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混混也能当警察揭秘上海青帮与它的法国亲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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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混混也能当警察揭秘上海青帮与它的法国亲戚
小混混也能当警察?
揭秘上海青帮与它的“法国亲戚”
2015-11-1409:
03
犯罪盛行
在封建王朝体制下,国家机器从未对中国社会实行过极端严密的控制。
官员不足、疆土辽阔,使得政府的管理网络中出现了很大的空白地带,其中不仅宗室家族、宗教会道门、文人团体、商人会所一派欣欣向荣,而且强盗团伙和秘密社会也成了生活无着的人和反叛人士的收容所。
上海人口的快速增长正是因为要承受不断涌来的移民潮,这些因贫穷而背井离乡的移民在上海结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视公权力,完全按自己的法则行事,他们的存在对形成城市下层社会很有利。
贫苦的人并不是都会变成歹徒,但不管愿不愿意,这些人为了寻求保护或出于被迫,既成为犯罪团伙的敲诈对象,也是其后备力量。
1920年至1930年代,属于各个秘密社会的歹徒人数约有十万之众。
在1920年代末,甚至是整个1930年代,上海的犯罪团伙借口为国服务和服从政府,一直试图渗入到党政机构之中。
曾在19世纪支持太平天国造反的哥老会和黑道团伙,继续通过红帮的活动发挥其影响。
不过红帮因在辛亥革命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中央政权的严惩,于民国初期失去了些地盘,并且还面临着青帮越来越大的挑战。
虽然青帮自诩为大运河上贩卖私货和船员团伙的传人,但在上海出现还是19世纪末的事。
青帮的生存建立在几十位“老头子”携手合作的基础之上,每个“老头子”都有视自己为王的亲信死党。
由这些堂主所领导的各个堂口之间的关系也不稳定。
1920年代初,上海有三个主要帮派。
顾竹轩(1885~1956)的帮派主要在闸北和虹口一带活动,控制了那里的茶馆戏院,他也在黄包车夫和从苏北来沪当苦力的同乡中招收成员。
“大八股党”控制着鸦片倒卖,其活动中心在公共租界。
法租界是黄金荣(1868~1958)的地面,他又被称为“黄麻皮”,这是因为童年时出天花在脸上留下麻子而得名。
黄金荣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探,又集地面上的保护人和敲诈勒索的头目于一身。
青帮按帮内辈分来划分等级。
加入青帮须有前辈推荐,入帮仪式仿效佛教剃度的礼仪。
所有成员必须按照侠客的传统遵守帮规,勇敢忠诚,保守秘密。
然而,尽管这些做法来自于传统,但青帮毕竟是一个地道的上海组织,其发展壮大与整个城市发展的大环境有很大关联。
犯罪团伙活动猖獗是得益于三个各自为政的司法机构和华界与外国租界之间的争斗,因为只要穿过一条马路,换个区域,就能摆脱警方的追捕。
西方列强实行的间接帝国主义政策也为犯罪团伙提供了额外的护身符。
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需要中国人的合作来维持社会秩序。
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避免卷入政治或军事冲突;对法国人来说,他们希望像区政府那样管理自己的租界,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
出于同样的原因,外国大公司把许多贸易金融交易包给他们的买办去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方也把大部分社会治安的任务委托给华人巡捕和暗探。
然而,大部分租界的华人巡警都是青帮分子,有些人早先就是帮会成员,有些人是以后加入的。
这种又是警察又是帮派分子的双重身份,既好管理又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利,这可以使他们了解秘密社会和认识上司赏识的合作者,同时还能在同胞眼中加强自身的分量,甚至在敲诈勒索后能够逍遥法外。
鸦片与“犯罪肆虐”
像全世界的黑手党一样,上海的秘密社会也靠干坏事为生。
它充当一切不法行为,如走私、赌博、卖淫的保护人,并收取保护费。
不过,在1920年代,秘密社会越来越深地涉足鸦片的买卖,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正是由于掌握了鸦片走私,青帮才能坐大和稳固自己的权势。
鸦片在上海所起的作用,就像是禁酒时期美国芝加哥的酒一样。
不论哪一种,都属于禁止买卖之列。
但由于存在着庞大的消费市场,刺激了走私泛滥,也让黑道分子拼命地要控制这一赚钱最多的市场。
在上海,最主要的鸦片走私商是三鑫公司,名号虽显一般,但绝不是三金,对于那些控制鸦片走私的公司头目来说,是“一千零一金”。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口鸦片合法化,直到19世纪末,鸦片进口是上海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之后又逐渐被国产鸦片所取代。
20世纪初,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达成协议,实行渐进式禁烟政策,直至1919年达到全面禁止进口与生产鸦片的目标。
这项禁烟的政策使得走私鸦片价格暴涨,而当时垄断鸦片走私的是地方军阀和来自广东潮州的商人,以及黑社会混成的联合体。
军阀方面的领头人物是浙江军阀卢永祥,他负责保障通往上海的鸦片运输安全;潮州商人负责囤积和销售,至于城里的青帮打手则负责保护安全交货,防止警方干预和其他帮派的打劫。
公共租界成了鸦片走私的中转站:
大八股党利用和租界巡捕房的特殊关系,拥有比其他青帮堂口更大的优势。
但是巨额的利润引起了各方觊觎,使得军阀之间冲突频频,青帮内部争斗不断。
