,俞敏洪就想办一所大学,已经提出几年的这个想法了,他心中投的最后的一个梦想他不是新东方,它新东方已经出来一个了,就是建一个新东方大学我觉得多好的想法啊,就是卡在层层的审批,这个各种环节当中,几乎他说他的经历和这个前期所付出的精力甚至各种的包括经济代价,甚至超过了他个人认为,超过了他对大学,办这个大学所付出的代价,这就非常非常不正常而且不合理了,新东方那样一个被实践证明是中国的一家这个办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企业,有这种办高校的,办高等教育这种积极性,我们不仅应该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开绿灯,一路绿灯大力支持,这样才对。
张鸣:
对,我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要办,我就辞职,我来给你教书,办不成。
没有,没戏没戏了。
南科大还属于公办,但是困难重重。
当年他们开始办的时候,曾经跟我,他们那个发改委也是跟我商议,我说这个我们怎么能办?
已经初期,能办好,我说你就学香港科技大。
对,你就砸起热钱嘛,你砸钱,然后请最好的教授,很快就起来了,但是你要抛弃这一套,你就自己自主招生然后对外,文凭自己发,不要像我们现在,所有文凭都是教育部文凭,你就是你自己文凭,南科大,以你自己的信誉保证你的学生,你就完了啊,自主招生、自主发文凭、自主教学,但是他做不到,全是违法过程。
王旭明:
对,所以张老师提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本来这个就是人类这个成长进步的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罗马在那里头,你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哪条道,你只要到罗马就行。
但是我们现在是相反,到罗马,但是必须得通过国家的这条路到罗马,国家给你打开这个路。
这就非常可怕,包括你比如说,我们一些民办学校,他千方百计的他要获得现在所谓国家承认的学历,多荒唐,他要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然后我们很多官员呢,就是尽可能比方说中央党校,党校必须得和这个国民教育等同待遇一样,就是所有的都要靠这样的,就好像所有人都想当公务员,所有人都想当大学生,所有人都要当大官。
一个社会,大家沿着一个所有人都去奔的方向,这个社会肯定出问题了。
不是大环境的问题,社会肯定出问题了,不改的话,肯定出问题的,大家都想当男的,大家都想当女的,这不多可怕啊?
这个社会还能健康吗?
张鸣:
杜绝大学教授乱搞女学生的方法
张鸣:
以前我们硕士和博士招生,考试出题没人管,我们自己造。
现在都不行,全部都得统一。
也说基本是统考,不过基本等于高考,我胡名,匿名出题,胡名判卷,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招出来是谁,就是隔着口子去摸猫,你不知道摸出谁来。
我说你这样一点,我说老师、导师一点积极性都没有。
王旭明:
张老,那我问您一个问题,不隔着口子摸猫,不这个什么把权利下给教授吗,什么这个和女孩子这个乱搞的教授啊。
合着什么就来了,就这个和谁睡觉就让谁当教授呀,这个就来了,怎么办呢?
张鸣:
没错,就这样的,就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用这个方式来解决,就是什么呢?
就是行政来管,就看着,就跟我们交通那个岗职的,就如果警察不看着,他就犯规了,那我们必须看着,我们大学也都看着,那全都看着,那看的人出事了可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指望谁呢?
为什么国外大学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就必须少的。
就是你教授如果你干了这事,谁跟你睡觉你录谁,那么人家知道了,下次你就睡了,从此以后这个学会上就没你了。
那你要知道你敢出事吗?
我本来是个很有名的教授,我还不错的,我因为这个事一砸我就全都完了,我只能扛包去了,他乐意吗?
