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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的完善 -
我国于1993年10月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该法实行9年以来,对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21世纪中国的消费者保护,已经不再局限于作为对经济上弱者的消费者的特殊救济措施,而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起飞和持续发展的一项前提条件,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必要环节及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基本任务和基本原则。
ﻭﻭ我国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采用“一般法律模式”。
其优点在于:
“消费者保护”的观念通过一部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强调和昌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具体规定了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及其法定责任,其中某些规定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加以适用,并与其他单行法律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商标法、刑法等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相互衔接,可以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作用。
但此种立法体系的缺陷在于:
ﻪ
1.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不明ﻭﻪ
ﻪ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非对消费者保护之一般问题进行规定,而是在规定消费者政策的基础上,单独就经营者的某些法定义务进行规定,或者是对其他单行法律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规定予以再次强调即重复,或者是对其他单行法律有关规定之缺漏进行“补遗”,由此导致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调整对象及调整方法不甚明确。
ﻭ
2.消费者权利性质不明
ﻪﻭ目前,消费者保护涉及到的质量监督、卫生检疫、商标广告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散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的各个基本性质各异的法律或者单行法律,由此,消费者权利究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还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其性质便模糊不清。
因而必然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实践中,消费者遭受经营者侵害后投诉无门,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相互推诿现象的发生,根源便在于此)。
ﻭﻪ
3.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相互关系性质不明ﻭﻭ 作为一种实体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容易被认为是消费者保护法的实体性基本法,而这部法律并未对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相互关系作出说明,而是单纯地规定了消费者的某些权利和经营者的某些义务。
如此一来,消费者保护法便有可能被认为是“消费者的权利法”及“经营者的义务法”,而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商品交换关系)便被“虚化”了,其相互间的法律关系的本质(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便被“淡化”了。
因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消费者反而成为“强者”,经营者反而成为“弱者”。
有可能从观念上造成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强弱地位的“倒置”。
ﻭﻪﻭﻪ 笔者设想,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应当考虑采用系统化、一体化的立法模式,即以民法典所确定的基本准则为基础,以民法典所确定的基本制度(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等)为支撑,以民事单行法、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乃至刑事法律等作为辅助,制定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其基本性质为民事特别法,将全面、系统、成体系地对有关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法律准则作出全方位的规定,成为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法。
ﻪ笔者认为,此部法律的具体内容可由三部分构成:
ﻪﻭ1.消费者政策(法)
ﻪﻭ消费者政策(法)应规定中国消费者政策的基本要点和基本原则,同时规定消费者行为,确定消费者保护之立法、司法的基本准则。
此部分内容首先将借鉴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政策,对以下要点予以明确规定:
ﻭ
(1)中国消费者政策的目的: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ﻭ
(2)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ﻭﻪ
ﻪ(3)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依法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ﻭ(4)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ﻪ
ﻪ(5)国家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应当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ﻭﻪ
ﻪ(6)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
除此以外,消费者政策(法)将考虑中国进入WTO以后所面临的新局面,注重与国际消费者政策相接轨。
ﻭ2.消费者合同(法)
ﻪ
消费者合同(法)应在民法典之合同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单独对涉及消费者利益之特殊保护的基本准则和制度(即消费者合同的基本准则)作出具体规定。
其基本内容包括:
ﻭﻭﻪ
(1)关于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ﻭﻪ
(2)关于涉及消费者的免责条款的一般准则;ﻭﻪ
(3)关于涉及消费者的“暴利”行为之无效的法律规定;
ﻭﻪ(4)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并规定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应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
ﻭﻪ(5)规定消费者在某些合同订立之后享有的“反悔权”;ﻭﻪﻭﻪ (6)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之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条件和类型;
ﻪﻭ(7)规定经营者的违约责任和消费者的索赔权利;ﻭﻪ
ﻪ(8)规定消费者的合同解除权;
ﻪ
(9)分别对典型的消费者合同(尤其是医疗合同、旅游合同、住宅商品房预售合同及买卖合同、小区住宅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旅客运输合同以及其他通常以消费者为相对方提供的劳务或者服务的合同等)进行规定。
ﻭ
ﻪ3.消费者安全(法)
ﻭ消费者安全(法)将在民法典之侵权法以及现行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律的基础上,对涉及消费者人身和财产遭受经营者侵犯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包括:
ﻭ
(1)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侮辱、诽谤、搜身,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
