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第三章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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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第三章3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的区别，了解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活动，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失败原因，从而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和局限性。

明确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问题，它不能不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教学重点：

•    1.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    2.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失败原因

•    3.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反动统治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讨论、视频录像

计划学时：

2学时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

（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1、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

（1）列强对清政府政治控制的加强

《辛丑条约》给予帝国主义各国以挟制清朝政府的种种权利，清朝统治者也俯首贴耳，甘当“儿皇帝”。

各国驻华公使颐指气使，左右朝政，甚至干预督抚大员的调用。

例如，1904年清廷命胡廷斡署山东巡抚，就因德国公使反对而改调杨士骧。

在清政府的重要部门，任用了不少“客卿”，除长期把持海关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外，财政顾问美人精琦、邮政总办英人帛黎等，都是颇有实权的。

（2）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通商口岸由1899年的45个增至1911年的82个，并在其中的1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

各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由1901年的1102家增至1912年的2328家，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截至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累计超过12亿两，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约20亿元。

中国已修成的铁路里程的93.1％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

此外，外资还控制着中国机器采煤的91.9%（1912年），生铁生产（不含土法制铁）的100%，棉纺生产的76.6%（1908年），内外航运的84.4%（1907年）。

几十家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操纵中国外汇、经办对华贷款、投资开设厂矿、大量发行纸币，形成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垄断地位。

这时期，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是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而铁路利权尤为帝国主义所垂涎。

因为攫取铁路利权，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过剩”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而且是它们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重要杠杆。

日本《朝日新闻》曾鼓吹说：

“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

凡其他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

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

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姐之肉”，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

宓汝成：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684页。

日、俄分割南满、中东铁路利权从而分霸南、北满，是“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的突出事例。

《朴次茅斯条约》使日本取得了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及其附属权益。

1906年，日本天皇敕令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侵略的大本营；同时设置关东都督府，对旅大租借地实行殖民统治，并“保护”和“监督”满铁会社的“业务”。

满铁会社成立后，除已取得的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的经营权外，又通过贷款控制了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

铁路沿线到处设有以“保护铁路”为名的日本兵营。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已经霸占了抚顺、烟台、本溪湖等处煤矿，任意采伐长白、临川境内森林；战后，又取得了鸭绿江沿岸木业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矿业由“中日合办”的特权。

到1911年，东北南部地区开设了由日本投资经营的资本10万元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近30家，10万元以下的则在50家以上。

仅满铁会社所属的煤矿，在1907至1911年的五年中，便挖掘了340多万吨煤，获得了1000多万日元的利润。

沙俄则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占有“铁路用地”13万余晌，享有铁路沿线两侧30华里以内的煤矿开采权和200平方里林区的采伐权。

“铁路用地”相当于铁路实际用地的三倍，中东铁路公司内特设有“地亩处”，不仅利用这些地段安置行栈、划分街区、开辟市场，而且将“剩余”土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征收税租。

沙皇政府还借口《中东铁路合同》法文本载有“该公司在（铁路）地段内享有绝对的及独占的管理权”等字样，企图把铁路沿线变成“租界”，建立俄国对该地居民的殖民统治。

这样，东三省实际上便被分割为日俄的天下。

大利所在，引起了帝国主义各国间的激烈争夺。

20世纪初年，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进行了激烈的争斗。

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造滇越铁路，并企图夺取两广路权；英国阴谋展筑滇缅铁路，染指粤汉铁路，并夺取江浙路权；英、德两国加紧侵夺津镇铁路；日、美、德等国为攫取福建、浙江、江西路权展开了各种阴谋活动。

1902至1903年间，正太、汴洛、沪宁三路分别落人俄、比、英等国的掌握。

日俄战争后，美、英等国为动摇日、俄在东三省的垄断地位，曾经策划过收买南满铁路、建造新法铁路、锦暖铁路以及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等，因日、俄抵制而搁浅。

1909年6月，清政府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订立《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因美国强烈要求参加，改组为四国银行团，企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并垄断对清政府的贷款。

（3）列强加紧进行军事的争夺。

各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在使馆区驻军以外，还借在《辛丑条约》中攫取的特权，将军队直接驻扎在北京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置清政府于其军事监督之下。

同时，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双方在中国的东北展开了一场厮杀。

结果，俄国战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

俄国被迫把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大连湾以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即南满铁路）与其他一切有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1903年12月，英军大举进攻西藏。

