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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命论原文及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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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命论原文及译文
运命论原文及译文
(原文)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
故运之将降,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
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译文)
平治和混乱都是时运;贫穷和显达都是天命,富贵和卑贱都是际遇。
因此时运将要昌隆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圣明的君主。
而圣明的君主必然会拥有忠贤的臣子。
他们之所以能够相遇,这是不用谋求就能自然地交合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亲近,这是不用介绍就能自然地亲近的。
他们倡导的事情必然会得到应和,谋划的事情必然得到服从,在道德上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曲折都合乎符节。
得失之祸不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志向产生疑惑,谗言诬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被离间,然后取得成功。
之所以能够如此,所依靠的难道仅仅是人事吗(不,)那是天上所授与的,那是神灵所告知的,那是时运所成全的。
(原文)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
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
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
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
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
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
」《诗》云: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
幽王之惑褒女也,ビ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
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译文)
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里社清明的时候圣人就会出现,群龙出现的时候圣人就会被任用。
因此,伊尹虽然只是有萃氏家陪嫁的奴隶,却能在商朝担任阿衡的职位。
虽然只是在之滨垂钓的贫贱老头,却能在周朝胜任尚父的高位。
百里奚在的时候,虞国不任用他,终致灭亡;在的时候,却能为秦国所任用,从而能使秦国称霸天下,并不是他因为在虞国时没有才能而在秦国时就有才能。
张良接受黄石公授给的《符》书,诵读《三略》的学说,并用以之游说于群雄之间,但他叙述出的言论就像如同把水投向石头一样,没有人接受它;等到他遇到了汉高祖,他叙述出的言论却如同把石头投像水中一样,没有不顺从的。
并不是因为张良在游说、项梁的时候口舌拙笨而在游说沛公的时候巧言善辩。
然而张良的话是一样的。
不认识它为什么有会合与分离,会合与分离的理由就是神明之道。
因此他们四位贤者的名字能够被记载在典籍之上,他们四位贤者所做的事情顺应天道与人事,怎么可以量度其贤愚呢孔子说:
“清明在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
所欲望的事将要来到的时候,必然先有征兆。
这就好像天上将要下雨的时候,山川之间必然会先出现云气。
”《诗经》说:
“惟有五岳降下了神灵,诞生了仲山甫和申伯。
惟有申伯和仲山甫,能够成为周朝的重臣。
”这就叫做命运。
这难道仅仅限于的君主,乱世亡国的人亦像这样:
周幽王被褒姒(bāosì西周幽王的宠妃,生卒年不详。
褒人所献,姓姒,故称为褒姒。
)迷惑,为使褒姒一笑而弄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终导致西周为犬戎所灭,自己与褒姒一起身首异处,而这样的祸患是从飞到夏朝的王庭之中的两条神龙交合的并留下(chí鱼、龙的唾液)的异事开始的;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让他处理政事,奉行与绝交及入侵的政策,最终导致被宋国灭亡,两人都身首异处,而这件事的征兆发生在社宫的梦中;叔孙豹亲昵竖牛,让他参入政事,最终酿成祸患,这祸患的根源在庚宗那个地方形成的。
吉凶成败,都是按照历数如期而至,都是不用谋求而会自行交合的,都是不用介绍而会自行亲近的。
(原文)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
「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
」及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
二霸之后,礼乐陵迟。
文薄之弊,渐于灵景。
辩诈之伪,成于七国。
酷烈之极,积于亡秦。
文章之贵,弃于汉祖。
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りり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
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译文)
以前,圣人接受天命,《河图》、《洛书》说:
用接受天命的的人,传承七世或者九世就会走向衰微;用兴起然后承接天命的人,传承六世或者八世就会因为蒙受大难而时常遭受忧虑的煎熬。
