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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樱花种植史观赏史文化史
上、种植史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
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
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
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
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
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
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
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
“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
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
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
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
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畑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
“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
”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
第12项又指出:
“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
再,武汉为本军今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
”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
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
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
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
予再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
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
武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
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
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
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
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
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
“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
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
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2]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
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
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
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
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
缓请实地看看何如?
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
汤商皓随即驱车巡视校园,在山后教授宿舍,“只见各门前均有一、二士兵进出”,“继至附中,见军车云集,已为车辆调度场。
至原邮局附近,则已为一片马厩。
饭厅楼下之原室内运动房已成为一军官俱乐部。
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
”
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
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
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
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
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
“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
”但是高桥却回答:
“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
从汤先生的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
[3]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
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
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47年3月,武大生物系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
到了1949年初,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而当时驻守武汉的国军将领张轸师长被中共地下党策反,于3月份投诚后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于是樱花树得以保存。
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
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
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
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大珞珈山,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4]但这次已非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5]转赠给武汉大学[6],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
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80年代,武汉大学绿化委员会成立后,对校园内的樱花树进行了全面、合理的布局,扩大了樱花的栽植地段,使樱花树从樱花大道及其道下的广阔地带,逐步扩展至鲲鹏广场、第四教学楼、人文科学馆以及行政大楼等处。
198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云南樱花16株[7],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
1991-1993年,这些樱树共生樱苗近600株。
1995年,武大校友、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朝臣研究出试管樱花,大大缩短了樱花的生长、开花时间,很快受到园林部门的青睐。
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共四个植物学种和十多个栽培品种或变种。
总之,自1939年樱花在珞珈山落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多年来,武大几代园林工人对其精心培育,并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
樱花的栽培管理、育种已成为武大园林工作者传统研究方向,并在人为“延长”樱花花期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另外,武大还经常将自己繁殖培育的各种樱花品种赠送给其他兄弟院校和社会单位,如1988年就转让16株名贵品种垂枝樱花给当时的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在财大的思园落户生根,1991年又转让200多株3个种、近10个品种的樱花树苗给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园。
现在,武大园林部门正在继续努力采取有力技术措施,保护樱花,并不断繁殖和培育新的樱花品种,以求更进一步地美化珞珈山校园。
中、观赏史
武大种植樱花原只是为了美化校园,供广大师生观赏,但时日一久,却逐渐发展成武汉市一大全国著名的景观。
每年春分时节,珞珈山樱花盛开,既有梅之幽香,又有桃之艳丽,争妍斗艳,菲菲如云,在凄厉的冬天之后,首先给人们带来了愉悦和欢乐,从而引来无数游人驻足观赏,流连忘返,堪称江城一绝。
在武汉大学,到珞珈山看樱花,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早在1947年的阳春三月,就不断有美式小轿车开进校园,国民党官员及其太太们三五成群来看樱花,气氛十分热闹。
而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担任武大校长期间,也曾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
“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武汉大学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红卫兵南来北往串连的好地方。
尽管武大的红卫兵经常在校园里大肆破坏,但却没有对这些樱花树有所损毁,反倒经常有北方来的红卫兵在每年三月串连到武大来看樱花。
整个“文革”期间,武大的樱花树都保存完好。
到1978年,武汉大学已有樱花上百株。
樱花烂漫时节,对花草淡漠已久的市民又陆续赶到武大,争睹樱花芳容。
这时校方仍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自发组织师生保持环境卫生。
后来,原武汉市市长黎智听说市民看樱花让校方“手忙脚乱”,便提议适当收取门票,加以控制。
到1985年,游人日渐增多,校方有人提议将樱花全部砍掉种上梅花,“以激励武大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但最后以“武大樱花是历史的鉴证”为由未果。
1986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在武大赏樱时明确指示,要采取措施对樱花加以保护。
时至今日,校方对园林环保日益重视,要砍树已是不大可能也不必要了;相反,还经常对遭遇病虫害或已老朽的樱花树进行抢救性修复。
对于赏樱,武大的广大师生和校友个个都是热衷之至;直到90年代中期,甚至还有台湾校友专程从台来汉,回母校观赏樱花!
