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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
伟大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近日的中国之行,再次引发了我们对这位科学奇人的关注。
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霍金的思想和经历,我们从两本书中选摘了有关内容,其中既有霍金自述,又有他的母亲、同学和学生的回忆。
相信这些缘于切身体验的描绘,能增加我们对于他的感性的认识。
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刚好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后的同一天。
然而,我估计了一下,大约有二十万个婴儿在同一天诞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后来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人。
我是相当正常的小男孩,很慢才学会阅读。
在班级里,我从未名列在前一半过(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
我的作业很不整洁,老师觉得我的书写无可救药。
但是同学们给我的绰号是爱因斯坦,可能他们看出了某些更好的征兆。
当我十二岁时,我的两位朋友用一袋糖果打赌,说我永远不可能成才。
我不知道这桩赌事是否已经尘埃落定。
我总是对事物的如何运行深感兴趣,经常把东西拆散以穷根究底,但在再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却束手无策。
我的实际能力从来跟不上我的理论探讨。
我的父亲鼓励我在科学上的兴趣,他甚至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做我数学上的教练。
有这样的背景再加上父亲的工作,我要进入科学研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我幼年时我对所有科学都一视同仁。
十三四岁后我知道自己要在物理学方面作研究,因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尽管我知道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所以最枯燥。
化学就好玩得多了,不断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事,如爆炸等等。
但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有望解决我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
我想探索宇宙的底蕴。
也许我在一个小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还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
母亲眼里的霍金
斯蒂芬在某些方面肯定是非常能干的,但不是所有方面。
他相当晚才学会阅读;他妹妹就快得多。
尽管如此,斯蒂芬一开始就是个自学者。
如果他不想学什么东西,多半是他不需要。
他大体上像是一张吸墨纸,把什么都吸收过去。
我们经常把他和妹妹带到南肯辛顿的博物馆去。
我把他留在科学博物馆,把玛丽留在自然历史博物馆。
他们根本就不一样。
斯蒂芬从未受到他父亲工作的影响。
他对生物学从来就毫无兴趣,他不要宠物。
他从小就爱制造东西,爱思考问题,并且非常多话。
他一年级的学习成绩我记得是倒数第三名。
我说:
“斯蒂芬,你真的这么差吗?
”他说:
“其他许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根本不在乎。
虽然他在学校里成绩不好,但是总被认为是非常聪明的。
有一年他甚至得了神学奖,因为在他非常年幼时他父亲就一直讲圣经故事给他听,所以得奖并不使人意外。
他对这些故事非常熟悉。
他很通晓教义,虽然他后来很少参加宗教活动。
我丈夫兴趣非常广泛,几乎可以研究任何东西,只是碰巧选了医学,而他生命中的特殊境遇使他去进行热带病研究。
由于他每年冬天要去非洲大约三个月,所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就像单亲家庭。
他和斯蒂芬并不经常见面。
但是他的确把斯蒂芬的兴趣引向了天文学。
我记得我们大家都躺在草地上用望远镜观看星空奇观。
斯蒂芬总是很能感受奇妙的事物,我看得出来,星星很吸引他,他的想象力驰骋到了星空之外。
我的大学
我父亲希望我去研究医学,然而我觉得生物学太偏重描述而不是基础学科,我要学数学和物理,但是我父亲认为数学除了教书别无出路。
所以他叫我学化学、物理,只学一点数学。
