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的研究资料.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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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刻的研究资料
一、泰山石刻的源流与现状
屹立于中国东方的泰山,参穹灵秀,形势巍然,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不断渗透和渲染下,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缩影。
其山体之博大,景象之雄伟,精神之崇高,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灿烂,内涵之丰富,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历来是至高无上的。
特别是自秦汉至唐宋,随着帝王封禅告祭仪式的不断举行,文人墨客接踵而至,群众性的游山朝拜活动越来越盛,为泰山留下了丰富的石刻资料,令泰山锦上添花。
这些石刻资料,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内外广大游客真正认识泰山、全面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窗口,也是广大有志研究泰山的科学工作者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科学而又准确地把这些石刻资料提供给广大读者,是泰山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泰山石刻的发展
在泰山及周围,今存自秦以来各代石刻逾6000处。
石刻内容十分丰富,充分反映了石刻的发生、发展、兴衰及演变的过程。
泰山石刻的历史。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秦汉时期的泰山石刻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建立时期,是中国历史进人大一统国家的第一阶段,前后延续达441年,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业已出现并成为文明形式之一的石刻文字,亦随之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
其演变特点是:
石刻受到了帝王的重视;石刻的形制渐趋统一固定;数量逐渐增多,文字、内容由简而繁;其书法由小篆体逐步过渡到汉隶。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秦始皇在位期间先后五次出巡,在全国各地立石7处,除《碣石刻石》外,其余6处刻石的形制皆为碣。
今仅存《琅琊刻石》86字和《泰山刻石》10残字,其余皆在唐以前消亡。
《泰山刻石》,为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
始皇立石的形制,依据宋刘跂《秦篆谱序》、董逌《广川书跋》和清毕沅《山左金石志》等记载可知,属于碣的形制,与岱顶《无字碑》的行貌相似。
其高约八九尺,似方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宽约二尺余,文字环刻于四周。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始皇所立石的形制开始趋向统一。
但与后来的刻辞碑相比,还不够严格正规,故古人仍称石碣为“刻石”。
与商周时期的石刻文字相比,秦代刻石的字数显著增多,其内容也由简单的记事,变为浩繁的记事兼歌功颂德。
依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录刻石铭文和宋刘跂《秦篆谱序》等记载可知,《泰山刻石》的刻辞为韵文,每3句为一韵,6句为一段,形成6段、12韵、36句、144字的格式。
其内容主要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
其余6处秦刻石亦如此。
但与完备的石刻文体相比还很不完善。
始皇刻辞有铭(韵文)无序(散文),二世诏书有序而无铭,且皆无撰书者署名。
就书体而言,仅见篆体一种。
西汉的石刻文字,仍属初步发展时期。
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西汉元封元年(前11O)三月,汉武帝欲封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只言“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而对立石的文字内容,《史记》、《汉书》皆缺载。
直到东汉初平元年至兴平元年(190—194)间,应劭任泰山郡太守,撰《风俗通义》,才首次著录汉武帝在泰山立石的铭文:
“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
‘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
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
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凡刻45字。
从上述记载可知,汉武帝立石的形制仍为不定型的“刻石”,高为二丈一尺(约合4.9米),故司马迁及应劭等皆称其为“石”,而不称“碑”。
