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docx
- 文档编号:26096255
- 上传时间:2023-06-17
- 格式:DOCX
- 页数:10
- 大小:26.88KB
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docx
《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
农民主体性发展的五个阶段
FiveStagesofPeasant“sSubjectivityDevelopment
HuangLin,YanShengbo,LiLing
(PoliticsandLawDepartment,YuxiNormalUniversity,Yuxi,Yunnan*****)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peasants“subjectivityfromthetraditiontothemodernitywillgothroughaverylonghistoricalperiod.ItCanbedividedintothefollowingstages:
thepreviousstagebeforeamodernstartingpoint,thestageoftraditionalsubjectivityinnaturebutinthepossibilityofdevelopment,thestageoftraditionalsubjectivityinnaturebutbeenturnedintoreality,thestageofthemodernsubjectinnaturebutintraditionalinfluencesandthestageofmodernsubjectivityfullyestablished.Atthispoint,newpeasantswithapioneeringandinnovativespiritandfuture-orientedareborn,andthetraditionalpeasantsofdependence,conservatism,reminiscenceWithdrawnfromthehistoricstage.
Keywords:
peasants;subjectivity;tradition;modernity
一、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
随着“三农”问题探讨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农民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热点。
迄今为止,对于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阶段鲜有论及。
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前人和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论证农民主体性发展应至少分为五个阶段,以期从理论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从实践上推进新农村建设。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当从夏商周开始,此时已有了关于农民的记录。
与欧洲中世纪实行三圃轮作制相似,西周时期也实行三田制。
人相对于自然比较弱小卑微,需求数量巨大的体力劳动,集体劳动也就成为了必然。
生产单位那时称为宗或族,一般由一百个家庭组成,从事集体性质的活动,而且农业生产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与后代农民是完全不同的。
以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分界点,气候渐渐干凉,温暖期终结,漫长的干凉期开始(周昆叔,1991)。
①面对大自然的挑战,要么逃亡,要么革新以应对变化,古人在这两条路上是同时进行的。
关于第一条路,早在幽、宣之际,就有一部分西周的统治者迁离关中:
召伯南迁汉水以建谢国(《诗·大雅·江汉》),郑桓公携其民东逃于“济、洛、河、颍之间”(《国语·郑语》)。
值得一提的、有意义的还是第二条,干凉的气候对于耕地来说是如何保持水分的问题。
因此,深耕和多次松土成为必须,铁器的应用至关重要。
历史的使命很幸运地落到边陲小国——秦国身上。
客观上,其一,秦晋地区饲养的牛马较中原地区普遍,而且它的西北就是游牧部落经常出没的地方,方便了取得精耕农业所需的动力。
其二,正因为地处边陲,没有中原文明发达,也就不必背上沉重的礼制包袱。
其三,西北的少数民族将西亚的铁传入中原,秦晋得近水楼台之利。
主观上,秦朝王室求强求富欲望强烈,加之商鞅为改革摇旗呐喊、身体力行。
随着秦国在七雄之战中胜出,秦国模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农民进入一种崭新的自耕农模式——历史上所谓“五口百亩之家”。
自耕农模式本身也在变化。
如果先前进步动力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那么,此后则源自人与地的矛盾。
在土地有限而人口增长情况下只能是土地零碎化。
西汉每户的平均耕地是46亩,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是2.19亩,每户才10亩左右(孙达人,1996)。
②出现了占有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无田可佃者十之三四(岳琛主,1989)。
③因此,糊口成为了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他们几乎将毕生精力都花在自己不多的土地之上,忙于谋生、淡漠政治,除自然交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社会交往。
先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是人与土地的矛盾推进农民由宗法井田农民演进至五口百亩之家的大自耕农,最后变为占有少量土地小自耕农。
在演变的过程中,虽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总体上农民生活在典型的农耕社会之中,他们守旧、崇古和安于现状,是传统导向的。
此为近代以前的阶段,这一阶段至鸦片战争结束,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从此开始。
二、以传统为主但有了发展可能的阶段
中国现代化被动特征源于列强入侵与农民起义或运动。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敏锐的分子提出“师以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激发了一部分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在他们的权利范围内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高潮,光绪皇帝被迫实行变法,由经济现代化转向政治现代化变革。
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为了自救,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所谓“新政”。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西方文化东渐和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从外部接纳、移植或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法权体系和文化要素,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岳琛主,1989)。
④同时,农民起义严重削弱了清廷专制统治,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成员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西学的重要性,“借西法以自强”,由此加速现代化。