王旭明:
所以张老师说的问题就在哪儿,根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让所有违法者、违规者,因为教授一样嘛,有违法者、违规者,为一次违法和违规付出终身的成本,那个成本让他生不如死。
让他生不如死才行,现在我们这个没法付出代价。
然后教授出了问题,不仅看着,教授出了问题我们还保着。
你又看、又保、又怕。
张鸣:
这不是,还挺多,因为他也无所谓,而且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不在乎了。
这我当老师的,我是深有体会的,经常会碰到很多人,很多这种事,烂教授。
就是这种什么贪财、好色的很多。
你根本挡不住,根本挡不住因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规范、一个约束。
没有新的工体,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圈子,你干这事了,你抄袭了,你模仿人家了,你占人女孩子便宜了,有那么一次,你完蛋你滚蛋,那么他自然不敢干了。
没有人会那么傻,真的没有人会这么傻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恰恰是,其实作恶的成份很低,然后顶上给你看着,老是怕你不行,给你看着。
那我们就等于说,就是说实际上叫上去都是贼嘛,都是贼。
还有什么责任、荣誉感呢?
王旭明:
什么才是以改革名义破坏高考公平
主持人:
其实关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凤凰网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关于高考的这一个问题,有50%的人认为高考内容并不合理,再有70%的人确认为说高考一定是要存在的,毕竟还是公平,其实就可以映衬你这种说法,就比如说像教授,陪教授睡觉啊,就可以当上学士或者博士之类的。
其实这样的高考制度是不是可以相对的平衡一下?
张鸣:
高考制度肯定是要的。
我觉得高考制度是不能废除,但是呢高考制度一定要改革,就是第一个不能废除,第二个必须改革,我觉得这两个在中国还是铁的,也就是说你在中国这种国度,我们这种科举大国,政府层面如果没有管好的话,是很麻烦的。
但是高考必须改革,高考如果现在目前这样的,肯定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毕竟面对这个市场对吧?
面对这个社会,你尽管不能完全市场化,但是还要面对社会,如果我们没有社会评价,没有市场评价,那我们真的,我们这个学校办不好。
王旭明:
其实关于高考要改革,我觉得有两点必须得特别强调。
一个是高考的公正性、公平性必须坚持,刚才其实张老师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高考的,高考是必须有,没问题,但是高考为什么必须有,因为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如果高考的公正性和公平性被破坏了,或者是打着各种名义,打着高考改革,或者各种名义破坏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都是不应该允许的。
比如说加大这个考生面试的比重,我一直是反对的,我觉得这就是对高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一种破坏,什么叫加大面试的比重?
那一百个学生来,我来面试问你那个,然后确定谁谁,这是不对的,那一百个学生,如果他来自同一个北京市还好,肯定不是来自同北京市,他来自大山里头和全国,那你想想,深山老林的这个、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和在北京的一个学生比,同样面试,你说谁的面试更好?
我们不用自明,不说自明。
那公平吗?
所以我说必须坚持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必须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高考必须要坚持,但是一件事物取消,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把它撤了,这是一个办法,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办法,现在说的人特别少,就是我增加嘛,因为高考它现在是唯一一个选拔人才的办法,我增加了几个,那不就是让他唯一性质去了,也是一种取消,我增加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但是现在我们把增加的若干的选拔人才的办法,都绑在高考这个战车上,比方说,什么三好生加分,什么体育特长生加分,什么国家二级运动员加分什么什么,都绑在这上头,我认为是不合适的,那您那些个可以做为你其他多种多样的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
总而言之,还是这句话,选拔人才的多元化、分手段的多元化、手段的丰富性,才能够把更多的人选拔出来。
主持人:
高考不仅仅是选拔精英啊,同时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社会流动的使命,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让底层的孩子们向上去流动,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两位老师觉得这层使命是否可以从高考上来剥夺呢?