另一个反对数学的原因,是他希望我上他的母校——牛津大学学院,而那个时候该学院不教数学。
1959年我如期到那里学物理。
由于物理制约了整个宇宙的行为,所以我对物理最感兴趣。
对我而言数学只不过是研究物理的工具而已。
我那年级的其他大部分学生都在军队中服过役,所以他们的年龄大了许多。
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有时候会觉得相当孤单,直到在牛津的第三年才真正地感到快乐。
那时在牛津流行的态度是非常厌恶用功。
你要不就是毫不费力得到优秀成绩,要不就承认自己能力太差干脆拿四等成绩。
经由用功而得到好成绩则被当作“灰人”的行为,这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浑名。
那时牛津物理课程的安排,使得学生很容易逃避用功。
我上大学前考了一次,然后在牛津过了三年,只在最后考一次毕业考。
我有一次计算过,在牛津的三年中,我大约总共学习了一千小时,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
我并不以那时的不用功为傲,我只不过是描述当时的想法而已,这就是当时我和大部分同学共同的心态:
一种百般无聊的心态,而且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争取。
大学同学看霍金
德瑞克·鲍尼:
我在大学学院的那一年共有四名学物理的:
斯蒂芬、高登·贝瑞、理查德·布雷安和我自己。
我记得对斯蒂芬的第一印象是,当高登和我在晚饭后到他屋子里找他时,他正坐在一箱啤酒前,慢慢要把那箱酒喝光。
那时他才十七岁,当然不能合法上酒吧。
因为他很年轻就上了牛津。
他比惯例早一年参加奖学金的考试,当时只是想见习一下。
但是令学校惊异的是他通过了考试,因此他们决定接受他,同年十月他就来了。
我认为那时我们没有人知道斯蒂芬到底多聪明。
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发觉到这一点。
我们在个人指导时被分成两对,这两对的进度完全相同。
有一次四个人做同样的作业。
我们被指定读《电磁学》第十章。
该章结尾附有十三个问题.我们的导师玻比·伯曼说:
“尽可能完成。
”
我们尝试一下以后,很快就发现一题也做不出来。
理查德是我的工作伙伴,那个星期我们一起设法解出了其中的一题半,为此我们感到很得意。
高登拒绝任何协助,自己设法解出一题。
斯蒂芬和往常一样还没有开始。
他上学时不甚用功。
我们对他说:
“这习惯不好,斯蒂芬,你早晨应该起床吃早饭。
”他从来不吃早饭,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件大事。
他沉思地盯着我们,第二天早晨他真的起床吃早饭了。
那天上午我们这些乖小孩跑去上九点到十二点的三堂课,斯蒂芬没去。
我们十二点左右回来时,斯蒂芬刚好下来。
我们在学院的门房相遇。
“啊,霍金!
”我问道,“你做了几题?
”
“哦,”他说,“我只来得及做这前面的十题。
”
我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而他却满脸狐疑地对我们凝视,这使我们全都呆住了。
我们立刻意识到,他的的确确做了这前面的十题。
我想,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和他是不可能同行并进的,他就像来自于外星。
我的病历
人们经常问我:
运动神经细胞病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我的回答是,不很大。
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
但在刚发现患了病的时候,这对我无疑是晴天霹雳。
我在童年时动作一直不能自如。
我对球类都不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在乎体育运动。
我进牛津后情形似乎有所改变。
我参与掌舵和划船。
虽然没有达到赛船的标准,但是达到了学院间比赛的水平。
在牛津上第三年时,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没有任何原因地跌倒。
直到第二年到剑桥后,我母亲才注意到并把我送到家庭医生那里去。
他又把我介绍给一名专家。
在过了二十一岁生日后不久,我进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其间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
医生们除了告诉我说这不是多发性硬化,并且是非典型的情形外,什么也没说。
然而,我合计出,他们估计病情还会继续恶化,除了给我一些维他命外,他们束手无策。
这种病况显然不很妙,所以我也就不寻根究底。
意识到我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并在几年内要结束性命,对我真是致命的打击。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为什么我要这样地夭折呢?
