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O的策略管理之非营利事业的策略管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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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的策略管理之非营利事业的策略管理
NPO的策略管理--非营利事业的策略管理
课程目标︰
研究NPO的策略管理模式,并针对此模式提出各步骤之具体做法,并探讨策略管理的关键成功因素
傅笃诚老师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管理博士
南华大学非营利事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非营利事业的策略管理
南华大学非营利事业管理研究所傅笃诚博士
大纲
第1章、策略管理理论
第1節、策略管理的定位
第2節、资源基础理论
第3節、竞争定位理论
第2章、非营利事业行销策略
第1節、非营利事业行销策略的特别考量因素
第2節、产品策略
第3節、价格策略
第4節、通路策略
第5節、促销策略
第3章、非营利事业人力资源运用策略
第1節、人力资管理概论
第2節、职工管理策略
第3節、志工管理策略
第4節、领导者甄选策略
第4章、非营利事业财务管理策略
第1節、财务管理的内涵
第2節、非营利事业的财务管理
第3節、基金管理
第4節、公益创投
第5章、非营利事业国际进入策略
第1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第2節、策略联盟
第3節、授权运作
第6章、非营利事业发展策略
第1節、集团化与去集团化
第2節、国际化与本土化
第3節、水平整合
第4節、垂直整合
第5節、多角化经营
第1章、策略管理理论
第一节、策略在管理学中的定位
策略(strategy)一词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说法。
在军事上,与策略相同的说法是:
战略。
战略之下为战术(tactics),战术之下为战法(operation)、战技(skill)。
所谓〝略〞,通常所指的是较大、较广、较高方面的考量而言。
有关战略方面,台湾曾经有这样的思考:
民国六零年代时,蒋纬国将军曾经提出我们要:
打什么,有什么!
意思是说:
在台湾建军备战的思考上,要决定我们要打什么样的战争,根据这个想法,去发展、充实我们的军备,并研究我们的战术、战法、战技。
但因我国在取得武器方面受到美国的牵制,自己研发又受限于预算、人才及研发能量,这个〝战略思考〞始终无法实现!
因此,后来有人提出:
我何不〝有什么,打什么!
这是说:
与其要靠一些我们获得不到的东西,不如我们将手上的现有武器装备配合我们的经济能力,自己发展一套保卫台湾的战术、战法。
〝打什么,有什么!
〞的思考,不可否认的,具有积极的意义,通常是一种高姿态(highprofile)的作为,也叫做是顺风车(windywagon)的策略,是在一个资源较优渥的环境下才能实现的作为,台湾即使现在经济已成长到相当程度也无法达到。
相对的,〝有什么,打什么!
〞就比较务实一些。
想象六零年代的台湾,我们刚过完艰苦的岁月,经济正在起飞的阶段,一窃的人力、物力都要投入台湾的建设方面,以累积更多的资本,在从事经济的发展,社会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发展军备。
因此,凡事节约,有时也难免因陋就简,凑合着点,能维持过去就好!
所以,以当时的时机(timing),〝有什么,打什么!
〞确实是较妥当的战略思考。
因此,此方式的作为又称低姿态(lowprofile)的作为,或是〝落水狗〞(underdog)的策略。
台湾的经济发展策略思考上,也有这两方面的争辩。
在〝打什么,有什么!
〞方面,有人主张发展策略应积极的往世界顶尖的方面去追求。
就像现在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可预见的是将来会是使人类重大改变的研究,目前不管政府部门或一些研究单位,均言必如何做基因改造,俨然已经走在世界顶级研究的尖端,就像广告用语一样:
台湾与世界同步发行!
说着说着,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伟大!
——典型的阿Q精神胜利法。
以往典型的高姿态发展策略还有: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erylargeScaleIntegrated-Circuit,VLSI)投资一百亿;高速对撞器(Supercollator)投资一百亿;华同大货车,投资五十亿;人造卫星XXX亿。
这些当年振振有词的说,如何的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投资案,于今何在?