但此石下落不明,其具体形貌及其他部位的尺寸无法详考。
此石是立在泰山极顶玉皇顶武帝封禅坛前附近。
其刻石文仅有序而无铭,其书体已无从查考。
东汉皇朝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封建皇朝,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比前代有较大的进步,石刻文字在前代的基础上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制的石刻,成为以后历代石刻文化的典范,对后世的石刻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石刻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剧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具体表现是,在前代已有刻石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形制比较定型的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一系列新形式的石刻,形成了刻石、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石刻同时并行的繁盛局面,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
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
“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
……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
……事毕,将升封。
……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
……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
命人立所刻石碑。
乃复道下。
”
这是一段关于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登封泰山及立碑的记载,可知当时已经有“刻辞碑”。
光武帝在泰山所立之石为已经定型的刻辞碑,高为九尺(约合2.08米),宽三尺五寸(约合80.9厘米),厚一尺二寸(约合27.7厘米)。
其碑有序无铭,凡刻687字,其字数明显多于前代任何一处石刻。
其立碑地点记载亦很明确,系立于光武帝封禅坛以南约7米处。
可惜,亦下落不明。
据记载,光武帝以后诸帝,多有刻碑之举。
如和帝永元四年(92)有《袁安碑》,安帝元初四年(117)有《袁敞碑》,二碑文皆篆书,有穿。
顺帝永建三年(128)有《王孝渊碑》,长方形;汉安三年(144)有《景君碑》,碑身为圭形,有穿。
可见当时的刻辞碑已基本定型,但数量不多。
至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外戚、豪族地主等生前权势显赫,豪华无比,死后厚葬,大修陵墓,豪华的墓碑和画像石等顿时大兴,一时丰碑林立,摩崖千尺,遍及全国。
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已发现的东汉后期碑刻300多通,泰山现存的《衡方碑》、《张迁碑》即分别刻于东汉灵帝建宁无年(168)和灵帝中平三年(186)。
汉画像石达3000多件,泰山现存东汉后期画像石60多件。
从现存东汉后期诸多刻辞碑可以看出,碑刻的形制、内容、铭文体例等至此已经基本定型,后世各代的碑刻,多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就碑刻的形制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大都由碑身、碑首、碑座三部分组成。
碑身一般为长方形竖石,棱角规整,加工精细,有的还刻有纹饰,其下端皆置榫,以安装在碑座的卯眼中。
碑首多为圆形或圭形,有的为螭首;大都有题额,有的额下有穿;题额有的为篆书,有的为隶书,有的阴刻,也有的为阳刻。
如现存泰山《张迁碑》的题额为篆书阴刻,《衡方碑》的题额则为隶书阳刻。
碑座多为方形,其上皆刻有卯眼,以与碑身下部的榫吻合;碑座已有龟趺者,如1982年在山东平度灰卜乡侯家村西山坡出土的《王舍人碑》,刻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此碑即为螭首龟趺。
泰山《张迁碑》
就碑文的内容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字数显著增加,大都在500字以上,多者千言以上,如《衡方碑》刻文23行,满行36字,凡刻815字,字径4厘米,隶书。
碑文内容以歌功颂德者居多,亦有专为纪事者。
其书体大都为隶书。
篆书多见于碑额,其书法更为成熟。
就碑文的体例而言,东汉后期已经趋于完备。
其标题大都以题额代替,标题之下为序文。
序文之后为铭文,铭文多为四字一句的韵体文。
铭文之后大多刻门生故吏衔名及捐资钱数,此举已成为当时风尚,是东汉后期门阀大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产物。
画像石是现存东汉后期石刻资料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石刻,其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有些画像石刻有题记或题榜,其字数多少不一,少则几字或几十字,多则几百字。
如1973年肥城大留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题书“此人马食大山仓”7字,隶书,今存岱庙西廊房。
