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时期诗词研究1课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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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时期诗词研究1课件
苏轼黄州时期诗词研究
摘要:
在乌台诗案中苏轼不幸被贬黄州,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挫折,对他的政治、生活、诗词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苏轼创作了许多诗词作品,尤其是词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
在黄州时期,苏轼不但开拓了诗词的题材内容,还突破传统,提出“以诗为词”,“诗词一体”等新颖的创作理念。
这一时期苏轼的诗词作品表现出一种旷达、清空的风格,打破了婉约豪放的界限,对后世诗词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苏轼;黄州诗词;乌台诗案
Abstract:
nWutaipoemSuShiwasbanishedtoHuangzhouUnfortunately,hesufferedthefirstmajorsetbackinlife,forhispoliticallife,poetrywriting,etc.havehadasignificantimpact.Duringthisperiod,SuShiwrotemanyworksofpoetry,especiallythecreationofthewordhasreachedaclimax.Huangzhouperiod,SuShipoetrynotonlyopenedupthesubjectmatter,butalsotraditional,that"TakingPoems,""poetryone"andothernewcreativeideas.SuShi'spoetryworksofthisperiodshowabroad-minded,clearstyle,breakingtheboundariesofgracefulbold,thelaterpoetrywritinghadasignificantimpact.
Keyword:
Sushi;Huangzhoupoetry;Wutaipoem
引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嘉祐(1056~1063)年间中进士。
1079年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
在黄州时期,由于在政治上、人生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苏轼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以致词人的作品风格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
词人黄州时期的诗词在文坛上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的,相关的著述十分丰富,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苏轼黄州时期的诗词进行了研究探索。
本文结合黄州时期苏轼心态的转变、创作特点以及作品的风格等方面来研究该时期苏轼的诗词作品,以期对苏轼以及他黄州时期的诗词作品做一个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黄州时期苏轼诗词创作特点
苏轼一生中多次遭遇贬谪,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陷入低迷之中,而是逐渐走向了一种旷达洒脱的心态,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诗词作品,不难发现其极其复杂的思想变化,儒、佛、道各家思想对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忧谗畏讥,隐喻自况
元丰二年,苏轼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而被捕入狱,从原本生活无忧,前途光明的京官瞬间变成了一个前途未卜的阶下囚,仕途上遭受了十分沉重的打击。
虽然在这件事中他死里逃生,但却被贬到了一穷二白的黄州,元丰三年春到达了黄州。
刚到黄州之时,由于政治上遭遇的不公平和生活上的突变,使苏轼陷入了极度的消沉和无助之中。
朝廷奸佞当道,像自己这样的清流之士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反而受到政敌的打压、陷害,而沦落到被流放黄州的悲惨下场,这时候的他感到世态炎凉,因此,此时反映在他的诗词作品中的是孤寂、不平之情。
如他初到黄州时所写下的《卜算子》表面是写景咏物,但实际上是在以物喻人,词的开头两句写了夜深人静,其中的“缺”、“疏”、“断”几个字写出了作者孤寂凄凉的心境。
下片的“拣尽寒枝不肯栖”,表面上是在写孤鸿不愿意选择高枝栖息生活,宁愿默默忍受让人难耐的寂寞和寒冷,但实际上却是在写作者遭到贬官之后内心的孤苦和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的思想感情。
作者用“幽人”和“孤鸿”来自喻,写出了苏轼此刻的心情,一个劫后逢生而被贬于偏远鄙陋的地方的人,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人生自由的同时却还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对前途的迷茫,对命运的感叹,对于心中有万千恨意却无处可以抒发的无奈、痛苦之情,以及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不肯向权贵低头屈服的坚持都委婉地表达在这首词之中。
与这首词题材相似的还有一首咏海棠的咏物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这首诗全诗都以物喻人,海棠花开的时候难免遭遇风雨的摧残,在雨中孤独开放的海棠给人以一种凄凉悲切之感。
当苏轼想象到这株孤寂的海棠在风雨中遭受着无情的摧残的痛苦遭遇,便悲从中来,不由自主的联想到了自己不公、不幸的悲惨遭遇,他感到这株生长于黄州这鄙陋之地的海棠与自己的命运十分相似。
苏轼表面上是在哀叹海棠的不幸,实际上是在悲叹自己的谪居,他在诗中借为海棠鸣不平来宣泄自己的沦落之恨。
(二)怀古伤今,感悟人生
苏轼在刚到黄州的一年时间里他像一只惊弓之鸟,惊魂未定,一直无法走出乌台诗案的所带来的阴影,这时候的他没有知己,精神得不到任何寄托,几乎陷入了一种穷途末路的地步。
面对自己家人饥寒交迫的窘迫,他只能在黄州东坡亲自耕种,只能这样自食其力,还自号“东坡居士”。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文人,读书写作,赋诗交友已经是他的一种天性,表面上的淡泊宁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已经没有了苦闷和焦虑。
