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施杞医疗经验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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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施杞医疗经验精
中医骨伤科名家施杞
吴陈治立王拥军崔全起万超整理
编者按:
施杞,江苏人,生于1937年。
出身于中医世家,幼受庭训。
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曾师从中医伤科大家石筱山、石幼山。
从事中医骨伤科临床30余年,曾任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骨伤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是上海市名中医、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医骨伤科学会会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等职。
还被美国普士顿大学、新加坡中医学院、日本关西针灸大学、欧洲中医学院等国外院校聘为客座教授。
施氏长期从事骨伤科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崇尚易水学派,注重护养脾胃,较完整地继承了上海石氏伤科的学术经验。
擅长治疗各类脑病和脊椎病,对脑外伤、脑瘤、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及各类风湿痹证有较深入的研究。
治疗颅脑损伤主张“瘀阻经络,从肝论治”,对伤科内损杂病多用“临证三辨,衷中参西”的方法;治骨折在分早、中、晚三期基础上,予以“摸、整、稳、运、治、调”六法;治脱位强调“一清、二巧、三稳定”的原则。
多年来形成了“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痰瘀同治,脾胃兼养,内(损外(伤兼顾,调治结合”的学术主张。
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了《中国骨伤科学》、《中国中医骨伤科百家方技精华》、《临床中医脑病学》、《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等16部学术著作。
先后主持承担了10项国家及部、市级科研课题,其《痹证的实验模型和现代病理基础》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益气化瘀法治疗硬膜下血肿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
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
于仁厚处用心,于精深处用功。
———施杞
施杞,1937年生,江苏省人,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受家学熏陶,酷爱中医。
1957年考入上海中医学院中医系。
6年寒窗苦读,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基础。
1963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遂被留任于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骨伤科工作。
1963~1966年,施氏又以第五卷672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住院医师的学习训练,并且得到了著名中医伤科大家石筱山的师传,为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7~1982年期间,四次赴外院进修,先后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骨伤科,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进修;二次赴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进修,并获得了第八届全国脑外科医师进修班结业证书。
80年代初,经上海中医学院安排,正式拜石幼山教授为师,系统地学习了中医骨伤科理论和石氏伤科经验,并兼收并蓄,学习魏指薪、王子平等沪上伤科名家的伤科特长,成为中医伤科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
施氏杏林从业35年,曾先后担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骨伤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主管医学教育、科研及中医中药工作。
他提倡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应取“一体二翼”的大鹏战略,即坚持以继承2000余年来所形成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主体,以充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积极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为二翼,实现在继承中创新,推进中医药事业在新世纪的腾飞。
施氏在长期的医疗、教育、科研工作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流派特点。
他崇尚易水学派,注重护养脾胃,较完整地继承了石氏伤科的特色。
临床上,他精于辨证,善于调治。
在治疗颅脑损伤等外伤性疾病时,主张“瘀阻经络,从肝论治”;对于脊椎病等伤科内损病、杂病又多用“临证三辨,衷中参西”的方法。
治疗骨折,在分早、中、后三期基础上,予以“摸、整、稳、运、治、调”六法;治疗脱位,他强调“一清、二巧、三稳定的”原则。
他对李东垣内伤发热学说的研究有独到的心得,认为:
火有虚实,治分补泻。
伤损以后虚实夹杂,常有火热之象,如痰瘀互结,瘀而化火,此乃实火,治宜清化火热;如脾胃虚损,升降失调而致热象,此为虚火,治宜扶养正气。
他认为:
瘀久必兼水湿,常用益气、泻肺、逐瘀、峻下、渗湿、温阳六法。
“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痰瘀同治,脾胃并养,内(损外(伤兼顾,调治结合”的观点已成为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核心。
施杞擅长医治各类脑病和脊椎病,对脑外伤、脑瘤、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折不愈合、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及各类风湿痹证有较深入的研究。
