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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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述论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述论
上海大学王倩
摘要
清末,由于社会的动荡,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深重的赋税负担,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1911年在晋东南地区发生了干草会事件。
干草会事件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它恰巧发生在封建帝制岌岌可危之时,且事件的处理一直延续到民国政权的上台。
通过描写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干草会事件的起因、过程、政府的应对,能够清晰反映晋东南基层社会,尤其是士绅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冲突。
干草会事件对晋东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有:
对地方基层政权的覆灭,对基层社会秩序的动摇,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人才的流失。
关键词: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干草会事件;政府的对策
TheGovernment'sResponsetotheQingDynastySoutheastShanxiStoverEvents
Abstract
AttheendofQingDynasty,becauseofthesocialturmoil,coupledwiththenaturaldisastersanddeeptheburdenoftaxes,peoplelivingindirestraits,soin1911inSoutheastShanxioccurredhayevents.Haywilleventslastedashorttime,butithappensinthefeudalmonarchyinjeopardyandeventprocessinghasbeenextendedtotherepublicregimecametopower.ThroughthedescriptionoftheresponseattheendoftheQingDynastyinthesoutheastofShanxiProvincehayeventsinthecause,process,governmentcanclearlyreflecttheJinsoutheastgrassrootssociety,especiallytheconflictbetweenthegentryandthegrassrootssociety.HayeventsinSoutheastShanxisocietyproducedimportantinfluence,displaysin:
thedestructionoflocalgrass-rootsregime,shakingofthebasicsocialorder,tothetraditionalculturedestructionandtalentloss.
Keywords:
QingDynasty;SoutheasRegion;TheRebellion;HayEvents;TheGovernment’sResponse
目录
一、晋东南地区的干草会事件1
(一)干草会事件发生的原因1
1.劣绅欺压农民1
2.山西多次发生旱灾2
3.革命势力的兴起3
(二)干草会事件的经过3
二、政府的对策5
(一)政府及时的应对措施5
(二)民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5
三、干草会事件所反映的晋东南基层社会6
(一)士绅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冲突6
(二)干草会事件对晋东南社会的影响7
1.对地方封建政权的打击7
2.对基层社会秩序的动摇7
3.对传统文化的破坏7
4.人才的流失8
注释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述论
干草会事件即晋东南地区农民用干草焚烧士绅房屋的事件,该事件自1911年11月12日高平县发生到1912年11月山西高等审判厅宣告判词历时共计一年,真正起事时间仅有起初的三个月。