尽管他说:
“得罪以来,身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1]从这些看来,他好像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乡俗之中,适应了这样一种不受关注,平淡的普通生活,实际上他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十分苦闷的一种状态,只是想通过忘却过去来麻醉自己的痛苦。
一旦他遇到某种特定的环境,某种能引发他内心情感的事物,便会触动他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痛楚,使他产生一种超然出世的幻境。
所以当他游赤壁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水之时,他回想起了那世事变迁、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此时的他把对历史和人生感慨都凝聚在了这赤壁之上,才会发出人生如梦这样的感叹,才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千古绝唱的佳作。
就风格而言,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这首词开头就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给人以一种豪迈之感;但是从题材内容来看,这是一首怀古伤今、睹物思人的词作,三国英雄豪杰周瑜在这赤壁创下千古功绩,而苏轼蹉跎半生,却依然老大无成,最后只能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
“人生如梦”这一感叹还存在于苏轼其他词作中,如《西江月》这首词的上片作者采用秋风萧瑟、落叶纷飞这两个典型秋色秋景,借冬去春来这样不断的交替来感叹时光易逝、容颜将老、壮志难酬,以哀惋凄然的笔调写出了永远无法摆脱人生烦恼的惆怅之情。
下片所表达的有对亲友充满念想的无限情思,有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奸佞横行的不满情绪,有渴望被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孤寂落寞和无法得到世人理解的痛苦哀怨之情。
这些都是作者在不称心之时,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解脱,一次次来麻痹自己痛苦的情感,发泄自己对残酷不公的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之情。
(3)洒脱归隐,歌咏自然
一开始踏入仕途苏轼似乎就已经产生了归隐情结,并且这一情结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谪居黄州时期,苏轼的归隐情结有了内涵的深化和拓展。
所谓的深化,就是此时的他既有思念家乡的痛苦乡愁,又有躬耕于田园的美好心境。
苏轼黄州时期的代表诗词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表现他洒脱、归隐、旷达、忘情等思想感情,如他的《定风波》,这首词是苏轼元丰五年的作品,这是一首写景抒情的词,上阕表达出的是一种敢于和风雨搏击、笑对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
“一蓑烟雨任平生”,由眼前的风风雨雨联想到自己的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艰难困苦而依然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表现出了作者旷达超然的胸襟,充满着清旷豪放的气概,寄寓着词人独到的人生感悟。
最后词人悟出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哲理。
经过两三年凄清艰苦的谪居生活后,苏轼已经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这时候的他已拥有了平静的心境,对于的自己的处境他已经能安然接受,平和应对了。
元丰五年是苏轼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在一时期的他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不同题材的诗词作品,其中包括一些歌咏自然、歌咏农村生活的诗词。
在这一年中,有一次由于淋雨他生病了,去麻桥求医,病愈后他与名医庞安常一同去游清泉寺,并作诗歌《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这首词上片写自然环境,下片是借景抒情。
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自古人们都习惯河水自西向东流,当苏轼看到兰溪水向西流时,他感到十分惊讶、意外。
因此在这首诗歌中苏轼借白居易的诗反其意用之,白居易在《醉酒》中表达的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当苏轼见到溪水向西流时,他异常兴奋,感觉岁月好像可以重来,劝人不要因为头发白了就唱“黄鸡白日”歌,要积极向上,要有乐观的心态。
苏轼将悲观变成了旷达。
由此可见,这时候的苏轼真的已经看开了一切,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激情。
他歌咏自然,歌咏人生,体现了苏轼旷达振作的精神状态。
除了这两首诗作外,还有很多诗词作品出现了清旷的景色,营造了一种清空的意境。
从而表现出苏轼旷达的情怀。
(四)患难见真情,吟咏友情
苏轼贬谪黄州之时,以前的朋友几乎断绝了来往,在黄州能够真正与苏轼交心对话的大儒没有几个,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苏轼在黄州结交朋友。
苏轼与左邻右舍友善相处,不论身份。
比如潘丙,原是个书生,因为久试不第,只能以买酒为生;郭遘贵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可他却只是个药店老板,苏轼在《东坡八首》其七写他们并称赞他们之间的友情。
在这首词中苏轼写道“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寸存”,这里是说潘彦明、古耕道、郭兴宗三人在苏轼孤独无助困苦的时候伸出了热情之手;“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是说这三人与自己同甘共苦;“四海皆弟昆”是苏轼对人间真情的赞叹。
元丰四年五六月间某日,苏轼因思念老朋友朱寿昌,作《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词抒怀。
这首词寄情于景,关照友我双方,又开怀倾诉,谈古论今。
作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既表现出朋友间的情深谊厚,又从发自肺腑的议论中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整首词表达出了词人苍凉悲慨、郁勃难平的不平之情。
