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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新探索
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新探索——基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视角的考察
景维民、王永兴
【内容提要】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遭遇重大挫折,东西方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本文认为,从所有制结构这一根本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是理解这些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关键,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混合经济结构的演进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苏东与中越等转型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出现巨大分化的原因。
【关键词】 苏联 东欧 市场社会主义 混合经济结构 计划经济
【作者简介】 景维民,195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兴,1981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天津 300381)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介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混合经济模式。
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从理论上看,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所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论战的基础上,随着“兰格模式”的提出而产生的。
随着苏东国家的剧变和解体,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中国在市场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成功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如何认识市场社会主义的挫折和未来走向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这一全新的视角对原苏联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索。
一 文献回顾与综述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和僵化,其中隐藏的各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学术界对它们的认识和归纳也日益深入,不同国家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各自的角度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东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兰格、锡克、布鲁斯等早已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因此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的举措是分权、减少行政控制以及部分引入市场机制,也就是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
然而苏联东欧的这些改革尝试最终的结果却是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认识并未突破旧有的桎梏,与之相比苏东剧变前后的理论家提出的批判更为深刻。
科尔奈观察到了计划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在短缺条件下企业的行为可以具体归纳为强制调节、数量冲动、囤积倾向、扩张冲动与投机饥渴等几个方面,其中企业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又使得短缺不断地被再生产,资源不断地被错误地配置。
短缺具有连锁效应,一个企业或部门的短缺往往会导致一系列部门的短缺,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因此短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1]。
斯蒂格利茨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入手另辟蹊径,分析了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
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他们没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改革,而恰恰在于其过于相信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阿罗-德布鲁范式,对市场和资源配置产生了错误理解。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这个范式只能表明市场的一小部分特征,诸如激励、分权,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市场经济的内容完全没有包含在里面。
兰格-勒那-泰勒定理证明了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等价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也支持这一点,然而斯蒂格利茨却看到了这几个定理的缺点,即这些定理没有包含对信息问题的处理,即缺乏信息和获取信息需要巨大成本和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下的情形[2]。
夏旺斯指出计划机制曾经显示出活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它的可改革性。
它的历史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不能克服大危机。
不像传统的资本主义那样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危机。
这种调整的失败,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由政治体制和所有制结构而造成的体制僵化和“自上而下”的体制或组织革新的冻结。
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未曾触及现存的政治组织,体制调整和激进改革一样,实际上对变革并因此对真正积极地变化保持了一种根本的限制[3]。
也有学者从契约的角度进行理解,认为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是排斥契约关系的,而契约是“生产”制度的最有效的形式。
在一个消灭契约的社会里,制度之源会被严重堵塞,制度供给的枯竭越来越无力支撑经济的运行,制度供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迟早会导致整个计划体制的坍塌[4]。
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论述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没有从最基础的层面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只有从所有制的层面进行分析才能从深层次上理解这一问题,而由体制的重压所形成的畸形混合经济结构及其演化的路径、方式等则是关键所在。
二 混合经济结构的演进模型
对于混合经济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理解,其中很多是在不同的层面讨论不同的问题。
有的学者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界定,如朱光华教授就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界定,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
从宏观层面看,是指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可称为社会的混合所有制,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就是一种社会的混合所有制。
从微观层面来看,是指不同所有制成分联合形成的企业所有制形态,可称为企业的混合所有制。
”[5]有的学者则从经济调节机制的角度进行界定,如萨缪尔森等认为“当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一个。
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economy)。
”[6]还有学者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混合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公私混合,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所谓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
