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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遏制中国有四大策略分析
美国遏制中国有四大策略
2011-5-22
《大公报》24日发表施君玉文章,说美国遏制中国有四策。
美国的对华政策,从长远看,肯定是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为基本出发点。
遏制中国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既定方针,也是国际政治的规律性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牵动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其它大国的警觉,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而实施遏制是最本能的一种应对战略。
但是,如何遏制以与能否成功实施遏制,则取决于很多因素,绝不是美国所能左右的。
作为一种对外战略,遏制别国并不是“免费午餐”;作为遏制方的美国也要付出代价,消耗资源,而且最终不一定达到目的。
不同策略交替使用
正因为遏制中国需要付出代价,美国就不得不谨慎行事,更不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对华政策。
在以遏制为主的总体战略框架下,美国实际上还有着阶段性的政策目标。
从近年来的动向看,美国近期不会对中取全面遏制和封堵的政策。
但是,渐进式的遏制早已开始。
从总的战略看,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对策大致上可以从四个层次加以解析:
一是以政治为手段,分散中国的精力,拖延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如利用、人权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在中国部制造不稳定因素等;
二是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战略包围圈,对中国展开心理围堵,引诱中国走上军备竞赛的歧途,从而拖垮中国或拖延中国的发展;
三是利用经贸、汇率等经济问题对中国施压,以所谓的“国际规则”苛刻地规中国的行为,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四是作为最后万不得已的选择,对中国实施间接或直接的军事威胁。
虚实并用相机而行
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目前还处于密切关注、相机而行的阶段,没有最终明确将实施哪一种对策。
对美国而言,未来恐怕都会本着“相机而行”的精神应对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将采取不同的对策。
由于对华遏制充满风险,美国不会轻举妄动,而是注意不同对策的交替使用,如果使用的对策“过火”,不仅对美国代价太大,而且还达不到目的。
从近一个时期看,美取了虚实并用的方针。
所谓虚的一手,就是夸大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散布“中国威胁论”。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遏制中国制造舆论氛围,为今后的“制华行动”进行舆论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恶化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加大经济遏制力度
所谓实的一手,就是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实施“利益围堵”。
近来,美国在纺织品出口问题上日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态度日趋强硬和无理。
其实,纺织工业对美国并非举足轻重,但对中国却是解决就业的重点行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美国拿纺织品开刀,可谓抓住了中国的“软肋”。
人民币汇率是美国的另一个重点目标,美国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价,打击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可以预料,利用经贸问题遏制中国将是美国近期对华遏制政策的重点。
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战略的转变:
从“冷战”到“和平演变”
2003-07-09
斌
一、究竟是本性改变还是策略调整?
二、美英霸权主义的历史渊源
三、“从硬冷战”到“软热战”
一、究竟是本性改变还是策略调整?
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震惊和愤怒。
当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举行抗议活动时,心中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不解。
不少人从近二十年来西方对华态度的改善,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因此,这次轰炸使馆事件颇为出乎他们的意料。
美国炸弹和同胞鲜血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举国震惊之余,我们应重新思考近二十年来的世界变化,美英究竟是本性改变还是策略调整,认真反思中国的历史遭遇和前途命运,重新审视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潜在威胁。
回顾历史,我国一百年来曾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掠夺,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数百年从未改变过,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但是,西方列强从来不曾对中国发过善心,反而不断发动战争进行侵略掠夺,一百年来强加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走了无数的财富和资源。
据统计,1800年至1911年,中国直接在鸦片贸易中损失的财富,高达二十五亿四千五百万两。
从中英条约的鸦片战争赔款,到后来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赔款,仅仅五项主要条约赔款,连本带息共计十六多亿两。
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二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数年的国民收入。
这些战争赔款远超过了清朝的财政收入,被迫向外国高息借贷来偿还,并且将海关和财政的征税权抵押给外国。
中国虽然曾是富甲天下的文明古国,由于缺乏自我保护的尖牙利齿,转眼间变成了西方列强群狼争食的一头肥羊。
[1]
那么,为何近二十年来西方对华态度会有较大改善呢?
