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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活法
另一种活法
中国青年报ChinaYouthDaily「冰点」1998年7月21日星期二另一种活法郑亦工
1997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偶然间看到一封特殊的信,写信的人说是计划送给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的。
尊敬的胡书记:
您好~
我是襄垣县农垦开发中心的栗志军。
近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搞好扶贫工作的问题,结论是只有提高贫困者的综合素质才能使其摆脱对环境的依赖,减少其返贫的可能。
我的方案是垦荒治贫,滚动开发。
以提供衣食住行、青少年上学、医疗卫生、土地开垦耕作、科技培训五项免费措施来吸纳贫困人口,兴办扶贫农场。
农场实行暂住人口政策。
以企业为龙头,以垦荒为手段,将农场建成真正提高贫困人口素质的扶贫基地。
为此,我响应政府拍卖四荒的号召,于1996年在襄垣县购入“四荒”1(13万亩,于1997年建成年产21万吨的扶贫煤矿一座。
计划1998年第一批从石楼县等贫困地区迁来贫困人口一百户。
不仅如此,我中心从成立之日起就将扶贫济困视为己任,在未获任何利润的情况下,正在资助210名大中小学贫困学生完成各自的学业,并对117名老人提供生活补助。
我正拿自己做个试验,以给山西扶贫趟出条新
栗志军路。
志愿扶贫者
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做好了饭让别人吃,铺好了炕让别人睡,真有点难以相信。
我决定跟踪采访,查他个水落石出。
“你爹妈是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八路。
你倒好……”
1997年10月30日,我和栗志军等人在长治市碰了面,坐了辆面包车就往襄垣他的扶贫点开。
在车上,栗志军打开了话匣子。
他今年39岁,年轻时是长治小有名气的中医。
后承包了一所乡镇医院,挣了点钱,两年后被作为优秀青年中医抽到北京,很快便成为中国老年学会北京老年服务中心民间医学研究处处长。
生活本来可以顺着惯性走下去的,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一切。
1986年,日本人看中了栗志军的医术,力邀他到日本行医。
他把这条消息当作喜讯告诉了家人。
电话那头栗志军的父亲却火了:
“你爹妈是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八路,你倒好,居然想去伺候日本人~”父亲骂完,母亲又接着哀求:
“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你爹妈都老了,快没有几天了,你也别在北京干了,回家吧。
”
他就这样回到了长治,不久两位老人相继离世。
“我父母是那种地道的老革命,临终前将自己的积蓄和抚恤金全都捐给了襄垣县的学校,用来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给我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责任。
”原来,两位老人生前觉得一辈子革命在外,对襄垣建设关注过少,乃嘱儿子多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怎样实现这个愿望呢,栗志军犯了难。
1995年过春节时,他姑姑到家串门,说起襄垣老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一些在偏僻乡村,世代耕种的老乡都离开
了家园,迁到了交通便利相对富裕的地方,造成大量可耕土地荒芜,现在县委县政府正在搞拍卖四荒,劝他看看有没有文章可作。
这一看不要紧,马上就勾起了栗志军的心事。
八十年代初,他在长治附近搞地方病研究,调查到屯留县七泉八泉时,为那里的情况感到震惊。
那是个典型的甲状腺亢进地区,成年人都长得很矮,走路两脚向外摆,鸭子似的,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
这是一种水土病,无药可治,在人体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起作用。
