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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理论

《社会心理研究》2006年第2期

认同理论：

其结构、动力及应用

（美）威廉·布鲁姆（WilliamBloom）

王兵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

本文主旨是阐释认同理论，指出认同是所有人固有的、无意识的行为驱动力。

为了获得心理安全感，人们主动寻求认同；为了增进心理安全感（人格稳定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们主动保持、维护和提高认同。

认同的这种驱动力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

此外，认同可以为人们共享，其结果是具有同样认同的人往往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和提高他们共同的认同。

关键词：

认同行为驱动力心理安全感一致行动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阐释认同理论。

通过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米德（GeorgeHerbertMead）、埃里克森（ErikErikson）、帕森斯（TalcottParson）及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诠释，认同理论得以提出。

本文的讨论首先集中于有关个体的心理学（thepsychologyoftheindividual），然后向外延伸到有关社会群体的心理学（thepsychologyofsmallsocialgroupings），直至有关国民社会的心理学（thepsychologyofmassnationalsociety）。

弗洛伊德和米德对认同采取了同样的理论观点，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弗洛伊德和米德分别是两个心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即内省的（introspective）或者说是分析的（analytical）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的（behaviourist）心理学。

这是当代两个主要的心理学流派，但它们同时又互相对立。

在大多数其他理论领域中，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个学派的观点都相当不同；但在对认同的理解上，两者却找到了共同点。

在对认同的研究中，埃里克森是最重要的学者。

他的著作表明，令人满意的认同对于人格整合和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他清楚地说明了认同对于个人健康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认同在人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过程中具有动力的适应性特征。

可以说，正是埃里克森使认同（identity）和认同危机（identitycrisis）这类概念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由于每一种认同都是由外部社会行动者（externalsocialactor）创造的；同个人的心理活动一样，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行动。

因而，如同对心理学家一样，对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来说，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至少从涂尔干（Durkheim）以来，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团结（solidarity）；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制度的“粘合”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使他们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内化（internalisation）。

因而，20世纪

上半叶最著名的两个社会理论家帕森斯和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一个核心问题。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

为了建构理解人类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这两位学者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他们的分析中，认同的本质已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他们力图使自己研究认同的方法明确，而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即认同是一种具有动力的人类需要；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阐明他们自己的基本观点，以及反驳对他们工作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他们的模型明显具有静态的性质）。

下面这一观点表达了从个体推论到总体的方法论上的能力：

通过共同的认同，人们在相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而且会采取一致行动来保持、维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认同。

因而，在某种环境下，拥有共同民族认同的人们往往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并且作为群众运动而动员起来。

认同理论不仅详细解释了这一共同心理联系的结构与动力，它也提出了社会与政治环境模式（thepatternofsocialandpoliticalcircumstances），这一模式有可能创造这种联系，并且引发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和提高行动。

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认同理论直接用于对政治问题的分析。

二、弗洛伊德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们一直存在着持续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一些争论还非常激烈。

这种争论不仅存在于精神分析理论家与非精神分析的行为主义理论家之间，也存在于精神分析学派内部。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已经分化为有着不同理论取向的许多学派，其中最有名的也许就是荣格（Jung）、阿德勒（Adler）的那些理论。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区别，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某些基本观点还是存在的；这些基本观点不仅被所有精神分析学家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行为主义者所接受，如激起和影响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的无意识观念。

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所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分支都支持并接受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认同，尽管它最终以被行为主义者修改了的理论形式而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的认同方法并不关注社会认同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模型，其目标指向是社会认同的心理动力机制，这种机制令人满意地抑制了婴儿在家庭和社会现实面前的自大狂和自爱。

在这里，“令人满意地”（satisfactorily）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是同婴儿的一种可能性相对立而提出来的。

例如，在社会约束面前，婴儿从病理上会变得抑郁（depressive）或具有神经症（paranoiac）倾向；同时他/她的要求会受到阻止。

自大狂的（megalomaniac）、要求一切的婴儿是如何能够受到阻止的？

这时，通过讨论压抑（repression）（即本能要求和冲动受到检查的机制；如果公开表达这些本能要求和冲动，个人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父母或社会的理想（如一个人在哪里和什么时候排泄或进食）成为婴儿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给出如下说法：