大汶口东汉画像石
1960年在大汶口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题榜有“此苟□父”、“孝子赵苟”、“此丁兰父”、“孝子丁兰父”、“此后母骊姬”、“此晋献公见骊姬”、“此献公前妇子”等7榜,凡刻34字,今存岱庙西廊房。
这些题记、题榜文字。
内容比较广泛,为研究汉代书法和有关历史事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泰山石刻
魏晋时期,是社会处于分裂的时期,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加之官府下令不得厚葬,屡申禁止立碑。
使这一时期的石刻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歌功颂德的巨形墓碑骤然大减。
到目前为止,全国现存魏晋时期的大碑仅十余通。
泰山现存魏晋时期的石刻,惟《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一例,刻于西晋泰始八年(272),今存岱庙碑廊。
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
南北朝时期,社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此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碑禁尚严,各类石刻文字的发展仍处于低潮时期。
故目前所能见到的南朝石刻及其拓本寥寥无几,且大都为墓志资料。
就数量而论,现存全国各地各种形制的北朝石刻,总数超过3000处。
据以往辑录,泰山现存北朝石刻7处,其中墓志2处,造像记2处,佛教摩崖刻经3处。
但据笔者实地考察确认,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
2001年以来,我相继考察得济南千佛山南黄石崖北魏、东魏摩崖造像题记4处,济南平顶山北齐僧安道一大字摩崖石刻1处,平阴洪范镇洪范池东流泉北齐摩崖石刻1处,东平洪顶山多处落款为“僧安道一”的摩崖刻经18处。
就书体而论,篆、隶、楷、行各体俱备,有的同一处石刻兼有篆、隶、楷、行各种笔意,且笔法、刀法更加娴熟。
享有盛名的“魏碑体”,即形成于北朝时期。
就形制而论,北朝时期的石刻几乎具备所有的石刻形制,尤以造像、墓志、碑刻、摩崖四种石刻数量最多,艺术造诣最高。
其中佛教造像、墓志和佛教摩崖刻经,为北朝时期所首创,且一经行世,则极兴一时,遍布各地。
石窟造像,始于北朝初期,极盛于北魏孝文帝迁洛前后。
据以往辑录,泰山现存北朝造像记2处,皆为石佛像的底座。
一为东魏《王盖周等造像记》,刻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参与造像的平民百姓134人。
另一处为北齐《比丘尼慧等造像记》,刻于北齐乾明元年(560),参与造像的亦为众多百姓。
北朝时期,是墓志的成熟期,至此始有“墓志”之名称,形制也基本定型,并迅速发展,遍及各地,仅洛阳一处,则逾千种以上。
泰山现存北朝墓志2块,其一为《羊祉墓志》,刻于北魏熙平元年(516),1965年在山东新泰羊祜城遗址出土,收存于岱庙库房;其二为《羊祉夫人崔氏墓志》,刻于北魏孝昌元年(525),与《羊祉墓志》同时出土,今存岱庙文物库房。
佛教摩崖刻经,为北朝时期所首创。
其分布地点,都在北朝后期的北齐统治区内;其刻经时间,都在藐视佛、道的周武帝即位后的20年内,即北齐皇建元年(560)至北周大象元年(579)之间。
其中,现存徂徕山《映佛岩摩崖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元年(570)。
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被迫中止于北齐末年(577)。
经石峪摩崖刻经
北周王朝灭亡后,佛教摩崖刻经之风寝止。
(三)隋唐时期的泰山石刻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石刻也随之发展到极盛阶段,其势头一直延续到宋、金、元、明、清,且至今不衰。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隋唐时期的石刻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石刻的形制更加多样,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创立了经幢等新形式的石刻。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二,内容多样,分布地区广泛。
第三,石刻的书体有新的发展。
前代石刻皆为篆、隶、楷书,而唐代开始使用行书,后人继之,遂成一大宗,至宋代盛行。
第四,隋唐时期的刻经,各教派都很发达。
儒家刻经,主要为碑版刻经,佛教刻经,在摩崖刻经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经幢刻经和碑版刻经两种形制。
现存泰山西北麓灵岩寺的两座《陀罗尼经幢》,皆刻于唐开元间,现存岱庙碑廊的幽栖寺《陀罗尼经幢》,刻于广明二年(881)。
第五,题名、题记刻石,至唐代始盛,据以往辑录,泰山现存的唐代题名、题记刻石有20处之多。
第六,唐贞观二十年以后的碑刻铭文,文体比前代更加完备。
从现存泰山的历代碑刻铭文可以看出,东汉至唐贞观二十年以前的碑刻铭文,都具有标题、序、铭和赞助者题名四部分,但皆无撰书者署名。
如东汉《衡方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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