如果人在七八岁前移出去,在二十多岁长成后再回来,则不会发病。
这样不是既可以利用自然又免受其害吗,“当时我写了点文章,呼吁社会做这件事,可是反响平平,自己却又没有能力实现。
”
机遇终于来了,这不仅仅是可以拍得四荒,而且山西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扶贫,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动员3000万,扶贫攻坚300万”。
栗志军动了购荒垦荒以扶贫的念头。
他先开车去了屯留,老乡们和十几年前一样,仍旧跛着鸭子步。
老乡们觉得他的想法可行,但条件不成熟,他们这帮人无法在荒地上重建家园。
栗志军马上就想起了石楼,这个山西最穷的县,不妨先从那里移些健康的百姓过来,再移屯留老乡。
石楼之行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车子一进村,孩子们羞得轰的就跑了,那时候天气还很冷,但七八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
连衣服都穿不起,孩子们的教育就更谈不上了。
石楼到处都是石头山,人均不到一分山地。
”一方面人多地
荒,要是把襄垣的地匀给石楼人来种,岂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少,一方面耕地抛
事,这不又能了却父母的心愿,
打定了主意,栗志军就开始四处游说。
他的交游极广,很快有长治郊区史家庄党支部书记张法文,襄垣西河底村村长白玉喜,蔬菜大王薛新生等20多位有经济实力的人被他说动,拿出钱来投资于扶贫事业。
颠簸了好一阵,我们的车停在了山顶上,栗志军下了车,把他们花70万购买的四荒指给我看,果然是好大一片地,开车绕一圈也得两个多钟头。
山风微拂,旷野静寂,沉默的山岭沟壑宛如戛然而止的波涛。
下了山,我们的车开了一阵子,栗志军让车停在了公路边,说:
“来看看我们的矿井吧。
”
这是个尚未投产的矿井,井架高耸,一面红旗在夕阳中飘扬。
矿井百米之外,就是栗志军父母的坟墓。
把井口选在这里,就是要让父母亲眼看着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在井旁的小屋里,我看到了想看的一切,襄垣县土地局颁发的四荒使用证;申办扶贫煤矿的复杂手续,和那上面的一堆红印,一份县政府的文件,那上面对栗志军回乡扶贫予以了表扬,号召全县党员向他学习。
这些东西足以证明这不是场玩笑,让我对他的担心成了多余。
搞扶贫开发需要有较大资金持续投入,否则只能是空谈。
“买地之前,好几拨人都在这里找过煤,但都放弃了,觉得不具备开采价值。
见我们打井找矿,许多人笑我们在挖水窖,我说那也行啊,老百姓还没有口活水井。
可能是咱们的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发财吧,井打下来,煤还行。
”
煤矿有了雏形,但开采证却没办下来,志愿者们计划将产煤所得资金投资于相应的扶贫企业,再把企业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抽出来投入扶贫农场。
“我们把贫困地区的百姓移过来了,他那里土地又闲了下来,形成新的四荒,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再买下来,进行开发,其实有些地方之所以贫困真的是人的素质不高,而凭我们的资金技术完全有获利的可能。
有了钱我们又可申购新的四荒,又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们。
如此不停地滚动下去是个什么光景,”栗志军站起来做了个弯腰背包袱的手势,“民间企业完全可以帮政府把包袱背起来~”他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难道就没有一点经济目的,”
“搞经济的不赚钱还行,只不过我们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罢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是绝对不会投资扶贫项目的,我从各方面筹措来的几百万元完全可以投到别的项目上,那样我可以很快得到回报,而扶贫却需要不停地输血。
“我们也会算经济账,比如荒地吧,我们雇人开垦需要一定费用,让老乡们来不就少了这项支出,当然迁移老乡更费钱,更费精力,可这么做有很好的社会效应,而我们公司需要这样的社会形象。
这跟宝洁公司捐助希望工程一样,只不过人家是先挣钱后捐助。