反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工业如:
雨伞、脚踏车、鞋子、成衣、手动工具等等,成为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功臣。
接着在发展信息工业方面,如照以往的思维,必定先发展计算机的心脏CPU。
还好,当年负责推动的李国鼎先生与果芸将军等先进,屏除老大的心态,从计算机的接口设备:
键盘、显示器、磁盘片与磁盘驱动器等切入,使得我国计算机的接口设备在世界市场上拿下许多项世界第一,开创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由这些成功与失败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有什么,打什么〞的策略在我国是比较恰当的。
另一方面,持〝有什么,打什么!
〞看法与作法的人,比较会务实的分析社会的现况,检讨自我的一切条件,然后找到一个切入点,由此发起攻击,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种务实的作法成功的机会居多,比较不会不自量力的硬干。
策略管理是管理理论三大学派中,程序学派的理论基础。
其主要的诉求是:
企业要创造其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
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本身将其拥有的资源与企业经营能力发挥到极致,这才可以与同业竞争。
竞争优势的创造又有两派不同的看法:
一为竞争定位(competitivepositioning)的确认;另一为资源基础(resource-based)的寻求。
个人或组织、机构要采取行动之前,首先要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这是所谓〝知己〞的功夫。
知道自己在整个大环境的位置以后,才能找到出发点,否则,自己的位置没弄清楚,要往那里去?
有何能力到甚么地方?
都是空谈。
弄清楚自己的定位以后,还要检讨自己有什么能力或资源?
或与其它竞争对象相比,自己与对手间有什么是相对的有利于己方的,在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发挥,便较有成功的机会。
事实上,当面对竞争的环境时,不是什么都要讲求绝对的优势:
在市场上居领先的地位或拥有绝对丰富的资源。
在竞争状态时,胜败往往取决于各方在资源运用上差距的大小,也就是将有限的资源做最佳使用者往往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节、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简单的说就是:
有什么,打什么!
(打仗用)所有管理理论都是在有限资源的假定下运作,如果我们面对的资源无限,实在没有道理自己绑手绑脚的费脑筋的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好。
就是在有限的资源限制下,才显得管理才能的重要。
一个社会拥有什么资源?
就经济学上的生产要素来分析,资源包括:
人力、土地、资本与企业才能四种。
人力包括数量与品质;土地包含矿产与天然资源;资本含资金与技术;企业才能含经营技术与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所谈的是社会中是否具有足够的人力去从事某种工作。
记得有一次跟一位越南来的研究生谈起,越南目前最想要的工业是什么?
(时间点是在2000年8月)他回答说:
向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的IC半导体工业。
我笑着问他:
越南有多少大学设有这方面相关的科系?
他回答说:
很少,几乎没有!
越南这个国家被法国殖民过,因此讨厌法国人,不学法语。
越战完,讨厌美国人,大学不教英文。
中共惩越战争后,讨厌中国,大学没有中文系。
一个落后的国家不学世界通行的两大语文:
法文与英文,不学周边最大最强国家的语文,把自己孤立起来,一旦发觉这样做不对,开始学习改革开放,在百废待举中,一下子就要跳上世界科技的尖端,是有点不切实际。
因此,就越南目前的现况,他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发展高科技产品的。
第3節、竞争定位理论
竞争定位理论和〝打什么,有什么〞的理念相近。
通常一个资源相当缺乏的社会或个人,面对一个环境,想要有所突破求发展时,需要订定一个目标,把自己现况与之间的距离弄清楚,然后努力往那个目标位置前进。
目标的订定要符合五原则:
明确(specific)、可测(measurable)、可达成(attainable)、相关(relative)、可追踪(traceable)。
也就是所谓的:
SMART五原则。
明确就是要是可以量化,有一定的评量标准,不能是概括的含意。
例如:
我们要小孩子要用功读书。
如何才是用功?
小孩子是不是整天拿着一本书,或坐在书桌上就是用功?