中文系“五老八中”之一的李格非教授,就曾在他的《珞珈山游》这一“变文七言诗”中写道:
漫山清和读书馆,处处香花命雅名。
梅花樱花常相伴,夜读不觉五更寒。
请看阳春三月间,万紫千红花开遍。
惟我樱花多丰韵,总领春光数十年。
红樱绿樱两相伴,神州风采自粲然。
白花鸳鸯双瓣樱,来自蓬瀛甚可观。
嘉朋寻芳载春酒,藉草铺花烂漫游。
每年樱花盛开时分,前来武大校园赏樱的游人都是络绎不绝,并且与日俱增,堪与任何一座公园甚至是国线景点相媲美。
到武大看樱花去,已成为武汉市每年三月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及最闪亮、最吸引人的“卖点”。
樱花时节里武大校园内的人流量,1999年为70万人次,2000年便突破100万,2001年更是超过150万!
而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赏樱高峰期间,一天进出珞珈山的人次,竟高达16万之多!
不仅如此,樱花的影响也在向外辐射,不少外地旅行社将武大樱花作为一个重要景点,很多外地人也会在此时慕名而至,为此甚至不惜乘坐飞机,或是不辞劳苦地在火车上一夜颠簸,从千里之外专程赶来武汉,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到武大去赏樱!
下、文化史
珞珈山的日本樱花,记载了武汉大学与日本国数十年的恩怨。
最初,二者的关系本是非常友好的,早在自强学堂时期,学校就设置了日文科,聘请的外籍教员中日本人最多,还派遣了大量学生赴日本留学深造。
不少自强(方言)学堂的学子,在日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先进政治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回国以后便直接参与了埋葬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
武昌高师时期,学校合同制和课程设置等均仿自日本,这些先进的教育体制,对武大的发展曾经起到过不小的作用。
然而,这一友好关系,却被日本军阀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击得粉碎。
1931年,日寇在中国东北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武大师生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校务委员会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呼吁“研究巩固东省国防办法”,敦请国联依照公约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并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制裁侵略者日本。
武大校长亦通电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校长,倡议组建国际宣传机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0月2日,武大全体学生在校园集会,在全国率先成立“抗日救国会”,决定发行反日刊物,联合武汉各校共同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还通电全国,倡议成立全国学生抗日救亡组织。
10月5日,武大500多名学生齐集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发给学生枪械,准备武装抗日。
12月6日,武大学生代表150人组成请愿团奔赴南京。
8日,武大请愿团同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学生一起举行联合总示威。
9日,武大请愿团返汉,筹组武汉抗日救亡总示威。
另外,“国立武汉大学抗敌后援会”还捐款捐物,援助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4年,张学良到武大珞珈山校舍视察,武大学生迎接他的,是唾沫、洗脚水,还有那“不抵抗将军,快打回东北去!