而我们是反弹琵琶罢了。
”
每当扶贫工作遇到挫折时,他就长时间地跪在父母的墓旁。
一切都是那么艰难——老人的遗愿在支撑着他……“这种感觉很过瘾,也很上瘾。
”
由于农垦开发中心尚处初创阶段,所以栗志军只好把他的家当作了办公室,给我们开门的是他的妻子栗静。
栗静有点不好意思,“看我们家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每天忙着帮别人扶贫,其实也该扶扶自己了。
”她麻利地给我沏上大叶茶,“家里也不是没钱,是人家不让往这方面花。
人家说铺上地毯老乡们就不敢进来了。
”
“他这个人好钻牛角尖,当医生的时候就常对一些传统的说法提出疑问,然后就没明没黑地去证明。
他十年前就有这个扶贫的想法了,现在不过是到实践中证明行不行。
干这事要花家里很多钱,我当然不愿意,可又拗不过他,就由他去吧。
”
家小陈设简单,但却门庭若市。
平日里来找栗志军的老乡们吃住全在这里,忙得栗静不亦乐乎。
在那里我见到了管财物的苏少波。
少波白净而富态,一副成功企业人士的样子,他的确是个小老板,跑过各种买卖,发了点小财,衣食无忧。
少波说:
“我有了点钱,可日子过得并不开心,整天搓麻将喝酒,一身精力憋得无处发泄,干什么都没劲儿。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闲聊,就碰上志军了,他在那里给我们讲他的扶贫理想,具体可行,把我说得心动了。
回家我跟老婆说想跟着志军干。
我们俩都是信佛的人,觉得做这样的事是大善事,能积阴德。
人家一个干部子弟都能这么做,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的。
”
司机靳启山也是这么入伙的。
启山说:
“他要用车,我就来了。
开始也是准备要钱的,后来看他经济紧张,就说拖拖吧,不着急,干这种事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我也不知不觉陷进去了。
后来不仅不要钱,还从家里拿钱往里扔。
我没有雷锋那么高的水平,就是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每克服一个困难,就离成功近了一步,就高兴那么一下。
这种感觉很过瘾,也很上瘾。
”
“人们对你们理解吗,”我问启山。
“社会上对我们支持的人多,但多数落不到实处,不过是口头支持罢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这样的牺牲,人家要养家糊口。
有时候我们也感到委屈,因为有人说我们是疯子,图了个啥,对这样的人我也不用解释。
”
有一天,栗志军和他的两个同学一起吃饭,一个是公司的经理,一个是学校的科长。
饭桌上,科长对栗的精神追求大加赞赏,同时对经理的富裕生活又格外羡慕,而经理对栗的扶贫想法却不以为然。
志军跟他解释自己的动机,越解释经理越糊涂,越解释他越不相信。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经理不信,开玩笑地说:
“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
话说到这种份上,志军只好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启山说那晚没喝多少酒,可志军还是醉了。
“是老百姓的命大,还是你的报告大,”
尽管志军说所有手续仅差最后一道,但是他仍未能在1997年底拿到开工证。
扶贫煤矿是这一系列计划中的支点,这个主动轮无法如期转动给整个计划投上了阴影,但栗志军还是坚持要走下一步,他说:
“地我们已经买下了,春天不种就荒一年,这可不行啊。
”他说给省委胡富国书记写的信有了回音,胡书记让省扶贫办的领导尚志斌写了回信。
尚局长约他谈话,让他将移民点定在山西南部的平顺县而非原来他所希望的石楼。
平顺也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有许多人亟待脱贫。
栗志军同意了。
有人推荐了苤兰岩乡的西井山村。
那是平顺县最穷的村子。
全村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分散在二十四个自然庄上,彼此隔着深沟,往往是对面能说话,相逢得半天。
村民们种的是人均不到七分的山地,俗称海带田,窄得站不住脚。
地少也罢,灾害也特重,连续三年颗粒无收,终年依靠政府救济。
恶劣的自然条件主宰着西井山人的命运,一代又一代。
没有人愿意嫁上山来,所以他们只好近亲结婚,女孩子小小的时候就许配了人家,毫无婚姻自由。