干草会事件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对事件的处理延续到了民国政权上台之后。
通过论述干草会事件的原因、经过、政府的对策以及该事件的影响,可以更清楚看到当时社会士绅与基层社会间的冲突,从而反映出晋东南地区当时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
一、晋东南地区的干草会事件
(一)干草会事件发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山西行政区划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山西省共领九府、十直隶州。
晋东南地区包括其中的潞安府、泽州府和沁州府。
潞安府辖属长治、长子、屯留、襄垣、黎城、壶关、潞城七县,泽州府辖属凤台(今泽州县)、阳城、高平、沁县、陵川五县,沁州直隶州辖属沁源、武乡两县。
高平县(今高平市)位于泽州盆地北部,太行山西南的边缘,当1911年辛亥革命太原义举的消息传到晋东南地区,高平县首先发生了干草会事件。
干草会事件之所以发生,与它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有关。
清朝末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特别是与侵华的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这不仅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奴才嘴脸,而且由于条约规定给帝国主义巨额赔款,地方豪绅与贪官狼狈为奸,大小官僚政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压榨与勒索,府县衙门完全成了土豪劣绅鱼肉百姓的帮凶,广大农民民不聊生,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晋东南地区因为种种原因,百姓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1.劣绅欺压农民
深重的赋税负担,让百姓肩上的单子愈发沉重。
清末赋税繁多,在高平县农民种地喂牲口,要用牲口捐;喂猪养羊,要缴纳猪尾羊头税;若要安一盘磨用来给鸡加工粮食,每月需收若干磨捐;此外还有地皮税、婚书税、开山税、增丁税等等,税收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喂牲口的若交不起捐,不是扣车就是牵牲口;喂猪羊的若交不了税,不是牵羊就是捉猪。
有些捐税要按村户摊派,因为农民实
在无法承受,村中的劣绅便装出“慈悲”的假模样,先给百姓垫付,然后用尽办法从中盘剥。
地丁钱粮,使得农民忍无可忍。
在长子县,村中的劣绅可任意给农民加小粮。
在当时,农民的粮簿是由县里粮房直接掌管的。
完粮的时间定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
在完粮时,要事先查出农民自己的底据才能交纳。
由于长子县的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不得不请村中士绅来代替查据,而士绅与粮房官吏相互勾结。
许多没地和种地不多的农民,钱粮有增无减,而土豪士绅占有大量粮田,而他们的地丁钱却出的很少甚至于没有,真所谓“清白种地,糊涂纳粮”。
长子县的广大农民心中明知士绅有弊,却有口难言,不得不忍气吞声。
在当时的长治县,地丁钱粮是分为二十里二十甲,粮房系八班十六房之一。
农民最害怕的是更换粮簿,然而每隔几年总要更换一次,可每次更换都是种种弊端,农民钱粮换一次赠一次。
差役们每到更换粮簿的时候,天天持票催粮。
如果农民对持票的差役稍有恭维不周,就会被差役传唤到城里,不是扣押在班房里,就是受皮肉之苦。
因此,农民对地方劣绅和住房科的官吏痛恨至极。
劣绅包揽诉讼,乘人之危勒索农民钱财。
在长治县的农民因遇到事情需打官司,为求得官府能够以理公断,不得不求绅士们到衙门送礼求情。
否则的话,上诉的农民不是因为没钱进不了衙门,就是有理有据却难以得到公正判决;被衙门传讯的人还要向差役付鞋底钱;若在公堂上受打,还需交杖钱。
地方上的绅士们趁人之危、敲诈勒索,在有些村的绅士使用民团私设公堂对农民进行严刑拷打,扣押和罚款,屈打成招。
由于农民去诉讼,导致家庭妻离子散,有的甚至因此而丢掉了性命。
2.山西多次发生旱灾
在1875年至1878年间,山西省发生了著名的“丁戊奇荒”。
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对山西的灾情有这样的描述:
1876年5月,“弥月以来,察访情形,其潞、泽、辽、沁、太,足迹所以经者,固已物产萧条,民气凋疗;其未历之境,询之僚友,曰憔悴更甚。
司库岁入不过三百万有奇,而出款乃逾五百万两,常年已属不敷远甚,矧又连岁不登乎!