有些人认为,是股份公司已扬弃了资本的私有属性,私有家族企业已演化为社会公众所有的企业。
实际上,公司制、股份制已拥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十四、五世纪已经诞生了其雏形,无论是荷兰、英国或丹麦的东印度公司,都曾经向社会广泛募集股份,实现了产权多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仅仅促进了私人资本贪欲的膨胀,大大加快了对外侵略掠夺的步伐,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大股份公司,正是对华发动罪恶鸦片战争的幕后元凶。
近二十年来,西方邀请了我国大批官员学者进行访问,许多人深为西方国家的慷慨友好所感动,也非常羡慕崇拜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有些人认为这表明西方列强已弃恶从善,心对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早已既往不咎,有些人甚至还后悔中国不该进行革命反抗斗争,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也深为动摇。
殊不知,西方国家的慷慨大方举动,并不表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对华态度的积极改善,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自我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功,来自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迫使西方无力推行昔日侵略掠夺政策,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中国的封锁禁运,转而采取新的“缓和”国际战略对付中国。
美国放弃遏制中国转向改善双边关系,并非是为了帮助我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因为,美国心头大忌恰恰是中国的强大和崛起。
正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美作为盟友浴血奋战之时,美国谋划的战后远东战略格局,早已将中国列为重点遏制对象。
二战后,美国趁其它西方列强衰落之机,大举进军中国企图独占市场,一方面向介石提供军火大打战,一方面逼迫签订卖国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向中国大肆倾销过剩商品占领市场,逼得中国民族资本家纷纷破产倒闭。
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如此无情,今天为何要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
事实上,正当中国积极援越反美之时,美国主动接近中国改善关系,是因为冷战封锁遏制政策已遭到了失败,变一种软的办法继续牵制并伺机搞垮中国。
从西方的国际缓和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朝鲜、越南两度交手遭到惨败之后,美国深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好对付。
英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地缘政治经验,曾成功玩弄手腕延长全球帝国统治,向美国积极传授了摆脱困境的经验,美国人采取了迂迴的谋略之术,将“冷战”战略改为了“缓和”战略,但是,美国“缓和”战略既不意味着“和平”,也不意味着放弃军事威胁的手段,而只是缓和一下“冷战”的紧气氛,向昔日的战略对手施加小利令其放松警惕,为运用新型“软战争”谋略创造条件。
由此可见,美国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既不是“韬光养晦”,也不是“弃恶从善”,而是更富有威胁性的攻其不备谋略。
当美国在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暂时放弃了赤裸裸的侵略扩政策,转而开发一系列新的“软战争”利器,涉与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施展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手腕,以谋求重新建立美国支配世界的霸权。
二、美英霸权主义的历史渊源
今日美英谋求世界霸权的所作所为,可以追溯到其历史的渊源。
美英两国同属安格鲁-撒克逊文化,其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自由,甚至不惜损害集体、社会和别国的利益,具有强烈的趋利性、攻击性色彩。
英国历史上曾建立了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殖民统治围遍与全世界的所有角落,号称“日不落帝国”。
英国将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文化,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军事机器相结合,以气吞山河之势向全球不断扩。
英国为了掠夺资源财富和获取超额利润,善于研究、总结谋求全球霸权的战略规律,巧妙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谋略,以配合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扩政策。
1890年美国军事战略家、历史学家马汉,在《海洋控制权对历史演进的影响》的名著中,指出英国人精明地控制了全球大部分航海咽喉要道,通过航道控制了世界商业贸易往来,非常有利于自身扩和遏制竞争对手。
英国还特别警惕新兴西方列强崛起的威胁,采取各种巧妙方式遏制其工业化进程,如大肆宣扬“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潮流,以诱惑世界各国向英国资本家敞开大门,将别国的民族工业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美、法、德等国都曾一度受骗上当,因耽误工业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改而奉行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才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随着美、德、法、日等西方列强群雄崛起,英国不甘心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趋势,又巧妙地施展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之术,成功地将其全球霸权延长了近一个世纪。
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纳粹的独裁,但很少有人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都同英国遏制德国的战略有很大关系,凡尔塞条约的苛刻战争赔款,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希特勒崇尚的“生存空间”理论,也不过是步大英帝国殖民扩的后尘,推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今日人们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日本右翼政客则诡辩当年效仿了西方文明潮流,为无人谴责大英帝国的榜样而愤愤不平。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独立的浪潮风起云涌,英国再次施展战略诡计,在中东、南亚、非洲等许多地区,种下民族、领土的矛盾冲突的火种,令昔日遭受英国掠夺的民族自相残杀,巧妙地令其忘却了对英国的仇恨,英国趁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身利益。