为学界所关注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以及农民离村现象,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促使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成员加速思想意识现代化,为清政府进行具有现代化的变革提供了机遇,促使清王朝政权结构现代化转变,等等(孙春芝,2006)。
⑤但参与太平天国的农民多是迫于生计,在清政府、列强的压榨下,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下不得不揭竿起义。
《天朝田亩制度》所宣扬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口号令之深受鼓舞,迎合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不顾起点、过程而只要结果平均的绝对平均主义,这是传统农民的典型心理。
其实,《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其仍然是—幅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本构架的蓝图。
为了免受天灾人祸的打击,它试图以政权的力量来使小生产凝固化、绝对化和普遍化,以便制止两极分化和地主的土地兼并,消除工商业对小农经济的侵袭。
《天朝田亩制度》不代表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思想意识。
它与中国的近代化毫无关系,因为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不管不顾,绝口不谈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马昌海,2009)。
⑥运动是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制度是主体客体化,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传统农民主体性之一斑;毫无疑问,反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经环节,义和团运动是自发的民族运动,他们已初具民族意识(沙莲香,1998)。
⑦但义和团的反帝与反文明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反帝与反文明之间常处于一种交织状态,“帝国主义”与“西方文明”在这里似乎被划上了等号。
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不反帝不行,但反帝不等于反对西方文明。
如果反帝要以毁灭文明为代价,这显然与中国近代化的要求与目标是不相符的,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有害的(程永奎,2009)。
⑧按照现代化理论的解释,现代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拉”力,具体表现为城市工商业规模的扩大、新兴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及城乡收入预期值差异的吸引。
同时,农村社会经济对农业劳动力又产生一种“推”力,如农业机械的采用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排斥,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农民离村运动。
但是,近代中国的农民离村与其说来自于城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力,还不如说源于人口压力和求生本能(彭南生,1999)。
⑨总之,传统中国靠自身积累资本主义因素不足以启动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在外患以及由外患引发的内忧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被动特征,它不可能从基层尤其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
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这一时期农民离村现象虽然发生在近代其影响也是近代的,但就参与农民的动机、目标和指导思想而言,看不出农民认识运动的意义以及农民本人有哪怕是蒙胧的现代化意识或愿望,其转轨只是具有可能性还不具有现实性,其主体性仍然是传统的。
三、以传统为主转向现实性的阶段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就感时伤怀,开始寻找救国强国之路,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农村,把教育农民和开启民智作为救国策略,这些代表人物有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
黄炎培针对农民困苦的根源——贫困和疾病,提出应先富,后教之的主张,他将发展经济使农民脱贫致富放在首位。
他认为,只有富了才有可能接受教育。
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是国家根本大计。
据此,他提出了平民教育下乡运动,将农业知识列为教育内容,将教育生活化,强调知识实用性和教育融入生活。
晏阳初总结农村四大基本问题,即愚、贫、弱、私,针锋相对地提出四大教育:
文艺教育培养智识力、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卫生教育培养健强力和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并主张用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教育达到目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只有职业不同,是伦理本位社会,而伦理情谊之根在农村,主张乡村教育,恢复古朴之风,重振伦理精神,以实现“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理想。
与传统封建社会皇帝为江山社稷着想对农民进行自上而下教化不同,近代乡村教育派学者放眼中国,开始以农民为本位进行运思。
不管是黄氏从农民贫困出发提出先致富后教育的主张,陶氏寓教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的谋略,晏氏的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为治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所开的药方,还是梁氏将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农村都是将目光下移内移,他们都看到了农民在国家兴亡中的作用,从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出发,解决农民实际问题。
启蒙知识分子将具有现代性的知识、组织和技术带到农村,但由于是在制约中国社会根本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尝试尽管极具价值,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影响有限。
与乡村建设派以教育为本不同,以毛泽东为主的共产党人以土地为本,力行土地革命,激发广大农民热情。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必须要通过革命方式来扫除发展障碍,而革命主要动力是农民,农民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
农民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原动力,而土地革命则成为原动力上的“发动机”。
因此,无论如何评价农民参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都不为过(吴永,2009)。
⑩农村各阶级共同生活在以血缘为经地缘为纬之网中,阶级意识淹没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