72”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山西此次灾荒受灾面积很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时间更是长远。
山西遍地大旱,晋东南是此次受灾最严重地区之一。
其影响之深远无法估量,土地长期且大量荒芜,人口大幅减少,流亡人口剧增。
1877年,山西有人口16433000人,到了1883年,仅有人口10744057人,损失人口达到5688943人,损失率为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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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2年,山西又再一次发生了大灾害,整个山西受灾达到了58个州县,其影响力仅此于丁武奇荒。
在1899年、1900年、1907年、1911年又多次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
而晋东南地区是山西省受灾较严重的地区。
鉴于上述多种原因,广大农民与地方劣绅的阶级对立在日益激化。
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官吏的横征暴敛,劣绅土豪的敲诈勒索,使得广大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由于受到丁戊奇荒的长期影响,再加还是那个被太平乡管辖的长治县城,商客频繁来往,信息灵通。
例如外地发生的官逼民反的事情流传很多,如两广起义,黄花岗起义,山东莱阳抗捐税,湖南抢米风暴等等。
反对苛捐杂税,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已经成为酝酿着的一触即发的干草会事件。
3.革命势力的兴起
干草会事件的发生还有它的偶发性,尤其是受辛亥革命太原义举的影响。
清末,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
在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
在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的成功极大鼓舞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志,从而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进入高潮阶段。
到1911年11月底,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区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土崩瓦解。
山西同盟会此时响应,在1911年10月29日的拂晓,山西革命军在太原市城南十公里处的狄村经过庄严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省有着深远意义的辛亥革命义举枪声。
革命军先攻占了巡抚衙门,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新军协统谭振德,太原光复。
在太原光复之后,同盟会成员李生裕带领巡防队长孙毓禄到上党地区劝降。
李生裕为凤台(泽州府)柳树口北李街村人,为前清秀才,后入优级师范,毕业后在太原政治学院执教,兼任山西省谘议局议员。
他凭借个人影响,泽州府和平易帜。
在和平易帜后,进行了废除泽州府,凤台县改为晋城县,改县衙门为县公署等改革,但是并未触及封建本质,农民依然受地主阶级的压迫。
同盟会成员李生裕把革命太原首义胜利的消息带到了高平县,点燃了高平农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的“干草”,再加上社会改元时期社会的动荡给农民心理上造成的不安全感,于是直接引起了干草会事件的发生。
(二)干草会事件的经过
1911年的冬天,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农民率先发生干草会起义,当太原之变的振奋消息传到高平县,建宁等地纷纷出现了鸡毛传单,其内容是要求各家各户参与火烧士绅。
11月12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15-17,高平县东乡大善村的牛氏姐弟带领约2000人从县城东门捣毁巡警局和高等学堂,火烧高等学堂教员郜加珍的宅子,郜家珍的母亲、干娘与妻子全被横扫死。
从11月13日开始,牛氏又领数百人从城内向北乡、南乡等地依次查抄,烧毁40余所士绅房宅,因此该案时称“火案”,后又称“干草会”焚烧事件持续半月之久。
当时的长治县共有四个乡,从南到北分别是雄山乡、八谏乡、太平乡和五龙乡。
其中除了五龙乡以外有三个乡发生了这次事件。
先是高平县的干草会事件闹起来的消息传到了雄山乡。