然而,住院期间我目睹在我对面床上一个我刚刚认识的男孩死于肺炎。
这是个令人伤心的场合。
很清楚,有些人比我还更惨。
以后每当我觉得自哀自怜,我就会想到那个男孩。
那时我的梦境受到了干扰。
在我的病况诊断之前,我就已经对生活非常厌倦了。
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
我出院后不久,就做了一场自己被处死的梦。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被赦免的话,我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
另一场我做了好几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其他人。
毕竟,如果我早晚要死去,做点善事也是值得的。
学生眼里的霍金
白纳德·卡尔(霍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带的研究生):
1975年,梵蒂冈把授予“有杰出成就的年轻科学家”的庇佑斯十二世奖章颁发给斯蒂芬·霍金。
我和他一同飞往罗马,在梵蒂冈接受教皇保罗六世颁奖。
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合。
在正常情形下,得奖的人必须走到教皇面前去接受奖章。
可是,因为斯蒂芬不能上前,所以教皇一直走到斯蒂芬面前来。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
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和宇宙学史之间一向有冲突,这可一直回溯到伽利略时代。
斯蒂芬对伽利略有极大的亲切感。
我记得,我们去梵蒂冈时,他非常渴望到档案馆去查阅被认为是伽利略悔过的文件。
在这文件中伽利略在教会的压力下,收回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
科学和教会之间的争论仍然方兴未艾。
最后,教会宣布他们犯了错误,事实上伽利略是对的。
这使我们感到欣慰。
但是我很怀疑,如果教皇真的理解斯蒂芬的发现,他是否会认可。
我认为一个鞭策斯蒂芬前进的原动力,是他要理解宇宙的坚定决心。
我们谁也逃脱不了死亡,对于斯蒂芬更是如此。
因而它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动机。
在某种意义上,斯蒂芬永远在面临着死亡。
他意识到时间可能是短促的,所以他必须非常快速地工作。
当斯蒂芬和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时(1974年),我们在午餐时讨论过名望的性质。
他提出的定义是,名望是知道你的人比你所知道的人更多。
午餐后我们回到系里,有一个人从旁边走过并打招呼:
“你好。
”我不知道他是谁,因此我说:
“斯蒂芬,那是谁?
”斯蒂芬看了我一眼,他那时还能讲话,他说:
“那是名望。
”
摘自《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时间简史续编》[英]斯蒂芬·霍金著吴忠超等译均湖南科技出版社版
“宇宙有两种可能的结局。
它可以永远地膨胀下去,或者它会坍缩而在大挤压处终结。
我预言宇宙总有一天会终结于大挤压之处。
然而,我比其他的末日预言者都占便宜——不管一百亿年后会发生什么,我不期望自己会活到那时候而被证明是错误的。
”
——斯蒂芬·霍金
《文汇报》2002年8月12日
阅读霍金这个我们时代最聪明的人
阅读霍金霍金来了,这个我们时代最聪明的人。
传奇、历史与未来,在霍金身上有着最完美的统一——他的生日恰好与伽利略去世的纪念日是同一天。
他现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这一职位曾由艾萨克·牛顿担任。
他被誉为继爱因斯坦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宇宙的起始与终结,是他的研究课题。
与这样的人物相比,我们似乎都是凡夫俗子。
尽管霍金的书在国内相当畅销,在全球的销量也已经创下了平均每数百人就有一册的纪录(这是个不断被刷新的纪录,因此我们无法拥有即时的确数);但是,拥有《时间简史》或者《果壳中的宇宙》的绝大多数人,有的根本没有读完过,有的根本就不懂书里到底在说些什么——这样的话,这个最聪明的脑袋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霍金显然已经对此有充分的预见。
他说过,如果读者能理解书中的每一处细节的话,就“已经有资格开始攻读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了”。
他写书的目的,只是希望公众感到与科学之间没有隔阂,如果他们再努力一下,就能懂得更多。
无论从初衷还是最后达成的效果来看,这都属于最完美的科学普及,或曰科学传播。
霍金成了亲近科学的理由,中介,形象代言人。
正如在中国多年从事科普工作的天文学家卞毓麟先生所言,在整个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乃是无可替代的“发球员”。
霍金,自然是个一流的“发球员”。
除了“科普”之外,霍金的魅力,还在于那种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
时间是他的课题,但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却始终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
饱受疾病折磨的他,要跟一切赛跑。
但他并不枯燥,不是一个无趣的人。
他对事物本质的洞察,使得他拥有常人同样难以企及的幽默感。
为了让读者充分感知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霍金——他的学问,他的意志,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本报记者采访了霍金著作的中文译者吴忠超先生,请他讲述在霍金身边做研究生时的那些日子。
卞毓麟先生则撰写了《无可替代的“发球员”——霍金在当下的意义》一文。
——编者
“人生的乐趣在于创造”——吴忠超谈他的导师斯蒂芬·霍金
自今日起,著名科学大师斯蒂芬·霍金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距离1985年霍金第一次访华,时间已过去了17年。
霍金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吴忠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受教于霍金教授,并在霍金指导下完成了宇宙论博士论文;这次他将陪伴霍金并担任演讲翻译。
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吴忠超博士。
从《时间简史》到《果壳中的宇宙》
记者:
您是霍金著作《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的译者,能不能谈谈当初翻译这两本书的缘起?