(5)游山玩水,记游抒情
文人大都钟情于游山玩水,写词作诗,苏轼也不例外,虽然他贬谪在黄州这鄙陋之地,政治和生活上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他寄情山水。
在黄州时期,苏轼写下了不少记游的诗词。
如苏轼第一次游武昌西山时,看到那美不胜收的景色时,觉得比他想象的更好,比他听到的更美。
他站在西山顶上,遥望黄州,此时感慨万千,于是就写了一首题为《游武昌寒溪西山寺》的诗,来抒发自己此刻的心情;再如,苏轼第一次游览佛教圣地黄梅五祖禅寺,当他踏上冯茂山时,内心就十分的激动,便随口占《游五祖寺》。
除了以上这些创作题材外,还其他很多题材的作品,与兄弟、朋友的唱和之作,如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游西山时,因想到弟弟即将离去,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作《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诗寄怀,当天苏辙也就作了一首《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来和对苏轼的诗;也有描写自己爱情的诗词,如元丰二年七月初七之夜,苏轼带着王朝云登上黄州南城朝天门楼上,在与王朝云的对话中,被她的真情感动,在朝天门上,苏轼即兴作了两首《菩萨蛮》词,其中之一记下了王朝云的纯朴表白。
总之,在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题材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态势。
2、黄州时期苏轼诗词的创新及原因
(1)苏轼对词的创新及表现
苏轼诗词的豪放风格一直是学界公认的,他开创了豪放一派,然而真正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了他的人生理念,他的性格特点,他的理想和磨难的却是他的婉约词。
苏轼的婉约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传统,将婉约词推入了高雅的文学殿堂。
苏轼的婉约词打破了宋词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缠绵悱恻的抒情,语气变的爽快利落,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和哲学思考巧妙地融入其中。
关于人们对于苏轼的诗词有一种豪放的认识我们可以用王国维衡量诗词美学特色的标准来进行解释。
王国维曾说: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无大误矣。
”[2]不论是豪放词还是婉约词,苏轼绝大多数作品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进行衡量,每一种都给人以一种震撼和美感。
这也正是苏轼对诗词的创新之处。
孔凡礼认为:
“东坡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更为突出地表现在词上,他扩大了词的领域,解放了词体,开创了豪放一派。
”[3]对词的解放是苏轼在文学艺术上不断大胆创新的最高成就,他不但积极扩大了词创作的题材范围,词创作的新的表现手法,而且还冲破了词法与韵律的一些束缚,形成了一种与“柳词”相对抗的新的词风,并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有浪漫主义色彩特征的创作流派——“豪放派”,他为从根本上改变词的面貌,扭转词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而摆脱了“花间词”对词创作的的束缚,使词真正的成为一种能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以及表现时代精神文学样式。
苏轼对词的创新并不是开始于黄州,也并不是在黄州时期就停止创新了,但是,黄州在苏轼对词的创新道路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黄州时期他对词的创新体现了他对词的创作的最高成就。
苏轼黄州时期对词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完全打破了过去文人对“词为艳科”这样一种偏见,打破了词创作的困扰,词的题材范围也更加宽阔;二是有了一种全新的词的表现手法——以诗为词,不但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还提高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是依然继承沿用传统的创作题材但却又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思想内容和积极健康向上的情感元素。
黄州时期是苏轼创作的高峰时期,四分之一的词作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而且经典作品也十分的多,此时的词作不论豪放还是婉约,抒情还是写景,都可以用“前所未有”这一个词语来评价。
苏轼在他的词作中注入了他自己的一些思想现状,融入了孤鸿的意象,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有着英雄的情结,也透着社会生活、人生理想等这些复杂思想和情感,他的创作风格表现出了婉约中渗透出一股大气,豪放中流露出一丝忧伤,这些东西都没有表现在过去词作中,都是苏轼对词创作的创新。
创新一词有三层含义:
第一,是更新;第二,是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是改变。
苏轼对词的创新并没有表现为他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东西,而是他对词作创作进行了“改变”,即在传统的词的文学样式上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改变,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他对词进行了“更新”。
他对词所做出的这样的改变或更新他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更不是他完全否定他的过去,抛弃所有以前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他有了不同生活境遇,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使他的思想情感不断地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词创作的成熟和他所具有的独特创作观念,这种种因素融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一种新结果。