次年3月，侵入拉萨。

随后英国通过190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西藏取得了许多特权。

1904年，德国为了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洞庭湖或鄱阳湖的要求，并派兵舰驶入长江，闯入鄱阳湖鸣炮示威。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奴役及其相互间的争斗与妥协，使中国大地笼罩着“亡国灭种”的阴霆，刺激着中国人民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清朝政局。

2、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

①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

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继续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增大，并且不断掀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1903年5月，云南个旧工人群众二三千人在周云祥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反对法国抢筑滇越铁路、侵占锡厂，遭到清军镇压。

起义军击溃清军，直捣个旧，各族群众纷纷参加，使队伍扩展到1万多人，接连攻克临安（今建水）、石屏、阿迷（今开远）、宁州（今华宁）等地，7月起义失败后，余部进入广西，与当地农民起义军会合坚持斗争。

②农民的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为摊派赔款，大量增加税收，除加重征收地丁、钱粮、盐课、茶税、厘金等原有的赋税外，还新增了印花税、酒税、烟税、地捐、房捐等各种捐税，引起了普遍的抗捐抗税风潮。

1904年7月，江西乐平群众在会党首领夏廷义的率领下，反抗清政府抽取“靛捐”，捣毁捐局、厘卡，打毁教堂、学堂，后冲进县城，焚烧县署，抗击清军，9月，惨遭镇压。

1905年1月，江苏镇江四乡农民数千人反对苛征潜粮，官府派兵下乡杀害群众2人，各村农民奋起抗击，烧毁勾结官府的地主房屋，并进城捣毁县署内部用具。

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的运动

拒俄运动

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千余人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抗议俄国拒不按期撤兵、霸占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径。

大会致电清政府外务部，抵制俄国的七项要求，表示“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

”接着，北京、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南、河南等地学生纷起响应，他们集会抗议，罢课示威。

留日学生500余人在东京集会，一致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并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清政府出兵抗俄。

但清政府却密谕各省，对回国的拒俄义勇队员“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第107页）。

并指使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行解散拒俄义勇队。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促发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革命觉醒。

抵制美货运动

随后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规模更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这次运动的起因是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陆续诱骗了大量华工至美国西部担负开矿、垦荒、建造铁路与城市等最繁重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的繁荣。

70年代后，美国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工人大量失业，工人运动到处兴起。

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转移群众斗争视线，煽动排华，肆意迫害华侨。

1894年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1904年条约期满，清政府在海内外舆论压力下与美国政府谈判改约，而美国政府拒不废除虐待华人的条款，数月交涉毫无结果，而且继续虐待华工。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一致通过曾铸的倡议：

“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以伸国权而保商利”。

在上海商务总会主要领导人还在顾虑傍徨的情况下，曾铸随即领衔通电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21处商会。

天津、南京、南昌、汉口、长沙、汕头等地的商会与商人很快回电表示坚决照办。

杭州、镇江、常州、济南、烟台、开封等地也在6月间表示全体赞成。

湖南、广东的商人还在商会领导下分别成立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和拒约会。

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等待美方改约的两月期限届满，美方仍无改约动静，当天上海商务总会通电全国35个商埠，宣告抵制美货正式开始行动。

全国约有160多个城市卷入了这次行动。

“南方各省各业，无不各自聚会，实行抵制之道。

”《大公报》1905年8月11日上海刻字工人不刻印美货商标，裁缝不做美国布料衣服。

广州食品工人拒用美国面粉。

汉口、镇江、营口等地码头工人拒绝装运美货。

江苏嘉定等县农民将美货烧毁。

美国人所开学堂中的学生集体退学，美国人所办企业中的职工纷纷离去。

许多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同仇敌汽，宣布不用美货或捐款支持国内人民的斗争。

居于这次运动领导地位的曾铸，在上海商务总会内与该会的主要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他左右受掣，并遇到各方面的阻力和障碍。

8月11日，曾铸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此后称病不再出面。

张謇、汤寿潜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表示妥协，他们提议8月10日之前已进口的美货允许贴印花发售。

清政府则在美国的压力下于8月22日、23日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严办曾铸等人。

但一部分中小商人和工人、学生仍然不为所动，坚持斗争，最终迫使美国不敢逼使清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同时也使它在1905年至1907年的对华贸易额明显下降，从而给它以沉重打击。

这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这次运动首创的抵制外货的斗争方式几乎为以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所沿用，它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收回利权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

从1903年开始，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被列强控制的铁路、矿山的利权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1903年，四川人民获悉列强逼迫清政府让与川汉铁路建筑权，立即进行抵制。