他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中国骨伤科学》、《中国中医骨伤科百家方技精华》、《临床中医脑病学》、《上海历代名医方技集成》、《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骨伤科学》等16部学术著作。
先后主持承担完成10项国家及部、市级科研课题的研究任务,《痹证的实验模型和现代病理基础》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二等奖,《益气化瘀法治疗硬膜下血肿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
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施氏是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上海市名中医,在数十年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强调临床乃医务之本,同时重视科研,辛勤培育英才。
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8名,硕士研究生7名,带徒2名。
学生们毕业后创业于国内外,皆有成就,桃李芬芳。
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医骨伤科学会会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委中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世界中医骨伤科联合会(筹主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评审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新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九五”国家中医药科技攻关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先后访问14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学术交流,被美国普士顿大学、新加坡中医学院、日本关西针灸大学、欧洲中医学院等国外院校聘为客座教授。
第五卷673学术精华
一、崇尚易水学派,继承石氏伤科特色施氏崇尚易水学派,并成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
他师承石氏伤科,继承发展了石氏“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的学术观点。
施氏临床立方用药,注重涵养脾胃,遵循“以胃气为本”之大法。
他十分推崇薛己“治病求本,务滋化源”之说。
后人云“化源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生化之源,当属脾胃之元气,土为万物之母,非土不能生物,惟土旺则万物昌盛,人体诸脏方能得到滋养,生气才能盎然勃发”。
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化源之理。
张元素曰:
“胃者,脾之腑也……人之根本。
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也。
”并说:
“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胜平之,此之谓也。
”故云:
“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
”又仲景云:
“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谷入于胃,脉道乃行。
”故血不可不养,卫不可不温,血温气和,营卫乃行。
可见温养脾胃意义之重要。
李东垣是易水学派的重要一家,他亦认为:
脾胃是滋养元气的源泉,是精气升降的枢纽,内伤脾胃则百病由生。
指出:
“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滋之。
”“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胃,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元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
”“地气者,人之脾胃也。
脾主五脏之气,肾主五脏之精,皆上奉于天,二者俱主生化之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长皆从胃中出也。
”又曰:
“胃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
”这正如《吴医汇讲》中阐述的“脾胃伤则出纳之机失其常度,而后天之生气已息,鲜不夭札生民者”。
薛己指出:
“血生于脾,故云脾统血,凡血病当用甘苦之剂,以助阳气而生阴血”,“血虚者,多因脾气衰弱,不能生血,皆当调补脾胃之气。
”他认为,脾是统血行气之经,脾胃是气血之本,气血之生化以中焦脾胃为源,生血必以调补脾胃之阳气为先,对于阴虚亏损之证,首重脾胃之气。
临床上,施氏常用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治愈因脾胃虚弱,又久而及肾,阴血不生之骨伤疾病,如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某些病例,叠用活血化瘀、祛痰通络而不效,乃至施行血管移植手术未能治愈,运用调补脾肾之法而取得满意疗效,可谓是他实践易水学说的一个验证。
施氏临证,还十分重视气、血、痰、瘀的辨证。
《素问·调经论》曰:
“人之所生者,血与气耳。
”并曰:
“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
”石氏伤科“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的理论思想正是基于此而生萌的。
施氏提出伤损及气有虚实,当以气虚为主,治宜益气行气,补气养气之味中辅以行气消导之品,使益气而不滞。
他擅用黄芪、党参,健脾胃以养气之源;亦常以附桂、鹿角,温肾以壮气之本。
温补之中,亦不忘行气消导,配辅青陈皮、延胡索、软柴胡、炒枳壳之类,益气行气,通调一身之气机。
临证论治,他常说:
治伤必先治血,即使失血病人亦不忘活血。
四物汤可补血活血,他根据不同证候及病位,随证变换,化裁运用古方,如血府逐瘀汤加减方、桃红四物汤加减方、补阳还五汤加减方等,其疗效卓著。
临诊他循“痰瘀兼治”的原则,常在教学中引用《仁斋第五卷674直指》所论“气血平和,经络畅则痰散而无,气脉闭塞,脘窍凝滞,则痰聚而有。
”他认为,
痰为百病之源,五脏皆可有痰病,痰瘀每易互结,痰之所生亦责之脾胃。
故治痰瘀亦以调脾胃为大法,于方中常配合运用半夏、南星、白附、僵蚕、葶苈子等祛痰散结,以大黄祛瘀涤腐,推陈致新。
二、精于辨证,善于调治施氏认为,辨证乃医治疾病之前提,亦是一项基本功,不可疏于研习。
而调治则是中医治病必求其本的体现。
他强调辨证仍当信守四诊八纲,善于将四诊所及参于八纲辨证,灵活应用,达到证因脉治,有条不紊。
关于望诊,他突出四点。
其一,突出望“神”,神,即神气。
《灵枢》曰:
“神者,正气也。
”“何者为神?