美国独立战争之初,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府,具有较强的反英意识和进步性,甚至提出了反对殖义的革命口号。
但是,随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对外扩的能力和贪欲也日益增强,私有产权无休止追求财富利润的本能,促使美国垄断资本也开始效仿大英帝国的榜样,探求扩大势力围和谋求霸权之道。
十九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土地已基本上开发完毕,国市场难以容纳过剩的工业产品,垄断资本鼓吹对外扩的呼声也甚嚣尘上。
美国军事战略家马汉,主效仿英国建立海上霸权的精明战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殖民掠夺竞争,并且深深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美国垄断资本早已垂涎亚洲太平洋地区,1866年起曾三次入侵朝鲜,强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来相继吞并夏威夷和菲律宾,作为向亚洲进一步扩的海上基地。
美国还打出“泛美主义”的旗号,大肆向拉丁美洲扩大势力围,排挤其它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积极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要求与其它西方列强“利益均沾”。
美国作为瓜分世界宴席的后来者,所控制的势力围不与其他西方列强,野心勃勃的美国一直耿耿于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实行战争动员经济,一举摆脱了历时十多年的大萧条困扰,三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00%,拥有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二战后,其它西方列强因战争消耗陷入衰落,美国国土未遭战火侵扰大发战争横财,成为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天赐良机。
抗战炮火未熄之前,美国就拟定了重点遏制盟友中国的战略方针,将其视为向亚洲扩的重大战略威胁。
二战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就迫不与待地大举进军中国,野心勃勃地企图独吞中国市场,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人在华经商投资赋予“国民待遇”,在美国大量生产过剩产品的倾销之下,中国民族私营工业企业苦不堪言,当年津、平、沪就有60%的私营企业纷纷倒闭。
但是,美国万万没有料到好梦难圆,其发动的独占中国的经济军事攻势,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反抗斗志,大大加快了家王朝灭亡的步伐,精良的美式武器装备也成了殉葬品。
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的“实力均衡理论”,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非美国莫属,因为,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但是,前联以与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鼓舞了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使赤裸裸的旧殖义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不仅无法效仿英国重登世界霸主的宝座,还必须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威胁。
美、英再次成为忠实的国际盟友,美国需要英国统治世界的智慧,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英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家,帮助美国策划了“冷战”战略,美、英构成了西方自由世界阵营的核心,长期对前联、中国实行封锁遏制。
冷战时期,美、英的国际政治战略家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南。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光耀所说,倘若没有“冷战”压力,西方不会宽容新兴工业国的成长。
美国对于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采取了隐蔽的新殖义做法,但对于与其有重大经济利害的国家,则毫不容忍出现民族主义的倾向,动辄策划右翼军事政变进行野蛮镇压。
三、从“硬冷战”到“软热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前联是“冷战”的失败者,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美国是“冷战”的失败者,前联才是“冷战”的胜利者。
美国并未赢得“硬冷战”的胜利,但是,后来精心策划了“缓和”战略,出其不意发动了“软热战”,却反而攻其不备大获全胜。
美国的上述国际战略转变,是从越南战争失败开始的。
法国殖义者因奠边府战败,被迫仓皇从越南撤退之后,美国迅速插手扩大势力围,开始卷入了越南的冲突。
美国的党前总统肯尼迪,倾向社会改良违反垄断资本意志,他曾对记者说打算将军队撤出越南,据认为这是他遭到暗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美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来说,发动一场越南战争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加强封锁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又能通过扩大军火生产大发横财。
但是,美国没有料到在越南战场上遭到了惨败,越南军队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之下,六十年代后期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后来美军有十多万人在地区被包围,随时面临着丢脸的全军覆灭危险。
正是考虑到越战的失败,以与牵制前联崛起的需要,就在中国反美态度最强硬的时期,尼克松亲自前来拜访主席,弥补当年杜勒斯拒绝周恩来的傲慢失礼。
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没有想到却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引起了国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庞大军费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国际上,除了英国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美国,众多亚非拉国家甚至西欧的盟国,都强烈地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越南战争。
美国感到自己从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骤然陷入了外交困的窘迫境地,已无力以西方领袖自居支配世界战略格局。