”[7]为了不产生混淆,本文从宏观所有制的角度把混合经济定义为一种在同一经济体制内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同时并存、互相影响的经济形态,把它们的不同比例关系称为混合经济的结构。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存在两种主要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想,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所憧憬的完全私有制,与之对应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另一种则是完全的公有制,与之对应的是完全理性的计划经济。
这两种构想实际上组成了人类社会各种可能的经济结构建构的两极,两极之间形成了一个开区间,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总是处于这个区间之内,但这两个端点却永远不可能达到。
即使在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经济,如英国在撒切尔时代掀起的私有化热潮就是一种试图优化混合经济结构的努力。
而在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制虽然不能公开存在,但却仍然以各种地下的方式运行着,尽管其生存空间和影响都已经被压缩到了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譬如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粮票布票的私下转让就是属于这一范畴,而菲尔布鲁格的研究表明苏联的地下经济也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投机、侵蚀国有财产、隐蔽的私有企业等[8]。
匈牙利的地下经济表现更为突出,已经使整个国家经济表现出了二重性。
图1 混合经济结构的演变
我们构造了一个社会总效用函数U(Pb,Pv),其中Pb代表由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数量,Pv代表非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数量。
很明显这是一个直接效用函数,社会的总体效用的高低取决于自变量Pv和Pb的值。
其中隐含的假定是社会总产品由两种成分生产的产品共同构成,这一假定是符合实际的。
从函数的性质上看,我们假定其符合标准经济理论的情况,即满足凸性、反身性、传递性和完备性等假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出一系列与现有的对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研究不同的结论。
我们借助图示来对社会总效用函数的性质进行说明。
U0和U1分别代表接近理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差异曲线和大规模引入市场机制后的无差异曲线,与之相切的直线是相对应的预算线。
显然U1代表的社会总效用水平要高于U0,它们表明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总效用水平相对较低。
两条无差异曲线与各自预算线的交点A和B就是在约束条件下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点。
在A点可以看出相应的公有制单位生产的产品数量远高于私有制单位生产的产品数量,而在B点公有制单位生产的产品不再占优。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A点向B点转移的关键是两种性质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从而使预算线的斜率发生相应的改变,最后与新的无差异曲线U1相切于B点,这里我们假定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价格并未发生大的改变,这一假定可以使我们专注于考察对私有制单位生产的压抑引致的效用改变,放松这一假定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本文结论。
由以上分析和假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重要推论:
推论1: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地提高私有单位生产商品价格,最终导致社会总效用水平低下。
计划经济时代一般不允许私有制形式的经济公开存在,但事实上公有制提供的产品(尤其是消费品)并不能满足社会上被严重压抑的需求,因此私有单位生产的商品多以地下经济的形式存在,其交易价格类似于“黑市”价格,价格必然远高于在正常市场上流通的公有单位生产的商品,这种畸形的高价实际上源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私有单位人为的强大抑制,使得用这种方式进行生产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高昂。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所生产的产品相对价格大大低于私有单位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体现在图上为预算线的斜率较大),进入市场经济后,长期以来对私有制生产的压制消失了。
放开私有制单位商品生产的直接结果就是私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回归到了一个合理的水平,在私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是“正常品”的假定下,价格的下降将会提高这种产品的消费量。
价格下降的效果可以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部分,在这里收入效应指的是由于私有制单位生产的产品价格相对于公有制单位生产的产品价格变得更便宜,从而使相同预算下的实际购买力提高,最后导致相应商品消费量上升,表现在图1里就是横轴上从pv0到pv1之间的线段。
替代效应则是指剔除私有制单位生产产品价格下降所导致的实际购买力上升效应后,由于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所引致的私有制单位生产产品对公有制单位生产产品的替代,表现在图1里就是横轴上从pv1到pv2的线段。
推论2:
从A点向B点的转移同时代表着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
由于B点所代表的社会总效用水平高于A点,并且相对应地公有制单位与私有制单位生产的产品比例发生了逆转,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从A点到B点的转移实际上实现了一种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
在这一过程中,私有制单位生产产品比例不断上升,公有制单位生产产品比例逐渐下降,最后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比例关系,相伴随的是社会总效用水平的大幅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不同的国家而言这一混合比例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但相对其各自的初始条件,总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推论3:
不同的转型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禀赋推进混合经济优化的进程。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典形态的计划经济都在大部分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其在各个国家表现出来的强度、特征等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苏联的计划就相对比较严密,有学者曾指出由于苏东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分比中国改革前大得多,与苏东国家相比我国实行的实际上更近似于“无计划的命令经济”,“科学计划”的成分较少[9]。
对于像原苏联这样的科学计划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一方面,其初始的混合经济结构比例更加畸形,改造起来的难度也就更大;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对私有制的过度压制,一旦打开私有化的缺口,就很可能把隐藏在体制内的能量短时间内释放出来,形成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一种畸形的混合经济结构走向另一种畸形的混合经济结构。
在高度计划的国家里,私有制单位生产商品的相对价格要更高,“势能”更大,因而更应该注意进行控制以实现平滑的转型和结构优化。
推论4:
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模式是中越与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效果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扭曲经济结构,对私有制单位生产的放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优化,但在这一大前提下各国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其中既有激进的方式又有渐进的方式,不同的优化方式对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效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可以粗略划分为三种模式或途径,即欧美模式、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
欧美模式是一种经典的混合经济模式,其基本特性是“演化”,也就是经过几百年的进化不断改良的“自组织”过程。