所有的志愿者都呆不住了,恨不得立刻飞到西井山。
有人说:
“我给你们写个条儿,让这个人带你们上山吧。
这是个平顺县出了名的怪人。
”
1998年正月初十,我赶到长治,和他们一起去西井山。
那个被称为怪人的小青年刘保也在车上。
刘保说,其实在未加入这个团体前,他就是个自愿扶贫者,今天不过是“流浪的孤儿找到了家”。
今年26岁的刘保出生在虹霓,一个距西井山不远的小村,15岁时就因为家贫不得不辍学,并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涯。
白天他或给人打短工,或沿街行乞,到了晚上,就蜷缩在别人家的门洞里,在玉米秸下捱过漫漫长夜。
1994年初,他到北京打工。
都市的生活让他眼界大开,认识到要想改变家乡面貌首先得提高人们的素质,于是便返回家乡传播文化。
1996年,他用几千册书办起了农业科技图书馆,免费向农民开放,又买了台电影放映机,贴着钱给乡亲们放。
就这样他成了“山村怪人”。
1996年8月3日,刘保的家乡又遭了灾,特大山洪穿村而过,卷走200多间房屋和两位老人,刘保也差点丧命。
这次洪灾使村里人下了移民的决心,但政府提供的移民地点又没有被老乡们接受,怎么办,一村人愁眉不展。
“人家政府能替我们找地方,我们自己就不能找找,”刘保说。
“派谁去呀,谁有那么大本事,”
刘保说:
“没人去我去~”
“你能行吗,一个讨吃孩子你也能办了这事,”众人一阵哈哈大笑。
刘保下山了,骑了辆破车,背了袋玉米面饼子就上了路。
风里来雨里去,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跑遍了附近几个县的二百多个村庄,饿了就啃口饼子,渴了就讨口水喝,晚上就倒在破庙里睡上一夜,然而几乎所有的村子给他的回答都是地不够种。
虽然经常失望,但刘保却不敢回家,他知道乡亲们在等着他的好消息,他不能空手回去。
他就这样跑着,直到1997年3月2日,长治县庙上村村长王有富答应接受9户灾民,并迅速帮刘保办好接受移民的一切手续。
当刘保拿着手续回到村里时,村民们都大喜过望,然而乡里县里却拒绝给他们办迁出手续,因为他们信不过刘保,“我们都办不成的事,一个神经病能办成,”刘保无奈之下想起了长治市的谢市长。
当年,他上不起学时是谢市长伸来了援助之手。
接下来刘保干了件轰动长治的事。
1997年3月26日,谢市长正在潞州剧院开全市精神文明表彰会,刘保混了进去,不顾市长正准备做报告,径直走到主席台前。
市长看见一个乞丐正在台下叫自己,吃了一惊,仔细一看是自己曾帮助过的刘保,气得把刘保叫到一边训他:
“刘保,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敢乱闯会场,”
刘保毫不客气地反问:
“谢市长,我问你个问题,是老百姓的命大,还是你的报告大,”这一问把市长问住了,忙叫他说说具体情况。
刘保就把县里不给盖章的事说了一遍,说山上的百姓移不走,夏天还要出人命。
刘保这一状告准了。
谢市长立刻在会场里召开有关部门的现场会,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长治电视台迅速把这条新闻播了出来,刘保一下子就成了新闻人物。
在他的牵头和政府的努力下,平顺县有132人顺利迁往长治县。
刘保对栗志军的思路非常赞同,“光给那些贫困的人们发钱是不行的,有些光棍把政府发下的钱都买成气球吹着玩,吹破一个再买一个,他们能不穷,”
傍黑的时候,我们的车进入了西井山。
我们把车停在了支书石德用家门前,这时是晚上7点,接下来是3个多小时的鼓动工作,栗志军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并提出了种种优惠条件,石德用将信将疑地听着,直至深夜……
穷山沟里平静的生活开了锅。
“迟早有一天,会有后来人把这件事情干下去的~”
石德用连夜通知开会。
第二天下午村民小组长才从各个山旮旯里赶来,20多个人聚到一起,满屋子呛人的烟草味。
西井山本不是个住人的地方,村民们都是河南人的后裔,为躲避战乱才上的山,繁衍了三四代人。
从战争和动荡结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想离开这鬼地方,1958年曾响应政府号召,迁往条件相对优越的潞城县,但不到一年光景遇到瘟疫,死了四十多口人。
村里人哭成一片,说天好地好不如窝好,吃不饱不会少吃
点,于是又拖家带口迁回去。
现在有人把扶贫农场送上门来,他们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说实话连我都不太相信,更别说村民了。
”石德用回忆说,会场里吵成一团。
有人说:
“假的,肯定是假的~现在骗子很多,他们几人能干成这样的事,”又有人说:
“他把我们骗到襄垣,干上一年,开发好了就把我们打发走了,这是知道我们平顺山民憨,来骗我们去死受呢。
”
但也有年轻人说可以试试,“人家管吃管住,还有五项优惠条件,可以先去看看嘛。
不行再回来,那地方有法院,他们能把我们扣住不成,”最后,这种意见占了上风。
他们终于坐着志愿者派来的车下了山。
在轮番考察之后,西井山人终于和栗志军签订了一个接受扶贫的协议,也许是送上门来的事情太好了,才使他们那么犹豫不定。
签字后,我又回到了太原,我在等待着老乡们开进扶贫农场的那一天。
然而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刻,栗志军开始为钱发了愁,缺口仅二三十万,但在延宕了两年之后,他们从各方面筹来的资金已经灯干油尽,不得不为老乡们下山的资金四处奔忙。
而且坏消息还不止于此,在这个时候,西井山人变了卦,村长托人传话说村里没人想去。
一下子就把志愿者们晾到了半空中。
原来西井山人考察回村后,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去,另一派极力反对。
村长迅速召开了村委扩大会,做出决议,村里不组织不支持去,谁愿去谁负责。
想去的一派就缠住了支书石德用,“人家听说咱不去,就在山下的虹霓碑滩动员人,人家都报了三十多户,你给咱带个头,咱下山吧~”
石德用56岁了,奋斗了这么多年,也知道西井山发展到了尽头,“我们不出来,别人也不出来,村委不出来,村民更是出不来,大家都不出来,我们后代就会一代代在这里受穷。
”石德用下了出山的决心。
“咱们这次出去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了,就可以让全村的人过上好生活,失败了等着我们的是旁人的笑话,你们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想去的人异口同声:
“就是去讨饭也要去试试。
”石德用果断地宣布辞去村支书的职务,以平头百姓的身份带领村民下山。
很快先后有40户西井山人报名要去扶贫农场,其中老乡石德存还将自己的羊群贱卖了,下山去找栗志军。
3月30日,我再次赶赴长治。
此时平顺县政府已批准了栗志军的扶贫计划,建议移民3000人。
万事俱备,但钱还没有着落。
栗志军他们终日里不停地奔波找钱,情绪也显得有些消沉,“我们也许没有能力完成这件工作了,耗了两年,实在是耗干了,我没有想到做一件好事也这么不易,民间扶贫难啊,但我相信我的思路没有错,迟早有一天,会有后来人把这件事情干下去的~”志军的声音露出些许的悲壮。
在百姓的焦急期待中,4月7日,在大幅度削减受助名额后,栗志军他们终于做好了欢迎老乡来襄垣的准备,石德用、石德存等6位老乡先期来到扶贫农场,准备修缮旧屋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那些初来的人们围绕着荒芜的土地和空闲的房子不停地议论着,为不时发现路边的水井,村中的石碾甚至依旧挂在门上的门帘而激动,那种发自内心的狂喜激动让人心酸也让人久久难忘。
5月18日,笔者再次来到襄垣,已经有22位西井山人来到扶贫农场,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兴奋地给我描述着农场拖拉机开垦荒地的情景。
“那是辆铁牛50,轮子有人那么高,往前一开,地就犁了出来,我们不过是捡捡草;第二天播种机又来了,一下子就把地种完了,现在玉米都有一扌乍高了,我们西井山哪有这样的平地,我们做梦都想开上拖拉机。
”石德用看着拖拉机,笑得脸上都是“核桃皮”。
我们说话的时候,栗志军他们就在旁边站着,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注视着这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一派如释重负的样子,空气里满是花的香味。
5月22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撰文高度评价了农垦中心的扶贫思路。
6月3日,省委书记胡富国在这份文件上作了重要指示。
6月6日,一所扶贫小学开始破土动工。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后,栗志军等志愿者的扶贫梦终于长出了第一片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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