”的辛辣嘲讽。
面对武大广大爱国学生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王世杰校长一面对“主张即时离校做参战工作或政治工作”的学生不加阻止,一面又强调指出:
“学校是延续民族精神生命的工具。
国难愈严重,我们愈应使这种机关的工作增加它的效率,至少务必使它不致减少它的效率。
……离校工作虽然不是学校能强阻的事体,在校一日都得尊重学校的一切秩序。
”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武大学生李锐、刘西尧等高举抗日大旗,率队游行三镇,露宿街头;稍后,“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罢课。
对此,王星拱校长极力奉劝学生“以学术救国”。
1937年秋,武大学生又成立了“抗日问题研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热情宣传抗战。
在1938年的“武汉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武大珞珈山校园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直至武汉沦陷。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召开,会上制定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蒋介石、宋美龄寓居半山庐,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下榻“十八栋”,他们在此领导军民抗日,会见外国友人,向全世界传达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蒋介石还在珞珈山设立了高级军官训练团,并亲任团长,检阅军官,还不顾个人安危,在珞珈山上亲自观看中国空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激烈空战。
在民族危亡关头,许多武大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有的为国捐躯,战死疆场。
武大师生研制的防毒面具、手榴弹等一批批运往前线。
师生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捐款捐物,一车车送往抗战部队。
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和漫长等待,武大师生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但是,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武汉大学也蒙受了巨大而惨重的损失:
刚刚成立的农学院被迫撤销(并入中央大学),师生星散,实验室被拆,农学院大楼被迫停工,原来规划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学科建设被迫中断和延迟,建设综合大学的理想遭受巨创;学校人员、图书、仪器设备、科研手稿遭受轰炸,许多教授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科研项目被迫中断,学科发展被迫停顿;广大师生被迫流离迁徙,千余名学生挤在乐山的破庙祠堂茅舍中上课,师生贫病交加,死伤无数;校园建设被迫中断,珞珈山校舍内部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总之,千年易过,日寇的罪孽难消!
战后,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开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他们的国家和民族给武汉大学造成的损失努力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补偿”。
1946年2月,日俘日野秀荣,将所藏之4500余册中日书籍,全部捐赠给武大。
1947年10月,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首次向武大捐赠图书196册。
此后,岩波书店每年都向武大捐赠新版图书,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从未间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王星拱校长之命留守武大的汤商皓等人护校保产的壮举。
汤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噫!
予毕业武大,返校任教,受命于危难之际,留汉护校,三年苦守,校舍无恙,幸未辱命。
夫以当时数百万国防军,犹不克抗阻顽寇,而纷纷损兵失土。
而予与数同仁,皆手无寸铁之文弱书生,尚克冒险犯难,与寇酋数度周旋,完成此一艰巨之任务,未负学校当局之苦心。
其间日妇铃木嫁夫随夫,颇明大义,协助护校良多,似亦不无功劳。
忆在台湾时,1952年武大校友在台组织同学会,初开成立大会时,由予报告当时护校‘史实’,经予如上陈词后,咸深感动。
承老校长王世杰及总务长熊国藻诸师长面慰有加,同学百余人鼓掌者再,以示慰劳。
然俱往矣!
“阔别数十年之旧地重游,亲友欢聚,抚今追昔,曷胜感怀。
……所幸予曾守护之校舍益见壮丽,珞珈东湖愈觉明艳,尤以弦歌大振。
……加以校区树木葱郁,昔日幼枝,今成干材,令人更深故国乔木之思,殊感激校当局培植之功绩。
其中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
上月东游Washington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
诚然,“树本无辜”,“景物无分国界也”。
1946年武大复员珞珈山后,广大师生看到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花木,虽国仇校恨犹历历在目,但却并未对其加以伐挞,而是选择了与这些美丽的“国耻花”为伴。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樱花虽然的确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产物,但它本身是无罪的;人们之所以会欣赏它,喜欢它,完全是因为它自身的美丽。
对樱花的喜爱和对日寇侵华暴行的愤恨,根本就是两回事;单纯的艺术欣赏和民族仇恨的情绪,实在不应强扯在一起。
类似的例子,近如青岛中山公园的樱花,亦是在1915年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种下的,但自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青岛市民每年都要去赏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春季游园盛会——樱花会,并一直延续至今。