吴: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还在剑桥跟随霍金做极早期宇宙和黑洞研究时,就得知他打算撰写一部宇宙学的科学普及著作。
我当即向他表示,我愿意将他那未问世的新书译成中文。
可是直到我离开剑桥,这本书仍不见踪影,甚至连书名都还没有想好。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把我的话记在了心里。
1988年“愚人节”,我在美国突然收到霍金的一封信。
信中,他告诉我说,他已致函阿·朱克曼,他的著作代理,我是他的命名为《时间简史》的新书的理想的中文译者。
随后,霍金寄来一本赠书。
我和另一译者许明贤一起,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将它译完,并在1988年下半年将手稿交给湖南科技出版社。
这个中文版本来可以在全世界最早以非英文的文字出版。
但中文版的真正面世,却是在1992年。
去年,朱克曼告诉我:
“霍金又写了一本新书。
”这就是大家已经见到的《果壳中的宇宙》。
据我所知,这是全世界第一部以十几种文字在全球同步发行的科学著作。
记者:
《时间简史》迄今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销售一千万册,您认为这本书的魅力何在?
吴:
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其实是经历了一番波折的。
当这本书在西方已经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时,中文版的第一次全国征订数只有区区五百册!
但真可谓是“大浪淘沙”,到后来,书海中陆续出现的宇宙学科普著作已达数百种,有的只能销售几千册,而《时间简史》已印到了一千万,可见这些书都无法望《时间简史》之项背。
《时间简史》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宇宙对我们总是具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宇宙的起源和命运,这是所有文明都关切的问题,也是科学、哲学和神学长期探讨的中心。
这三门学问历来相处得不甚愉快和谐。
霍金学派研究的结果,证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科学无可争议地处于主导地位。
2、本书作者是当代引力物理和宇宙学最权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生涯伴随着甚至主导着宇宙学研究的发展。
3、本书洋溢着创造的激情,所以一切有志创造的人都能从中汲取启示。
4、作者因为罹患卢伽雷病,被禁锢在轮椅上达四十年之久,人类的意志力在他身上达到极限。
《时间简史》回顾了人类的古代宇宙观、大爆炸和标准宇宙学模型、暴胀宇宙模型以及宇宙的创生和命运。
根据霍金的学说,他的无边界宇宙的设想告诉人们:
宇宙是无中生有的。
这样就完全摒除了上帝的“第一推动”。
该书的另一部分是他对黑洞物理学的贡献,尤其是黑洞辐射的发现。
在书中作者还乐观地认为物理学的终极理论已经在望了,这也是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统一理论。
到那时,人们可望理解上帝的精神。
当然霍金是一名彻底的无神论者,这里“上帝”的含义只是一种隐喻。
记者:
在《果壳中的宇宙》中,霍金的理论又有些什么样的发展?
吴:
从《时间简史》首版以来的十多年间,人们都在关心科学的最前沿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霍金的新书《果壳中的宇宙》可说是“应运而生”。
该书的第一章是相对论简史,其余几章阐述引力学和宇宙学的最新进展。
作者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关切宇宙和人类的未来。
不久前,这本书在国外获得了本年度安万特科学图书奖,这是世界最知名的科普图书奖之一。
霍金现象正如宇宙一样不可重复
记者:
您与霍金一直有较密切的交往,能不能谈谈霍金的情况?