土改运动使阶级意识有一定的自觉,土改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大多数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地主剥削,并根据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把农民划分为不同阶级,这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满足反过来又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
但从土地问题的特殊视角来观察农民主体性,不难看出其根本动力源于土地要求,这里面有多少是旧式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有多少是新式农民的期待是很难讲的,且农民革命心态颇为复杂,并非想像中的简单划一。
刘玲认为,就早期土地革命中农民心态来解析,其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夹杂着私人恩怨的心态。
土地改革无疑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但事实上,当土地政策或措施在一个地区开始推行时,大多数农民往往是胆小怯懦、顾虑重重、不敢响应和执行的(李玲,2007)。
11甚至有些农民认为,地主土地是祖上传下来的,自己分了地主的土地是亏了心的,有的农民把分到的土地又偷偷地还给地主(沙莲香,2001)。
12因而尽管农民阶级意识初具,但这种裹挟着功利色彩的阶级意识还不是很健康、不科学。
虽然政治解放以经济解放为前提,但经济解放的性质仍待廓清。
退一步来讲,即使是现代意义的经济解放也不意味着必然、立刻导致政治解放。
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但心态却表现出畏惧畏缩、从众游移、彷徨迟疑和保守低调等复杂与多元。
因此,土地革命对于农民主体性的现代意义不应过多乐观。
四、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的阶段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农民主体性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初级阶段”为农民主体性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影响尤在与矛盾因素多元共存现象。
文化具有继承性和独立性。
传统文化中内倾主义、整体主义、崇古主义和皇权主义倾向对当前农民主体性的影响不容低估。
内倾性源于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等因素,通过向内用力、内在精神调节以平衡外界变化引起的内在失衡。
本质是对于外在世界无力改变无可奈何的一种自我安慰方法,促成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忍辱负重和唯唯诺诺等国民性格。
法儒两家的整体主义因历代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儒表法里并依托于各种宗法共同体影响深远,压抑了个人的合理欲望和需要,独立人格无法形成。
崇古意识是由小农经济、泛血缘关系衍生的忠孝观念以及平天下的统治者政治策略的考虑等多种因素促成,容易形成保守拒变、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的人格,以古非今、以古讽今,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他人之好恶为好恶,创新被视为异途、异端;皇权心态使主体的思考权、判断权和行动权让渡给他者,主体异化为客体,这些被当作主体的他者被众多的无主体性的“主体”烘托成一个具有压迫力量的巨大客体,每个成员个体在它的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传统文化产生的自然宗法君主专制等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已渐行渐远,但由于本身特有的规律传统文化影响不会马上消失。
因此,其内含的内倾主义、整体主义、崇古主义和皇权主义所形塑的清静无为、丧失自我、墨守成规和奴性依附等消极国民主体性将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在当前农民身上持续存留。
由于我国的超大性与资源有限性矛盾,地区、城乡等发展不平衡等,导致出现看似矛盾但却合理的因素多元共存现象,如乡村政权与民间体制、人情交往与职业交往和自由恋爱、农民意识结构中现代与传统、历事态发展的主体性在这里共时态存在、农民同时具有传统主体性与现代主体性双重属性,等等。
有一个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乡镇体制的存在,也有一个民间体制的存在,它执行着一部分社会功能,并有着经济的、社会的根据,一定时期内农村基层政权体制与民间体制相得益彰。
商品经济下的职业交往以及作为年轻异性交往方式正由媒妁之言向自由恋爱过渡,人情交往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传统文化的惰性加之与自然经济的天然亲和力,受制于人与地矛盾的经营破碎化和生存风险性使宗族原始功能一定程度存在,人情交往仍是农村主要交往之一。
循环意识、清官意识、和睦意识、宗教意识和平均意识等传统意识与发展意识、自主意识、和谐意识、科学意识和平等意识等新意识在农民意识结构中对峙共存。
农民主体性发展呈两极不平衡态势:
源于历史条件不同、相对于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不同和主体发展沿我国地势逆向递减。
在东、中、西内部以各大城市为中心呈现农民主体性辐射式不平衡分布。
除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外,农民主体性的绝对发展以及相对工人的不发展和农业劳动者相对其余农村劳动者的相对不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农村半自然经济以及宏观上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农民主体发展动力机制后天定命和先天定命并存,后天定命机制取代先天命定机制不会一蹴而就;血缘性满足了文化、生产、慰藉和就业等需要,家族意识和家族共同体无疑较之以前更具功利性质。
但毫无疑问,却族化了成员,使家族文化精神重新得到认同,血缘关系强化了依附性,主体性发展的成果局部回复,血缘性与现代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农民主体的两重特性。
当然,在共同体相对开放、社会体制有一定的认同度的情况下,社会体制和农民主体性良性互动,农民世俗化、社会化进程将有条不紊地进行。
现代性是农民主体的最终归属,其总体发展趋势呈前进性。
无疑,这是一个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的阶段:
各种现代化制度已建立和完善,但社会发展的动态的不平衡规律;小农经济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其残余还将长期存在,传统文化中糟粕即使在其经济载体消亡还将持续影响人们。
五、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阶段
作为哺育现代人的独立、个性和主体性母腹的市民社会完全确立,它与国家处于相对独立、自主的关系之中。
共同体被真正的集体所代替,在其中农民的经济主体、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地位巩固。
蕴涵着平等自由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融了在宗法、小农经济环境中形成的等级依附性。
社会家庭等外在文化环境以及意识结构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涉及农民的思维模式、政治、家庭、权利信仰以及公平等意识的方方面面。
由此,农民的社会环境、交往环境和道德氛围被改观,束缚人们的传统组织消失,农民生活在新的组织之中,农民内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
在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中,不变是常态,经验尤其是老人的经验具有重大价值,对自然的依靠和观察也使得人们将自然规律直接比附社会规律,两种观念的积淀形成了农民特有的模仿和循环思维模式。
现代社会信息的及时、全面、市场经济特有的对传统领域的扫荡和变动不居,科技的突飞猛进都向世人昭示:
不变是异常,变化是常态。