这是不明确的一个目标。
如果我们改说:
希望他下次考试进步五名,这个目标就相当明确了。
明确的量化以后便可以测度,接着要看目标是否有达成的可能,订定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等于没订。
目标也要和追求者的专长有关,如果和追求者的专长无关,他还必须另外学习达成该目标的技能,虽终究可能达成,但费时甚久,更增加达成的不确定性。
最后,目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达成,这段时间内是否有些阶段可以检测目标的达成度,这就是可追踪的标准。
竞争定位还有一个观念必须强调的,就是在制订竞争策略时,别不自量力,将自己的定位定得太高,或者不切实际,否者只能在那边打高空,是无法有效提升竞争力的。
第二章、非营利事业行销策略
第1節、营利事业行销策略的特别考量因素
管理学发展到今天,有关行销的课题,都必须加入策略的考量。
因此,〝策略行销〞这个名词便取代传统的〝行销学〞,广为大家所使用。
所谓策略行销(strategicmarketing),即在一般行销课题的4P(或5P、6P、7P)中,加入以资源为基础(resource-based)或考虑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等因素,
第2節、产品策略
产品规划(productplanning)又可称为产品策略规划(productstrategicplanning),主要是在产品的定位(positioning)上。
一般营利事业在产品规划上主要在思考:
生产何种产品?
此产品要卖给谁?
在非营利事业上则要思考:
我们能提供什么服务?
要对谁服务?
换句话说,即我们能做什么样的善事?
对谁做?
在司徒达贤教授所著非营利事业经营管理书上的〝CORPS〞模式中,即C—客户,S—服务,此两因素的思考范围。
转介的价值与资源平衡使用
除了生产概念的有形产品与无形的服务外,非营利事业提供类似服务的另一种转介的功能。
他将资源从边际效用较小者身上转移到可以产生较高边际效用者身上,这种作法实际是在增加社会价值,这种功能也某种程度的解决了社会只注重生产与消费而忽略的分配问题。
两百年来我们在社会的经济行为探索过程中,虽然企图去解决生产、消费与分配的经济学上三大问题,但研究的结果却只注重生产与消费,分配的问题就交给〝上帝〞——一只看不见的手(aninvisiblehand),或称:
价格机能去解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分配的问题没能解决,就造成所谓〝市场失灵〞。
社会上个人富有得越来越富有,贫穷的就很难跳出所谓〝贫穷的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ofpoverty)。
因社会资本过渡集中的结果,企业组织强者也愈来愈强,形成寡占甚至独占的市场型态,最后是少数企业体掌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影响整体国民的生计。
政府看到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只好出手干预经济的运作,自由经济(freeeconomy)的滥觞也转入所谓公平经济(faireconomy)的诉求,一些贸易的作为也由自由贸易(freetrade)转向公平贸易(fairtrade)的范畴。
什么叫做公平?
经济学上有三种说法:
各取等份(toeachequally),各取所需(toeachaccordingtohiscontribution),与各取所值(toeachaccordingtohisneeds)。
各取等份是一种齐头式的平等,最后会造成〝吃大锅饭〞的心里,影响有能力的人的更多的努力;各取所需虽然理想,但资源的有限是最大的限制因素;各取所值自资本主义的基本假定,对于弱势族群因贡献度不够,无能力获取必要的资源,只好被社会淘汰,而落入〝物竞天择〞的适者生存之残酷现实!
这三种公平的看法因此有其不周延性,在订定〝公平交易法〞时,不能完全就这三种思考方式入法。
所以,所谓公平,在市场竞争方面,不希望独占性强大到封杀其它企业的生存或进入市场。
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市场在一定的秩序中运作。
在社会资源分配上,本来是经济学有关公平一词所要探讨的,但实际的操作机制却没能建立。
因此,政府在介入经济行为的操作上,只能从所得分配上着手,现代的政府因此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便占有重要的角色。
因为政府的运作受到政治力的牵引,不是纯粹就经济面去做考量,使得在资源分配上产生某种失灵现象,更带来一些社会的不幸。
举例来说,县市政府有责任照顾中低收入户,同时县市首长又承诺发放县市内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三节五千元慰问金。
一县市里中低收入户只有五千张选票,六十五岁以上老人有两万张选票。
一旦县市经费不足时,因为选票的考量,县市长决定敬老慰问金照发,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暂缓。
这种作法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公平?