吴:
我1984年离开剑桥,1997年重访霍金,此后主要是通过E-mail联系。
与霍金谈话是困难的。
他依靠安装在轮椅上的一个小计算机和语言合成器与人进行交谈。
他如果要对我讲话,必须掀动手中的开关,在轮椅的电脑屏幕上选择词汇。
他的话会从他身后的扬声器中传出来。
那是由机器合成的、带有美国口音的英文。
由于机器是冰冷的,其合成语言毫无抑扬顿挫的感情色彩,所以非常枯燥。
后来我问他的护士,他的喜怒哀乐何以表达,她讲他还可以控制声音的强弱高低。
除了研究,他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进食和饮水,一是因为医疗的需要,二是护士喂食的效率很低,80%都浪费了。
记者:
在您跟随霍金的几年里,师生间的授受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吴:
与其他师生一样,霍金会对我的研究问题提出建议,并告诉我去参考什么文献。
我呢,及时向他汇报研究进展和遇到的问题。
我们与一般师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交流方式的不同。
每一次与霍金见面,看到霍金那样的身体状况,我总是觉得与他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宝贵。
在跟随霍金的几年里,我与他一起参加过会议。
在一次会上,霍金的一本书丢了,遍寻不着,我们都为此情绪低落。
霍金开导大家说:
有人也喜欢这本书,说明“这还真是一本好书”。
霍金的情绪也有波动的时候,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演讲会上,当演讲者讲到某个问题,霍金想要与他讨论、交流,他忙着去准备他想说的话,而当霍金想要“发言”时,演讲者早已经转换了话题,此时的霍金流露出沮丧的神情。
在我看来,霍金的生活是平淡的,他的主要活动就是搞研究。
霍金的家我去得很少,只在他家里举办茶会时才去。
那时会有一些著名科学家带了他们的学生来,霍金这时会把自己的孩子介绍给大家。
霍金虽然身患痼疾,但十分关心别人。
我爱人赴英之前他要写信给英国外交部以加速签证,并说官僚主义古今中外都有,也许他的去信可以有所助益。
由于他的疾病,他的表情通常是沉郁的,你不能猜出他内心的喜怒哀乐。
我1984年2月离开剑桥前,在他的办公室里拍了一些合影,据说这些他露出童稚笑容的照片是极为难得的几张。
记者:
在您的眼里,霍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您产生怎样的影响?
吴:
霍金现象正如宇宙本身一样,是惟一的,不可重复的。
他的突出之处,在于追究困扰人类几千年之久的宇宙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他的研究成果,又是在自己徘徊于地狱的入口时获得的。
霍金在1962年被诊断得了卢伽雷病,这种不治之症的患者平均只能活两年左右。
40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正是对于命运的抗争,使他成为探索宇宙终极奥秘的最无畏的斗士。
我想,也许正因为他对探索宇宙负有的强烈使命感,才导致了他战胜残疾的生命奇迹。
在追随霍金的几年里,他影响了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
“人生的乐趣在于创造。
”
上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行程安排
记者:
霍金1985年访华时,中国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吴:
那一次霍金访问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在中国几个研究生的帮助下,他被抬上了长城,长城的壮观景象深深震撼了他。
他曾由衷地说:
“我宁愿死在长城,而不愿死在剑桥。
”应该说长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
能不能透露一下霍金此次访华的行程安排?
