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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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整个经济复苏进程还可以。

九月份GDP增速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

从目前的态势，特别是两年GDP平均增速来看，中国四季度GDP增速很可能在4%以下。

如果需求低迷，PPI居高不下，中下游企业利润被挤压，经济已有的风险点释放过快，经济很可能出现一种增速偏低，价格过高（这里主要指PPI，但CPI会不会传导过来，需要观察），效益下降，风险增大这样一种类滞胀的不利局面。

这一点要引起关注。

如果出现类滞胀局面，不仅仅会影响中国经济四季度增速，还会影响到明年增速。

所以，目前节点上的宏观政策，包括今后长期增长动能的激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年初政府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6%，这个目标是留有很大余地的，正常情况下今年应该是8-9%的增速，两年平均GDP增速应该是5-5.5%。

人大报告预测两年平均GDP增速是5.1%，我们估计的大概也是这个数，但是能不能再稍高一点呢，比如5.1-5.5%之间，以此为基础明年再争取不低于5%的增长速度。

最近大家都关注一些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到底怎么解决。

我简单讲一个观点，要从跨周期的视角和策略加以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矛盾。

近期部分房地产过度扩张，陷入困境，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导致隐性债务难以为继，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有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不能再拖了，有些也拖不下去了。

在处置的时候，确实面临着短期和长期、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问题，所以，我建议采取常规化、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 常规化。

要给出一个适当长的时间，明确目标和任务，同时也给出一个明确的预期和缓冲纠错的空间，要有一个提前量。

▪ 硬措施。

给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市场纪律定了以后不能轻易动摇和退让，这本身是预期的一个部分。

▪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软着陆，以较小代价实现目标，即使有些泡沫破了，有些泡沫要破，有些风险释放看来也很难避免，但即便这样也不至于动摇大局。

宏观政策主要是解决短期、稳定、平衡的问题。

现在我们说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应该干什么，但也要清楚它不能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对它的作用也不能高估。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

因为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近些年的中速增长，比发达国家、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增速高得多，这不是由于宏观政策，而是来自结构性潜能。

结构性潜能是经济学常识，即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

简单说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发达国家是3万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国的结构性潜能。

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增长潜能做培训，我认为结构性潜能第一位，宏观政策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

我们提出了“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

经测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潜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占到70-80%。

“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我们称之为三新的三大短板。

“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这确实是一个新动能，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性的动能，欧盟疫后复苏时讲到的两大支柱就是这两大支柱，中国在这方面不弱，有些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概括一下，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

为什么特别强调结构性潜能？

房地产一直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的支柱性产业。

所谓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几年前就出现了，最近几年房地产还不错，价格还在上涨。

它主要是结构性现象，主要是都市圈城市群需求旺盛，人朝着那个地方聚集所带来的上涨，其他地方的动力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这些动能都在逐步降低，现在急需新动能补上去，现在是结构性潜能框架转换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特别重视。

不重视这个问题，过度强调宏观政策起不到那么大作用。

今天我想重点讲一讲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赋能。

我主要讲一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动能，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

最近几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这是针对所谓的虚拟经济的问题提出的，过度金融化的问题是存在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它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的商铺，不仅仅是中小型商铺，很多大型商城也开不下去了，这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是不是可以由此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呢？

显然不是。

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经验和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

其实金融还是要发展，真正的问题是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经济怎么和已经有的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

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问题的讨论中，要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标准。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是可以判别的，那就是好的，对的，应该鼓励和支持。

反之就要提一些问题，就要提出质疑，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

比如现在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而是在再分配社会财富。

互联网平台中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有类似的特点。

所以，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行业，比如生产领域包括流通领域正在发展。

它的特点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领先，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等特点，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所以，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不是把所谓的硬科技和软科技对立起来，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现在已经大量过剩，继续扩大规模，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实体经济讲再多也很难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

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

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挑战是，实现转型，传统实体经济如何转向数字化赋能的新实体经济以提升生产力。

最近，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这几年，也会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强调制造业很重要，是立国之本，比重不能再降低了，而且必须要保持在一定的比重之上。

还有一种声音说服务业比重上升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规律，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

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听起来他们也是矛盾的。

如果我们由表及里不难发现，这两个说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关联的。

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商务法律服务等等，最初大量都是包含在制造业之中的。

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些生产性服务业采取了外包服务等业态，被划入了服务业的领域。

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的。

一个地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一般会对应着一个水平相当高的制造业。

相反，一些地方生产型服务业相当落后，它要发展高水准的制造业也很难，往往是一厢情愿。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制造业和为之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加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相应提出一个制造和相关服务业的统计概念。

统计部门能不能有这么一个统计指标。

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的看待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