1924年,卢永祥垮台,公共租界当局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根除鸦片运动,使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大乱,鸦片走私的大本营也转移到了潮州商人聚居的法租界。
从此,黄金荣利用他与外国巡捕房的特殊关系,在青帮内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从1925年起,法租界21家提炼和销售鸦片的企业得到了三鑫公司的“保护”。
黄金荣和他的两个左右手张啸林(1877~1946)和杜月笙(1888~1951)是这间公司的掌门人。
杜月笙很快就意识到了鸦片走私的重要性,并在鸦片走私中,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出生在浦东的杜月笙,原本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过着码头小流氓的动荡生活。
自从结识黄金荣夫妇之后,他做了黄金荣小老婆的管家,并且毕生仰慕孝敬她。
正是杜月笙与其他帮派头目和法国巡捕进行谈判,才使租界里的鸦片交货有了安全保障。
他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买下的首饰店,成了鸦片走私的司令部。
作为杜月笙效力的酬劳,黄金荣把租界里的许多赌场、烟馆的“保护权”交给了他。
至于张啸林,则擅长同中国军政当局打交道,同时也与地方新军阀孙传芳有着密切的接触。
最初,黄金荣的一套全是照搬公共租界“大八股党”的做法,靠拉拢行贿。
三鑫公司赚的巨额利润(每年约5600万元)足够支付中国军阀和法国警察大笔的贿赂。
法国总领事魏尔登(A.Wilden)抱怨道:
“1922年,我不得不解雇了一个警点的全部人员(一个警长和四个警察),这些人每个月从鸦片商手里收取500~1000块现大洋:
只是要求他们假装看不见。
”然而1925年,在法租界里交纳保护费几乎变成了制度,形成了一种鸦片包捐税的买卖。
实际上,法租界的部分头面人物确信禁烟政策注定会失败,而且更加鼓励走私和腐败。
他们请求公正廉洁的知名人士作保:
“海关总督察建议全面废除禁烟令,设立国家专卖局,这也是本人的意见:
只要中国还像现在一样……官商勾结生产鸦片,禁烟就将是个幻想。
”他们还以印度支那为例,那里的鸦片专卖局维持了殖民地的预算。
但设立这样一个专卖局会遭到中国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也会遭到在公共租界里开展禁烟运动的英美耶稣教传教士的反对。
因此,三鑫公司与法租界公董局的谈判维持着一种官方性质。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协议确认了三鑫公司鸦片买卖的垄断地位,并得到法国巡捕房的大力保护,作为交换,三鑫公司每年向租界交纳1000万元。
这笔交易完成后,杜月笙在租界的影响力大增,压倒了出身于上海显赫家庭、受到教会保护的中国天主教显贵们;在此之前,这些人还是历任总领事言听计从的顾问和公董局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调停人。
两年后,杜月笙在“四一二”事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法租界公董局与其达成的妥协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杜月笙的声望大为上升:
他的权势压过了天主教显贵的势力,并可以同法租界当局一较高下。
青帮与“法国亲戚”
1920年代末,青帮在法租界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有组织犯罪的泛滥受到缺乏远见和权威的新任领事柯格霖(EdgarKoechlin)的纵容。
这位在1928年12月接替那齐雅的总领事,根本无法抵御杜月笙和他收买的公董局与巡捕房的同谋所施加的压力。
此时的杜月笙已成名人。
不仅是公认的青帮主要头领,而且连蒋介石也为了感谢他的鼎力相助,授予他名誉顾问的头衔,给他罩上体面的新光环。
在法租界,杜月笙的权势有越来越取代公董局的趋势,过去他不过只是个听话的走卒而已。
通过暴力和贿赂,杜月笙在法租界最重要的法国上层人物和行政官员中物色他的合作人。
他是巡捕房总监费奥里的朋友,也是公董局董事维迪尔(Verdier)的朋友。
在被他收买的人中,还有法国律师迪帕克(DuPacdeMarsoulies)。
这位注重仪表,很有教养,在租界外侨与法国同胞中口碑甚佳的前殖民官员,却以公共利益等藉口,参与过许多令人不齿的活动:
操纵彩票、走私军火和鸦片、投机房产,结果使他的名誉严重受损。
自1924年起,迪帕克向总领事发起一场消耗战,他要争取巡捕房总监的位子。
他梦想把巡捕房置于他这个有影响力的公董局董事的控制之下,以便谋取私利。
在很大程度上是总领事那齐雅挫败了他的野心,1927年1月,那齐雅亲自任命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取代经选举产生的咨议会,并巧妙地将迪帕克排除了出去。
依靠有权有势的朋友们帮助,杜月笙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在租界垄断经营鸦片的新合约。
1920年代末,鸦片买卖已经公开进行。
只是由于英国人与美国人的反对才阻止了法国公董局接受杜月笙提出的新建议:
向公董局和主要官员增加资助金额,并使之合法化,作为交换,对租界会审公廨通过的反鸦片法不予执行。
租界公董局和青帮之间的勾结在不断地扩大。
从此,法租界的保护条例涵盖了六家大赌场和许多规模较小的赌场。
不过,杜月笙并没有单靠贿赂来扩张他的势力。
他在租界工会和商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使他成为解决一切社会冲突的不可取代的调停人,当然是要根据他自身的利益来平息或激化这些社会矛盾。
社会的稳定要靠他,租界企业的繁荣当然也要靠他。
1926至1927年,他巧妙地阻止了革命罢工运动向法租界蔓延。