我们知道，如果与病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相冲突，力比多的本能冲动就会经受病因压抑（pathogenicrepression）的变化。

就此来说，我们从不认为，这些人对这些观念的存在只具有智力上的知识；我们一直认为，这些人把这些观念看作自己的标准，服从它们向自己提出的要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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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抑……由自我引起；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认为，压抑是由对自我的自尊引起的……对自我来说，理想的形成会成为压抑的条件因素。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种自尊来自婴儿人格的什么地方？

自大狂的婴儿是如何接受这一理想的？

为什么接受？

在同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继续提出：

假如我们发现某种特殊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确保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而且不断观察实际自我并根据理想自我来度量它，对此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如果这种动力确实存在，我们不可能作为某种发现（discovery）偶然遇见它；我们可能只是认出（recognise）它而已；因为我们可能想到，我们称为“良心”（conscience）的东西具备这些所要求的特征……

究竟是什么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他的良心代表谁充当守门人？

这来自父母的关键影响。

随着时间流逝，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的还包括：

培养和教育他的那些人、他的环境中无数的和难以描述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类以及舆论。

实际上，良心的形成首先是父母批评的具体体现，随后是社会的具体体现……

1915年，在《悲哀和抑郁症》（mourningandmelancholia）一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认同”这一术语。

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抑郁症这种特殊病理状态的关键机制，只是随后他才把认同的提出看作是重要的。

在这篇论文中，“认同”替代了个体投入力比多（libidinal）能量（性本能,cathexis））的一个对象。

弗洛伊德把认同看着是自我设法“吞没”（devour）客体过程中的一个初步阶段。

6年之后，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grouppsychologyandtheanalysisoftheego）（1921）一书中，弗洛伊德把认同扩大到治疗方面。

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

首先，认同是与某一对象情绪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压抑的方式成为力比多客体联系的替代，因为它是把客体投射到自我中；第三，它可能因新的知觉而引起，这些新的知觉主要是对与一些其他人（不是性本能的对象）拥有的共同特征的知觉。

这一共同特征越重要，这一部分认同可能就会变得越成功，而且它可能因而显示了新的联系的开始。

他的结论继续尝试地应用于关于社会群体的观点：

我们已经开始推测，某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这类认同（以重要的情绪共同性为基础）的特性；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共同性取决于同群体领导者联系的性质。

弗洛伊德把这种机制的动力假设为两种类型：

防卫（defensive）与竞争（emulative）。

其中防卫模型是建立在男婴经验的基础上；而竞争模型则是建立在女婴经验的基础上。

在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这一概念框架中，弗洛伊德假定，男婴发现自己与父亲一起争夺母爱。

父亲是一个不友好的人物；在规模和优先权上，父亲要占上风。

为了避免自杀，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儿子会表现出父亲的特点。

通过使父亲的特点内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父亲，儿子不仅缓解了这种威胁，而且也可能共享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独有关系。

因而，俄狄浦斯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另一方面，女儿并没有这些问题。

她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威胁，而且女儿最初的认同动力是建立在与母亲之间爱的联系的基础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客体的替换。

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种双重组合的适宜性。

他提出，事实上，这两种动机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防卫的。

这两个模型为随后心理分析理论中的认同理论提供了基本范式。

在写作了好几年并详细说明了他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模型以后，弗洛伊德重复表述了他关于认同的理论，“但是如果你可以承认我所说的超我装置（theinstallationofthesuper-ego）可以看成认同父母机构的一个成功例子，这就足够了”。

在同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group）的概念，就是人们“把同样的人引进到他们的超我中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认同动机是不是建立在以生存为目的防卫或者说是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性可能是从真正的戏剧那里而来的。