有关城乡差距的说法也是资源分配受政治力左右而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通常选举是按人口多寡来决定选民代表的数目,城市选民数多,选出来的代表也较多,因此可以争取大多数的资源,那些连一席代表多选不出来的区域,自然就被忽略了。
这是民主政治多数决所造成的令一种政府失灵的不公平。
如果采取所谓〝无异议决〞(unanimous),是否可以解决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情况可能不乐观,更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多数暴力,所以应该由非营利事业经营的方式加以解决。
非营利在资源平衡移转的核心诉求可以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principleofdiminishingutility)。
所谓效用(utility)是:
个人在享用财货(goods)时,主观上感觉的满足程度。
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是:
每一个人在享用财货时,个人满足的程度刚开始会随着享用的财货数目增加而增加,但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随财货数目增加而减少。
另外一种现象是:
个人对所拥有的财货,会随着量的增加而感觉没有数量少时那么珍贵。
举例来说:
一个医生月收入是六十万时,跟月收入五十万时,多出来的十万可能对这位一声没有太大的差异。
假定这位一生最后那增加的十万元给他增加的效用值是5单位,这十万元移到一个月入三万元的护士或检验士身上,增加了他们10单位的效用,则社会的总效用便增加了五单位,这就是资源移转所能增加的社会总效用(socialutility),也是非营利事业在创造社会总体价值重要的立论依据
。
企业家与商人
移转会创造社会价值本就是商业上交易的根据。
有人认为企业家跟商人(生意人)应有所区别。
他们认为企业家是在生产财货,提供给社会大众享用,是在创造或增加社会的价值。
商人只是将财货转移,是在买空卖空,没有给社会增加价值。
因此,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排序,把商人排在最后,也认定〝无商不奸〞(或无奸不商),〝奸商〞!
〝奸商〞!
的叫着,使从事商业行为者在社会上不敢挺立着生活。
这种现象持续到目前的社会,一般〝读书人〞对于商人还是没有好感。
事实上,商人在社会上是有其存在的必要。
商人从事的是将财货做〝时空〞的转移。
现在某种商品生产过剩,价值低时,将其储存起来,待缺货时再出脱,一方面牟取个人的利益,另方面也增加商品的价值—社会总体价值也增加了。
甲地生产的商品太多,价钱低(价值低),商人将其运往生产不足的乙地,卖得好价钱,一方面牟取个人的利益,另方面也增加此商品的社会价值,社会总价值当然也增加了。
谁说这两种状况不是商人对于社会的贡献?
又何奸之有?
商人所从事的商务(commerce)甚至是可以拿来立国的。
我们看看新加坡,他们有什么呢?
没有农业、没有制造工厂,只靠商业(或服务业),平均国民所得直追美国。
现今大家有一共识,经济发展到最后,服务业(商业)的比重会增加,农业方面的比重会缩小,制造业居中。
服务业增加以后,社会的非营利事业也会随着蓬勃发展。
毕竟,社会有钱了,钱用在什么地方好呢?
钱如果不是用来改善生活,有钱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疑问的结论是:
生活要更好!
自己的生活改善了,钱还有剩,看到一些弱势族群嗷嗷待哺的样子,也希望他们能跟自己一样,最少也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非营利组织这时候就有事做了。
因此,如果非营利事业在社会有存在的价值,他必定像商人一样,扮演财货转移的角色,也就是〝所得的重分配〞(incomeredistribution)。
政府的功能也有部分是劫富济贫的所得重分配,但政府在分配过程受到政治力的介入,几乎都会把资源分配扭曲,有时反而会反其道而行,造成劫贫济富。
以台湾城乡差距或南北差距的情况,我们可以看见是:
重城市轻乡村,重北轻南。
以中央统筹分配款来说,长期上就独厚台北是,所以台北市的一切建设、社会福利措施、急难救助等都优于其它地区,同样一个地震受灾户,台北市补主一百万台币,台湾省其它地区只能拿到二十万元。
其次,政府在所得重分配过程所造成的成本相当高,时间也拖延很久。
经济学在探讨政府施政时有四个落后:
认知的落后、决策的落后、实行的落后与效验的落后。
首先,政府是不是意识到有些人该得到某些资源的分配,就有一番不同的认知。
公务人员因事不关己,他不觉得问题存在,问题就不存在。
(主观的意识决定客观的存在——认识论的〝唯心论〞)当受到各种讯息的冲击后,他才发现:
是不是事态严重了?