西火镇农民苏小兴与雄山乡农民赵铁忠在雄山乡桥头村大树底下集合了村里的十几个年轻人,他们纷纷效仿高平县鸡毛传单的方式发动了干草会事件。
由本村传到了邻村,传至全乡,再传到了全县。
接到传单的人除了自己要照办外还必须传递给别人。
传单的内容是每户需要出一名壮丁,拿木棍和干草一捆。
按照规定时间鸣锣集中起来去烧引起民愤的士绅的房屋。
仅在雄山一乡就烧了三十余家劣绅。
在太平乡两天时间烧了二十余户士绅。
太平乡起事后没过多久,八谏乡在申双喜等人的带领下也掀起干草会事件,焚烧士绅有三十二户。
在长子县的南村农民郭胖孩一直在长治西南乡收买和贩卖铜铁。
郭胖孩亲眼目睹了长治县一些农民用干草焚烧士绅房屋的情景,他不禁联想到自己曾遭到劣绅的白眼与盘剥,所以他也想借此大势出怨气,便立即返乡。
回到村里,他在贫雇农中大致介绍了他在长治县的所见,便向大家开始宣传发动。
在他的影响下,很多人积极响应。
他立即向张店村村民转送纸上贴有“鸡毛”的传单。
12月20日晚上,张店村村民接到鸡毛传单,上面写着“大家起来烧毁学堂,先生住宅一起烧光,哪里不传扫村灭庄”。
78社首惊恐万分,立马向邻村转送。
就这样集中于张店村的造反者越来越多。
在史绪长的指挥之下,从固益、青仁,向大堡头进发。
造反人群到了大堡头之后,先烧毁了劣绅张廷弼住宅。
知县张文鉴看见干草会事件越闹越大,深深觉得自己承受不了这样的重任,在深夜中派人前来劝阻。
造反群众本家对他恨之入骨,便直接把派来的人扔入大火烧死。
一部分造反群众由大堡头出发经过北李村、南小河一路向西猛进。
衙门先在北李村烧掉劣绅李成章的住宅,又在南小河烧掉了张怀谨的住宅。
知县张文鉴因害怕干草会事件的威势力,应允了干草会的全部要求。
其中有;裁撤所有学堂,免附加小粮,食盐减价三文,免收斗捐等。
壶关县的干草会事件其详细过程虽未找到资料,但是在其县志里却有干草会烧士绅歌谣的记载。
接着干草会事件的熊熊大火发展到了沁源县、沁县等地。
在沁源县士绅王克仁从南里抄来的18日起事的鸡毛传单给了知县喊包忠之后。
汗宝忠立即约见所有官员和士绅共同商量解救办法。
他们一致认为除了免税政策之外别无他法。
于是立即起草免捐告示,夜里印刷了五百多张,天一亮就赶紧发给各乡劣绅。
到了去8日乡民依旧聚集起来进入城里焚烧士绅住所,21日还有焚烧现象。
沁县共计烧掉了五十多家士绅的住所。
因为警兵不够无法抵御,韩宝忠请求撤任并请求官厅严惩首要。
他让受到迫害的士绅指控起事者,被指控者约400多名。
其中既有真正焚烧着,也有被陷害的。
无辜者之所以被捉拿,正是因为明争暗斗的地主阶级内部所致,同时也反映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政府的对策
(一)政府及时的应对措施
高平县干草会事件中,当农民愤怒地冲进县衙后,知县朱士俊对农民承诺出免粮免税的告示,并表示不会追究干草会事件参与者的责任。
长治县的农民代表攻入城后,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去小粮;第二,食盐减价;第三,和平了事,保证不追究任何责任,知县完全答应了这些要求并贴出告示。
长子县知县张文鉴答应了农民提出的七项要求。
沁源县农民保卫沁源县城后,知县高嘉酞恐惧农民威力,没有镇压,答应农民免17项税款,惩办豪绅恶霸的要求。
26以上四县干草会起事者与官府的对话最具代表性,晋东南地区别的县城大多与此类似。
在晋东南地区各县城的富商和中小士绅们,看到宦官富户的万贯家财在顷刻间化为乌有,预感自己今后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暗中进行频繁活动。
有的托人说情,有的采取对策,有的甚至通过干草会事件的亲戚朋友拉拢关系。
四面八方的关系网使干草会事件的头头们晕头转向。
今天收礼,明天就放人,分散了干草会首领们的注意力。
农民们觉得绅士被烧,怨气出了,仇也报了,再加上被烧士绅偶有蛊惑人心,搞得农民惶恐不安。
社会上当时有个谣传,说省府已经派来了人员,太原将发大兵来剿灭干草会实践中的云云乱匪。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山西起义军仅有两千人,势单力薄,主要集中于雁北、河东等地与清军交战,根本没有精力来解决晋东南地区的动乱。
当时议会议长杜上化和副议长王用兵、李清芳派使李生裕去上党地区劝降潞安知府接受规劝,把“青龙旗”换成了“五道旗”。
由于干草会的人心已乱,首领们也大都陷入官府、绅士和奸商们设下的圈套中原本计划烧掉县城的绅士之后再出城与各处聚伙烧遍县。
但由于军心瓦解,也只能找个合适的台阶草草收场。
(二)民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山西的政权进行重组,各个县也重组政权。
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当时潞安府中学石英、王家驹、赵国泉、申秉衡等教职员组织了潞安八县参议会,并临时代行知府职权。
在之前各县知县或出于欺骗目的或是真正答应,但是他们所出的承诺全化为乌有,无法实现。
新上台的政权是怎样处理该事件呢?