对于非常脆弱的婴儿，这个戏剧就是，父母是生存（包括温暖、养育以及保护）的唯一手段；当父母威胁到没有满足基本需要的婴儿时，对婴儿有机体的威胁最终就是死亡。

因而对父母理想的防卫性适应，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成功解决，不仅是其他更复杂和微妙的心理动力的来源，也是婴儿在受到威胁的环境中真正的生存来源。

同样，竞争的“女性”认同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动机。

受到竞争和内化的人就是提供食物和温暖的人。

观察到这一事实并不是夸张，即成为那样的人就是获得对生活来源的控制。

对婴儿来说，因没有使父母的模型内化而受到排斥虽然不是社会处罚，但却是致命的。

其次，在更一般的社会学水平上，弗洛伊德不仅意识到认同的社会化效果，而且他也意识到认同所具有的理解群体团结心理学的潜在洞察力。

这就是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但他的超我（心理拓扑学的一部分，认为应该对父母的然后是更广泛的社会的理想负责）也与他人的超我拥有共同的认同。

然而，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继续说清楚的一个问题。

尽管在关于“心理群体”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成员共同认同的基础是他们拥有共同的领导，他提出认同最初的动力来自于父母，但是后来被“在他的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伴以及公共舆论”升华了。

因而，认同不只与特定个体有关，而且与更加扩散的群体有关。

这里，冒着过于简化的危险，我们似乎清楚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观点。

他提出：

（1）婴儿从重要的外部他人（主要是父母）那里吸收了她/他自己的心理态度；

（2）这些内化的态度作为内部观察者（超我）对行为进行检查；（3）成人也对重要他人进行内化，群体的本质就在于拥有共同的认同。

三、米德

米德在做研究生时，他最初关心的是生理心理学，但他的思考很早就关心“为心灵在自然中发现一个位置以使自然出现在经验中”这类问题；同时米德也认识到，纯粹生理学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米德从他的同事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那里也吸收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有“一个自我和他人从中出现的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

这一观点是由米德提出来的，以同华生（JohnWatson）严格的行为主义相对。

从避免内省的和唯我的心理学的基本主题方面来看，米德很赞同严格的行为主义。

但是他也发现，行为主义否认了个人的首创性和个人意识。

作为一个心理功能论者，米德认为，心灵或者说是意识是在生物进化的晚期阶段出现的，它在有机体的生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这里，米德的重要观点是，人类神经系统（humannervoussystem）已逐渐进化到某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它能够对它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的符号和姿势做出反应。

因而，就人来说，在身体与自我之间，体格与意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自我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它自己的一个对象，并且这一特征把它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

因而，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然而，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作为心理建构是如何产生的。

米德很谨慎地把自我的起

源放在行为过程中：

个人就是这样感受自己的，他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地从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个别成员的特有观点中，或从他属于的整个社会群体的泛化观点中感受自己。

因为他作为自我或个人进入到自己的经验中，不是直接地，也不是通过成为自己的主体；而是他首先成为自己的客体，正如其他人成为他的客体或进入他的经验一样；只有采用某种社会环境或经验和行为背景（他和他们都卷入其中）中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时，他才成为自己的客体。

因而，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婴儿，然后是成人把重要他人的社会角色放进她/他自己中来。

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或肤浅的模仿过程，而是指自我形成的基本机制。

对米德来说，这不是把个性排除出去，因为这是内在于每个人的生物构成、历史和现状的独特性中的。

然而，这也就是说，人格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建构。

米德区分了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两个阶段。

从一对一关系角度来看，第一阶段是具体的。

从特定社会所有个体相互联系的行为的基本模式角度来看，第二阶段更为扩散。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米德以玩棒球的儿童为例。

为了使一致参与的儿童以充分团结的方式理解这项游戏，儿童必须在任何时候能够从其他选手的角度和经验来理解这项运动。

没有对于每个选手角色的基本理解，游戏就是不完整的；儿童将置身于游戏活动之外（如果用它来比喻社会生活的话，那也就是说，儿童可能会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或者说是反社会的）。

我已经指出，在自我的全面发展中存在两个普遍阶段。

在第一阶段，个人的自我只是通过对他人对自己以及另一个人（他与他们参与特定的社会行动）的特定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