岐伯曰:
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素问》中也曾曰: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五道,以养五行,气和而生,津液相生,神乃自生。
”“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
”综上《内经》所云,神乃正气,由五谷化成,其功能是决定人的精神活动,调节全身和脏腑活动。
施氏通过望神来观察人的精神状态和面色的变化,以此来判明人的健康与否及患病的轻重、预后等。
其二,突出望全身与望局部相结合。
望全身是根据伤科疾患的特点,分清外损内伤。
外损起病急,多有痛苦状;内伤多虚象,中气不足。
望局部是观察伤患处的肿胀、畸形、色变等。
其三,突出望舌苔,舌质偏紫者,属血瘀;苔腻偏白者为寒湿,偏黄者为湿热;苔薄少津质红者属阴虚;舌胖边有齿痕属气虚等,这些在伤科临床均不乏实例。
其四,注意望咽喉。
施氏认为咽喉能反映出疾病的虚实及正气的盛衰。
实证时,咽喉多色红充血,如见喉壁糜烂而少痛者,多为痰瘀热毒化火;如见乳蛾肿大,痛而失音者,多为风热侵袭。
虚证时,咽红色淡,如见喉壁滤泡遍布者,多为正气虚弱或胃气不足,如见干痛少津者,多为肾精匮乏。
闻诊要注意闻气味,尤以口气为重要,口气味较重,多属肝胃不和,湿热内蕴。
重视听声音,是伤科临床中的基本技能。
不仅通过听声音,善于辨别损伤部位和性质,是骨折抑或筋伤,还要善于闻其声知其病之轻重,体之盈亏。
如筋之摩擦音,若为弹响声,多属急性筋膜滑囊炎症;局部筋结肿大疼痛,若为流砂声,局部肿痛,多为筋撕裂;若为捻发声,则多为肌筋膜炎。
问诊十问时,他尤其注意对二便、夜寐、胃纳等的询问。
他认为这些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生活素质状况。
便溏不臭者,多属脾虚失运,宜用资生丸培土健中;便溏而臭,且色较深者,是虚中夹实之证,多属脾胃虚弱,湿热内结,宜用参附败酱散加鸡内金、砂蔻仁,攻补消并用。
施氏在总结多年来调治不寐证时说:
失寐而呈热象火旺的病人,须分辨肝火、相火、心火。
肝火者,多伴目涩口苦,头胀头痛,用龙胆泻肝汤主治;相火者,多伴心烦盗汗,头晕耳鸣,用知柏地黄丸治之;心火者,多伴口苦心烦,舌红脉数,用黄连阿胶汤(或交泰丸为宜。
切诊中,施氏突出了摸伤患局部及脉诊。
他常告诫学生:
伤科临诊千万不能因为应诊病人多而疏漏伤患部和脉诊。
手摸方能心会,熟练方可生巧。
骨折、筋伤、内伤的临床诊断,离不开摸伤患部,这是中医伤科的基本功,也是常规检查。
中医伤科区别于西医骨科而显示其特长之处,就在于整体调摄和辨证施治,而这些
都离不开候脉,所以一个好的伤科医生,既要摸伤患部,也勿忽视脉诊。
除了以三部九候之象辨五脏之变外,还注重左右脉象相互比较来辨脏腑、气血的羸弱。
他说:
气血调和,正气内守则脉象平和,过旺过虚均是病候,如寸关过旺则为邪第五卷675实,尺部过弱则为虚劳。
他认为:
痰瘀化火多呈滑数脉;痰瘀互结多呈弦滑脉;脾胃虚弱多呈细弱脉;气虚伏火上炎多呈滑数脉。
失寐多梦脉弦滑,其脉候寸部过旺者,为心火旺,宜清心火;其关部过旺者,为肝火旺,宜泻肝火;而左右尺部均呈沉细,则为肾阴不足、心肾不交,宜养肾阴交心肾。
施氏指出:
“治”,是治病,是治其标;“调”,是调正,调人之阴阳气血脏腑经络,是调其本。
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曰: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灵枢·邪客》篇中曰:
“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邪。
”故“调治”包括了扶正与祛邪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
施氏认为:
调治的初级形式是治,即治标;而调治的高级形式是调,即调本。
其基本思维逻辑是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方针来确立的。
临床上,就有了以“开路方”治“标”,“基本方”治“本”的调治方法。
例如,损伤后急性期、脊柱骨折或其他脊柱病造成脊髓受压的病人,初诊时,多有内风阳亢、气机阻滞。
肢体水肿,呈阳明经证或阳明腑实证的特点,“开路方”辨证而选用承气汤、葶苈大枣汤、甘遂散、犀角地黄汤、白虎汤等。