等到周成王在的建议和帮助下,在太庙里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殿,选择良辰吉日,召集文武百官、四方诸侯,举行了隆重的定鼎大典,宣告周朝正式建立的时候,使人占卜的结果是周朝能够占据有天下并且传承不断的世数为三十,周朝能够存在的时间为七百年,都是上天所决定的。
因此在周幽王、周厉王二王统治的那个时候,周朝的政纲大坏;在春秋二霸之后,周代的礼乐的制度衰落。
教化薄弱的弊病则在和时开始严重起来,而狡辩诡诈的虚伪则在七国争霸的时候形成。
残酷剧烈的统治到达极致,是在已经灭亡的秦朝被逐渐积累起来的,可贵的文明胜迹和,在汉高祖的时候被抛弃。
虽然是至极的圣人,颜回、冉求是大贤人,揖让礼节都做到了规矩之内,并且能够在洙水和洒水之上和悦而正直地辩论义理,而不能遏制断绝它的发生和结束的命运。
虽然和在体魄道德两方面都达到了圣人境界,并且从容地遵循正道,却也不能挽救天下走向的命运。
而天下也终于沉陷以至于达到不可救援的地步。
(原文)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
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
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
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
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已养高,势动人主。
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
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
故曰:
「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
」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
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译文)
凭借仲尼的才能,却不能在鲁卫两国得到器用;凭借仲尼的雄辩,却不能使他所倡导的政见在定公和哀公那里得到实行;凭借仲尼的谦让,却被子西所忌妒;凭借仲尼的仁义,却在桓魅那里结下了怨仇;凭借仲尼的智慧,却在陈国和受了委屈和贫困;凭借仲尼的品行,却在叔招致诽谤。
道足以天下,而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言论足以经略万世,而不能在当时被信任;行为足以感应神明,而不能为世俗所包容。
孔子应聘七十国,而没有获得一个君主的知遇,驰骋于蛮、夏的区域,受屈辱于公卿之门,是如此的不逢机遇!
到了他的孙子子思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达到贤人所应具备的道德,富厚却已经足以保养高尚的志节,势力可以动摇人主,他游历所到达的地方,诸侯没有不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登门拜访的,虽然登门拜访还有得不到宾客待遇的人。
他的徒弟子夏,对儒学的造诣仅仅停留在升入堂屋(而还没有进入内室)的阶段,退休在家养老,请他当老师,的人都肃然归附他的道德,把他比做孔夫子,而没有人敢说离间他的话。
所以说:
平治与混乱是时运,贫穷与显达是天命,富贵和贫贱是际遇。
然而后世的君子们,仅仅侍奉于一个君主,在一代一朝内叹息,屈原因此而沉入湘水,贾谊因此而发出悲愤,不也是错误的吗
(原文)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
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
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
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
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
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前监不远,覆车继轨。
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
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故道之将行也。
命之将贵也。
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
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
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逶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
其言曰:
「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洁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
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王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
故夫达者之算也。
亦各有尽矣。
曰:
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
(译文)
然而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它的原因就在于乐天知命。
所以遇上它而不怨恨,处于那种状况而不犹豫。
其身可以被抑制,而道不能委屈;他的地位可以被排斥,但他的名分不可以被剥夺。
就像水一样,疏通它就成为江河,堵塞它就成为深渊,蒸腾成云就会下雨,沉入地中就会湿润泥土。
质地清洁用来清洗物体,却不会与污浊混同;接受污浊以成就事物,却不会对本身的清洁产生伤害,因此圣人处于贫穷或显达之中如同处于一种情况。
忠厚直率,敢于冒犯君主,独立超凡,与世俗相违背,这是道理形势所使然的。
所以树木如果高出树林,风必然把它摧断;土堆如果高出河岸,河流必然把它冲垮;品行高于平常人,众人必然非难他。
前车之鉴不远,翻车是因为继续按着旧的轨道走。