但是，在个人自我全面发展的第二阶段，自我不但是由对这些特定个人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而且也是由对泛化他人或他属于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组织而形成的……因而，通过把他人的这些个别态度组织成有组织的社会或群体态度，自我获得了全面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个体了解了他和他人都卷入其中的社会或群体行为的一般系统模式。

这一模式从这些有组织的群体态度角度进入个体的经验中；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机制，个体获得了对自己的态度，正如他获得了对他人的个别态度一样。

对米德来说，这一过程的动力是在重要姿势的交换中发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传达者都可能具有自我意识。

在达尔文对成功适应环境挑战的人类神经系统进化的理解中，人们也可以发现这一说法的来源。

三、弗洛伊德和米德

在涉及这一内化动力的机制的分析水平上，弗洛伊德和米德是互相对立的。

米德注意到这一动力通过个人对重要姿势进行自我反应的能力而运作的机制。

作为一个医生，弗洛伊德更关心治疗痛苦的人，理解到在家庭/社会现实面前建立在婴儿需要基础上的机制成功升华了它的焦虑要求。

然而，在对其他两方面的分析上，这两个心理学家显然是一致的：

一方面他们关心人格的社会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关心有机体动力的来源。

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人格是社会建构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当然，他们不同意影响人

格行为的这一无意识机制和驱动力）。

他们两人都认识到在这个独特的生物个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别。

这可以从他们对人类心理的分类中反映出来。

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模式中，自我是在本我的以生物作为基础的内驱力/本能和超我的要求/惩罚之间进行调停的一个有组织原则。

同弗洛伊德提出的三个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不同的是，尽管只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米德的分类也很相似。

米德把自我区分为“主我”（I）和“客我”（me）。

“客我”是与社会我进行互动的自我；“主我”是自我的独特历史和现在，根据情景允许独特的反应和创造。

尽管米德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古怪的”，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解释之间的相似性：

冲动行为是没有受到控制的行为。

“客我”的结构确实不决定“主我”的表达。

如果我们使用弗罗伊德的措辞，在某种意义上“客我”就是审查官……社会控制就是“客我”的表达与“主我”的表达成对照。

它设定了限制，它给“主我”提供了这样的决心，也就是能够使用“客我”作为完成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任务的方法。

正象精神分析中的超我一样，米德的“客我”也在同样的社会范式下出现并起作用。

在这两个理论中，超我和“客我”都是他人行为内化的结果。

在对认同动力的生物神经来源的看法上，弗洛伊德和米德也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机制，认同并不是从稀薄的空气中产生的，或者是由他们两人之一作为一种解释性建构提出来而并没有在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上找到它的基础。

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认同是从生物方面进行驱动的心理动力（identificationisapsychologicaldynamicthatisbiologicallyderived）。

当然，对熟悉弗洛伊德和米德心理学的那些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具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

随着本质上是社会生物的人类的进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的和脆弱的婴儿期和儿童期，为周围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人格只是社会生存的简单必需品而已。

在这里，社会生存与物质生存是同义的。

因而，在弗洛伊德和米德看来，很清楚，在任何机械的社会学解释那里，认同都没有它的动力来源；认同机制的动力来源并非来自于社会制度对于稳定的需要，以及对于婴儿和成人的一种特殊的和可以接受的社会认同的强加的限制。

在大部分社会学中隐含的这种类型的解释是目的论的并且使社会制度的概念具体化。

当然，对弗洛伊德和米德来说，尽管这种机制是以生物性作为基础的，它满足了生物-社会需要。

认同确实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但它的动力来源是生物-心理的（bio-psychological）。

从中引发的有趣问题是，认同机制的内驱力是始发的（primary）还是是附属的（secondary）。

“始发的”意味着认同机制是从生物性方面控制到个体中来的，并且只有等到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它主动寻找内化的一个有意义的模型。