在以后的岁月中,没有他这位斡旋先生的参与,微不足道的怠工都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大祸。
杜月笙在1928年和1930年调解法商电车公司的大罢工,就凸显了他对法租界当局和法国企业的重要性,而且还表明了青帮在租界工人组织中不断扩大的势力。
法商电车公司成立于1905年,除了担负公共运输外(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还负责供水供电,是法租界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该公司雇用员工1700人,1925年组建了工会,吸纳了许多受到工头或青帮操纵的小帮派。
1927年四月事变后,该工会清洗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但仍在国民党市党部所主导的官方改革的范畴内积极运作。
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一再干预该工会与公司资方之间相互对立而引发的社会冲突,这就给了杜月笙调解三方矛盾的机会。
在法国官员与企业家的眼中,杜月笙像是个不可缺少的经纪人、保障租界社会秩序的大买办。
而在中国舆论和国民党的眼中,他是一位爱国的绅士。
多亏了他的调停,上海市政府重新赢得了对辖区内的控制权。
不久,杜月笙在与法租界当局维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了与上海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关系。
这就是他能够在1928年12月和1930年6月两次解决造成法商电车公司瘫痪的大罢工的高明之处。
的确,当时的局面很难控制。
罢工群众在一些国民党激进分子的怂恿下,特别是受到工会中尚存的少数共产党人的鼓动,提出了有关工资和工会方面的要求,但是法国资方并不准备接受这些要求。
然而,法方管理人员与中国劳工之间的微小纠纷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反帝运动,激起整个法租界(如1930年市政员工发起的罢工)、公共租界和华界工人群众的热烈响应。
这中间还要加上国民党的不同派别抓住机会相互攻击,利用乃至激化法租界的冲突来达到整治对方的目的。
杜月笙则行事谨慎和寻求妥协。
当要舒缓工人的愤怒时,他就大把地撒钱:
他出钱设立罢工基金,还不时替法国资方支付赔偿金与损失费。
但是时机成熟,他就招来法国巡捕,大都是他以前的老板、现在的同伙黄金荣的手下,以及青帮打手,一举粉碎抗争活动。
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会,杜月笙不择手段地分化工会组织。
为此他把电车公司的经营人员—司机和售票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放弃维修人员给共产党员徐阿梅去领导。
1931年底再将徐阿梅逮捕关进了大牢。
当时,杜月笙在租界的势力已不再是股神秘的力量:
华人居民把他当作自己的领袖,法租界当局也给这位恶棍授予头衔和官位。
为了赢得这种新的尊严,他必须把原来公董局的华董和中国天主教士绅排挤出局,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杜月笙始终是个流氓和恶行昭彰的坏蛋。
对杜月笙来说,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不择手段,包括在1929年绑架法租界原来最受尊敬的华董之一魏廷荣;然而就在当年,法国总领事还是毫不迟疑地聘用杜月笙为公董局的华董。
但杜月笙绝不像是个殖民政权的亲信人物,他为自己制定的角色是华人群体的发言人,支持所有民族主义的诉求。
他利用租界纳税华人会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
1930年,他为纳税华人会有权参选公董局的华人董事席位向法国总领事提出请求,并获得了批准。
作为鸦片走私的枭雄,能够像控制帮会分子那样控制警察,能够煽动或舒缓工人们的愤怒,又是绅士阶层的头领,并深受国民党器重,杜月笙俨然成了法租界真正有权势的人。
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英国总领事馆对法租界的权力危机深感不安,法租界也成了上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中最薄弱的一环。
同样,在巴黎,也对如此削弱共和制度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1932年1月,当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宣布租界处于紧急状态,收复租界的活动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法国远东舰队指挥官、海军准将埃尔(Herr)为首的军事当局取代了文官行政机构。
许多既称职又富有经验的官员获得了任命:
梅礼霭(Meyrier)担任总领事,法布尔(Fabre)担任巡捕房总监。
2月,杜月笙被要求辞去公董局华董的职位,一场打击鸦片的斗争又再次展开了。
法国人重新夺回对租界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
3月初,那些不能保护杜月笙的友人,如原总领事柯格霖、律师迪帕克在几天之内都神秘地因病暴卒。
7月14日法国国庆前夕,法商电车公司的工人突然宣布罢工。
新的法租界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而杜月笙也是全身而退。
他把三鑫公司迁出了法租界,当他把囤积的鸦片转往华界时,法国巡警提供了全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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