然而志士仁人仍然踏着它走而不后悔,执着它而不丢失,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志士仁人们)将要用这种方法顺利地成就他们的志向而得到名声。
为了成就他们的志向,而甘愿在艰险的路途上承受风波;为了追求他们的功名,而在当时历经众人的谤议。
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置,是因为他们自有其算计。
子夏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因此天道将要实行的时候,也就是命运即将显达的时候,所以伊尹和就在商周二代成就兴盛,百里奚和张子房在秦汉两朝得到重用,这都是不须追求而能够自然得到的,不需要求而能够自然遇到的。
天道将要废弛的时候,也就是命运即将贫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觉得它可耻才不做吗(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君子知道这样做是不会有所获得的罢了。
凡是迎合世俗、随便附合的士人,谗言献媚的债人,照着尊贵之人的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宛转。
意见没有是非,赞美起来如同流水,言论没有可否,响应起来如同回音。
将窥看形势作为精神要旨,把或向或背作为变通之策。
权势集中时候,跟从权势如同奔赴集市;权势失去时候,抛弃失权如同脱落遗失的东西。
他们说:
“名分与身体哪一个亲呢得与失哪一个强呢荣与辱哪一个珍贵呢"于是就弄干净他们的衣服,注重他们的车骑仆从(的规模),贪恋他们自己的财富,沉迷于他们自己喜好的音乐和女色之中,脉脉然显示出自以为得计的样子。
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看到龙逢、比干的身亡,而没有考虑到飞廉、恶来的被;只知道伍子胥用属镂剑在自刎,而不警戒在被诛杀灭族;只知道讥笑汲黯在的位子上白首到老,而不警戒张汤到头来死而以牛车出殡的灾祸;只知道讥笑萧望之跌倒在前,而不恐惧石显被用绳子勒死在后。
因此通达之人的算计,也各自算计不到的时候。
所以说:
凡人之所以奔走竞争渴望得到富贵,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文)
若夫立德必须贵乎而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
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
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纟介而守敖庚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披衽而登锺山蓝田之上,则夜光之珍可观矣。
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译文)
如果是为了建立道德,必须显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成为天子,还不如仲尼成为陪臣。
必须有势力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还不如、那样静养在家里。
必须富有吗那么的千辆套四匹马的车,这不如颜回、原宪那样约束其身。
那么是为了实惠吗那么拿着勺子到河边饮水,也不过喝满肚子而已,离开房间而让雨往身上洒,也不过淋湿了身子而已,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不能承受了。
那么是为了名声吗那么将善恶都写在史册上,诋毁和赞誉也将流传千载;赏罚悬挂在天道,吉凶显现于鬼神,固然是可怕呀。
那么是要使耳目娱乐,让心中快乐吗如果命令御者驾驶车马游历五都的集市,那么天下的货物都会被陈列在面前。
如果提着衣裳跋涉在的山丘上,那么天下的庄稼就会像天上的云一样多。
如果让梳着椎髻的士兵把守着敖庚、海陵的粮仓,那么堆积如山的粮食就会出现在眼前了。
如果插起衣襟攀登在在钟山和蓝田山的上面,那么夜光珠、宝玉之类的珍宝就可以观看了。
如果像这样,为追求物付出得很多,而为自己付出的很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爱惜那虚幻的精神。
强风震动而尘土飞起,尘土散落而没有停止,六种疾病在前边等待着,五种刑罚在后面跟随着,利害在其左边产生,攻夺在其右边发出,这样还自以为看清了身与名的亲疏,辨明了荣与辱的主客关系了吗
(原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
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
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
不耻能治而弗得也。
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
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
天动星回,而长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文)
天地之间的大德叫“生长”,圣人的大宝叫“爵位”。
怎么才能守住爵位呢那就是“仁”。
怎么能纠正别人的错误呢那就是“义”。
因此古代称王的人,都是凭借一个人的才能德行来治理天下,而不是用天下的一切来侍奉他一个人的。
古代做官的人,都是希望凭借官职所赐予的权力来实行他的“义”,而不是因为贪图利益而去作官的。
古代的君子,都是将得到官位而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治理当作耻辱,而不将有能力进行治理却得不到官位当作耻辱的。
推究天和人的本性根源,区别邪与正的差异,权衡致祸与得福的门径,穷尽膺荣与受辱的算计,那是很非常明显的了。
因此君子才会舍弃那个而采取这个。
如果出仕和家居都不违背时令,默默不语和说话都不失去其民心,天象运动、星辰回转,而北极星仍然停留在它原来的地方,玑旋二星仍然在顺时旋转,而和车轴也仍然控制在中间,既通达明白又富有智慧,并得以保全自身,遗留下那种能造福后代的谋划,来安顿敬事的儿子,我死去的朋友,曾经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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