被贬黄州的苏轼在仕途上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他的人生之路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生活态度和思想以及文学创作都随之发生了全新的改变。
对于文学史和此后学者来说,苏轼在仕途的不幸遭遇却成了诗词大幸,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的创作流派,并成功将它推向了高峰;对苏轼来说,这段历程让他在宋代文坛乃至整个词坛上确立了崇高地位。
(2)苏轼黄州词创新的原因
苏轼对词做了题材范围和表现形式的创新,在这些创新的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
首先,仕途上的不幸遭遇使他的生活环境和身份地位都发生了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成了苏轼对词进行创新的一种外在驱动力。
因“乌台诗案”成为阶下囚后,虽然死里逃生了,但被贬到了黄州。
元丰三年到达黄州后,这时候的他的身份地位和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了,从之前拥有实权并主政一方的地方长官成为了一个毫无实权徒有虚名的团练副使,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被流放者,仅仅是一个罪臣。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他的人生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他的生活方式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让苏轼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思想情感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创作也相应的发生了改变,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他词的创作变多了,诗的创作变少了。
在“乌台诗案”中他是由于诗作而获罪被贬的,因此这时候的他对诗的创作有很大顾虑,而当时的词还不属于正统文学,文学地位不高,并不会引起朝廷士大夫的过多关注,他觉得填填词这种小众文学并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仕途产生多大影响,所以黄州时期的他加大了对词的创作,通过词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黄州时期所创作的词占他整个人生词作的四分之一。
并且,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词的内容、风格还是题材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过去的诗作中多包含讽刺寓意,揭示社会一些黑暗的方面,常常有一种“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济世思想,他认为这样能让圣上及时准确的了解国家的状况和臣民的思想,对国家国事有帮助;然而被贬后的他明白那仅仅只是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而已,这样的理想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还会被小人利用,他知道他不能再这样沉浸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当中了。
因此,这时候的不仅很少写诗,而且即使偶尔写诗也会非常的小心谨慎。
苏轼的创新之路也可以说是开始于他躬耕于东坡,他相信他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开创一种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使他对社会以及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当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遭遇到现实的沉重打击时,他可以选择佛道,从佛道中去追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心灵上的安定。
他在东坡亲自耕种,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还自号东坡居士,在这以后所作的诗词大都是他黄州时期创作的代表作。
他亲自耕种于东坡解决了生活问题,筑雪堂改善了生活环境,这时候的他思想渐渐变得平静了、精神也得到了安慰,有了寄托。
这一年他填词十数阙,具有代表性的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其次,对诗词具有独特观念是苏轼对词进行创新的一种内在原动力。
一是“诗词一体”的创作思想。
苏轼是在柳永之后又一位对词进行全面改革的人,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柳永虽然对词的意境进行了开拓,从而使词风发生转变,但是这只是在风格上有所改变而并没有改变词的实质,因此并没有从根本提高词在文坛上的地位;而苏轼却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这种传统格局,从而提高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词从音乐的一种附属品转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根本上改变了词发展的方向。
这种创新原因在于苏轼“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主张词的创作“自成一家”。
诗尊词卑的观念在理论上得到了彻底破除,他认为诗词本就同源,词就是诗,是“长短句诗”。
把诗的表现手法和创作题材融入词的创作中,使苏轼笔下的词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人格个性。
梅大圣教授在评论苏轼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时说:
“这首苏轼自称平生最得意诗,全面而又形象地把他贬居黄州后的幽独、生不逢时的遭遇以及自己的高尚节操表现了出来。
”[4]可见,苏轼到达黄州后的词作,在一开始就打破了题材的限制,他“以诗为词”,在他眼里诗与词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诗词处于同等的地位,词应该和诗一样得到世人的尊重。
二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中大胆采用“以诗为词”这一创作方法,这不仅是东坡词的语言运用问题,也不仅是文章体式和创作方法的问题,更体现了苏轼对词的美学追求,苏轼认为词是诗的后裔。
把词提高到与诗的同等地位后,由于抒情和言志的需要,就要采用“以诗为词”的艺术手法。
苏轼把词看作是“古人长短句之诗”,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站住脚,他就要用写诗的方法来填词。