事实上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这是认知的落后。
问题产生了,怎么解决问题?
也就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还得从长计议。
这是决策的落后。
等到大家都同意解决的方案了,再发交相关单位去执行,执行的过程光命令的传达、解释,又要耗掉一段时间。
这是执行的落后。
执行后的成效需要一段时间去反应,就像打针医病,不可能针一打,病马上好。
这是效验的落后。
至于成本上,照理说,政府的机制本来就在那边运作,各种政策命令指示循这个管道往下运作,不会额外增加一些成本,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施政的成本往往高于私部门,有人甚至开玩笑的说:
政府部门每花十块钱,如果有一半(五块钱)的效果就好了。
拿个公营事业的例子(公营事业既然称事业,应该比政府单位更有效率。
),台电规划的苏澳火力发电厂容量是一百五十万千瓦,造价要一千亿台币。
台塑集团在云林麦寮盖一座容量二百四十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只要六百亿台币。
所以当台电要求台塑集团要自己设立输配线路将电送到台电的接收站,并只能以台电的成本价卖给台电时,台塑集团高兴的说:
〝卯死了!
〞。
其它集团也相继的要比照台塑集团盖发电厂。
非营利组织在资源的重分配过程是比较有效率的,彼得‧杜拉克(PeterDrucker)就曾经主张:
非营利组织因为绩效卓著,故当每捐一块钱给非营利组织时,政府应该允许有一块一毛钱的免税扣抵额。
其立意就在于非营利组织的效率性。
通常非营利组织在资源重分配过程中的成本是自己吸收了,这是得自于非营利组织成员所使用的成本几乎是他的〝剩余〞。
所谓剩余,简单的概念是:
多出来的。
有时对于组织的成员来说只是搭便车或是空出来的时间去从事分配的工作,其边际成本是微乎其微的。
非营利事业的产品
非营利事业组织成立之初,一定有其先入为主的特定目的及服务对象。
有为特别的宗教服务的、有为医疗目的的、有为社会教育的、环境保护的、有为文化及表演艺术的、社会服务的等等。
因此在产品的规划上,比较明确也比较单纯。
剩下要考虑的便是所提供的服务适不适合所要服务对象的需求。
在一般营利事业市场中,顾客的购买行为可以给行销部门作参考;而在非营利事业的「市场」中,因所服务的对象不必负担任何代价,他对慈善团体的好意,通常不会马上拒绝,因此很难由对象的「显示性偏好」(revealedpreference)来察知客户对所提供服务的好恶。
可能要经过一段时日,当此非营利事业在募款上遇到困难,当初所规划的非营利行为无法为继以后,组织对于所提供的服务加以检讨才会发现。
此外,对于产品的概念应有所修正。
一般营利事业若能将产品的概念作某种程度的转化,则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种转化的概念是对于实体的产品转化到其它意涵上,其核心作法是:
产品不只是产品!
也就像:
这个牛肉不只是牛肉!
它还是真正台湾的黄牛肉………。
举个实例来说:
麻薯在台湾是很一般化的食品,目前十元大概可以买到2至3个。
如果你认为元祖麻薯只是在卖麻薯,则你可太小看这家公司了!
他不是在卖麻薯,他是在卖〝礼〞!
如果以传统的方式,怎么可以把麻薯拿去当送理的礼品?
未免太不成敬意了!