次年，他们筹集股款，自办川汉铁路。

1905年，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的斗争下，清政府废除了它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的合同，将粤汉铁路收回归三省分段集股自办。

1909年，湖南、湖北两省商会闻悉张之洞和英、德、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后，马上动员工商业者起来反对，同时广泛筹措股金抵借外款，迫使清政府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先后准许两湖铁路仍归商办。

1905年和1906年，经过浙江、江苏两省商会和商人的多方努力，分别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并动工修建沪嘉、杭嘉路段。

1907年10月，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威胁利诱，清政府下令交由英国“借款修筑”，并强迫两省绅商接受“中外合办”，接着又与英国订立借款合同。

两省绅商、两路公司以及上海、苏州等地的商会、学会纷纷发布函电，表示抗议。

江震、平望、盛泽等城镇的商务分会联名致电农工商部，公开抗拒清廷谕旨。

两省争路，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

1908年初，清政府被迫将借款改为以邮传部名义“部借部还”，江浙铁路仍归商办，但在借款期内需聘用英人为总工程师，依然受到两省人民的极力反对，两路公司也暗中进行抵制。

1909年夏，因英商没有如期拨清借款，两路公司又要求清政府废约退款和撤回英国总工程师，继续进行斗争。

直到1911年春，清政府与英国商定将这笔借款移作他用，江浙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才告结束。

各地爱国人士为收回被帝国主义掠夺的矿山主权也展开了激烈的抗争。

从1905年到1911年，先后收回了黑龙江都鲁河和吉拉林河砂金矿、山西福公司矿区、奉天锦西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及茅山等处矿产、安徽铜官山煤矿、四川江北厅煤铁矿、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云南七府锡矿等矿权，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收回利权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帝国主义在华掠夺路矿的侵略阴谋，维护了中国的国家权益；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新的企业，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启发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觉悟，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仇恨，扩大了工商业者、部分官绅同拍卖路矿利权的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了辛亥革命的催化剂。

（二）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

1、清末“新政”

（1）清政府的“反省”

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后，它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阿哥”溥儁被废黜，一大批顽固派官僚受到“惩凶”的打击，失去政治地位，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地位上升，他们也日益认识到变革封建体制的必要性。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权益并满足资产阶级上层的某些需要，对付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清政府自1901年起开始推行新政。

（2）新政的酝酿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出上谕：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

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上谕接着提出，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页），并要求王公大臣、各省督抚等各抒所见，详尽议论，提出意见，以便次第兴革。

5月，袁世凯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主要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遣留学生等等。

7、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提出变法奏议三折。

第一折强调设立各类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第二折提议停止捐纳实官，取消书吏，改进刑狱，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主张广派官员出洋考察，编练新军，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和货币制度，多译外国书籍等。

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江楚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奏议中提出“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主张得到慈禧太后的赞赏，她下令将“其中可行者”，“择要举办”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慈禧太后还重申实行“新政”的决心，称“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江楚三折”意味着洋务派已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主张，用以指导清末的新政，洋务运动至此基本结束。

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他与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督办政务处的主要任务是悉心详议“一切因革事宜”，汇编“政典”，将中外政情列成条文供慈禧太后参考。

（3）新政的主要措施

从1901年起，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上谕，陆续推行新政。

主要措施有：

调整官制，整顿吏治。

1901年7月，清政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23页。

外务部除办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之外，还负责通商、海防、路矿、关税、邮电、华工、传教、游历等一切涉外事务。

后来随着商部、邮传部的建立，情况才有所改变。

1902年至1906年间清政府裁汰各衙门青吏差役，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肪寺和湖北、云南、广东的巡抚衙门，各省也裁撤了一些机关。

清政府还下令整伤吏治，停止捐纳实官。

编练新军，创办巡警。

从1901年起，清政府屡发上谕，令各省裁汰绿营防勇，挑选精壮，编练常备军、续备军、巡警。

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停止武科试。

1903年12月，清政府设立练兵处，以奕勤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负责练兵事务。

练兵处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和法令，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但大多数省份没有如期完成，至清朝灭亡前夕仅编成14镇、18混成协、4标及2协禁卫军。

1902年5月，清政府还批准袁世凯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

1905年设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制订各种警务章程，督办各省巡警。

1906年11月，练兵处并入由兵部改名的陆军部，巡警部改名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以载振为尚书，管理所有工矿业和铁路。

商部成立后陆续颁行了一些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矿务暂行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公司注册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及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实业，吸引华侨商人投资国内建设。