待“标”证解除,再选用地黄饮子加减方或血府逐瘀汤加减方等“基本方”来调“本”。
调治,有快速调治与慢速调治。
酌情掌握调治节律,也是调治成败的关键。
该慢而快,欲速则不达;该快而慢,则贻误治愈时机。
故疾病的早期宜快调治,中后期宜慢调治,如摒伤或肋间神经炎等致胸胁痛,早期重用清热解毒类药,利水消肿,达到迅速镇痛效果;后遗症期,则用柴胡疏肝散或金铃子散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逐渐瘀祛气行,通则不痛。
故疾病初期治“标”阶段宜快调治,疾病后期调“本”阶段宜慢调治。
“开路方”多属快调治,“基本方”多属慢调治。
施氏临床调治模式,是融传统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实验和长期临床经验为一体。
其中,以多路分流,多极调治的方法最具代表性。
骨折及外伤性软组织疾病初期,多夹有痰湿内阻,常用活血行气药合三仁汤,以杏仁、蔻仁、砂仁共起宣通化浊,使痰湿从上、中、下三焦分消;脊柱病的很多患者有便溏症状,用猪苓、茯苓以应《金匮》中利小便而实大便的方法;脊髓型颈椎病周身水肿的病人,以调气通髓汤加减,方中以葶苈子、大枣泻肺利水,黄柏、川牛膝利湿浊下行,川军泻下涤肠,从多路而解浊水。
上述多路分流治法体现了辨证调治的灵活性。
同样,施氏在临床应用多极调治方法时,也是活用多变。
活血化瘀法中,有加益气药,从调气而治血瘀,如补阳还五汤加减方治脑外伤后遗症;有加疏肝药,从疏理而治血瘀,如血府逐瘀汤加减方治束胸感明显的脊髓型颈椎病;有加化痰药,从化痰而治血瘀,如用桃红四物汤合二陈汤加减方治胸胁挫伤。
调治脊柱病,有从益气法、活血法、化痰法、清咽法,有从抑制炎症介质的方法,也有从抑制软骨细胞向成骨细胞演化,阻止骨化进程的方法等多极化调治。
基础科研对“辨证调治”亦具有指导意义。
施氏在实验中证实了退变椎间盘中降解酶、炎症介质等释放的多少与椎间盘病变的病人临床症状的轻重成正比,为伴有痰火血瘀型颈椎病的新辨证类别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于这类患者,常运用云南白药、麝香保心丸、珠黄散合用的新治法,原因亦在于实验证明了麝香、珍珠粉、牛黄、白药等有抑制降解酶、炎症介质等释放的作用,促进退变椎间盘病变的炎症消退。
临床使用,对该类型颈椎病患者的治愈率达90%以上。
总括施氏调治学说,“治”偏于治标,“调”偏于治本。
两者相辅相成,关联互补。
临诊运用,常常寓治于调中,寓调于治中。
施氏常用的调治方法可归纳为四大类:
第一类,从病因而施调第五卷676治。
其病因包括了外因———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淫;内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之七情;以及跌扑损伤之不内外因等。
第二类,从六经辨证而施调治,如颈椎病,项背强,汗出恶风者,从太阳而治,桂枝加葛根汤主之;类风湿关节炎发作期,热结在里,关节红肿势盛,表里俱热,却时时恶风、口渴者,乃阳明证兼气阴亏虚,白虎加人参汤化裁而治。
第三类,从三焦调治,如前例三仁汤从三焦而解湿浊。
第四类,结合科研成果而施调治。
其正如张景岳所说:
“夫所谓调者,调其不调之谓。
……邪气在表,散即调也;邪气在里,行即调也;实邪壅滞,泻即调也;虚羸困惫,补即调也;由是类推,则凡寒之、热之、温之、消之、升之、降之、抑之、举之……等皆调气之法也。
”三、瘀阻经络,从肝论治外损内伤,气滞血瘀,阻于经络,从肝论治,也是施氏学术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推陈出新的调治原则和治疗方法。
胡廷光在《伤科汇纂》中说:
“《医宗金鉴》曰:
凡跌打损伤坠堕之证,恶血留内,则不分何经,皆以肝为主,盖肝主血也。
故败血凝滞,从其所属,必归于肝。
”施氏遵古训,以实践带动指导临床,为颅脑损伤等外伤后气滞血瘀、瘀阻经络的疾病探索和积累了从中医中药治疗为主的、有效的治疗经验。
脑于颅内,精髓汇聚,纯正无邪。
人的十二经、十五络之气血皆会于此。
施氏认为:
颅脑损伤,初期瘀血内阻,精髓错杂,严重者蓄瘀攻心,内扰神明,致使精髓不通,气机逆乱,而出现昏厥血瘀气闭之证。
若瘀血化热,则神昏而有高热、抽搐。
如系开放性损伤,或伴有颅内出血,则表现为气血双脱的虚象。