可是当我们把一盒元祖麻薯打开时,首先看到五颜六色的麻薯,那种赏心悦目的感觉,绝对不会认为这份礼会不成敬意,还真想立即尝尝,一吃了以后,除了麻薯原有的口感外,还有不同的香味——各种水果、酒等,你一定给对方十二万分的诚意。
这一来,元祖麻薯就可以以一般社会上送理的价值来定这和麻薯的价格,他也不必像摊贩一样——俗俗的卖了。
再举非营利组织的一个例子,喜憨儿卖蛋糕与面包。
喜憨儿,大家都有一些印象,他们的行动举止大多跟不上正常人。
正常任卖蛋糕面包的很多,竞争很激烈,没有真正有一套功夫的面包师傅想要在这市场有一席之地,是要靠运气。
喜憨儿们平常要自理自己的生活都有困难,即使能做出面包来,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面包!
如果顺着这个想法下去,喜憨儿们永远也不必卖面包了。
但我们看到喜憨儿们真的开了面包店,开始在卖面包了。
其实,他们真正卖的不是面包,他们卖的是:
社会的慈悲心。
当每一个人到喜憨儿面包店买面包的同时,你虽然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完成一笔交易,这个同时,你的慈悲心也同时在交易的过程中显现了。
交易的双方都感觉到,相信也都体验了慈悲心的流转,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祥和,这只是在卖面包吗?
以上的产品概念若得到发散,则产品在实体不变的情况下,是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非营利组织的产品是什么?
不妨在无限的想象空间去找吧!
第3節、价格策略
做一件善事的代价是多少?
一百元?
一千万?
一亿元?
或是出一小时的劳力?
扶别人一把?
一般的营利事业的产品定价是属于艺术的层次,学理上还找不出所谓的「最佳定价」或「最适价格」。
因此,所谓「合理的价格」,便是消费者最能接受的价格,也是能把产品卖出而生产者又有利润的价格。
对于非营利事业来说,因为其强调人人为善,故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百块钱不算少,一万元不算多」,一方面希望为善的层面广,也希望为善的次数多。
慈济功德会的会员每月缴善款一百元;佛光山的「百万人兴学活动」提倡每位兴学委员每月捐一百元作为佛光大学的建校基金;嘉邑行善团每件一座桥时,也只希望团员捐一百元做建桥费用。
以上三个例子均显示,慈善团体在捐款上的策略均要求不多,几乎社会上的每一成员都可以接受,所以在所谓「做一件善事要价多少」的价格策略上就不是问题的焦点。
但是非营利事业在服务、或救济物资的提供上,有时并不是完全免费,而要收取部份费用的。
例如:
在台湾合法登记的财团法人(属非营利事业组织)如医院、学校、表演团体、私人博物馆等等,看一次病、上学受教育、欣赏一次表演、参观一次博物馆,究竟要付多少钱?
这是非营利事业在提供服务的定价问题。
与一般商品的定价策略一样,价格要如何订定?
要看此组织的目的而定。
一个组织在订定产品价格时,会因为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定价策略。
以下仅参考一般营利事业组织的定价方法,加以修正后,提供给非营利事业组织做参考。
1、成本回收的定价法:
此策略目的只在投入成本的回收,故只要成本估算清楚,将成本的总量除以服务对象的个数,便得到应该订定的价格。
2、利润最大的定价法:
此法在经济学上已经有明确的算法,即:
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便可求出利润最大时的最适产量与最适价格。
3、销售量最大的定价法:
此法的目的在使产品的销售量最大,唯有两原则必须遵守:
(1).不能无偿的给予。
(2).不能使成本无法回收。
此外,非营利事业在考虑定价方面,应该可以采取〝追求社会公平的定价法〞。
此法的基本原则是:
有能力付出更多的人多付些,没能力付出的人甚至可以无偿取得,这个方法也符合〝负担能力原则〞。
全民健保费的缴费方式类似采取这个原则,大家在医疗过程上所接受的服务几乎一样,而健保费的缴交则根据个人的月所得,所得高者缴费高,所得低者缴费低。
因此,相当符合〝负担能力原则〞。
比能力负担原则更上一层的价格策略,要引用产品转化的概念。
前节提到,非营利组织的产品可以由实体的东西转化为慈悲心。
〝慈悲喜舍〞如果可以是:
高兴给多少都没关系来换取慈悲心的话。
则非营利事业的价格策略真的是跳到艺术的境界了(stateofarts)。
既然是在艺术境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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