ﻪﻭﻪ
(2)规定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既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即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
ﻪ(3)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
即经营者侵犯消费者财产或者人身权利时,在法定条件下,应当承担超出实际造成的损失额的赔偿责任;
ﻪﻭ(4)规定消费者的人格权,包括消费者的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ﻭﻪ
(5)规定消费者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包括规定经营者在侵犯消费者人格权时应当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ﻭﻭﻪ
消费者保护在竞争法立法目的中的体现
(一)以消费者保护为终极目标的竞争法
竞争法从诞生至今,其利益保护中心经历了两次历史变迁。
现代竞争法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判例法中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裁判。
当时将其作为民法典一般条款的新的侵权责任类型,即仿冒行为、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和其他滥用经济自由的行为,开始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但当时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并没有独立出来。
竞争法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以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为标志。
相应地这一阶段的竞争法主要是以反垄断法为主,同时,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强调契约自由是交易的完美形式,交易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是一种纯私法行为,因而,竞争法并不需要给消费者以特别的保护,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只着眼于竞争者个体利益的保护,是为保护诚实商人而设计的。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让西方国家重新对契约自由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反思,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使他们意识到,个体经济利益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矛盾必须协调,盲目地放纵私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最终将损害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安全。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理论的盛行使竞争法关注的重点开始集中在维护竞争和社会公共秩序方面。
当时的德国最高法院已经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应保护竞争对手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竞争规则和社会公共利益。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场波及世界的消费者运动蓬勃兴起,在消费者保护运动的推动下,竞争法日益强化其社会功能,越来越关注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保护消费者绝非一个附带的目的或者是间接的功能,而被视为同等重要
各国竞争法开始把保护消费者利益明确写进法律当中。
例如,德国196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增加了消费者团体诉权的规定,旨在加强法律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力度。
美国在早期的竞争法立法中并不把消费者保护作为立法目的,1938年修改后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规定,除了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外, 欺骗性的行为或做法也适用于该法,目的就是使该法适用于那些直接对消费者产生有害影响的商业行为。
近年来,尤其是由芝加哥学派为主导的批判派认为增进消费者福利是反托拉斯法独一无二的目的。
在仿效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了《商业行为法》,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保护消费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8年修订的《芬兰竞争法》第1条规定,在适用本法时,尤其应当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日本垄断禁止法》是关于禁止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规定:
通过禁止私人垄断 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国民经济民主、健康地发展。
韩国2001年修订的《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1条也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地、自由地竞争,发挥企业活动的创造性,保护消费者,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第1条将立法目的规定为 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确保公平竞争,促进经济之安定与繁荣。
在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草案审议前,曾考虑与当时已草拟完成的消费者保护法草案合并为一法,但因考虑到二法立法目的、规范内容及保护法益并不相同,不宜合并立法而作罢。
但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者保护法与公平交易法共通之立法目的:
强化消费者之交易地位,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竞争法立法目的变迁的同时,一些国家开始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对竞争法与消费者立法进行整合,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把保护消费者作为直接的和终极的目的,而非附带性的,消费者立法与竞争法有日渐融和、走向统一的趋向。
在国际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各国竞争法的发展相当迅速,其理论基础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现代竞争法已朝着一般性市场管理法方向发展,其管理对象为市场行为,旧式的竞争关系的立足点已被抛弃。
而且目前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实践也反映了这种转变。
例如,比利时从1971年开始,就着手用贸易实务法代替竞争法。
冰岛将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保护的内容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比利时、丹麦、德国、西班牙均可看到统一保护的例子。
澳大利亚1986年的《商业行为法》更是把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紧密联系起来。
瑞典还设立市场法院,专司市场法,将保障经济自由、商业伦理、消费者利益的问题统一处理。
以消费者保护为目的的市场立法,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也保护了市场竞争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随着消费者地位的不断攀升,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逐步广义化。
反不正当竞争法冲破传统的竞争关系的束缚,逐渐向市场管理法方向转变。
也正是由于这种转变使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可能丧失独立地位,竞争关系已不再是要考虑的唯一因素,在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击下,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已无关紧要,对于一些不是针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只要它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也必须禁止。