同时清政府还批准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令各省文武官员及局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办理，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091页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商部还制订了商会章程。

1906年11月，商部改名农工商部。

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1906年户部改名度支部后，该行于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开办资本400万两，官股商股各占一半，该行总办由户部奏派。

1908年邮传部又奏准设立交通银行。

废除科举，兴办学校。

1901年，清政府决定科举考试时改八股为策论，并命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

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了张之洞等人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和日本。

1905年9月，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叙度，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

12月，它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

此外，清政府还改订刑律，准许满通婚，劝止妇女缠足等。

（4）清末新政的影响

清末新政虽然是清政府迫于形势而进行的改革，但毕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1903年商部设立后，清政府向公司借贷官款参与公股，实行商办公助，又鼓励商人参加博览会，引进先进技术倡设实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扶植了民族工商业。

商会团体的组织和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新政也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巨大变革，近代化的新学制有利于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

科举制度的废除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基础，而新的教育行政系统的确立又消除了兴办近代学堂的最大阻力。

这些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造成新的发展条件，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清朝统治者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此，在所有各项新政中，编练新军占有突出的地位。

清政府编练新军自然含有抵抗外来侵略的用心，但其主要意图是要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

1901年李鸿章死后，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推行新政最为得力。

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新政措施均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订章程向各省推广。

至1905年，袁世凯率先练成北洋6镇新军，形成了当时最大的官僚军事集团。

至于整顿吏治，改订刑律，准许满汉通婚等则具有收买人心、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企图。

然而，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并没有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远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

新政在实施过程中大大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税捐负担，百姓怨声载道，不断进行反抗。

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兴起又激化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

因此，新政的推行，未能收到清政府预期的效果，反而在无形中成了革命的催化剂，加速清政府的灭亡。

2、预备立宪

（1）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不久，日本明显占了上风，这深深地刺激了清政府。

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奏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得到了一些督抚和王公大臣的附和。

1905年俄国战败，朝野上下遂普遍认为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

清政府迫于国内立宪舆论日益高涨的压力，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1905年12月，清廷派遣的五大臣分两路出发，一路是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尹李盛铎，主要访问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另一路是户部右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主要访问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国等。

在这两路中，重点考察的是英国和日本，因为他们都是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里，他们悉心听取了对方介绍的“立宪要政”。

为了增强“立宪利于国”的感性认识，他们“排日考求”，调查了英国的“行政各局署、海陆军营、公私学校、大小工厂，以及议院、警察、裁判、监狱、市会诸所，详加观览”。

每访问一地、一事，便让翻译把考察的内容整理编辑成书，以便带回国内研究仿行。

从封闭的专制政体走向世界的五大臣，在各国考察宪政的过程中，认识到立宪政体比专制政体优越。

尤其目睹立宪国家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从而树立了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富强之本”的观念。

他们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激烈竞争的世界潮流，而处于这股潮流中的中国，处处落后，形势岌岌可危，要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宪。

（2）预备“仿行宪政”

1906年7月间，载泽、端方等先后归国，向清政府报告时提出中国应该立宪，其好处是：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清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在9月1日颁发“仿行宪政”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表示要从厘订官制入手，次第更张，慎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为预备立宪打下基础。

同年11月，清政府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在保留军机处的前提下，统一厘订中央官制为十一部四院一府。

十一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

四院即都察院、资政院、审计院、大理院。

一府即军咨府。

清政府的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切身利益，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这一机会，排斥对手，攫取大权。

以袁世凯为首的和以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后台的北洋派，野心勃勃地想独揽清朝中枢，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楼利用核定官制大臣的地位，说动慈禧太后否定北洋派设立内阁的方案，保留军机处，迫使袁世凯辞去八项兼职，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1907年（丁未年），北洋派和瞿鸿楼等人又发生了激烈冲突，史称“丁未政潮”。

瞿鸿钱的门生汪康年在京报首先揭露奕劻利用寿庆“广受贿赂”和新任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向奕劻贿金10万、向其子载振献美女的丑行，由御史赵启霖上奏要求查办，旨在扳倒北洋派的后台。

接着瞿鸿禨又援引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在进宫入对时也攻击奕劻及其死党。

袁世凯一面帮助掩饰和消除罪证，保住奕劻的地位，一面搜集瞿、岑曾密保康、梁的奏折，以触动慈禧太后的心病，终于扳倒了瞿鸿楼和岑春煊。

慈禧太后利用两派斗争，排斥汉族官僚，重用满洲贵族。

经过“丁未政潮”，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