新政权为了更好融入地方社会,选择联合地方上的部分民众,于是正好借助干草会事件的借口给地方士绅一些好处来拉拢他们。
用农民的钱粮来补偿被烧士绅,助长了士绅的凶焰,也暴露出民国政权假革命的真面目。
潞安府、泽州府、沁源州镇守使杨沛霖规定:
“凡被干草会烧掉房屋的绅士各家,每人给谷米五石,并在各村收缴木料,为绅士修建房室”89。
如长治县的士绅冯祖唐,又是领仓谷,又是大修房屋,看上哪棵树,就必须让树的主人砍倒送到他家,否则就指名控诉,沁源县“三月黄守渊来署县事设法调停将匪首马致中等罚钱数千缗赔修各被烧绅士房屋”。
对干草会事件进行责任追究以此来讨好士绅。
高平县知县朱士俊离职,由石宪文继任高平县知事。
被烧士绅秦家帧、唐之恭、李近仁等人,每天捉拿干草会事件的起事者与参与者,先在县里告知事,又在省府告法庭。
干草会事件的策划者席元辉、吴丕烈、张崇德、宋炳文4人不久便被传至省法庭。
但是大善村农民有的被处死,有的被严刑拷打罚钱赎罪。
长治县干草会事件的首领陈双马、冯丙饮、苏小兴、赵铁忠等人被拘捕后严刑拷打,并枭首示众。
其他被捕人员,有的罚款宝石,有的被判刑。
其他各村群众,大多是被劣绅指控为主犯,有的判处徒刑,有的罚款赔偿,被诬陷的无辜群众也很多。
壶关县对王明亮、马天叙等人提起诉讼,王明亮被抓捕归案,马天叙逃跑。
沁源县士绅勾结知事进行报复,“民国元年二月捉获干草会匪首董其全杀之后捉得郭起凤姚福林枭首示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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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草会事件所反映的晋东南基层社会
(一)士绅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冲突
农民对士绅的仇恨。
在干草会事件中农民焚烧士绅的房屋正是由于清末以来对士绅深恶痛绝。
清末士绅想尽办法压榨农民,广大农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才会奋起反抗。
沁县的农民杜焕甚至用陷害的方法牵连劣绅王寿康等人。
可见农民对士绅恨之入骨。
地主阶级内部明争暗斗。
干草会事件中有部分的地主阶级曾利用农民房捐税的不满情绪,煽动农民起义来闹事。
若闹事成功,他们就能攫取领导权来提高自身地位:
若闹事失败了,他们就可以推卸责任,把祸害推在农民身上。
自己仍可保住官位。
这些地主阶级与农民关系相对较好,为了继续发挥优势,民国政权在对其处理时没有严惩,只是轻罚或无罪。
正是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地位保护了自己。
官吏与一些士绅勾心斗角。
在高平县干草会事件的判词中,官吏之所以用多种理由为席、吴、张、宋辩护就是害怕士绅得意忘形。
借此来压制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反映了官神间的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镇压这次民变的,正是曾推翻清王朝夺取政权的革命的。
革命党人上台之后对干草会事件的起事者和参与者追究责任,彻底镇压了此次民变。
革命党人不但没有在革命斗争中发动农民反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反而采取了血腥手段镇压普通农民,这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局限性的表现。
(二)干草会事件对晋东南社会的影响
1.对地方封建政权的打击
干草会事件矛头直指土豪劣绅和清县级官员,有力动摇了清朝基层政权。
清朝末年,在社会动荡的中国,革命党人势单力薄,若不发动农民,不依靠农民,革命便不会胜利。
在晋东南地区农村自发的、广泛的干草会事件使清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进一步瓦解,并且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清政府对革命党的注意力。
在空间上也一定程度支援革命党在城市中的革命义举,为推翻封建王朝立下战功。
虽然干草会事件是农民为了维护生存权与士绅进行斗争。
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是在与封建统治作斗争。
2.对基层社会秩序的动摇
干草会事件主要是焚烧士绅房屋,焚烧县衙,当时各县巡警兵与农民群众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使各县社会秩序混乱,影响晋东南社会的安定。
在干草会事件之后,上台的新政权对干草会事件的起事者与参与者大肆搜捕,百姓忐忑不安。
在干草会事件过程中,士绅、农民、新旧政权都有各自的想法。
士绅认为干草会事件对自身来说不会有任何益处;农民认为焚烧了士绅的房屋可以减少苛捐杂税,同时心理上也能得到一种释放仇恨的满足感;旧政权官员分子认为干草会事件严重破坏了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会对自己的官位形成威胁,这将对自己的统治极其不利;而新政权也就是民国政权的革命党人认为干草会将会是自己掠夺政权的好机会。