六十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
但是,七十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在英国经验丰富的谋略家的下,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
尽管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冷战遏制,但是,未能阻止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和综合国力提高。
二战后初期,美国曾对前联拥有绝对的核武器优势,工业产值相当于前联的三倍之多。
尽管前联曾遭受纳粹蹂躏战争创伤巨大,美国本土未受战火波与反而大发战争横财,但是,前联凭借着计划经济特有的动员优势,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奋起追赶美国,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比美国快2.5倍,工业产值从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上升到80年相当于美国的80%,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品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唯一超级大国,无论是核潜艇、导弹或先进的飞机坦克,前联拥有的数量不仅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足以抗衡全部西方盟国的军事机器。
前联的某些高科技武器研制甚至领先美国,如曾先于美国试验成功摧毁敌方卫星的太空武器等。
由此可见,美国推行的“冷战”并未搞垮前联,反而促使前联建立了强大工业军事实力,倘若没有美国攻心战和戈尔巴乔夫失误,前联是不会骤然陷入全面瓦解的。
七十年代,前联在欧洲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是迫使美国从东南亚仓促撤退,甚至接近强硬反美的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长期封锁禁运也失败了。
尽管旧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封锁禁运不利于发展对外经济联系。
但是,新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短短二十多年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已成功地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民用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从汽车、飞机和各种工业机器设备,到核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均能自行制造,倘若美国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冷战遏制政策,根本无法阻止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还可能付出比越南战场上更为惨痛的代价。
冷战期间,美国忙于集中精力对付前联,对日本和西欧采取了宽容的扶植政策,但是,二十年间这些国家的实力不断崛起,美国开始担心自身国力的相对衰落。
五、六十年代,美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下降了十一个百分点,而日本所占的比重却翻了三倍之多,西德所占的比重也增加了50%。
法国戴高乐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不愿总是围绕美国的指挥棒打转,退出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
越南战争爆发后,大多数西欧国家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美国尚无法在外交上协调北约的成员国,更不要说指挥北约各国参与侵略战争了。
五、六十年代,西方迫于冷战压力进行的社会改良,如推行政府干预政策和国有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工会和运动,也威胁到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
令美国特别担心的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改革旧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
尽管以前也出现过西方列强争霸的多极世界,但掠夺财富的竞争只加剧了亚非拉人民的痛苦,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对峙的两极局面,不仅使绵延不断的热战“冷”了下来,而且还形成了围绕社会道义的世界竞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独立发展民经济的权利。
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国家纷纷推行国有化运动,将某些矿产资源和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民族工业的发展比殖民地时期快得多。
在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峙之下,世界出现了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多极化,南北斗争和不结盟运动蓬勃发展,南方国家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改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关贸总协定增加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条款,还要求西方国家补偿殖民地时期的掠夺损失,提供官方无偿援助扶植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等等。
第三世界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统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的统治阶层惊慌地发现,在亚洲封锁遏制中国的企图已经失败,越南战争上面临着丢脸的失败危险,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在欧洲前联的军事崛起咄咄逼人,核武器和常规军备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羽翼日丰后不愿听从美国指挥,第三世界公然反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直接威胁到美国垄断资本的长远经济利益。
这种外交困的形势下,美国政府的一批高级国际战略谋士,纷纷为美国的国际战略转变出谋划策。
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是这批国际战略谋 士的杰出代表。
基辛格博士精通国际关系的演变和谋略,特别同英国上层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
英国曾统治其全球帝国长数个世纪,具有丰富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经验,敏锐地察觉到世界潮流变化的潜在威胁,积极向美国传授软硬兼施、分化瓦解之术,以求延长和重建美英阵营的全球霸权。