初期属轻伤者,多为气滞瘀阻,肝经不疏,肝气横逆,生火侮土而犯脾胃,导致升降失调,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上蒙清窍。
后期由于内伤日久,或失于调治,造成瘀血内蓄,气滞血瘀,导致脏腑虚损。
这一阶段,往往虚实相兼。
其虚有二:
一是脾胃虚弱,运化无能,生化之源亏损,营卫失调,气血不能外荣,此为《素问·痹论》之谓“痹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失疏”。
二是肝肾不足,水不涵木,水火不济,导致心肝火旺,心肾不交或肾阳虚弱,火不归源,此便是张景岳所谓“瘀久有所留脏,病久致羸”。
故初期气滞血瘀,阻于经络时,宜理气疏肝,活血化瘀,使脉络通畅,瘀祛血行;后期为瘀血未祛而又脏腑虚损的虚实夹杂期,则在调补脾肾的同时,不忘疏肝消导,使肝气调达,脾肾皆调,脏腑复健。
故临床应诊用药,应始终围绕一个“肝”字。
初期昏迷不醒时,血瘀气闭者,治以宣通开窍;痰热阻窍者,治以清热豁痰开窍;高热惊厥者,治以清热镇痉开窍;阳泄欲脱者,治以回阳救逆;孔窍出血者,治以活血止血。
分别用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或神犀丹、独参汤(或参附汤、云南白药合三七粉(或仙鹤草汤,并灵活选加疏肝类药味。
清醒后,再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辨证分为肝胃不和、肝风内动、瘀阻经络等几类。
症情重者,用藜洞丸(或夺命丹。
肝胃不和之头
痛、恶心、呕吐等,宜升清降浊,用柴胡细辛汤加太乙紫金丹(或左金丸;肝风内动之头痛、眩晕,伴肢体抽搐治宜平肝熄风,用天麻钩藤饮;瘀阻经络之头痛头晕,面目瘀紫青肿等,治宜化瘀疏经宣散,用柴胡加防风芎归汤。
对诊断明确的颅内血肿,治宜益气化瘀、疏肝通络,用柴胡、细辛加补阳还五汤。
损伤后期,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者,治宜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并佐以疏肝和营,用补中益气汤加白芍等;肝肾亏损者,治宜滋肾平肝,用杞菊地黄丸(或左归丸;如肝肾阴亏而致肝火上炎,宜清泻肝火,用龙胆泻肝汤合大补阴丸加减;如宿痰瘀阻肝经久而兼气血亏虚者宜逐瘀散结,疏肝第五卷677养血,用藜洞丸合十全大补汤加柴胡、枳壳等,肝气犯胃,恶心呕吐者,宜疏肝和胃,用左金丸;脾虚湿困者,宜健脾燥湿,佐以调达,用参苓白术散加柴胡等药。
综上所述,施氏继承和发展了前师“跌扑损伤,败血必归于肝”的观点,临床发挥更是独具匠心,对瘀阻经络不同阶段表现出肝火、肝热、肝郁、肝瘀、肝虚等证分别以泻、清、疏、解、化、补等法治之。
治瘀以肝经药物为主,尤善用柴胡。
如治头部内伤的柴胡细辛汤加减方;治颅内血肿后遗症的补阳还五汤加柴胡细辛汤方;治胸腹部内伤的复元活血汤与和营通气汤;治会阴内伤的柴胡桔梗汤;治脊髓型颈椎病的血府逐瘀汤等,诸方中均用柴胡。
施氏常以前师学说启发学生:
柴胡乃和解之药,能升能降,通肝胆之经,只要善于使用,上中下三部之病均宜入方,为医治内伤之要药。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
“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施氏“瘀阻经络,从肝论治”的思想,以及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的以中医中药治疗颅脑损伤的临床实践和成功经验,是《内经》中这一理论的充分体现和生动写照。
四、临证三辨,衷中参西施氏主张辨证与辨病、辨型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辨证与基础实验、现代诊察手段相结合的原则。
证,是疾病处于一定阶段时病因、病位、疾病性质和正邪力量对比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
辨证是运用中医理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详尽地了解临床症状和体征,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综合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出的结论。