米德把他的理论同人的神经系统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似乎表明他更偏爱始发模型。

“附属的”意味着人类婴儿通过尝试错误发现，认同是解决主要焦虑和害怕并且获得主要满意感（食物，温暖，舒服，爱）的一种成功模式；作为获得主要满意感的一种方法，婴儿已经变得非常习惯地来使用它，以至于认同本身变成了一种驱动力。

正如弗洛伊德对在生物个体与认同机制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进行调停一样，他适合第二种模型也是可能的。

同样，当人们经常谴责弗洛伊德为生物主义时，他可能也适合始发的驱动力模式。

当回顾帕森斯对于认同的使用时，我将返回到这一专门问题上，即把认同理解为附属动机或者说是“需要倾向”更适合社会学的方法。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始发模型和附属模型之间的区分只是经院哲学的一种做法。

此外，不管这种驱动力是附属的还是始发的，它同始发的满意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通过对于认同机制的成功使用，婴儿保证了它为周围环境所接受以及作为基本生存的主要需

要的满足。

没有适应周围社会环境行为要求的婴儿会使自己的进食和舒服受到耽误，这是一个有着更为可怕和非常真实的影响的暗示。

当一个人到了老年时，如果他/她缺乏对于社会群体的服从可能就意味着被社会所排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自愿者愿意拥有罗宾逊（Robinson）的经验。

因而，成功的认同意味着对于基本需要的成功满足；也就是说，成功的连续的认同同主要需要的满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asuccessfulongoingidentityisinextricablyinvolvedwiththegratificationofprimaryneeds）。

这不只是一个学术建议，而是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普遍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正是埃里克森精确地说明了，满意感是同安全的认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安和人格崩溃同样伴随着认同意识中的任何危机。

因而，成功的有保障的认同意识同建立在为了生存的生物驱力基础上的主要需要的满足是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成人中，这种安全的认同意识的需要同婴儿一样是具有动力的。

事实上，弗洛伊德已经指出，超我爱的丧失是引起焦虑的五个痛苦情景之一（超我爱的丧失是对社会排斥或偏离的内省性解释）。

因而，认同的动力适应机制是同基本的“稳定性原则”（principleofconstancy）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弗洛伊德从费切尔（Feuchuer）那里接受的大部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表明“在神经系统中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来减少或至少保持稳定的刺激量”（aninherenttendencyinthenervoussystemtoreduce,oratleasttokeepconstant,theamountofexcitationpresentinit）。

当然，焦虑就是这种刺激的一个主要经验。

在某种程度上，婴儿最初的认同就是对“自大狂生物”的独特适应。

因而它应该是一种连续的动力机制这一点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当一个人从婴儿期和少年期过度到成年期时，提出个人是“完整的”确实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现实。

四、埃里克森

正是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在心理学理论中给予了“认同”一个核心的位置，并且把这一术语带到公共使用的范围中，尤其是与认同危机这一术语联系在一起。

埃里克森尤其关注青少年的认同形成问题；埃里克森著作的主要贡献就是证明，认同形成是从婴儿到老年的一个连续过程，而且这是每一个人固有的进步和适应过程。

虽然埃里克森是在精神分析实践的实验基础上进行工作的，他的主要理论关注点还是心理社会的（psychosocial），而且他的著作显示了始终如一的努力来解释心理和社会动力的不断变化的特征，也就是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形成认同。

他没有对他自己有关认同机制的动力的关注提出一个详细的理论，但通过提出自我内部的有组织的动力以及由一个超我机制（super-egomechanism）所调停的外部社会特征,他的工作是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中非常仔细地使心理社会自我的连续性进一步精确。

因而，他把心理社会自我（psychosocialself）称为“自我认同”（ego-identity），并且通过使用与自我表现有关的“遗传连续性”（geneticcontinuity）这一术语强调了这种方法。

在他的《认同、青春期及危机》（identity,youthandcrisis）一书的导论中，他最精确地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他提出，“人”的心理认同需要除了他的社会遗传进化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埃里克森把认同形成看成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结构，逐渐把“体质特征、独特的力比多需要、更有利的地位、重要认同、有效的防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