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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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巴赫金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环境中，政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后者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他的学术活动。

在巴赫金进入思想学术领域之际，正是俄罗斯社会天翻地覆的时候。

十月革命使他未能读完大学，革命初期的困难使成千上万的人处于冻馁之中，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彼得堡到涅维尔以及维捷布斯克谋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影响自己大半生、后来被称为巴赫金小组的那一批年轻朋友，并在与他们的切磋砥砺中形成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思想：

关于康德、柯亨的哲学、美学，以及自己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伦理哲学。

1924年到1928年对于巴赫金也是有决定意义的几年，在这几年，巴赫金以朋友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这些论著从选题到核心观点都明显地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气候有密切关系，批判形式主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几种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文学形式、语言和心理构成的本质，等等。

即使是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也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视角;而30到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明显存在，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关于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留下了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这最强烈地体现在他著作中对民间文化没有批判的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阐释。

这些论题、角度、学术立场的选择，都与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

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著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著，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著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

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

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

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

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

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

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

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

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专制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

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

而巴赫金论拉伯雷著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

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

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专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纵欲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

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这两部论著因涉及对具体作家创作的解释，尤其涉及对创作内容的解释，巴赫金不可能完全回避社会学分析，那么，在专门研究小说文体特征的系列中，贯穿着社会学的视野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释的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巴赫金已经是在自觉地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分析文学和文化现象。

在写于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的小说理论系列论文中，巴赫金将自己早已成熟的复调小说理论和超语言学的话语理论用之于小说话语研究，揭示出小说的话语特征是杂语性：

“小说中应该体现一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意识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时代所有较有分量的语言：

小说应是杂语的世界”。

（注：

《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而小说中的杂语来自于社会生活中杂语的存在，并且这种杂语并不仅仅出自某种思想，而是与特定社会力量相关联的：

“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观点，一种社会和思想的视野。

……这是指历史地具体地充分体现实际存在的社会性的和意识形态的种种语言。

”（注：

《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并不仅仅是小说话语，就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这样几乎是纯形式的因素，巴赫金也是从社会历史角度予以考察的，他的重要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副标题就是《历史诗学概述》，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考察小说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

他考察史诗与小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从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差异的角度进行。

巴赫金在小说与史诗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的差异上看到的是与它们所关联并决定着它们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差异：

“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

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惟一体裁，因为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

只有自身处于形成发展之中，才能理解形成发展。

”（注：

《小说与史诗》，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第509页。

）小说是反映现实的，因此与现实保持着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内在的对话性等特征;而史诗则与之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描写的是遥远的过去，而过去已经完成，因此，它具有崇高性、已完成性、封闭性等特征。

这些对小说和史诗各自的特征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将文体研究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具有比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深刻得多的识见。

说到这里，补充指出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

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而卢卡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问题的。

巴赫金曾经也有意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书翻译为俄文，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告诉他，卢卡奇后来对《小说理论》不太满意，他才打消这个念头。

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让我们推测，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社会学视角可能有卢卡奇的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联系。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谈论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政治性，自然不能不考察他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上的对话理论的政治性。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和评论在相当意义上都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

对话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学科范围，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

这种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

众所周知，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当代西方那些将语言问题与外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隔离、只在语言世界内研究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形式语言学，或只从人的心理活动角度研究语言，在将语言当作心理现象的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超语言学的。

超语言学的核心就是在人类具体社会交往中去考察语言问题，强调离开了社会交往语言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

而“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注：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

）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而且这种对话既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又渗透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社会政治因素，后者正是通过所有社会个体在各种具体的社会交往中、在言谈（表述）中悄悄渗透进来，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巴赫金提出“生活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意指“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表现的一切的总和。

……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型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元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

”而这种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生活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体系性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最生动的有机联系”。

（注：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

）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特别注意分析渗透在具体话语交往活动中的“生活意识形态”因素。

他发现，即使是具体表述活动中的话语语调，也是有特定的社会学指向的，至于整个话语活动本身，其社会意义就更不待言：

“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形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都不能揭示“话语具体的、社会学的本质，使话语变为真理或谎言，低下的或高尚的、需要或不需要的那个本质”。

（注：

《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载巴赫金著《周边集》，第92页。

）由于话语表述本质上的对话性，而各种社会立场、社会力量、阶级意识、意愿、情绪等因素都渗透在所有人的话语表述活动中。

言谈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阶级和集团、各种社会立场、信念和意识形态交锋交往的场所。

这里，不难看出，建基于超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对话理论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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