“辨证”是“论治”的前提,“论治”是“辨证”的目的。
辨是为了治,是为了更好地、有效地治好病,辨出的证应力求准确。
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日,取之科技成果和现代医学成果为我所用,使中医的“辨证论治”更趋完善,也更能体现中医的整体观,使“治病求本”之“本”更能全面地被揭示。
施氏认为:
辨病,是对局部病理状况的辨识;辨证,是对全身状况的辨识。
两者的结合,使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更精确化,经常在辨证结合辨病的同时,还结合了辨该病的分型,即与辨型相结合。
例如,在颈项强痛症中辨出颈椎病后,再根据症状的不同表现,分清该病种的分型,有颈型、神经根型、交感型、椎动脉型、脊髓型等,在此基础上,将其症状按中医的四诊八纲进行辨证,辨明中医的辨证分类,如椎动脉型颈椎病中有气血不足型、痰阻血瘀型、肝肾亏虚型等,而脊髓
型颈椎病又有痉证和痿证之分。
这样的结合辨证过程,使疾病从症、病、型、类逐个分辨清楚,对疾病的认识逐渐深化,治疗用药更有针对性,更能有的放矢,其疗效也更加显著。
如分别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方和地黄饮子加减方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痉证和痿证,其疗效与常规疗法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施氏指出:
辨证较之辨病更加精确,是因为辨证使得患病的机体由最适合于它的药物来治疗,使不良反应限制在最低限度,机体容易接受。
“颈痛灵”治疗颈椎病的疗效是肯定的,但有的病人饮后即呕。
且该药对病人所表现出来的千变万化的证候也非完全合适。
临床上,我们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实例。
对于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辨证与基础实验、现代诊察手段相结合,施氏也是倍加推崇,并在临床上广泛地采用。
就以诊治颈椎病为例,在颈椎病诊察过程中,他通过观察咽喉第五卷678部的红肿炎症情况,从其色、肿的状态程度,了解其属虚属实及炎症程度,来判断颈椎间盘中炎症介质、降解酶等释放的量,检测其颈椎病病变的程度、预后,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在治疗椎间盘病变的病人中,较高频度地使用了安宫牛黄丸、牛黄醒消丸、七厘散、麝香保心丸、珠黄散等,是因为他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该类药可通过缓解椎间盘炎症、水肿而达到利咽消肿、活血化瘀、调髓通督的目的。
临床使用后,疗效确实优于其他治疗药物。
在椎间盘突出症治疗中,在辨明其分型和辨证类别后,对于核磁共振摄片显示有单节椎间盘突出或脱出,造成脊髓受压者,往往加入石见穿、京三棱、蓬莪术等药味以活血通髓,减轻脊髓受压征象;对多节椎间盘膨隆造成周围组织炎性变者,引入麝香、牛黄、水牛角、琥珀粉等药物调髓通窍,缓解炎症;对椎间盘突出合并有黄韧带肥厚、后纵韧带钙化的病例,加入威灵仙、昆布、海藻、川芎等药以活血软坚,延缓韧带钙化。
施氏“临证三辨,衷中参西”的思想已成为其学术思想中一个很具时代特色的标志性部分。
临证特色
一、外伤论治,强调明辨机理,巧用手法外伤一症,不论骨断、筋伤、脱位,施氏治之既遵历代前贤所论之法则,又有所发挥。
临证倡导三期辨证,内外合治,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因病因人制宜,多种中医药疗法相结合。
在治疗方法上,坚持石氏伤科“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的学术思想,做到手法、方药、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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