吴:
霍金8月15日,他将在杭州浙江大学的邵逸夫体育馆作公众讲演,讲演的题目暂定为“膜的新奇世界”。
8月16日去北京,将参加2002国际数学家大会,8月22日离京。
(谢娟)
《斯蒂芬·霍金传》迎霍金访华
今天,当世界著名科学家霍金抵达杭州浙江大学,着手准备他的专题演讲时,他会发现自己所看重并授权的《斯蒂芬·霍金传》的中文本,也将伴随他与大学生同时见面。
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为迎接霍金访华,专门推出的最新版传记。
《斯蒂芬·霍金传》的两位作者——牛津大学科学中心主任迈克尔·怀特和科普作家约翰·格里宾,运用生动的笔墨描绘了他早年身体健康时,如何进入科研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这是过去有些传记作品未曾细加描写的内容。
本书从霍金的童年时代一直写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叙述了他生命中一些重大的变化和学术上的重要发现。
书中不但记录了霍金科学天才的发展,也生动地描述了他个性中坚强与薄弱的一面。
书中还透露了《时间简史》出版的过程及成为畅销书的奇妙经过。
本书堪称目前最完整的霍金传记。
(赵武平)
无可替代的“发球员”——霍金在当下的意义
霍金教授我只见过一次。
那是1991年6月下旬,我到日本京都参加第六届格罗斯曼会议,主题是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方面的新进展,各国与会代表达五百余人。
霍金是大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他第一个在全体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并因“对了解时空奇点、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及其量子起源所作出的贡献”而荣获本届会议的个人奖。
一个人病成霍金这副模样,在外貌上已全无“风采”可言,但是,正如他的前辈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霍金用自己超群的智慧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美。
因此,与会科学家争先恐后地轮番站到他的轮椅旁与他合影。
20世纪70年代后期,霍金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在世界各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应用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中广为流传,我本人则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很需要了解与科研工作密切相关的这些新进展。
第一项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方届而立之年的霍金证明宇宙之初的大爆炸可能产生了大量微小的黑洞;第二项是在70年代中期,他又证明由于量子力学效应,这些原始黑洞必然会发射粒子和辐射。
这些成果的意义非常深远,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名著中对它们作了既通俗又到位的极佳诠释。
我也许是较早见到《时间简史》原版书的中国人之一。
1988年3月,我到英国的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
当年4月的“愚人节”,《时间简史》英文版面世,它不断出现在畅销书榜上,使我深感有必要尽快将其译成中文,但不久获悉国内已有出版社在操办此事,我的计划遂告中止。
此书后来由霍金的嫡传弟子吴忠超先生执译,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这样的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一位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公众架起一座理解当代科学之桥,并且很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书在全球范围内如此畅销则生动地体现了公众的认同与需求。
科学事业要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取得社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只有在这层意义上,知识才能充分地转化为力量。
历史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早在1543年即已出版,然而其“日心说”的力量,却是历经一百多年,在这一学说被人们充分理解之后,才充分体现出来。
好几代科学家为传播这一学说前仆后继。
如果科学成了大众感兴趣和普遍关注的课题,那么我们就能增进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认识,增加改造世界和改善人类前景的信心,在谋取人类自身幸福的过程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这里,我还想特别指出,为初版《时间简史》撰写精彩“导言”的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普大师卡尔·萨根说过: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训练出更多的科学家,而且还要加深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霍金在这方面的成就称得上有口皆碑。
我热切盼望我国更多地出现一批像霍金那样视宣传科学为己任的科学家,出现一批像霍金那样杰出的科学宣传家。
这并非要求每位科学家都像霍金那样投入,但每个科学家至少都应该具备那样的理念、热情和责任感。
也许有人会问:
写普及性读物,何必要顶尖级的科学家亲自动手呢,让科普作家去写不好吗?
其实这并不难回答:
试想,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
当然是站在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科学家。
尤其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首先只能由这些科学家来传播,在整个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乃是无可替代的“发球员”。
正因为“球”是科学家发出来的,因此科学家们,尤其是著名科学家直接从事科普工作就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这往往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
当然,要打赢一场球,光有发球员还不够,还得有二传手。
科学传播中的“二传手”就包括科普作家、科学教育工作者,还包括出版界和新闻媒体等等。
另外,对年轻读者来说,读霍金,最应该读懂的是禁锢在那枯槁躯体里的两件宝——永不停止科学思维的大脑,还有那颗不屈不挠的心。
我敢肯定,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读懂了这两点,必将受用终生。
(卞毓麟)
《文汇报》2002年8月9日
我与霍金的情感生活(上)
斯蒂芬·霍金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及他的《时间简史》早已家喻户晓。
他以残疾之躯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探索,开拓了人们了解宇宙的视野。
本书作者是斯蒂芬·霍金的前妻,她述说了自己与这位伟大天才的爱情以及在25年婚姻生活中的许多未为人知的故事,也述说了她作为一个残疾名人之妻的苦恼和困惑。
第一次认识斯蒂芬,是1962年的夏天。
那时,我的好朋友戴安娜和吉莲即将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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