六十年代末,基辛格推动美国国际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英国的国际战略智囊机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辛格曾回忆道,“1969至1977年间,我作为美国政府的特殊代表,曾使英国外交部比美国国务院更充分了解情,从而使英国的智谋更紧密地融入美国的对外政策中”。
[2]
美英两国的国际战略家们认为,多极化趋势不利于世界的稳定,因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会改变实力均衡,必然威胁和挑战现有的霸权秩序,但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已经相对衰落,维护霸权力不从心必须采取新战略,应从针对前联、中国的强硬冷战遏制战略,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缓和”战略,局部放弃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培育依赖性,从精神上涣散社会主义国家的斗志,再利用依赖性作为攻击、制裁的手段,施展“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软硬兼施地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美英国际战略家还认为,美国不应坐视西欧、日本等国家的强大,应采取措施削弱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应警惕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实现工业化,必然大大增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同美国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与早阻止上述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 衡变化趋势。
[3]
美国在国际政策战略转变后采取的新政策武器,涉与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经济方面包括以贸易、贷款、投资的为诱饵,培育依赖性而后作为谈判筹码或攻击手段,形成支配世界各国的复杂政策武器网络;操纵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政策,诱迫各国敞开大门以控制其经济命脉,提供贷款时强加精心设计的附带条件,诱迫各国为贪图小利推行自杀性经济政策;政治方面包括将意识形态和经济贸易挂钩,以“人权”为借口向前联等国施加压力,以动摇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胁迫许多国家在条件不成熟时推行“改革”,蓄意制造乱、分裂以渔人得利;意识形态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垄断资本对各种大众媒介的控制,利用殖民时代遗留的英语通用优势,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攻击威胁垄断资本利益的社会改良思潮,以美国的摇滚乐、唱片、好莱坞电影为利器,潜遗默化地破坏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瓦解其维护民族 利益的社会集体价值观,等等。
美英的统治阶层特别崇尚“实力政策”,他们认为“实力”涉与的围非常广泛,包括任何能影响别国以扩大本国利益的手段,各国为了追求本国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运用一切领域中的任何实力筹码,不受道德规或国际法律的制约,唯一标准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
当美英两国拥有军事实力的压倒优势时,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倚强凌弱地屠杀弱小国家的人民,一旦对手拥有了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时,他们也会审时度势地改变策略、玩弄手腕,巧妙地将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改造成操纵别国以谋求私利的战略工具,还毫不脸红地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曾经遭受自己侵略、掠夺的国家,似乎完全遗忘了自己践踏人权的历史。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中国人往往很难理解西方国际政策的攻击性。
历史上,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治国之道,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家的老子也倡导“天下为公”,提出了朴素的“天下”思想。
相比之下,美英两国的安格鲁-撒克逊文化,则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强调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谴责对个人谋私的社会约束。
精通权谋之道的英国统治阶层,还刻意为其政策披上天使外衣,东印度公司曾资助亚当·斯密,创立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论证了个人享有谋私的最大自由,即使个人追求的私利是卑鄙的,也会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发实现最大的社会利益。
倘若说亚当·斯密理论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美英统治阶层崇尚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则将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理论,斥责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空想,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手段或实力筹码,谋求扩大势力围甚至追求世界霸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其行为准则,乃是“霸权至上,取财无道,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纵观历史,1405-1433年间,明朝皇帝朱棣曾派遣和七下西洋,航程遍与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
第一次航行中,和的船队拥有300艘大船,最大的船长度为400英尺,水手和兵士多达2.8万名。
和的船队之庞大,拥有航海技术之先进,甚至此后的数百年中也无人可与。
1492年,哥伦布进行首次航行时,仅拥有3艘船和90名水手,最大的船也仅长85英尺。
毫无疑问,中国曾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海洋强国,但是,中国并未像西方那样倚强凌弱,利用自己的海洋军事实力进行侵略,从事殖民扩或掠夺别国的财富。
近年来,美国右翼大肆宣扬中国崛起的威胁论,试图挑拨中国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反驳道,中国人若是真想扩和威胁别人,和下西洋时早就可以这样作了,但是,和所作的是礼尚往来和友好贸易,历史证明大肆扩的是西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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