张鸣:
我觉得现在的高考已经这个流动的人也已经很小了,以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是因为这个高考改变了命运,你考上大学的,你没考上大学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就一下子像我们三十几个孩子,当中孩子出来以后就变样了,今天我就混出教授了。
那今天如果说你还是这样,就现在你看这孩子基本上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很小的,因为他们,刚才王老师也讲了,他们受的教育,教育资源不一样。
就是完全就是应试教育,就实际上这种各种考试,从小学开始,就是全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就把学习本身的这个内容,学习本身的这个要求给遮蔽了,就是熟能生巧,就反复训练嘛,反复训练然后你就熟能生巧了。
但是这样你就等于说,你把你的学习兴致给考没了,你这个东西弄三遍以后,这学生就烦了,烦了每次高考以后,因为我女儿是高考的时候,人大附的嘛,人大附的高考的时候,他们最后的高三都没有意思了,烦死了。
王旭明:
实际上今天是这个高考反正应该35年了吧,今天正好35年,1978年的高考嘛,恢复高考35年了。
我觉得30多年前,如果说高考是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一个唯一的手段、办法,大面积的选拔人才的一个唯一手段、办法,如果说是你刚才说的促进这个农村孩子流动的,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的话,30多年以后还是这样,还只能考高考改变穷孩子的命运,还只能靠高考来让农村的孩子到处流动,30多年后还是这样,300多年后还是这样,那就是退步,是巨大的退步。
所以必须得考虑高考改革,必须得改在一个地方了,不能再把全部的宝压在高考上了,这是一个问题。
刚才张老师说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大学,实际上他有承担两个使命,一个是选拔的使命,一个是培养水平的使命,所以考试来讲,一个是水平考试一个是选拔考试。
现在我们几乎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学前班开始,就把水平考试,就把培养的功能弱化了,弱得看不见了。
全部变成了张老师刚才说的,都变成了选拔,这选拔的功能本来是教育,任何一个国家教育有选拔的功能,只不过现在在我们中国,把选拔的功能无限的给扩大了,扩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层层都为教育,层层都为考试学习,甚至学前班的学生就为了考那个重点的小学来学习的,那么小学就为了考那个重点初中去学习,一切为了考试而学习的教育,一定是除了问题的教育,一定是有病的教育。
王旭明:
为何全国的好资源分配不均
主持人:
就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那就是异地高考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农民工已经达到了2.5亿的人,就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外来人口占到了四分之一,那随着这种外来人口的不断的增加,就会凸显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异地高考,再一个就是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那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现在各地纷纷出台的异地高考的政策呢?
张鸣:
其实异地高考的出现,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考试制度有问题,还是划地为牢的,各个地的考试资源,就是学校资源都不太一样,教育资源不一样,所以他不可能本身就存在不平衡,比如说北京上海版权很多,北京考生现在来讲相对容易,如果说你异地的在这考,那你就侵占我们的资源了,那如果说我们把他那个高考制度改革一下,就是以学校为核心,不要以地域为核心,那么这个情形就可以解决了。
也没有什么异地高考的,本来就没有,应该按道理来说,我们国家既不应该有户籍制度,也不应该有这异地高考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都有,就是因为户籍录取本身就意味着,就是说各个地域、各个地区,他这个资源,各种资源都是按照这个地域来划分的,来调拨的,所以呢你要这个不改,这后面的就不能改,所以,我们实际上这是,就是在异地高考中,他实际上是一盘戏,他应该跟这个就是比如说高考制度改革,比如说户籍录入改革赶紧配套,一次进行。
我觉得就出入,因为否则的话,单这么搞,就是单这么一弄,我估计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王旭明:
像张老师说的这是异地高考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的问题,异地高考实际上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只不过教育呢,人们对户籍制度的改革落后于、滞后于这个人们的这种需求,那么异地高考才浮出水面。
实际上把户籍制度改革了,就不存在异地高考的问题,所以我对异地高考的这个一直没有特别的给予热情啊,主要是两个考虑。
一个我觉得这个异地高考解决的不是绝大多数的问题,是少数的问题,因为这个毕竟从一个城市到北京也好,北上广,从河南、山东能够走出来到北上广,毕竟是少数,而且到了北上广以后,他又有一定条件制约,比方说五年啊,或者说有房子有什么什么的,就简单的说成功者吧,又会是更少数,所以我们就是解决异地高考也是少数问题而不是大多数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异地高考这个我们所以声音很大,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是由于我们,就是这些成功者,大家知道我们成功者拥有话语权,一般拥有话语权的成功者,他们就各种媒体上,各种报纸上,大张旗鼓的说解异了,因为他们要考虑他们的子女。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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