这只是他们的想法而已,实际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从前文内容中可以看到:
农民在焚烧过程中确实得到了满足感,可是在新政权上台后的处理结果中看到农民非但没有减少租税的缴纳,结果是很多人因为参与了这次事件而受到严重迫害。
士绅阶层因为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动,一部分人重新找到适合保持自己优越地位的道路,所以干草会事件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益处的。
而一部分士绅走上了和新政权相互勾结的道路,开始鱼肉乡民。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士绅阶层得到了好处。
旧政权则受到农民和新政权的打击,随着晚清政府的倒塌而垮台。
同时,旧政权官员也背上了玩忽职守的历史罪名。
新政权是此次事件中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干草会事件不仅动摇了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并且为革命党人的发展扫除了很大的障碍。
于是革命党人紧紧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轻易夺取了政权。
3.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干草会事件的焚烧过程中,大量房宅、学堂、图书也付之一炬,造成了物质损失。
另外,士绅掌握基层政权,有兴办学堂的权利,因在办学过程中有贪污经费的现象,农民烧毁了学堂。
高平县的鸡毛传单上就有“进城先剿洋学堂”的内容,而农民进城后也确实烧毁了县城的高等学堂。
长子县干草会事件中,焚毁了规模较大的私塾和学堂,如漳阳高等小学堂。
这些做法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图书虽然是象征土豪士绅身份的重要物品,但确实重要的文化遗产。
“高平县士绅董佩钧家藏书10000余册,郜家珍家藏书5000册,李柏、田谊家各藏书3000多册”。
98农民把各士绅所藏图书均烧掉,造成了很大的文化损失。
4.人才的流失
干草会事件中的焚烧目标是劣绅,但是农民无法对“劣绅”进行准确的定位。
所以在焚烧中存在一些误烧行为,一些知识阶层,如高、初等小学堂教员,劝学所学院,以及留在潞安府的学生被误认为是“劣绅”,他们在干草会事件中遭到了迫害,被烧毁了房屋,以至离家出走远离晋东南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
因为害怕农民破坏,曾有被吓死的。
长子县上坊村的刘扯德曾任义学教员,听闻“烧先生”的恐怖信息后竟被吓死。
南鲍村罗启明曾任小学堂教员,干草会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家养病,当听到农民起事队伍在本村集合而起时,就让家属赶紧在门上张贴“白纸”以表明家中有丧事,想用这个办法躲劫难。
但在农民起事队伍离开村子后他的家人发现他已经离世。
这些知识分子既不是什么土豪劣绅,也没有过高学历,更谈不上有“权势”或地位,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恶劣行为,就是因为害怕农民的非理性行为而葬送了性命,死的很无辜。
在那个农民大多数没有文化的时代,这些知识分子的被迫害是一种极大的损失,“给正直的广大知识阶层在心理上造成的不安和恐惧是一种破坏文化的倒退行为”45。
晋东南地区干草会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农民群众承受的过多负担则是激起农民奋起反抗的主要因素。
清朝末年由于吏治腐败和财政拮据,清王朝的社会控制能力已经逐渐削弱,干草会事件发生后的危机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
原本作为官民间缓冲的绅士们,因新政合法巩固、扩大了对基层社会的公共权力与资源占有,因此带来了和民众间更多且更严重的利益冲突。
此次民变的根源之一是绅民关系的恶化,这使清朝的社会控制体制土崩瓦解。
而在新政权建立之后革命党人通过对干草会事件进行责任追究来讨好士绅,干草会事件的起事者、参与者以及无辜的农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毫无疑问,这些都对晋东南地区的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干草会事件中,清政府的应对以及民国政府上台后对该事件的处理,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矛盾,这是清末民初民变的一个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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