不管是国内立法还是国际立法,都是以是否违反诚实信用的市场规则作为评判不正当竞争的标准。
目前对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存在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反垄断法保护目的的大辩论,芝加哥学派是一元论的代表,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反垄断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利益。
美国反垄断法的祖先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唯一目标,才颁布了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的任务是维护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可以优化配置国民经济的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利益。
多元论认为,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取向朝着三个方面发展,即保护竞争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
立法者对这些多元化利益应当进行均衡和中和,对各种利益予以全面关照。
反垄断法的核心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而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则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
[8]我国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条将立法目的规定为:
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显然采纳了多元论的观点。
我们暂且不管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论,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但是竞争法与消费者保护的密切联系却是不容否认的。
竞争法理论认为,通过竞争机制,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垄断者凭借其市场优势,可能向市场提供比其实际可能生产的数量少得多的产品,相应地索要与其生产成本相比不合理的高价。
因此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保持在与市场竞争条件相适应的水平,目的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竞争法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主要是指消费者选择商品和自主交易的权利。
限制竞争实际上就是限制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利。
如果除垄断者的产品外,还存在消费者比较满意的替代品,有足够多的厂商相互竞争,不同品牌相互之间替代性强,消费者可以在很多有差异的竞争性产品中挑选。
消费者可能会选择替代品的行为对垄断者形成有力的制约,抵制滥用垄断势力。
所以, 竞争法中的任何规定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许多国家的竞争法执法机构同时又是消费者保护主管机构来看也能证明这一点,例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既主管不正当和欺诈性交易行为,又主管消费者保护事务;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将反对不公平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竞争法与消费者保护是 一币两面,作用互补,密不可分。
保护消费者已经成为竞争法首要的终极目标,一切市场行为的禁止和被允许都以最终是否对消费者有利作为判断标准,例如低价倾销行为,消费者会从中获利,但这种获利只是短期的获利,由于这种倾销行为的目的是排挤竞争对手、消灭竞争,从长远看对消费者不利,因此也被纳入竞争法禁止之列。
应该指明:
保护消费者最强大的力量是市场,保护消费者的关键在于建立竞争充分而有序的市场而不是独立于市场的管理。
保护消费者首要的就是保护好一个富有效率的竞争市场。
毫无疑问,竞争与消费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一个为了消费而生产,为了生产而消费的社会,竞争的核心是如何吸引消费者,赢得消费者也就赢得竞争,正因为如此,保护消费者,即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才能保护市场竞争,也才能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使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因此,将保护消费者作为竞争法的终极目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竞争法把消费者保护作为终极目标的理论基础
消费者并非竞争关系的当事者,但竞争法却将其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并且其地位仍在不断攀升,这其中有消费者运动的功劳,但更多的是因为竞争法突出保护消费者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
在竞争法立法之初,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同业竞争者的保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运动的兴起,立法者认识到消费者是转嫁竞争损失的终端,竞争行为表面上看是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但竞争对手的损害仍会通过各种途径最终落到消费者身上,竞争行为显现出外部性,而且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往往比竞争对手更大,受损害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财产损害,甚至会受到人身损害。
竞争立法如果仍坚持传统的观念,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置之不理,则会极大地挫伤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造成市场需求不足,反过来限制生产的发展,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
立法者只有将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引入竞争法,并不断加强保护力度,才能维护经济的稳定增长。
由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与经营者地位不对等,因而需要给经营者附加更多的义务来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竞争法正好体现了这一特征,以强制性手段来维护消费者利益,这其中包括对消费者的直接保护和对经营者附加义务,以此维护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考察,消费者利益甚至比竞争者利益更重要。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购买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保护消费者就是保护购买力。
由于消费者人数众多,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而如何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扩大内需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工作的中心。
消费者的购买力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在于防范风险,在关心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更注重经济的安全。
因此国家的利益必须与消费者的利益保持一致,为了一国的经济安全,相对于保护消费者这一终极目的而言, 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正如日本学者认为:
公正自由之竞争固然为独占禁止法之直接目的,不过这一直接目的又是独占禁止法终极目的之达成(消费者利益之确保)的手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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