最终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形成了各自适合本国国情的混合经济结构;苏东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突变”,也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混合经济结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跨越。
虽然有些突变能够比较成功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但大部分则由于步幅过大超越了环境的限制,从而产生了制度的阵痛。
这种混合经济结构上的突变促使苏东等国放弃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转而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模式是一种介于欧美模式和苏东模式之间的独特模式,它既没有经历上百年的演化,也没有试图一步到位地实现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但却身具二者的特点。
如“增量改革”的思想就非常符合“演化”的特点,实现了在存量不动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成分迅速地自发崛起填补空白的新局面,保证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没有发生动摇,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得以平稳推进。
同时与欧美历时几百年的混合经济演化历程相比,我国的步伐又是激进的,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使得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扭曲经济结构状态发生了逆转,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成效显著。
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实践效果上来看,欧美模式和中国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苏东模式实行的突变模式效果普遍不佳,我们还可以从本文推论3中找到这种差异出现的部分原因。
三 基本结论以及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对社会总产品进行了所有制意义上的划分,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一个社会总效用函数,借以分析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演变过程和机制以及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模式最终如何导致在不同的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结局出现巨大差异。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转型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禀赋推进混合经济优化的进程。
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不应该超越当时社会条件或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进行激进式的跨越。
由此与其他文献对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剖析不同,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这一原因进行了阐释,并得出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推论。
关于混合经济的特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它不仅为解释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原因提供了思路,对理解经济转型中期和后期的一些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强调的。
第一,混合经济结构优化并非是提高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而是一个必要条件。
提高经济绩效是转型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混合经济结构的研究与这一目标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实现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只是提高经济绩效所必须具备的多种因素之一,结构因素的发挥还要受到初始条件、政治进程等外生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但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是转型国家提高经济绩效的必要条件,任何经济绩效稳步提高的国家必然伴随着混合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对于采取不同模式的国家,这种优化既可能是一种推进,也可能是一种回归。
第二,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这一点的强调实际上就隐含在本文的几个推论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混合经济结构比例、性质、弹性(难度)上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没有达到均衡点以前都存在内生变化的冲动。
此外,本文重在探讨这种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趋势和特征,并没有对优化标准进行量化。
我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可以量化的优化标准,不同国家的标准可能差异很大,这一优化难以用固定的不同所有制的比例来衡量。
譬如美国和欧洲一些福利国家的混合经济虽然都大体实现了优化,但显然它们各自的结构是迥然不同的,欧洲一些国家的公有成分要大大高于美国。
转型国家内部的优化标准也会因各自国情不同而出现差异。
第三,混合经济结构与社会性质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不能用公有制成分的高低简单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
就我国而言,与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具体来说,在所有制结构上将走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谐发展的混合经济模式;在社会结构上将形成较为公平公正的橄榄形结构;在文化上将呈现多元文化并存、交融和不断创新的局面;政治上,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和谐社会的实现提供保障。
可见市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包含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内容,但混合经济却并不能与社会主义画上等号。
第四,以上论述的是混合经济本身的优化问题,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主体本身也存在一个优化的问题,也就是这两种所有制本身在运行的绩效上都存在着上升的空间,在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本身绩效的提高也能够提高生产力。
在有些时候结构的调整与所有制本身的优化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一些小幅度的变革可能不需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只需提高所有制内部的绩效就能完成。
(责任编辑 张红侠)
注释:
[1]〔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晓光、李振宁、黄卫平译:
《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周立群、韩亮、余文波译: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法〕贝尔纳·夏旺斯著,吴波龙译:
《东方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到90年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陈国富:
《契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朱光华: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新定位、新亮点》,载《南开学报》2004年第1期。
[6]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7]转引自木志荣《混合经济:
中西方不同的路径选择》,载《理论探讨》2006年第1期。
[8]艾德加·法伊格著,郑介甫等译:
《地下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6~407页。
[9]金雁、秦晖: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0~292页。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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