农民传统的模仿和循环的思维模式必然为创新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所取代。
土地高度细碎化导致的传统农民“马铃薯”式的存在方式以及从小在“家长制作风”的家庭或家族中长大,是农民“清官意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市场经济、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多种形式的交往方式和社会主义民主大流已经或正在跨越地理和社会生活方式对农民的限制。
通过自我组织中介,农民不能代表自己的时代不再。
在未来的重大决策中农民的缺席将是不可思议的。
在那时,农民代表自己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想不代表自己犹不可能。
传统的和谐多子的家庭观念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自我调节和基于家国同构统治者诱导的结果,是以遵守具有强烈等级意味的宗法秩序为代价的,表现为无节制地忍让与顺从,并非自愿,是一种尚未分化的缺乏个性的合群倾向,一味的和谐导致保守。
新式农民也崇尚和谐,但取代传统家庭的专制精神的是民主精神,对老人的尊重、感恩是以相互的人格平等为基础的,在家庭和谐和个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生成发生矛盾时,不再迁就前者而牺牲后者。
同时,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力具有生产力价值的事实,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则被现实已经过时。
婚姻被用来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已成为陈腐观念,它将更多地赋予情感享受意义。
科技知识的武装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与自然力量的此消彼长,自然诸神将纷纷引退,农民各种合理需要将得到满足,反映各种求之而不得的欲望之神也将消隐,宗教意识留下的空白将由时代精神所填补。
传统农民的趋利倾向是自然经济低生产力的条件下满足低层次的温饱问题的生存反应,是在大自然和社会的异己力量面前近乎动物本能的挣扎。
这种生存的趋利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农民对自己正当利益的维护。
传统本能的趋利与现代农民对自己所有的权利意识不可同日而语。
平均主义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投射到结果上的反映,也是低生产力下农民获取生存资料的艰难以及对私有制下必然出现两极分化的回应。
现代农民以市场经济为动力将加强联系和分工,丰富多彩的个性将取代原始的相似性,生存资料的劳碌获取将让位于生活、发展和享受资料的获得。
相应地,平均主义观念将被公平、平等意识所代替。
这样,独立的、自主的和自由的饱满的主体性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
总之,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经历一个漫长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农民生活在典型的农耕社会之中,他们守旧、崇古和安于现状,是传统导向的。
以传统为主但却有了发展的可能的阶段,历史的世界性的不可避免的潮流,使中国转入了现代化进程,但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动性特征以及救亡图存成为社会最为紧迫等问题,其转轨只是具有可能性还不具有现实性。
以传统为主而转向现实性阶段,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前者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为代表。
启蒙知识分子将具有现代性的知识、组织和技术带到农村,但是在由于制约中国社会根本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尝试尽管极具价值,但多无果而终,影响有限。
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土地运动唤起了农民的极大热情,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农民加入这场运动,农民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不能因此对之估计过高,农民参加的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运动,里面有多少是旧式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有多少是新式农民的期待这是很难讲的。
而重新拥有土地的农民经营方式仍然是传统小农式的。
在某种程度上革命是在现代话语的喧嚣下许诺农民土地让他们旧梦重温以获得对方支持双方皆大欢喜的一场浓墨重彩的历史剧,显然革命者初衷可能并非如此,但在千年之久的文化和当时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小农自然经济的背景下,结果只能是这样。
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的阶段。
这是在各种现代化的制度已建立和完善,但社会发展动态的不平衡规律,小农经济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其残余还将长期存在,传统文化中糟粕即使在其经济载体消亡还将持续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的阶段,小农的经济残余最终消失,以其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糟粕最后也退出了的舞台。
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浸透着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因为它们是农民深层意识的外化和对象化。
开拓、创新、以未来为导向的全新农民诞生了,全新的农民的诞生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小农宗法社会中依附的、内倾的和怀旧的农民的终结。
注释:
①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③岳琛主《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④徐凤江《外因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载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28至29页。
⑤孙春芝《近代农民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载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17至119页。
⑥马昌海《中国近代史(旧民主主义时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7至40页。
⑦沙莲香等《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⑧程永奎《近代化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评估》,载于《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92至194页。
⑨彭南生《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载于《史学月刊》1999年第6第88至93页。
⑩吴永《社会转型视阈下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0至126页。
11李玲《建国前土地改革中乡村社会农民心态态势探究》,载于《求索》2007年第11第223至226页。
12沙莲香《中国人百年人格力量何在》,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农民 主体性 发展 五个 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