1924年以后,此景甚至还以“东园花海”之誉,被列为“青岛十景”之一。
近年来,前往青岛中山公园“樱花会”赏花的海内外游客和市民,每年都在百万人次以上;远如身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的美国首都华盛顿。
自从1912年日本人送了美国1870株樱花树的大礼,樱花树便在华盛顿扎根开花,让这座城市成了世界上除了日本之外,樱花树最多、最具规模的地方。
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华盛顿都要举行樱花节(NationalCherryBlossomFestival),以纪念日本樱花被引入美国。
虽然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激起了美国举国上下对这个“如此卑劣的民族”(美国总统罗斯福语)的强烈愤怒,导致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兵戎相见,但美国人并未因此而迁怒于从日本引进的这些樱花,而是照样过他的樱花节,并且还不断扩大华盛顿地区樱花栽植的范围,美国农业部下属的美国农业研究院(ARS),还不断培育新的樱花品种,来满足公众的需求。
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华民族,还是美利坚民族,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都存在着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
既然“白宫前亦樱木成林”,我们又何必对武大珞珈山的樱花耿耿于怀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30年代末日本人在珞珈山种下的这批樱花,不仅是对广大师生进行国耻教育的好素材,同时也是武大的科学工作者开展科研的好对象。
当年周鲠生、李达等诸位校长对这批樱花均未伐之,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在武大,就有这么一位观察、记录和研究了樱花将近60年的老教授——萧翊华先生。
萧老先生是湖南涟源人,生于1927年,自幼在农村长大,日本侵华,“长沙大火”之后,他的学校几次搬迁,饱受战乱所造成的颠沛流离之苦,对日寇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深有感触。
抗战胜利后,萧翊华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就读,当时的系主任正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先驱之一张珽(张镜澄)教授。
1947年3月,武大师生在复员武昌之后,首次迎来了珞珈山日本樱花的盛开。
于是,张珽教授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樱花树下,为同学们讲起了这批樱花的来历:
“樱花属蔷薇科,落叶类乔木,是日本的国花。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樱花又称日本樱花。
这是当年日本人侵华,把我校开辟为后方医院后,那些伤员们思乡心切而种下的。
这本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
看到日本的樱花,萧翊华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就个人而言,从民族感情上很难接受;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生物学专业的学生,用科学态度客观分析,樱花是很重要的一种观赏类植物,很有研究的必要。
让樱花花期记录作为日军侵华的一项罪证,让后人记住日军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记,于是,这位立志献身科学而又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武大学子,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在老斋舍的4个门栋下各选择了2株樱花树(共8株),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观测。
1973年后,珞珈山上的樱花又新增了山樱花、垂枝樱花、云南樱花等品种,但为了保持记录的连续性,也为了保持他观测的初衷,他始终将目光锁定在这8株日本樱花上,对其开花期和落花期的记录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过。
其中,1954-1958年,萧翊华留学苏联,这段时间内武大樱花的花期都是由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刘文芳,连同他的老师陈权龙先生(陈赓之兄)一起代为记录的,而刘、萧二人也最终由樱花做媒而走到了一起;“文革”期间,这份记录资料在抄家中幸存,1973-1976年,萧翊华又先后被下放到武大沙洋分校和襄阳分校,这期间代为记录樱花花期的,仍然是他的妻子刘文芳。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使得他们的女儿萧玫后来也加入到了观察记录樱花的行列。
萧老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地观测樱花花期,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同时,萧老预测樱花花期能八九不离十,在武大也是出了名的。
每逢学校要开校友联谊会,校友们想在樱花灿烂中回忆大学时光,组织者必然会向萧老咨询,然后根据萧老的预测来确定开会时间。
萧老对樱花花期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从90年代开始的。
他发现近十年来樱花开花提早的趋势特别明显,结合武汉50多年来的气温记录,他终于摸到了关键所在。
1997年,为纪念陈权龙先生诞辰80周年以及中日邦交恢复25周年,萧老和妻女合作,写成《珞珈山日本樱花五十一年的开花期与气温变化的关系》一文。
萧老这篇文章在湖北省植物生理学会第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交流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家认为,萧老提出的不仅是樱花花期预测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观赏类植物的花期预报。
1999年,湖北省气象科研所根据萧老无偿提供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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