在题材上,苏轼突破了传统词狭窄的局面,在他的词作世界里创造了一个个生动的“东坡居士”形象,与苏诗一样,他的词也常表现出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叹,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苏轼的词既向内心世界扩展,也朝外在的世界开拓,他将笔触延伸到了大自然中去,塑造了三国古战场的雄伟场面“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词的形式上,苏轼用诗的形式对词进行了改造,使诗词在形式上达到统一。
苏轼对词最显而易见的改造创新是在词之前加上了序言。
词适合抒情却不适宜用来叙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轼在词中采用了大量标题和小序,使词的题序和正文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
并且他的题序不仅仅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揭示创作动机和原因,使读者对其所抒发的情感指向一目了然。
三、苏轼黄州时期诗词的影响
苏轼一生坎坷,磨难重重,而贬谪黄州无论对苏轼的仕途还是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意义。
黄州时期苏轼的诗词创作达到顶峰。
苏轼在黄州时期创作的诗词,无论是对苏轼的文学人生,抑或是整个文学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的心态发生变化,吸收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在诗词的创作主题上,由复杂的朝廷的斗争变成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扩大了词的主题,开阔了词境,开创了黄州诗词平淡古朴、清空旷达的艺术境界,从而使他的诗歌风格更加丰富多变,打破了也开始了诗词史上的新篇章。
苏轼对词的创新表现为大大扩大了词的表现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与品位,也确立了苏轼本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也因此使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与诗平等的地位。
并且为此后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历代词人的创作,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苏轼不仅开阔了词境,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而且在黄州时期创作的诗词给苏轼的文学史画上了绚丽的一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四、结束语
黄州是苏轼人生仕途中的第一次贬谪,对苏轼而言定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苏轼到了黄州,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养成了淡泊宁静的性格,苏轼的这种心态肯定经过了一个超然的心理转变过程。
苏轼到黄州后,无论是身份、环境、生活态度,还是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苏轼诗词的主题、题材、风格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环境、身份的变化具体反映在作品上是风格旷达,感叹人生如梦,意境深远、宏大。
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在题材的开拓,唱出了诗人心中最真挚的曲调。
苏轼黄州词的创新和实践对后世词人的创作及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
注释:
[1]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M]·北京:
中华书局,2008.1,第67页。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238页。
[3孔凡礼·《苏轼诗集》校注本前言,中华书局,1982。
[4]]梅大圣·《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心态与创作》(前言),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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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扬帆·《旷达:
东坡词的本质风格》,《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3]冯红的·《浅析苏轼黄州时期诗歌风格》,《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4]何念龙·《真放与旷达—李白苏轼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山东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
[5]杨蓓蓓·从黄州词看苏轼旷达词风的形成,《美与时代(下)》,2012年第8期。
[6]王红升·佛教思想对苏轼黄州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邯郸学院报》,2007年第10期。
[7]赵凌宇·坦落的个性旷达的风格—从苏轼黄州时期的词看苏词的艺术风格,《河南电大学院报》,1994年第4期。
[8]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9]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8。
[10]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1]李钟镇·《论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19卷第2期。
[12]梁丽丹·《苏轼黄州词的美学风格及其艺术手法浅析》,2008年第6卷第6期。
[13]郭杏芳·《苏轼黄州词题材内容及创作思想分析》,《黄冈师范学院院报》,2010年8月第4期第30卷。
[14]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M]·北京:
中华书局,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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